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至今，我國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發揮了明顯的促進作用。目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已進入第五個年頭，有人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到了“淡出”的時候。事實上，判定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淡出，應綜合考慮三個條件：一是通貨緊縮趨勢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國內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的內生增長機制是否形成；三是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并不成熟。

首先，物價總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消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1月份以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出現負增長。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計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0．9％，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1—2．4％之間。7月份，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價格下降0．9％，衣著類價格下降2．4％。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從去年6月以來就持續走低，至今沒有回升的跡象。據統計，今年1—6月各月，生產資料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分別下降6．3％、5．4％、4．7％、4．4％、3．8％和2．6％。這些指標都表明：生產和消費兩不旺，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這種情況不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不利于企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產經營者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我們認為，只要通貨緊縮趨勢存在，就應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費需求增長的后勁不足。特別是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明顯疲軟，上半年，我國GDP實現7．8％的增長率，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21．5％和14．1％，而占最終消費較大比例的消費品零售額，今年1—7月僅增長了8．6％，增幅分別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仍居高位，有關資料顯示，到今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3萬億元，同比增長18．4％。盡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在目前居民對社會經濟預期并未實現根本好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新的消費增長點尚未最終形成的情況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費需求則很難保持繼續增長。應當看到，這幾年我們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國債投資一直是社會投資的主體，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據統計，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1％，其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為12．8％，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1．55％，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分別為8．1％和12．7％，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勢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1．45萬億元，同比增長21．5％，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增長24．4％，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國有投資仍是今年投資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鄉集體、個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資本市場發展不力，致使貨幣傳導機制近期內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但國有經濟沒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和動力，民營中小企業投資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激勵機制和相應體制環境的情況下，投資的自發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因此，現在如果停止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社會投資總量可能會變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這些涉及體制、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自主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國財政狀況仍然可以承受。雖然1998年至今，我國累計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據統計，都在安全線以內。從我國今年1—7月份的情況看，國家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增長10．6％，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將增長10％以上。盡管這一數字與前兩年相比有明顯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長率，只要適當控制財政支出，估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略超過但不會遠遠超過3％的警戒線。更何況，可以用來衡量一國資金供給能力的國民儲蓄率在我國長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可動員的信貸資金相當充裕，承受赤字和債務的潛力較大，略高于3％的財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備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經濟出現停滯，政府主動承擔適當的結構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將來發生更為龐大的周期性赤字，從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國債發行還有一定的政策空間，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物價低位運行，內需自主擴張動力不足，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通貨緊縮仍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就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必影響今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我國GDP增長率已從幾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長循環陷阱”，再恢復快速增長必然要花費更大的成本，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將受到損失。因此，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規模成為當前最現實的選擇。況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步伐、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證國家安全等，還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銀行的不良資產，企業的虧損掛賬，社保欠賬，在現階段也只能靠財政解決。

目前，我們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是出于啟動國內需求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證合理經濟發展速度、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終得出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上講，在我國所處的特殊經濟發展階段，只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還不是探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這一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要認真研究如何通過調整其形式和內容，進一步豐富、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使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為此，要從原來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應急的、短期的政策選擇，逐步轉向以啟動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中長期政策，把著力點放在解決有關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在降低積極財政政策中長期化會引發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力求保持我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1998年至今，我國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發揮了明顯的促進作用。目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已進入第五個年頭，有人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到了“淡出”的時候。事實上，判定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淡出，應綜合考慮三個條件：一是通貨緊縮趨勢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國內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的內生增長機制是否形成；三是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并不成熟。

首先，物價總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消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1月份以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出現負增長。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計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0．9％，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1—2．4％之間。7月份，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價格下降0．9％，衣著類價格下降2．4％。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從去年6月以來就持續走低，至今沒有回升的跡象。據統計，今年1—6月各月，生產資料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分別下降6．3％、5．4％、4．7％、4．4％、3．8％和2．6％。這些指標都表明：生產和消費兩不旺，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這種情況不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不利于企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產經營者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我們認為，只要通貨緊縮趨勢存在，就應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費需求增長的后勁不足。特別是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明顯疲軟，上半年，我國GDP實現7．8％的增長率，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21．5％和14．1％，而占最終消費較大比例的消費品零售額，今年1—7月僅增長了8．6％，增幅分別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仍居高位，有關資料顯示，到今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3萬億元，同比增長18．4％。盡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在目前居民對社會經濟預期并未實現根本好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新的消費增長點尚未最終形成的情況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費需求則很難保持繼續增長。應當看到，這幾年我們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國債投資一直是社會投資的主體，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據統計，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1％，其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為12．8％，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1．55％，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分別為8．1％和12．7％，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勢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1．45萬億元，同比增長21．5％，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增長24．4％，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國有投資仍是今年投資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鄉集體、個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資本市場發展不力，致使貨幣傳導機制近期內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但國有經濟沒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和動力，民營中小企業投資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激勵機制和相應體制環境的情況下，投資的自發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因此，現在如果停止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社會投資總量可能會變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這些涉及體制、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自主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國財政狀況仍然可以承受。雖然1998年至今，我國累計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據統計，都在安全線以內。從我國今年1—7月份的情況看，國家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增長10．6％，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將增長10％以上。盡管這一數字與前兩年相比有明顯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長率，只要適當控制財政支出，估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略超過但不會遠遠超過3％的警戒線。更何況，可以用來衡量一國資金供給能力的國民儲蓄率在我國長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可動員的信貸資金相當充裕，承受赤字和債務的潛力較大，略高于3％的財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備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經濟出現停滯，政府主動承擔適當的結構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將來發生更為龐大的周期性赤字，從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國債發行還有一定的政策空間，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物價低位運行，內需自主擴張動力不足，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通貨緊縮仍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就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必影響今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我國GDP增長率已從幾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長循環陷阱”，再恢復快速增長必然要花費更大的成本，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將受到損失。因此，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規模成為當前最現實的選擇。況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步伐、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證國家安全等，還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銀行的不良資產，企業的虧損掛賬，社保欠賬，在現階段也只能靠財政解決。

目前，我們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是出于啟動國內需求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證合理經濟發展速度、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終得出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上講，在我國所處的特殊經濟發展階段，只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還不是探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這一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要認真研究如何通過調整其形式和內容，進一步豐富、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使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為此，要從原來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應急的、短期的政策選擇，逐步轉向以啟動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中長期政策，把著力點放在解決有關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在降低積極財政政策中長期化會引發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力求保持我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首先，物價總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消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1月份以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出現負增長。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計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0.9%,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1-2.4%之間。7月份，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價格下降0.9%,衣著類價格下降2.4%.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從去年6月以來就持續走低，至今沒有回升的跡象。據統計，今年1-6月各月，生產資料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分別下降6.3%、5.4%、4.7%、4.4%、3.8%和2.6%.這些指標都表明：生產和消費兩不旺，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這種情況不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不利于企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產經營者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我們認為，只要通貨緊縮趨勢存在，就應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費需求增長的后勁不足。特別是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明顯疲軟，上半年，我國GDP實現7.8%的增長率，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21.5%和14.1%,而占最終消費較大比例的消費品零售額，今年1-7月僅增長了8.6%,增幅分別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仍居高位，有關資料顯示，到今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3萬億元，同比增長18.4%.盡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在目前居民對社會經濟預期并未實現根本好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新的消費增長點尚未最終形成的情況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費需求則很難保持繼續增長。應當看到，這幾年我們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國債投資一直是社會投資的主體，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據統計，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1%,其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為12.8%,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1.55%,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分別為8.1%和12.7%,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勢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1.45萬億元，同比增長21.5%,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增長24.4%,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國有投資仍是今年投資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鄉集體、個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資本市場發展不力，致使貨幣傳導機制近期內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但國有經濟沒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和動力，民營中小企業投資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激勵機制和相應體制環境的情況下，投資的自發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因此，現在如果停止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社會投資總量可能會變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這些涉及體制、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自主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國財政狀況仍然可以承受。雖然1998年至今，我國累計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據統計，都在安全線以內。從我國今年1-7月份的情況看，國家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增長10.6%,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將增長10%以上。盡管這一數字與前兩年相比有明顯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長率，只要適當控制財政支出，估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略超過但不會遠遠超過3%的警戒線。更何況，可以用來衡量一國資金供給能力的國民儲蓄率在我國長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可動員的信貸資金相當充裕，承受赤字和債務的潛力較大，略高于3%的財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備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經濟出現停滯，政府主動承擔適當的結構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將來發生更為龐大的周期性赤字，從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國債發行還有一定的政策空間，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物價低位運行，內需自主擴張動力不足，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通貨緊縮仍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就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必影響今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我國GDP增長率已從幾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長循環陷阱”,再恢復快速增長必然要花費更大的成本，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將受到損失。因此，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規模成為當前最現實的選擇。況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步伐、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證國家安全等，還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銀行的不良資產，企業的虧損掛賬，社保欠賬，在現階段也只能靠財政解決。

目前，我們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是出于啟動國內需求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證合理經濟發展速度、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終得出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上講，在我國所處的特殊經濟發展階段，只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還不是探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這一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要認真研究如何通過調整其形式和內容，進一步豐富、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使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為此，要從原來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應急的、短期的政策選擇，逐步轉向以啟動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中長期政策，把著力點放在解決有關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在降低積極財政政策中長期化會引發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力求保持我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摘要：省聯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試點已成為農村金融領域今年最為緊迫的重點改革任務之一。但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服務公司兩種典型改革模式各有優劣，在防范農村金融風險和實現農村信用社改革目標方面各有側重，而這兩個問題均是省聯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當前可按照市場化方式，在省級政府自愿申報改革模式基礎上，由國家有關部門綜合研判確定，實現基層創新與頂層設計有機結合，積極穩妥推進省聯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試點，促進實現農村信用社改革目標。

關鍵詞：省聯社；淡出行政管理；市場化方式；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服務公司

受多種因素影響，2003年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中，我國省級政府普遍建立了省聯社，通過其對農村信用社實施行政管理，這種體制不利于實現農村信用社改革目標。因此，2012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省聯社要淡出行政管理，強化服務職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中發〔2016〕1號）文提出“開展農村信用社省聯社改革試點，逐步淡出行政管理，強化服務職能”；《國務院批轉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2016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國發〔2016〕21號）明確將“推進農村信用社省聯社改革”作為農村金融領域今年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這些均說明省聯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試點已成為今年最為緊迫的重點改革任務之一。本文通過分析省聯社實施行政管理的緣由及其不利影響，并結合我國農村金融改革進程，認為目前省聯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試點的條件基本成熟，在比較分析省聯社改制為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服務公司模式各自優劣勢的基礎上，提出應按照市場化方式，采取省級政府自愿申報和國家有關部門綜合研判相結合，加快推進省聯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試點，促進實現農村信用社改革目標。

一、省聯社實施行政管理的緣起及不利影響

（一）省聯社對農村信用社實施行政管理

（1）省級政府權責不對稱是實施行政管理的邏輯起點。2003年開始的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農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級政府負責，并由其全面承擔農村信用社金融風險處置責任，中國銀監會履行農村信用社金融監管職能。這種權力配置導致了省級政府履行農村信用社管理職能和承擔其金融風險處置責任的權責不對稱，因為省級政府在全面承擔農村信用社金融風險處置責任的同時，缺乏動態了解農村信用社金融風險信息的手段，而這正是中國銀監會的職責所在，導致省級政府有責無權，形成權責不對稱[1]（藍虹、穆爭社，2016）。

1998年至今，我國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發揮了明顯的促進作用。目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已進入第五個年頭，有人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到了“淡出”的時候。事實上，判定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淡出，應綜合考慮三個條件：一是通貨緊縮趨勢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國內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的內生增長機制是否形成；三是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并不成熟。

首先，物價總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消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1月份以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出現負增長。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計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0．9％，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1—2．4％之間。7月份，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價格下降0．9％，衣著類價格下降2．4％。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從去年6月以來就持續走低，至今沒有回升的跡象。據統計，今年1—6月各月，生產資料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分別下降6．3％、5．4％、4．7％、4．4％、3．8％和2．6％。這些指標都表明：生產和消費兩不旺，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這種情況不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不利于企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產經營者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我們認為，只要通貨緊縮趨勢存在，就應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費需求增長的后勁不足。特別是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明顯疲軟，上半年，我國GDP實現7．8％的增長率，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21．5％和14．1％，而占最終消費較大比例的消費品零售額，今年1—7月僅增長了8．6％，增幅分別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仍居高位，有關資料顯示，到今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3萬億元，同比增長18．4％。盡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在目前居民對社會經濟預期并未實現根本好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新的消費增長點尚未最終形成的情況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費需求則很難保持繼續增長。應當看到，這幾年我們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國債投資一直是社會投資的主體，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據統計，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1％，其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為12．8％，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1．55％，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分別為8．1％和12．7％，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勢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1．45萬億元，同比增長21．5％，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增長24．4％，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國有投資仍是今年投資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鄉集體、個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資本市場發展不力，致使貨幣傳導機制近期內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但國有經濟沒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和動力，民營中小企業投資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激勵機制和相應體制環境的情況下，投資的自發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因此，現在如果停止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社會投資總量可能會變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這些涉及體制、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自主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國財政狀況仍然可以承受。雖然1998年至今，我國累計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據統計，都在安全線以內。從我國今年1—7月份的情況看，國家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增長10．6％，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將增長10％以上。盡管這一數字與前兩年相比有明顯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長率，只要適當控制財政支出，估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略超過但不會遠遠超過3％的警戒線。更何況，可以用來衡量一國資金供給能力的國民儲蓄率在我國長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可動員的信貸資金相當充裕，承受赤字和債務的潛力較大，略高于3％的財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備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經濟出現停滯，政府主動承擔適當的結構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將來發生更為龐大的周期性赤字，從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國債發行還有一定的政策空間，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物價低位運行，內需自主擴張動力不足，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通貨緊縮仍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就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必影響今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我國GDP增長率已從幾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長循環陷阱”，再恢復快速增長必然要花費更大的成本，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將受到損失。因此，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規模成為當前最現實的選擇。況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步伐、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證國家安全等，還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銀行的不良資產，企業的虧損掛賬，社保欠賬，在現階段也只能靠財政解決。

目前，我們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是出于啟動國內需求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證合理經濟發展速度、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終得出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上講，在我國所處的特殊經濟發展階段，只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還不是探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這一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要認真研究如何通過調整其形式和內容，進一步豐富、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使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為此，要從原來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應急的、短期的政策選擇，逐步轉向以啟動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中長期政策，把著力點放在解決有關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在降低積極財政政策中長期化會引發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力求保持我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但隨著包括大江大河大湖堤防工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公路鐵路建設、中央儲備糧庫建設和國企的技術改造與產業升級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工，積極財政政策的功效正在逐步降低，弊端正逐步顯現。

現有投資體制運作下，國債投資正出現某些“投資效率遞減”的現象，再持續大規模地通過增發國債來進行政府公共投資，無疑必將會對民間投資活動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

1.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潛在風險正在不斷積聚

以國債發行和擴大政府投資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對國民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在產生著潛在的財政風險。

雖然目前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還率等都在公認的警戒線內，但如果在名義赤字、名義國債規模的基礎上，再加上諸如糧食系統虧損掛帳、國有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各地方政府舉借的債務以及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資金上的缺額和其他潛在的債務，債務風險其實已不可小視。

“禍故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由于政府赤字和債務是很容易具有“剛性”和“慣性”的，財政投資對整個需求的拉動只是起一種短期調節作用，只能剎住經濟下滑的勢頭，起到一個啟動經濟的作用，很難支持長期的穩定增長。而長期使用赤字和債務政策的結果，卻往往對經濟的持續增長埋下通貨膨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隱患。在經濟出現重大轉機之后，積極財政政策是否還應繼續乃至持續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的大半個世紀，世界經濟變化的經驗和教訓已反復表明，財政赤字、國債政策只宜在經濟波動中發揮短期的緩解矛盾的作用，不能作為刺激經濟中長期增長的推動力。正確處理好深化改革、體制創新與積極財政政策的關系至關重要。從中長期看，我們應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作為中國經濟快速、穩定增長的基本動力，盡可能地控制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防止財政赤字和債務對改革的“擠出效應”。如果我們不能抓住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較好的時機，抓緊解決深層次的矛盾，而是通過發行政府債券來緩解矛盾，則可能坐失良機，積累體制矛盾。

一、國債投資“淡出”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

從2005年起，我國將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取代連續實施7年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意味著，以占GDP、全社會投資和財政收支比重較大規模的長期建設國債發行投資政策將要“淡出”。在1998—2004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期間，作為國民經濟運行基礎行業的交通運輸業，是長期建設國債的重點投資領域，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的巨大作用，長期建設國債投資“淡出”將給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1998—2004年），我國政府共發行長期建設投資的國債共計9100億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真正體現出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內涵。其中用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長期國債資金達1374億元，約占期間長期建設國債比重的15%，利用國債資金建設的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規模達到8563億元，有效帶動了地方、部門、企業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投向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一大批公路、鐵路、民航機場等利用國債項目建設投產，極大的緩解了交通運輸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加速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現代化進程。

雖然如此，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系統建設仍然表現出以下四方面的特點：一是總體規模顯著不足，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任重道遠；二是地區交通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及農村交通基礎設施落后；三是鐵路發展滯后，2004年再次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制約因素，需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四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政府資金有較高程度的依賴。基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的巨大作用和當前交通運輸業發展特點，長期建設國債投資“淡出”將給交通運輸業發展帶來的影響體現在以下方面。

1.直接影響財政預算內政府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量資金投入

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M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增長時期，這一時期，我國人均GDP處于1000～3000美元之間。國際比較顯示，客貨運周轉量高速成長期一般都發生在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間。這意味著在實現上述目標的過程中，客貨運輸不僅在數量上將持續增長，而且對運輸服務的質量不斷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將繼續導致對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大量需求。加之，交通運輸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其公路、鐵路、機場等設施產品具有的“公共物品”屬性，對政府資金投入有著較高程度的依賴。鑒于國家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有相當數量的長期建設國債用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而長期國債投資是作為財政預算資金投入的，屬于政府資金投入。顯然，長期建設國債“淡出”將直接影響財政預算內政府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量資金投入。

一、國債投資“淡出”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

從2005年起，我國將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取代連續實施7年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意味著，以占GDP、全社會投資和財政收支比重較大規模的長期建設國債發行投資政策將要“淡出”。在1998—2004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期間，作為國民經濟運行基礎行業的交通運輸業，是長期建設國債的重點投資領域，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的巨大作用，長期建設國債投資“淡出”將給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1998—2004年），我國政府共發行長期建設投資的國債共計9100億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真正體現出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內涵。其中用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長期國債資金達1374億元，約占期間長期建設國債比重的15%，利用國債資金建設的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規模達到8563億元，有效帶動了地方、部門、企業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投向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一大批公路、鐵路、民航機場等利用國債項目建設投產，極大的緩解了交通運輸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加速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現代化進程。

雖然如此，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系統建設仍然表現出以下四方面的特點：一是總體規模顯著不足，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任重道遠；二是地區交通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及農村交通基礎設施落后；三是鐵路發展滯后，2004年再次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制約因素，需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四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政府資金有較高程度的依賴。基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的巨大作用和當前交通運輸業發展特點，長期建設國債投資“淡出”將給交通運輸業發展帶來的影響體現在以下方面。

1.直接影響財政預算內政府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量資金投入

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M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增長時期，這一時期，我國人均GDP處于1000～3000美元之間。國際比較顯示，客貨運周轉量高速成長期一般都發生在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間。這意味著在實現上述目標的過程中，客貨運輸不僅在數量上將持續增長，而且對運輸服務的質量不斷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將繼續導致對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大量需求。加之，交通運輸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其公路、鐵路、機場等設施產品具有的“公共物品”屬性，對政府資金投入有著較高程度的依賴。鑒于國家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有相當數量的長期建設國債用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而長期國債投資是作為財政預算資金投入的，屬于政府資金投入。顯然，長期建設國債“淡出”將直接影響財政預算內政府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量資金投入。

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積極財政政策的局限性；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已開工的國債項目基本完工，并開始發揮效益，以免出現大量“半拉子工程”等，具體請詳見。

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