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力因子

（一）經濟收入

隨著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迅速。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246619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1.4％。通過調研我們可以發現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呈上升趨勢，2007年達到了2360美元。根據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收入水平不斷得到提高，人們的經濟能力也大大加強。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長17.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2%，加快1.8個百分點。我國居民在滿足了家庭的衣、食、住等基本需求和教育、家庭生活設施等的投資以后，仍然有可支配的收入用于其他方面，說明我國居民有外出旅游的經濟能力。因此，在這樣比較寬裕的經濟條件下，人們具備了實現鄉村旅游的經濟能力，即推動鄉村旅游的發展。

（二）閑暇時間

閑暇時間是旅游產生的基本條件之一。1995年3月25日，國務院重新修改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將每周工作時間改為40小時，即實行雙休日工時制，并規定有長短不一的帶薪假期。1999年9月1日，國務院實施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形成了“五一”、“十一”和春節三大長假。國務院第198次常務會議于2007年12月7日通過了《國務院關于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國家制定了新的放假方案，五一長假法定假日從過去的3天變為了1天，勻出假期給清明、端午、中秋三大傳統節日；春節放假7天。這些休假制度，使人們可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鄉村旅游的發展。

（三）旅游者心理需求

本文作者：孟令國高飛工作單位：臺州學院

社會推動力又通常被稱作“社會力量”，通常是與政府的行政力量相對而言的，指對各類社會事務有著重要影響力的群體、組織或個人。從組織維度考察，當前公共文化發展的社會推動力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以企業為代表的經濟組織企業家、商人的個人性文化捐贈，因與經濟組織密切聯系在一起，因而也屬于此類。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承擔著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對文化事業的熱衷與奉獻即是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具體體現。在當前，不少企業一方面為回報社會，另一方面也為樹立良好公眾形象、弘揚企業精神、豐富職工文化生活，積極參與到公共文化事業中來。有的企業通過贊助公共文化活動來參與公共文化事業建設，讓更多社會群眾享受免費的文化盛宴；有的則通過企業自身的文化建設，舉辦各類企業內部文化藝術活動，讓本企業眾多職工免費享用文化產品。在臺州，對文化事業的參與方面民營企業一直扮演著主要角色，如臺州市椒江區的“海東方亂彈劇社”、吳子熊玻璃藝術館、臺繡藝術館、臨海市的國華珠算博物館等都是典型代表。（二）從事非營利性活動的政府以外的社會組織這既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慈善機構、援助組織、青年團體、宗教組織、工會、合作協會、經營者協會等社會組織，也包括除政府機關和文化事業單位外，不直接承擔政府公共文化職能的公益單位，如學校、部隊、敬老院等，尤其是以群眾文藝團體為代表的公益文化產品的提供者。［3］相對而言，企業對文化事業的參與以財物捐贈為主，而社會組織的參與往往以文化產品的提供為主。如群眾文化藝術團體就是公益文化產品的主要供給者，其組織形式多樣。從組織的嚴密性和正規程度劃分，此類組織可劃分為兩類：一是在民政（或工商）部門正式登記注冊過的組織性、專業性均較強的正式組織，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和正式的管理制度，其組織成員大多為專職，擁有某方面的文藝特長。組織活動以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為主，也從事部分商業性文藝演出，但只是為了維持組織正常運轉，并不以贏利為目的。在浙東南一帶活躍的眾多地方劇團即是此類組織，如嵊州的群藝越劇團、溫州市五星京劇團、椒江區“海東方亂彈劇社”等。二是群眾自發成立、自主開展活動的松散型組織，其組織成員多為兼職，有不少組織以退休人員為主要構成。此類組織通常以其提供的文化產品形式命名，如腰鼓隊、舞龍隊、排舞協會、戲迷協會等。僅臺州市椒江區就有各類民間文藝團隊130余支，平均每個街道（鎮）14支，固定表演隊伍5000余人。（三）依附于特定組織參與的公民個體公共文化服務的對象是全體社會成員。公民個體既是文化事業發展的受益群體，也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主要推動者。參與公益文化事業的公民個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擁有一定公共文化資源的文化產品提供者，他們或以掌握的琴棋書畫、說學逗唱等一技之長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或用已有的某種特定的文化產品，如文物、收藏品等進行交流展示及無償贈予，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二是熱心于公共文化事業的文藝積極分子。他們以興趣為導向，有選擇地參加到各類文藝活動中去，成為松散型的組織成員。三是普通群眾，他們大多只是公益文化產品的受眾，但他們的內在文化需求，以及對公益文化事業的關注與支持，正是公益文化事業發展的源動力。三、社會力量參與文化建設的動因分析從動因上分析，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文化事業的出發點雖各有不同，但從性質上區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即內驅力和外推力。從哲學角度分析，內驅力是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文化事業的主要動力，但外推力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有時甚至會上升為主導力量。（一）內驅力1．社會責任感隨著人民群眾各方面素質的提升，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公民社會已露雛形，人們的社會責任意識與參與精神也不斷增長。當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而政府又無力有效提供時，部分先覺人士在責任意識的推動下，會根據自身能力自發地提供公共文化產品。浙江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捐建嵊州越劇藝術學院即是一例，臺州市愛華控股集團也堪稱典型。愛華控股集團平均每年拿出利潤的10％以上支持公益事業，共為社會慈善和其他公益事業捐款達1080多萬元，出資支持社會教育事業達3500多萬元。近年來愛華集團參與的公共文化項目有：贊助70多萬元，拍攝反映臺州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電視劇《與你同行》；為椒江、溫嶺、玉環等地“國際禁毒日”宣傳活動捐贈20多萬元的禁毒書籍；出資168萬元拍攝根據感動浙江人物羅雪華事跡改編的電影等等。2．興趣愛好或個體需求部分公民個體出于某種興趣愛好，通過加入趣緣群體，共同結成文體組織，一邊學習交流技藝，一邊為群眾提供公益文化產品。如在臺州市廣泛活躍著的排舞協會、戲迷協會、腰鼓隊等，其組織成員多是有這方面的文體特長，或出于健身、提高技能的需要而加入，在公益文化活動中也表現積極，甚至不僅出力，還自費購置相關演出物品。企業家的個人興趣愛好更直接影響著企業對公益事業的支持領域與力度。如椒江玉宏集團董事長周夏龍即酷愛戲劇藝術，在他的影響下，公司資助的戲劇曲藝類公共文化活動項目不勝枚舉，玉宏集團還自主出資成立了民營劇團，招聘專兼職演藝人員制作諸多優秀劇目不時奉獻給社會大眾。3．面子因素在實地調查中發現，許多企業及個人是在熟人、官員、有關部門的要求下，抹不開面子而被動出資、出力參與公益文化事業。這種參與雖然短暫地促進了某項文化事業的發展，但不具有長期性、穩定性，甚至有時還帶來不良后果。如個別企業在時任政府官員的要求下，被動地答應了某項文化活動的資助，但當官員換屆走人，企業又不再買賬，致使活動流產。據了解，僅在椒江區，類似事例也絕非個案。（二）外推力1．政策引導從文化發展實踐來看，通常政府出臺的扶持政策越多、優惠幅度越大，社會力量參與文化事業的積極性越高。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力量樂于投資公共文化事業，與其捐贈優惠政策是分不開的。如美國政府規定，每年稅款中的5％可以用作文化藝術捐款抵稅，因此一些大財團與其說“默默無聞”地繳稅，還不如捐給文化藝術，以顯得品格高雅。在系列免稅政策的推動下，美國源于社會捐贈的文化經費占到整個文化事業預算的43％。［4］在寧波，民辦博物館業的蓬勃發展也是源于政策的支持。自2004年開始，寧波市就制定出臺了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博物館業的系列政策。如在2005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意見》（甬政發［2005］47號）中，就強調指出：“鼓勵和扶持社會力量興辦民辦博物館（紀念館），對民辦博物館（紀念館）在規劃建設、土地征用、規費減免、從業人員職稱評定等方面，享受國有博物館同等待遇。”此后，鄞州、象山、慈溪、余姚等地陸續跟進，興辦博物館的相關政策優惠不斷擴大。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目前寧波市具有一定公認度的民辦博物館已發展到32家，約占全市博物館（陳列館、紀念館）總數的32％。［5］2．利益吸引企業為擴大知名度，基于廣告目的而贊助公共文化事業。營利性是企業經營的本質特征，因此在參與文化事業建設上，企業很容易與文化產業相結合，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推動力。但文化事業固有的公益特性，使文化產業總與公益文化事業密不可分。在溫州、臺州、寧波一帶活躍的諸多民辦非企業組織多具此類特性。在政府的有效引導下，不少投資文化產業的企業，也兼做公益文化事業，不少企業進入文化領域的定位也是半公益半營利。如在2005年，臺州大唐機電貿易公司等7家民營企業聯合投資500萬元，拍攝電視劇《天命之年》就是一例。另外，一些企業出于公共關系的需要，提升知名度和美譽度，經常會出資贊助、冠名或協辦一些大型公共文化活動，在提升本企業公眾形象的同時，實際上也助推了公益文化事業。3．文化氛圍所在地區的文化環境對社會成員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各界群眾投身公益文化事業的助推因素。以嵊州民營劇團的發展為例。作為“越劇之鄉”，濃濃的越鄉文化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嵊州人。由于越劇獨有的文化效應與經濟效益，近年來嵊州市大力扶持越劇文化產業。經過數年發展，眾多越劇團體擺脫了家族式、低水平、小規模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實現了轉型升級，不僅打響了專業品牌，在市場上站穩腳跟，而且給周邊群眾帶去精彩紛呈的文藝節目，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目前在嵊州活躍著120支左右的民營劇團，從業人員約5000人，全年演出6000場以上。［6］4．典型示范如在臺州市“1％文化計劃”的推動下，形成了一批支持公益文化事業的優秀典型。在典型示范作用下，臺州越來越多的企業更樂意拿錢辦文化，不少建設單位的投入資金甚至超過投資總額的1％。如愛華控股集團在建設愛華新臺州大廈時，除了按要求配套建設雕塑《匯聚》和一些環藝景觀外，還額外投入100萬元建成一條150米長的文化藝術長廊。

對公益文化事業的參與，社會力量需要付出大量的經費、時間和精力，但同時也會獲得很多，基本是經濟、社會效益雙豐收。（一）社會效益社會力量的參與，主要是繁榮文化事業，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福利。從當前實際來看，僅靠政府投入遠遠滿足不了當前人民群眾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社會力量的介入是一個良好的補充。以嵊州市天樂集團公司為例。浙江天樂集團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揚聲器零配件制造商，在公司發展壯大后，為推動企業文化建設，于2008年成立“天樂文工團”，包括戲曲、舞蹈表演隊、舞獅隊、合唱隊、銅管樂隊、鑼鼓隊等。文工團成員以招聘的嵊州市藝校畢業生十多人為骨干，其它全由公司內部員工構成。他們日常深入車間與普通員工一起工作生活，利用空余時間創作與排練各種文藝節目。幾年來，文工團是集團內部組織的各種節日與慶典活動的絕對主角，還應邀多次赴上海、深圳、蘇州等地、本市城市廣場文化活動和送文化下鄉（鄉鎮）等演出。（二）經濟效益社會力量通過對公益文化事業的參與，提高了自身知名度、美譽度，促進了企業的生產經營。如寧波的民辦博物館，其實細分一下，許多都具有鮮明的行業博物館特色。因為寧波一些根基濃厚的企業，為了提升企業形象，或者深化行業特色，一些藏品豐富的企業家紛紛在企業門口辦起了博物館，如它山石雕藝術博物館、浙江民族教育博物館和世界廚房文化博物館，分別由實力雄厚的天海集團、華茂教育集團和歐琳廚具出資籌建，最高投資達到2個億以上。另外，社會力量對公益文化事業的參與，會享受到應有的政策照顧，帶來切實的實際利益。如文化捐贈可以享受免稅，提供公益文化服務可以享受政府補貼等。一些民辦博物館、文藝館舍等，在土地劃撥和規劃建設上，也享有諸多優惠。五、有效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文化建設的策略（一）完善政策機制，調動企業等經濟組織參與文化建設的積極性經濟組織擁有公益文化事業發展緊缺的財力資源，是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繁榮的社會力量主體構成。由于經濟組織將營利性視為組織的首要目標，因此要提高引導經濟組織參與公益文化事業的效力，在制定相關文化政策時，也要注意經濟性的引導。這一方面在國家稅收政策上要體現對公益文化事業捐贈的優惠。當前我國在企業和個人在捐贈所得稅扣除方面的比例已經較為可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加強宣傳解釋工作，簡化操作手續。還可以參照美國等國家施行的高額遺產稅，鼓勵富人向公益文化事業捐贈。另一方面，各地對經濟組織捐贈公益文化事業時，除國家稅收優惠外，還可以酌情從土地轉讓、建設規費、水電使用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并考慮給予其它方面的政策性補貼。除經濟利益吸引之外，更要關注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情懷的培養，促進其通過對公益文化事業的捐贈，來回報社會，樹立良好公眾形象，弘揚企業精神。公益文化建設既是政府職責，同時也是社會義務，企業和個人中一些有能力承擔者，應當為公益文化建設做出應有的義務和貢獻。一些發達國家的企業家對文化扶持之所以很自然，正是因為政策的導向，時間一久，扶持文化的高尚感、自豪感就會滲透在血液里。［7］當前要建立一種新的機制，依靠有關的政策導向，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贈，樹立一種向文化捐贈的榮譽感。可以因地制宜地引導企業開展文化共建活動，走“資源共享”之路。大力推廣企業與周邊群眾共享廠區內文化基礎設施，企業與周邊群眾共享舉辦的各類文化活動，企業資助村居建設文化陣地，企業文藝團隊參與基層文化展演活動，村企共同承辦節慶活動等，讓更多社會群眾享受免費的文化盛宴的同時，也豐富本企業職工的業余文化生活。（二）提升專業內涵，引導社會組織對文化事業的高質量參與從公益文化事業的開展來看，各類社會組織，尤其是非營利性文藝團體，逐漸成為文化產品提供的主角，公共文化事業興盛的發達國家已經是如此。當前我國各類社會文藝組織對文化事業的參與熱情也十分高漲，但大多是出于業余愛好，專業水準及所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質量都有待提升。今后的文化政策，要加大對社會文藝組織的經費扶持，引導其有序參與文化事業，幫助提升其專業內涵和組織管理能力。鼓勵有關社會組織與專業文藝機構、文化團體乃至專業文藝人才進行合作，共同參與文化民生工程建設，提供更多、更好的公益文化產品。各級政府也應當利用資源優勢，通過專業培訓、文藝交流、文藝人才培育等方式，提升社會文藝組織的專業水平。在建設公共文化事業時，要挖掘潛力，充分發揮群眾文化團體作用，積極扶持民間藝人、文化能人、文化經紀人，切實提高群眾自辦文化的能力。［8］（三）培育文化自覺，引導公民個體對文化事業的積極參與十七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公益文化事業的發展水平，除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外，更取決于文化社會土壤的構建。如在美國，社會文化機構的捐贈是文化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而這與美國志愿精神和樂善好施傳統密不可分。據中國社科院《慈善藍皮書》顯示，2010年我國捐贈占GDP比重只有0．01％，而美國比例為2．2％。［9］由此可見，通過政策調整和教育引導，營造濃厚的社會捐贈氛圍，對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文化事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加強對公民個體的引導，另外一個需要培育的就是民眾的文化自覺。按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10］只有當群眾文化素養達到一定程度，文化自覺不斷提高，對文化發展重要性的認知不斷上升，那公益文化事業的發展才有社會支撐，文化政策的作用才會更為明顯。一些地方在初期通過贈券方式培育和涵養文化市場與觀眾群，并逐步建立完善的長期執行的可操作的規范制度，這才是對文化藝術真正恒久的保護與支持，在今后的文化政策實踐中值得推廣與借鑒。

【摘要】研發合作組織可以實現聯合技術創新并共同承擔成本和風險，共享技術和知識資源，提高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效率。本文研究了研發合作組織的共生競合動力、自組織強化合作機制及分工協作機制。

【關鍵詞】研發合作組織競合動力強化機制協作機制

研發合作組織是一種研發模式，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經濟行為主體為了實現技術創新進行優勢和資源整合，共擔成本和風險，共享技術和知識資源，實現提高技術進步效率的目的。狹義上，研發合作就是單純指企業與科研機構進行的臨時性質的項目合作，以實現科研機構創利、企業技術進步的目的。廣義上，研發合作泛指企業為了實現技術進步所參與的各種性質和形式的合作，這種合作既包括企業與科研機構間的項目合作，也包括企業與企業間的開發合作。

一、研發合作組織的共生競合動力

“共生”的概念最早由德國生物學家德貝里于1879年提出，它是指由于生存的需要，兩種或多種生物之間必然按照某種模式相互作用和互相依存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協同進化的共生關系。研發合作組織實質是一個企業共生組織，是以專業化分工與社會化協作為基礎的共生互補的生態化組織體。研發合作組織作為企業間的一種特殊聯合方式，依靠比較穩定的分工協作，通過能力互補使各方都獲得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組織作為一個彈性生態系統，組織內企業普遍存在著競爭，這種競爭使企業能保持較強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研發合作組織內企業間的競爭并不是“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競爭，更多的是合作關系，競爭對手在某種程度上是合作伙伴。研發合作組織內形成了一種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競合機制，這種競合機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動互助的集體行動。競合行為是組織個體行為的一個顯著特點，企業對于組織整體競爭優勢的依賴以及尋求自身發展的壓力使得組織內企業處于不斷的競合之中，個體企業在競爭中能夠從中取利，組織整體競爭優勢也在組織內企業的良性競爭中得以提升。組織共生競合機制的存在，對于研發合作組織可持續發展的促進作用如圖1所示。

研發合作組織共生競合機制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有利于組織內企業建立戰略聯盟關系。在當前商業環境不斷動態化與復雜化的情況下，靠單兵作戰的方式已很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共生競合機制有利于實現高效的網絡化互動和合作，克服單個成員企業的規模劣勢，形成合縱聯橫的網絡關系，緩和經濟利益的沖突。二是有利于促進企業的科技創新。組織內獨特的競合關系會形成一種獨特的激勵機制，從而成為組織內企業科技創新的動力。如果企業不能提高研發能力，不能持續進行科技創新，那么這類企業就有可能在組織中處于弱勢甚至退出。持續競爭產生了不斷的激勵，使得企業之間在更高的層次上展開技術創新競爭。組織內企業在許多方面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進行技術開發和推廣，從而在既競爭又合作的環境中推進科技創新。三是有利于組織內企業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企業的競爭優勢體現在“鏈”的各環節上，通過在“鏈”的優勢環節展開合作，可以充分發揮企業在該環節擁有的競爭優勢，實現企業之間的優勢互補并創造新的價值。四是有利于研發合作組織內部產生協同效應。協同效應有利于企業間實現縱向合作，降低成本，實現生產協同和技術協同。企業間可以互相學習經營管理經驗，促進成功的管理經驗在組織內傳播。五是有利于形成組織持續競爭優勢。由于共生性，組織內企業還可與本地知識生產機構形成共生體，實現組織的良性發展，獲取優先擴散的技術與知識，從而營造優勢。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中國經濟迅猛發展，隨之帶動了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勞動力遷移是人口遷移主要因素，并且遷入的勞動力會讓我們的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提高產業結構，進而拉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本文以遼寧省勞動力流動為例，對勞動力流動在遼寧省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解釋了遼寧經濟發展是如何受勞動力流動影響的。分析結果表明應重視勞動力的流動，實現勞動力合理配置，以期為今后遼寧省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關鍵詞：勞動力流動；經濟發展；合理配置

一、引言

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有著龐大的人口，要分析中國經濟的發展決不能避開人口問題。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由于受到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因此人口流動現象并不明顯。但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人口流動的現象日漸普遍且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可忽視。遼寧省作為東北地區經濟體量最大的省份，在東三省都起著很大的作用，遼寧省經濟發展的前景，都是整個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雛形。近年來，遼寧經濟增速下降明顯，其中勞動力流動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將勞動力資源與其他資源結合起來，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經濟增長，是擺在遼寧省眼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二、遼寧省勞動力流動的現狀

（一）勞動力遷移規模大幅度增加

從小城鎮的發展歷程來看，由于受到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影響，小城鎮在每個發展階段的主導動力都存在著差異。但是，作為一個完整經濟社會載體的小城鎮，必然存在著復雜的、多樣的發展動力。本文以河北省為例探討小城鎮發展的多元動力。

內在動力

(一)鄉鎮企業的發展

河北省小城鎮發展突飛猛進的動力來源主要是農村的工業化，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鄉鎮企業的迅猛崛起與發展的影響，首先，在于它打破了“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觀念，帶動了小城鎮第二、三產業迅速發展；其次，鄉鎮企業大多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在促進人口和經濟要素集中方面有著特殊的效果；第三，鄉鎮企業的發展也加速了資本、技術、信息等經濟要素向鄉鎮工業小區區域內的轉移，為河北小城鎮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產業結構基礎。此外，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縮小了城鄉差別，也為小城鎮的能源、供水、交通、郵電通訊、金融信貸等基礎設施行業以及文化娛樂等公共設施建設積累了大量的建設資金，提高了小城鎮的服務功能。在河北，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促進了原有小城鎮的發展，而且使一些鄉村變成了小城鎮，從而增加了小城鎮的數量。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環境的變化，鄉鎮企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在縮小、發展機制的優勢在減弱，發展的競爭力在下降。

(二)專業市場

市場是商品、勞務、信息、資金等各種要素的聚集之所，要素通過市場而流通，人口因為市場而聚集，經濟依托市場而繁榮。城鎮化的過程實質是市場發育的過程。伴隨著各類市場的蓬勃發展，商品交流、人口流動空前活躍，小城鎮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較大的繁榮和發展。一些小城鎮就是靠市場，特別是專業市場的帶動發展成為著名的商品交換城市。

為了解當前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態勢，掌握農村基層組織的基本情況，以便進一步做好農村社會穩定和農業生產發展工作，本人以所駐的石浦鎮坦塘村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關系為切入點開展了調查。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應當說，當前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對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來說是機遇和挑戰并存。

從有利因素看：一是適宜開展大面積的土地開發項目，發展規模農業。由于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減少，大批土地沒有得到有效開發利用，許多外出經商務工戶把全家的承包地、自留地都出租給同村農戶，因此，使農村中部分有能力也有發展農業規模生產意向的農民有了一個機會。如本村葡萄種植大戶李善澤，在本村租種7畝，還在鄰村租種12畝，成為象山的葡萄種植大戶。

二是有助于擴大城鄉交流，減少城鄉差距。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隨著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農村社會面貌日新月異，城鄉差距不斷縮小。但是由于歷史的和教育上的原因，農民的思想觀念還比較陳舊，生活方式還比較落后，科技水平也相對較低。通過廣大勞動力外出經商務工，帶回的不僅僅是金錢，更為重要的是帶回了城市的集體合作思想、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

從不利因素看：一是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使農村缺乏農業技術人員的問題更加突出。可以說，坦塘村絕大多數外出農業勞動力并不是靠種地養活不了全家才外出經商打工的，他們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才棄地而去的。而這部分人中絕大多數恰恰是原來村中種植業的骨干。如村民洪昌根，務農二十幾年，當生產隊長也有十幾年了，對種植業特別是柑桔種植相當在行，今年8月全脫產去上海務工。據他說，種一畝西瓜要先后投入近百元，辛辛苦苦管理三個月，最多能賺一二百元，還要“靠天吃飯”，收入沒有保證。而每天做做短工也有30－50元一天，做一個星期就比種三個月地收入高。

一、循環經濟主體的職能

企業、消費者、政府構成了循環經濟系統的主體。這三個主體通過各自不同的職能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其中，企業既是資源消費者，又是廢棄物的排放者。它在循環經濟系統中的職能主要表現為：盡可能采用可再生和便于回收利用的資源，并減少資源的消耗；向市場提供能有效減少環境負荷并有利于再使用和再利用的產品和服務；通過開發清潔生產技術和廢棄物再使用、再利用技術等發展循環產業；對企業自身排放的廢棄物實施再利用和適當處置；構建企業間的廢棄物和副產物循環利用的工業生態鏈，實現廢棄物的零排放。消費者是包括循環型產品在內的各類產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者，也是廢棄物的排放者。其職能應為：自覺控制容器包裝的使用和廢棄物的排放；遵守廢棄物的分類回收等制度，以促進其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購買環境負荷少的產品和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盡可能延長物品的使用壽命，采用注重功能、服務的享用而非物品占有的消費方式。政府是國家和地區發展循環經濟的決策者和推動者。由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生態環境問題上的無能為力，因而政府干預就成為必要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循環經濟不會自發地發展起來，而必須有政府的推動。政府的職能主要表現為：為國家和地區循環經濟的發展指出方向和目標；制定和實施相關的政策和制度，借以引導和規范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為建立國家和地區的循環型經濟系統創造條件；作為集團消費者通過自身的綠色采購行為直接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并為企業和居民做出表率。

為使循環型經濟系統順利運轉起來，企業、消費者、政府這三個主體必須通過建立彼此間的合作關系，形成一個互為條件的整體。首先，企業和消費者要通過市場建立起良性互動關系，共同推動循環經濟發展。如，企業要制造節約資源的環境負荷小的產品，消費者也要實行綠色采購，優先購買此類產品。在這里，企業把保護環境納入經營宗旨和消費者確立綠色消費理念是二者在循環經濟發展中實現良性互動的條件。其次，要建立循環型經濟系統中各類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包括生態工業園區圍繞廢棄物和副產物資源化再利用的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和城市或區域范圍內廢棄物排放企業與廢棄物回收、運輸、資源化再利用、無害化處理等所謂靜脈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上述各類企業都是循環經濟系統鏈條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如果相互間不能建立良好的協作關系，系統整體就無法順利運行。再次，要建立政府與企業、消費者之間的合作關系。如，政府應通過制度設計，運用適當的政策手段，影響企業和消費者的市場行為，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企業和消費者也應通過確立環保經營和綠色消費的理念，適應政策的變化，以求減少政策執行阻力，達到政策的預期效果。此外，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政府的各相關部門之間必須建立良好的協作關系，以保證政府制定的目標、規劃、法令、政策等得以有效地貫徹實施。

二、循環經濟的動力機制

為保證循環經濟主體實現各自的職能，必須構建有效的動力機制，包括經濟利益誘導機制、環境責任約束機制和綠色價值觀影響機制。經濟利益誘導機制和環境責任約束機制都是通過外在力量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而綠色價值觀影響機制則是通過經濟主體價值取向這種內在力量，使其自覺規范自身的行為。

(一)經濟利益誘導機制。指當某種制度能使經濟主體獲得預期的最大利益時，就會使其積極作為，以適應這種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只有當它使企業有利可圖時，企業才會積極推動或適應其發展，從而成為發展循環經濟的內在動力。如，當綠色消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資源節約型產品和循環型產品的市場空間日益擴大，循環型產業成為一種巨大的商機時，企業就會積極地適應這種變化，推動它的發展；當資源循環技術日趨完善，企業進行廢棄物資源化能大幅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時，企業就會從追求低成本高利益出發，發展循環經濟。利益誘導機制對企業主體主要表現為追求循環經濟中潛在的最大利潤，對消費者則主要表現為以較低價格獲得預期需求的滿足。如，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通常決定于對商品效用與價格的比較，在效用相同或近似的情況下，會選購價格較低的商品。當循環型商品與原有同類商品相比效用相同或近似而價格低于或僅略高于原有同類商品時，就會對消費者產生吸引力。可見，通過對消費者進行這種以低成本獲取需求滿足的利益誘導，會開拓和擴大循環型產品市場，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摘要］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智能制造的人才支撐系統。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存在社會認知偏差較大、管理“政出多門”、系統之間兼容性差、資源集聚效益較低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社會環境、職業教育體系、人才多元發展的“動力”博弈與形成視角，尋求解決方案。通過市場因素的“混合驅動”、教育系統的“四輪驅動”、人才多元發展的“內在驅動”，形成職業教育多部門協同共治的局面，激發辦學主體的內驅力，構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新的動力模式，促進職業教育生態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變革時代;職業教育;利益博弈;動力機制;三維一體

當今時代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創新性與重構性。職業教育在這種開放性背景下正在發生革命性變化，即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日益密切，教育資源向職業教育的傾斜力度不斷加大，普通院校和職業院校的鴻溝趨向和緩，全民學習、終身學習、個性化學習成為職業教育現代化發展的新趨勢。隨著我國職業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內涵建設的深入推進，現代化的職業教育體系逐漸形成并完善，對產業升級、動能轉化、社會發展做出一定的貢獻。但是我國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還有許多“瓶頸”亟待解決，為此從社會、院校、人才培養出發，基于動力學框架，設計出“三位一體”的動能轉化策略，以期促進職業教育的動力升級，形成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狀態。

一、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在動力學視角的演變

動力概念最早出現在物理學上，指能夠使機械運轉做功的各種作用力量，之后被引入社會學等學科，代表某個系統前進和發展的力量。動力作為一種作用力，由作用點、作用方向和大小三個指標構成。職業教育作為一個整體系統，其作用力是辦學主體共同推動的力量，作用效果是辦學共同體的聯動行為。職業教育發展動力的生長應該是一種不斷演進的過程。1.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動力的生成。動力作為引導事物主動變化的原因，具有可控性與選擇性的雙重屬性。動力的可控性是指動力作用主體可根據自身需求和環境變化決定動力作用效果，這是主體能動性能力的表現；動力的選擇性是指“動力作用主體為實現目標會選擇最能推動目標實現的目標影響因素作為動力”①。職業教育發展的動力是規律演化的過程，即“非線性相互作用下的競爭與協同是演化的動力”②。可以概括為，在職業教育發展中，職業教育的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在各項相關活動中將各自的內在驅動力經過選擇和控制朝著能夠推動各方協同行動的方向調整，從而形成可以駕馭和驅動所有共同體成員們協作行動的職業教育發展系統內在驅動合力。那么，職業教育的發展動力如何生成？利益是動力背后的機理因素。利益，本就是人類進行一切社會活動的最終角逐，無論是競爭還是協同都是主體實現自身利益的外在行動表現。職業教育辦學主體“對利益求逐的本質決定了他們之間的競爭，與此同時為實現自身利益又形成關系緊密的合作共同體”。③由此，職業發展的生成機理可理解為，職業教育內部的利益相關者在競爭與協同的作用下，為實現職業教育系統目標，職業教育的動力生成要素自發地形成具有可控性與選擇性的動力。政府、企業、學校、教師、學生等利益相關者源于各自對利益的追逐而形成合作共同體的穩定結構，動力生成的作用價值在于控制系統的穩定性，但由于價值取向的差異、利益訴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失衡等因素，主體子系統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基于消解矛盾的需要，系統必須及時破除原有結構的束縛，尋找新的替代結構，此時動力將迅速生成并起到“推陳出新”的作用，推動整個系統向更高一級的有序化結構發展。2.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動力的演化。所謂動力機制，即利用系統要素本身的規律性，通過激勵、導向、約束、控制的手段，在激發各方工作動力的目標之下，調動系統內各主體的積極性，構建系統主體之間的耦合關系。當然，動力機制需要置于特定的“文化場”中加以考量，能夠讓其在實然狀態下“無為而治”地運行。我國職業教育動力系統同樣是由多元利益相關者互相作用、牽制，在經過多方博弈之后達成一種相對平衡的合力。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我國職業教育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67年福建馬尾船政學堂的建立，但真正形成體系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可以稱之為近代職業教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國職業教育先后經歷了調整、整頓、充實、改革、完善、提高、壯大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的發展都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人文環境、經濟發展需求息息相關，呈現出不同的特征。根據職業院校規模與體制的變更，可以把職業教育的動力演變劃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動力系統，職業教育的發展精力充沛，基本形成了與普高數量規模相當的發展格局；階段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動力系統，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在優勝劣汰的格局中博弈并成長；階段三，即現階段，正在構建與“中國特色相適應、與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相匹配的動力系統”。④

二、現階段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推動力量

【摘要】文章旨在探索城市旅游發展動力機制問題，通過對城市旅游動力系統模型分析，并結合桂林城市旅游發展的案例研究，為傳統旅游城市的發展提供參考借鑒。

【關鍵詞】城市旅游；動力系統；驅動機制；動力模型；桂林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為目的地的旅游活動。自20世紀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發顯著，已經成為現代旅游的支撐點。以接待入境旅游者為例，我國2000年接待人數超過20萬人次的24個城市和另外接待超過10萬人次的12個城市共接待2369.73萬人次，占全國接待入境旅游者總人次的76.1%（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統計年鑒）。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復興、城市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城市就業、滿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受到政府和學術界的重視，成為關注和研究的熱點。

一、研究背景

隨著城市旅游的發展和競爭的加劇，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經營者過度重視旅游資源的開發、人造景點的建設和整個城市環境的綠化、亮化，而忽視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優勢的挖掘的弊病逐漸顯現：城市旅游產品雷同，缺乏個性，導致城市個性化旅游產品和服務特色喪失。其結果與城市旅游忽視發展動力機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動力機制研究滯后不無關系。

城市旅游成為近年來旅游研究的主要熱點之一，備受關注，國內外不少學者都進行了這方面的探索。國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對城市旅游進行創造性地研究；國內，1999年保繼剛、朱竑對珠海旅游發展驅動機制模型進行開創性的探索，是國內較早探索城市旅游動力機制的學者；2000年彭華借鑒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統，提出了由旅游消費牽動和旅游產品吸引構成，并由中介系統和條件支持系統所聯系的城市動力系統結構模型；2002年保繼剛、劉雪梅對廣東海外旅游發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龍江智、保繼剛運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兩市旅游發展動力。但是，總體上目前關于城市旅游動力機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缺乏專門、系統的論述。

摘要：杭州的鄉村旅游發展勢頭良好，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為了理清杭州鄉村旅游發展的動力，本文在分析相關文獻和咨詢專家的基礎上，選取了影響鄉村旅游發展的19個評價指標，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杭州鄉村旅游發展的動力因子。分析結果表明：杭州鄉村旅游發展受到經濟動力因子，鄉村旅游產業基礎動力因子，社會服務動力因子和旅游資源動力因子等四個主導因子的影響。最后在動力因子的基礎上構建了杭州鄉村旅游發展的動力系統模型。

關鍵詞：鄉村旅游；動力系統；因子分析；杭州

1引言

鄉村旅游是農村產業調整的重要形式，由于國家政策的鼓勵，目前鄉村旅游迎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鄉村旅游的發展對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用巨大，有利于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有利于農村村容村貌的改善、新農村的建設，有利于吸引農民就地就業、增加農民收入。而鄉村旅游的優化發展離不開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動力系統的建設。國內外對鄉村旅游的發展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發展影響因素研究、鄉村旅游企業管理研究、鄉村旅游利益相關者研究、鄉村旅游地理空間分布研究[1]和鄉村旅游轉型升級研究[2]。國內學者對鄉村旅游研究的較多，但是研究鄉村旅游動力系統的文章相比之下較少，由此可見，國內學者對鄉村旅游動力系統的研究關注較少。研究內容上，朱漩認為鄉村精英的示范作用促進了鄉村旅游的常規化和自覺化發展[3]。張曉鳴通過西遞村的研究認為人對空間固化、觀念與行為的強化以及社會關聯的硬化等特定動力因素促使西遞村社區長期延續，從而促進鄉村旅游的發展[4]。鄉村旅游的發展是由眾多因素構成的復雜系統的結果，需求、供給、支持作用和中介的影響構成了鄉村旅游發展的動力系統[5-7]，政府的支持對于鄉村旅游發展起著巨大的作用[8]。段兆雯，李開宇以西安為例，用對西安城郊的鄉村旅游動力系統進行了評價，認為供給、需求、資源、區位共同構成了西安城郊鄉村旅游發展的動力系統[9]。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而用定量研究鄉村旅游發展動力系統評價的較少。杭州市是國內目前鄉村旅游發展比較好的地區之一，本文以杭州為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運用因子分析法，進行鄉村旅游發展動力系統研究，以期為杭州市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2杭州市鄉村旅游動力系統運行評價

2.1杭州市鄉村旅游發展現狀。杭州市近些年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市場的帶動下，各界人士紛紛為鄉村旅游獻計獻策，再加上資本的投入，鄉村旅游的發展情況較好。截止到2015年，全市共有省級農家樂特色村、特色點共78個，省級四星級、五星級農家樂經營點、經營戶共64個，浙江省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2個，示范鄉鎮2個[10]。2015年，全市鄉村旅游共接待3669.37萬人次，經營總收入380892.49萬元[11]。2.2評價方法。鄉村旅游發展動力系統是指影響鄉村旅游發展和變化的各種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一種合力系統。從國內外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影響鄉村旅游發展的因素眾多，復雜多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通過降維使復雜多變的指標形成幾個主成分，從而盡量全面地反映出原本復雜指標所代表的信息。2.3評價指標的選取和量化。在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遵循因地制宜、可衡量、可操作的原則，把影響鄉村旅游發展動力系統運行的因素歸結為以下幾類：鄉村旅游產業基礎、鄉村旅游產業規模、資源環境、社會文化和旅游業發展情況。通過咨詢專家，運用德爾菲法，最終確定19個因子用于分析，從而避免人為確定權重而影響結果的準確性，在此基礎上構建了鄉村旅游發展動力系統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2.4數據來源及數據處理。數據來源于2015《杭州統計年鑒》和杭州旅游電子政務網、浙江農家樂鄉村休閑旅游網。通過收集以上網站和統計年鑒的資料，對杭州市10區（縣），即江干區、西湖區、高新（濱江）區、蕭山區、余杭區、富陽區、桐廬縣、淳安縣、建德市、臨安市，選取19個指標，分別為農林牧漁產值（X1）、鄉鎮就業人數（X2）、鄉村女性從業人數（X3）、直接從事農業人數（X4）、耕地面積（X5）、土地面積（X6）、固定資產投資額（X7）、第三產業生產總值（X8）、第三產業主導性（X9）、常住人口人均GDP（X10）、城市化水平（X11）、批發和零售貿易業（X12）、住宿和餐飲業（X13）、就業人員平均工資（X14）、含規模以上私營單位人才資源（X15）、資本開放度（X16）、鄉村旅游資源品質（X17）、高等級旅游景區數量（X18）、高等級旅游資源平均等級（X19）。其中，第三產業主導性=第三產業生產總值/GDP×100%,城市化水平=非農業人口/年末總人口×100%，資本開放度=實際利用外資額/GDP×100%,鄉村旅游資源品質指的是浙江省農家樂特色村（點）和五星級四星級農家樂的數量，高等級旅游資源平均等級指的是3A級以上景區分別與相應的權數相乘并相加，權數分別是5A景區為0.5,4A景區為0.3,3A景區為0.2。對原始數據進行相加、人均、百分比等計算，并進行均質化處理，從而得到適合因子分析的數據，進而對鄉村旅游發展情況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