提要作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股重要思潮，建構主義強調科學或技術都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固然有助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或技術，但它過份考慮社會因素的影響，不免帶有反科學、反技術的色彩。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xiàn)代主義的產生體現(xiàn)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xiàn)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huán)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yè)化國家已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時期，在后現(xiàn)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tài)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馬克思主義及現(xiàn)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jù)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jù)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jīng)Q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fā)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提要作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股重要思潮，建構主義強調科學或技術都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固然有助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或技術，但它過份考慮社會因素的影響，不免帶有反科學、反技術的色彩。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xiàn)代主義的產生體現(xiàn)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xiàn)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huán)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yè)化國家已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時期，在后現(xiàn)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tài)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馬克思主義及現(xiàn)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jù)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jù)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jīng)Q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fā)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提要作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股重要思潮，建構主義強調科學或技術都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固然有助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或技術，但它過份考慮社會因素的影響，不免帶有反科學、反技術的色彩。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xiàn)代主義的產生體現(xiàn)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xiàn)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huán)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yè)化國家已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時期，在后現(xiàn)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tài)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馬克思主義及現(xiàn)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jù)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jù)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jīng)Q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fā)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關鍵詞】散曲;散曲學;20世紀;新世紀;危機;對策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fā)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fā)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xiàn)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tǒng)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fā)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tǒng)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xiàn)，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jié)，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總之，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fā)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jīng)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xiàn)，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fā)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lián)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yǎng)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xiàn)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從其創(chuàng)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shù)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chuàng)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xiàn)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tài)。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jīng)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lián)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fā)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jīng)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fā)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fā)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fā)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fā)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chuàng)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jīng)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guī)范結構》和《科學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fā)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tǒng)，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xiàn)，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xiàn)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shù)摹爸髁x”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xù)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jīng)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lián)的社會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fā)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chuàng)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fā)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fā)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fā)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lián)。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xù)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fā)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摘要]文章探討了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現(xiàn)狀，并且對其今后的研究發(fā)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從而就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應。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xiàn)狀；發(fā)展方向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xiàn)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從其創(chuàng)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shù)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chuàng)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xiàn)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tài)。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jīng)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lián)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fā)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jīng)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fā)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fā)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fā)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fā)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chuàng)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jīng)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guī)范結構》和《科學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fā)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tǒng)，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xiàn)，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xiàn)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shù)摹爸髁x”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xù)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jīng)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lián)的社會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fā)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chuàng)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fā)展方向。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fā)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fā)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xiàn)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tǒng)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fā)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tǒng)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xiàn)，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jié)，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總之，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fā)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jīng)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xiàn)，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fā)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lián)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yǎng)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間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擾太多太大，大陸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氣，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績。在50年代，隋樹森先生先后對《陽春白雪》、《樂府新聲》、《太平樂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選集進行了精細校訂，并在此基礎上廣搜博覽，最后編成《全元散曲》，總輯一代文獻。在作家考訂方面，孫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譚正璧的《元曲六大家傳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階段，港臺方面的實績要超過大陸，特別是在曲譜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羅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譜》、羅錦堂的《北曲小令譜》、《南曲小令譜》、汪經(jīng)昌的《南北曲小令譜》、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鄭賽的《北曲套式匯錄詳解》、《北曲新譜》等，都是較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創(chuàng)作、藝術形式和發(fā)展歷史等研究方面，有羅錦堂(中國散曲史》、鄭賽《從詩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與研究》、王忠林《元曲論叢》等專著，另如鄭賽《景午叢編》、羅錦堂《錦堂論曲》等論著中也收人了他們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在人類文學活動的歷史發(fā)展中，有兩個輪子起著推動的作用，這兩個輪子就是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與理論。這是知和行、理論與實踐并肩前行的兩個輪子，它們互為依存，相生相克，共同發(fā)展，不可或缺。然而在潮汕文學發(fā)展的千年歷史程途中，我們卻往往只見獨輪車，少見雙輪車。其景觀猶如年少時在潮州城外崎嶇小路上見到的“雞公車”（一種獨輪車）一樣，蹣跚而行，嘰嘰呀呀，難以平衡。這既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學生態(tài)的基本“特色”，更是潮汕文學景觀固有的“特色”。建國之后的潮汕文學，此種現(xiàn)象有所改觀，開始有了文學批評的嘗試。吳穎1955年發(fā)表于《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關于李煜詞評價的幾個問題》和同年發(fā)表于《文藝月刊》的《評胡風反現(xiàn)實主義的文藝理論》就是這種嘗試的代表之作。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學，這種獨輪車現(xiàn)象得到了較為全面的改觀，有較多的作家參與文學批評，也有一些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文學理論研究也有所開展。但文學理論研究的開展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還是仰仗于潮汕地區(qū)幾所高校專家學者們的努力，這里不列入評述的范圍。本文主要考察和評價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潮汕文學批評的成果，總結經(jīng)驗，以利于潮汕文學批評的發(fā)展。以下分兩個層面論述。

一、文學批評與爭鳴

所謂文學批評，指的是批評家“根據(jù)一定的哲學思想、社會理想、政治觀點、道德觀點和文藝觀點對各種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分析和評價的科學……文學批評以文學欣賞為基礎，同時又是文學欣賞的深化與提高。文學批評以一定的文學理論為指導，同時文學批評中對于文學現(xiàn)象所得出的規(guī)律性認識又常常上升為文學理論”[1]。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中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一種具體體現(xiàn)。建國以來的潮汕文壇，文學批評與爭鳴比較活躍，建國初期在黨的領導下，有過一些較有影響的批評與與爭鳴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潮汕文壇的文學批評也比較活躍，尤其是汕頭市作協(xié)在1995年成立了文學研究室以來，更有了一些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潮汕文壇歷史以來文學發(fā)展的獨輪車現(xiàn)象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綜觀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壇，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表現(xiàn)為兩個層面，其一是零星的鑒賞性批評，主要是個人行為。多為私下邀請，贊頌性評點，除一些作家結集成書之外，多零星刊發(fā)于本地各種報刊，一般不列入我們的考察范疇。其二是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和爭鳴性的批評，它有相關的報刊作為載體，以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為主，也有自發(fā)的爭鳴性批評。主要有：1.1954年，農民詩人李昌松的詩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藝界召開座談會，對《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進行了研討。2.1954年，《工農兵》雜志開辟了“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欄目，發(fā)表了李心一的爭鳴文章《必須改變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領導》，對當時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教條主義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評。3.1957-1958年，所謂反右斗爭期間，《工農兵》雜志刊發(fā)反右文章，公開點名批判蔡燁、丹木、沈吟、張華云、陳健、吳穎、劉慶英、謝海若、王奔騰、方乃釗，以及饒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張道濟和普寧的杜綠波等潮汕地區(qū)的知名文藝工作者[2]597-598。雖然此舉不完全屬于文學批評范疇，但由于《工農兵》充當?shù)氖钦芜\動的工具，批判的對象又主要是比較知名的文學作者和作家，對文學批評的開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惡劣影響，因此，我們也將之列入潮汕文壇的文學批評范疇。4.1984年汕頭市青年文學學會成立，出版會刊《青年文訊》，從1984年的第一期開始，便辟有“文學評論”的專欄，除了對青年作者的作品進行批評之外，也著意刊發(fā)爭鳴文章，如總第八期對李彥山散文《云》的“朦朧性”的爭鳴。5.1986年《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4期刊發(fā)了汕頭市青年作家鐘海帆的《潮汕文學創(chuàng)作落后現(xiàn)狀的檢討和反思》一文之后，引發(fā)了潮汕文壇關于潮汕文學現(xiàn)狀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關于“吾潮文學”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歷時近四年，參與者有《汕頭特區(qū)報》、《文化走廊》、《汕頭日報》、《潮聲》雜志，討論的范疇涉及潮汕文學乃至潮汕文壇的方方面面，對潮汕文學的落后現(xiàn)狀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討不可謂不深不廣。具體如下：1989年3月《汕頭特區(qū)報》的副刊《龍泉》開辟了“吾潮文學”專欄，意在引發(fā)大家對潮汕文學創(chuàng)作落后現(xiàn)狀的爭鳴，6月28日刊發(fā)吳穎《承認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隨后汕頭市群眾文化藝術館主辦的《文化走廊》為之呼應，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發(fā)了陳放的《潮汕文學亂彈》、11月的第50期刊發(fā)了吳穎的《當代文學“向內轉”漫議》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發(fā)了黃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學創(chuàng)作》等文章。《汕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也刊發(fā)了魯牛（王治功）的《關于潮汕地區(qū)文學現(xiàn)狀的評估標準及其他》一文參與討論。1992年初，《汕頭日報》開辟了“我看潮汕文壇”的欄目，力圖對“吾潮文學”進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討。先后于2月3日刊發(fā)了李衍平的《給文壇注入創(chuàng)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發(fā)了黃景忠的《對創(chuàng)作現(xiàn)狀的反思》等文章。《潮聲》雜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發(fā)了潮州市陳耿之和《潮州日報》記者張松的對話錄《我看潮汕文學》。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頭特區(qū)報》又先后刊發(fā)了吳奕錡、翁奕波的《多一點“危機意識”》、翁奕波、吳奕錡的《關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吳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護》、翁奕波、吳奕錡的《從記者、編輯與作家談起》和翁奕波、吳奕錡的《一種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圖進一步把“關于潮汕文壇現(xiàn)狀的思考”引向更深層次的思考。7.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1993年1月1日，《汕頭電視周報》開辟了“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專欄，先后刊發(fā)了公羽的《“不滿于現(xiàn)狀”與超前意識》（1月1日）、魯澄南的《參與“崛起”的對話》（1月15日）、吳二持的《作家主體精神與文壇的崛起》（1月29日）、楊友愛的《不可忽略“憂患意識”》（2月12日）、魯澄南的《充分張揚文學主體——與吳二持先生對話》（2月26日）、吳二持的《離開文學的“生產過程”，如何張揚文學主體——魯澄南先生“對話”的對話》（3月19日）和公羽《呼喚真誠平等的學術爭鳴》（4月16日）等文章，這次爭鳴是潮汕文壇60年來首次真正意義的文學對話。8.關于《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2004年2月《汕頭作家》（總第51期）轉載了王少輝在廣東省作協(xié)主辦的《新世紀文壇》2003年11月發(fā)表的《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引發(fā)了鄭明標、林牧、肖濤聲、許因才、公羽、彭妙艷、鄭白濤、陳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頭作家》從總第51期開始，先后刊發(fā)了鄭明標的《喜聽“爭鳴吧”的警鐘》（總第51期）、林牧的《謳歌農業(yè)文明有何不可》（總第52期）、肖濤聲的《批評重要，而建設更重要——〈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讀后》（總第52期）、許因才的《傳承與揚棄——對〈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薦一言》（總第53期）、公羽的《汕頭文學“逃入農業(yè)文明”了嗎——與王少輝先生商榷》（總第54期）、揭陽作家協(xié)會彭妙艷的《無妨多一點寬容——參加〈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總第54期）、鄭白濤的《潮汕人與潮人文學——兼談〈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總第54期）以及潮州韓山師范學院陳培浩的《關于潮汕文學的一點胡言亂語》（總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頭作家協(xié)會自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以來，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學研究室以來，組織過一系列的潮汕文學研討會。有作家作品的研討會，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頭市文聯(lián)、作協(xié)、《潮聲》雜志、澄海市文聯(lián)聯(lián)合舉辦的陳躍子作品研討會；1999年7月3日汕頭市文聯(lián)、作協(xié)、潮陽市文聯(lián)作協(xié)共同舉辦的蔡金才、陳致和文學作品研討會等；也有專題的文學研討會，主要專題文學研討會有：1992年21月6日汕頭市作家協(xié)會舉辦的青年現(xiàn)代詩研討會。1993年11月28日汕頭市作家協(xié)會舉辦的中年新詩創(chuàng)作研討會。1994年10月15日汕頭市作家協(xié)會舉辦的散文創(chuàng)作研討會。1997年5月1日汕頭市作家協(xié)會舉辦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討會，等。

綜觀建國以來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壇有明確主題的文學批評活動，其特點如下：其一，以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為主，自發(fā)的爭鳴性批評為輔。從以上列舉的潮汕文學批評實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義的自發(fā)的爭鳴性批評只有1993年借助《汕頭電視周報》展開的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一次。盡管這一次爭鳴在總體上觀點是一致的，爭論的主要是一些枝節(jié)上的問題，但畢竟是一次有正反兩方通過幾輪辯論的文學爭鳴，其意義在潮汕文壇自然是非同凡響。至于2004年關于《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貌似自發(fā)，其實后來與王少輝商榷的文章，還大多是有隱形推手在推動著的，其爭鳴也呈一邊倒的態(tài)勢，并沒引起真正的爭鳴。盡管如此，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還是推動了文學理論的深入研究，也推動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和進步，如果沒有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潮汕文壇就如十年一樣，一潭死水，死氣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學的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是功不可沒的。其二，自發(fā)的爭鳴性批評難以在潮汕文壇掀起波瀾。從上列潮汕文壇60年來的文學批評與爭鳴實例可見，在潮汕文壇是難以掀起真正的文學爭鳴活動的。客觀地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fā)展，潮汕地區(qū)的各階層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學現(xiàn)狀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緊迫感。因而，無論是誰組織發(fā)起的討論，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討，都想看到針鋒相對的爭鳴，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頭大學教師吳奕錡、翁奕波在《汕頭特區(qū)報》發(fā)表了《多一點“危機意識”》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關于潮汕文壇現(xiàn)狀的進一步爭論。沒想到發(fā)表以后卻如泥牛入海，一點波瀾都不起。兩位無法可施，只好商量著繼續(xù)炮制文章，結果連發(fā)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爭鳴，只好作罷。上列所有的文學批評實例，幾乎都成了大家圍繞一個主題，然后各說各話，即使有些另類，如關于《逃入農業(yè)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也只能落入一邊倒的結局。頗為難得的有點爭鳴意味的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其實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參與爭鳴的魯澄南后來在遇見始作俑者公羽時說，當時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筆名，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可以想見，在潮汕文壇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學爭鳴，談何容易！為什么在潮汕文壇難得有真正的文學爭鳴？這個問題恐怕要留待文化學者從潮汕人的俗語“大海雖闊，船頭有時也會相碰”的文化內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國內文學界的熱門話題和各種先鋒思潮難以進入潮汕文學批評與爭鳴的視野。從上列潮汕文壇，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潮汕文壇歷次的文學批評與爭鳴的事實可以看出，國內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界曾經(jīng)引發(fā)熱烈爭鳴的各種文學思潮，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發(fā)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人的文學、尋根文學以及各種現(xiàn)代派文學思潮等，似乎并沒有進入潮汕文壇文學探索文學爭鳴的視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朧詩、朦朧散文似乎還引起一些關注，《青年文訊》總第八期對李彥山散文《云》“朦朧性”的爭鳴，就是一個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沒能引發(fā)熱烈的探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歷時四年斷斷續(xù)續(xù)的關于潮汕文學落后現(xiàn)狀的討論，本來應該關注到這些內容，但也還是擦肩而過。翁奕波、吳奕錡的《關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對“突圍”的重視與思考，卻至今仍被一些文壇權威人士定性為“偽命題”[2]612。可見，潮汕文學批評與爭鳴破繭難，各種先鋒思潮的輸入自然也就難上加難。盡管我們不難見到潮汕的某些評論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詞：先鋒派、意識流、黑色幽默、達達主義等等，等等。毋庸贅言，潮汕文學自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批評與爭鳴的活動還是開展得有聲有色的，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更是發(fā)展到一個高潮。探討了一些潮汕文學的現(xiàn)實問題，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識，更重要的是開了一種風氣，改變了潮汕文壇長期以來缺乏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的“獨輪車”現(xiàn)象，其歷史功績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學的批評與爭鳴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還有待我們去思考，去改進，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學批評作品

一、創(chuàng)一個時代：史學建構與傳道育人

中國電影已走過百年歷程，歷經(jīng)滄桑，在發(fā)展的道路上時而突飛猛進，時而步履蹣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記載著華夏大地炎黃子孫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興變，折射出時代的悲歡和歷史演進的軌跡。從我國拍攝的第一部影片《定軍山》起，到今天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的大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史學家們可謂鞠躬盡瘁，他們一邊冷靜客觀地書寫著中國電影百年巨變，一邊又為其扼腕嘆息或激動不已。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躍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中國電影史學家，對中國電影事業(yè)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巨大貢獻，他撰寫了大量歷史、理論文章及專著，其中《中國電影發(fā)展史》《影心探賾》《影史榷略》《中國電影史》等均成為中國電影史研究的必讀書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論結合”的電影史書寫方法與他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影響了幾代人。他對中國電影史始終懷有溫情，將中國電影的發(fā)展放在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去看待，對歷史作出了較為公正的評價。作為《中國電影發(fā)展史》的作者之一，這部“官修”史曾經(jīng)成為李少白人生的“污點”，在“”期間被指摘為“毒草”，但正是這樣的“污點”成就了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國電影發(fā)展史》也成為中國電影史研究繞不過去的學術基點。同時，李少白還是《中國電影藝術史》寫作的策劃者和實施者，盡管這本歷史巨著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問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勵了無數(shù)后來的電影史研究者為著這一目標而奮斗。它的流產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卻開啟了后世電影史研究的康莊大道。李少白同時又是一個電影理論家。20世紀80年代，西方電影理論大量進入中國，他積極參與了關于中國電影理論和電影美學的討論，并發(fā)表了許多有分量的學術文章，比如《歷史地看待電影的多元屬性》《電影民族化再認識》《論電影藝術形式》《電影本性縱橫談》等。他從電影的本性、藝術性、美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歷史與現(xiàn)代性等多個方面論及電影理論建構過程中所涉及的許多重要問題。李少白不但是中國電影史學專家、電影理論專家，也是一個教育家，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電影學學科，培養(yǎng)了大批電影研究人員，為電影學人才培養(yǎng)構建了系統(tǒng)完整的學科體系。他也是我國第一批申報電影學碩士和博士培養(yǎng)的專家，并培養(yǎng)了一大批學者，如丁亞平、陸弘石、鐘大豐、王漢川、鮑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趙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這些專家學者如今已經(jīng)成為中國電影史學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帶頭人。《電影史學的維度——李少白學識與人格研究》一書收錄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學觀念、電影理論和教育理念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多為當前在中國電影行業(yè)從事電影學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學者專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酈蘇元、陸弘石、陳墨、丁亞平、李道新等，他們或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學生后輩，對他的學術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著深刻的認識和見解，在生活中也與他有著深厚的情誼。他們試圖通過本書向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學家，還力圖透過歷史的表象，對李少白的學術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個全景式的深入介紹和探索。以便讀者對這位曾為中國電影史和電影理論的發(fā)展作過巨大貢獻的學者，能夠從本質上產生較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詩人之氣與歷史之魂

《電影史學的維度——李少白學識與人格研究》一書收錄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選、詩選49篇，這是他非常珍愛的文字。詩言志，歌詠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將自己的人生感悟、心靈軌跡寫進詩里，也透出幾許對生活的無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時候，他像一個站在古崖上的詩人，衣袂飄然，懷著幾分時移世易的喟嘆，一個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給人一抹孤獨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寫半句空。半生辛勞，治史一生。李少白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頭還放著他珍愛的電影史書籍。但他又是一個靈魂的詩人，他對這個世界的愛、對這個世界的眷戀深深地觸動著人們。丁亞平在書中寫道：“他平靜地看著我，未必想太多。這個時候他走過的路，去過的地方，看過的書與文章，如何創(chuàng)一個電影學術時代，如何研究歷史和人物，在腦海中已經(jīng)逐漸模糊了。但我想象中這時的他心里會在燃著一堆篝火，灼熱氣體和星火在升騰，噼啪作響。他的最后歲月里，陪伴他的是詩詞集，是電影史學上的三兩本書。當自己研究過的電影史上的某些歷史現(xiàn)象、人物變得面目不清時，纏綿病床多日的他偶或會翻看、回望、沉思；當很多重要的東西在有意無意間都丟了時，他愿意通過詩句來參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會讓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紋絲不動，比如想念，比如血緣親情，比如愛。”作者寫下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時，或許眼角噙著淚水，或許被記憶拉向了更悠遠的歷史深處。李少白的詩與他的史學研究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有著詩人的孤絕與浪漫，也有著史學家的赤誠與執(zhí)著。他的這種詩人之氣和歷史學家的靈魂也契合了中國電影史學書寫的文筆要求。

三、看向歷史的縱深處：血脈傳承與電影史學史的建構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國電影史的建構過程，又能看到電影史學的一脈相承。這位成名于20世紀60年代的老知識分子，一生坎坷，幾經(jīng)漂泊，而始終沒有放棄對電影史的研究。在那個大多數(shù)人還不知道電影史為何物的年代，他卻能夠從歷史的縱深處看向未來，為電影這門歷史并不久遠的藝術門類書寫歷史。李少白的選擇，實際上根植于數(shù)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史學意識和歷史傳承精神，當時的社會政治大環(huán)境也許對這一選擇也有過一定的影響。《電影史學的維度——李少白學識與人格研究》一書將這份血脈傳承的過程記錄下來，它與以往的傳記類書籍有著很大的不同，不僅是一本人物回憶錄，更是一本兼學術思想與史料結合的專業(yè)書籍，更重要的是對老一代史學家的史學觀念、史學方法進行研究書寫，本身就屬于史學史的范疇，它將新中國以來中國電影史學研究的過程較為真實、客觀地記錄了下來。里面大量的采訪和回憶類的文章、書信、工作報告等將電影史的研究過程生動地展現(xiàn)出來；豐富的史料、原點性的素材也為中國電影史學史研究提供了資料支撐。該書還秉持了治史一貫的嚴謹態(tài)度和一絲不茍的精神，收錄了大量對李少白評論與緬懷的文章。可以說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寫，將李少白的點點滴滴、轉瞬即逝的生活瞬間，用溫情的筆觸記載下來。這些從記憶深處“撿”來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種對資料的運用、對歷史的尊重。全書資料新穎、范圍很廣，各作者以與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資料寫成，集幾十位專家學者之回憶，大量而翔實的史料、樸素而真誠的筆觸、深刻的思想和獨到的見解使得該書具有巨大的史料價值和可讀性。書中收錄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學觀念、史學方法、電影理論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對李少白進行歷史的、客觀公正的評價的同時，也將他的學術思想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讀者對其思想進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認識。書中還收錄了一些青年學生的文章，他們都是李少白的后輩學生，對老一輩電影史學家有著自己的看法和認識。在電影迅速發(fā)展的今天，他們?yōu)殡娪笆返难芯亢蜁鴮懽⑷肓艘唤z新鮮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學觀念也在這些青年學生身上得到了傳承和發(fā)展。整本書散發(fā)著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懷念。該書的三個主編都是中國電影史研究領域極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書寫的方式來紀念和緬懷自己的老師。丁亞平從事中國電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學者的執(zhí)著和熱忱，筆耕不綴，先后出版?zhèn)€人專著《藝術文化學》《影像中國（中國電影藝術：1945-1949）》《老電影時代》《電影的蹤跡》《影像時代（中國電影簡史）》《中國當代電影史》等十余種，發(fā)表學術文章400余篇，獲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獎，國家、省部級獎十余次，并擔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和《中國大百科全書》（第3版）電影電視卷主編。陸弘石曾先后供職于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代文藝研究室、影視研究所，北京電影學院理論研究室，《北京電影學院學報》副主編，現(xiàn)為國家廣電總局電影頻道節(jié)目中心副主任，出版專著《中國電影史》（與舒曉鳴合著）、《中國電影史（1905-1949）——早期中國電影的敘述與記憶》等，是李少白學生輩的同事，兩人共同經(jīng)歷了中國電影學學科創(chuàng)建的過程，亦師亦友。高小健則是中國電影史、電影理論和文化、戲曲電影方面的專家，出版著作《中國戲曲電影史》《新興電影：一次劃時代的運動》等，同時發(fā)表了許多中國電影史、電影理論、電影文化、電影劇作理論等方面的論文和影視評論。李少白的學術思想和治學精神在他們身上得以傳承和發(fā)展，中國電影史研究的血脈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成為“顯學”。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輟，卻從未為自己著書立傳，這本書則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使他的史學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傳，同時也使得這位前輩史學大家的史學觀念和治史方法得以傳承。該書以最真摯的情感和史學家治史的專業(yè)精神淬煉而成，不但向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中國電影史學家，同時也為中國電影史學史的研究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摘要：理性科學起源于古希臘，理性技術起源于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科學本體表達為科學作為存在者，其存在形態(tài)為思維形態(tài)。技術本體表達為技術作為存在者，其存在形態(tài)為物質形態(tài)。科學的本質是“-ology”，技術的本質是phenomenon。在此基礎上建立科學課程教學理念與技術課程教學理念，并提出我國中小學科學課程與技術課程應在這一教學理念下建立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策略與評價體系。

關鍵詞科學；技術；理性科學；理性技術；科學本體；技術本體；教育理念；教學理念；中小學；科學課程；技術課程；課程標準

引言：中小學科學課程與技術課程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學科課程，兩個課程的出發(fā)點不同、目的意義不同、教學目標不同、教學內容不同、教學策略不同，所以它們的定位各自不同。兩課程不同的根本原因是科學與技術在本質上存在區(qū)別。

1科學與技術的區(qū)別

科學與技術作為存在者，它們的存在形態(tài)是完全不同的。對這一點的認識是本文的核心思想，它是從眾說紛紜的認識中走出的一條路，是在萬千歧義的觀點中建立起的一個概念。

1.1科學與技術的詞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