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街道在旌陽區委、區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上半年。始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牢固樹立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抓住重點、突破難點、解決熱點、打造亮點”工作思路，充分發揮街道黨工委的領導核心作用，不時鞏固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促和諧工作效果，發展中促轉變，轉變中謀發展，各項工作取得了良好進展。

一、上半年工作簡要回顧

（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街道黨工委以招商引資和招引項目為突破口，上半年。以擴大稅源和經濟總量為目標，不時優化發展環境，提升服務水平，經濟建設得到穩步向前發展。

推進街道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上半年街道工業經濟總產值15716萬元，1抓住災后恢復重建和擴大內需、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有利時機。占目標任務的50.32%銷售收入10950萬元，占全年任務目標50.93%利潤總額646萬元，占任務目標51.80%利稅總額871萬元，占任務目標50.50%超額完成“開門紅”工業目標任務；中小型企業增加值完成10232萬元，占目標任務50.20%營業收入完成34986萬元，占目標任務51.09%總產值34986萬元，占目標任務51.09%利潤總額完成1798萬元，占任務目標52.65%實交稅金1126萬元，占目標任務51.56%超額完成上半年的各項經濟指標任務。

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招商引資工作進展順利，2全力開展招商引資工作。上半年完成引資項目3個，引進市外到位資金20640萬元，占目標任務的52.92%引進省外到位資金15300萬元，占目標任務51.00%

由倡導的工農兵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受到的贊揚和貶否都最為激烈的文學思潮和文學樣式。贊揚它的人，從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從政治著眼的，如1947年8月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特地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把趙樹理樹為邊區的“方向性”作家，邊區的文聯副主席陳荒煤還寫過《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一文[1]。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下半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則是在政治的語境中，給某些作品以藝術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對工農兵文學的代表作品《紅旗譜》評價說：“在‘紅色經典’作品里，我個人認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藝術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畫的豐滿度上，《紅旗譜》達到的水準確實堪稱杰作，而且它在階級敘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貶否它的人，則從“”開始至今21世紀，尚且拋開“”時期不說，即就上世紀80年代而言，不但從政治上而且從藝術上對它進行徹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上世紀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認為這一時期文學（指以趙樹理小說為代表的工農兵文學）便被視為政治的‘傳聲筒’和‘吹鼓手’”。[3]當今，因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這樣一來，似乎工農兵文學只有特定時代的政治價值（當然，這是指文學不應追求的政治宣傳“價值”），而缺失藝術價值。因此，一個問題便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誕生于上世紀40年代綿延至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長達30余年的工農兵文學，究竟有沒有藝術上的成就和貢獻？站在21世紀今天的時間點上，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待幾十年前產生于戰爭年代的工農兵文學的整體，準確地評價它的藝術價值，進而確定它的文學地位，這無論是對于歷史還是對于未來，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這是擺在我國學術界面前的迫切任務。在探討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之前，必須弄清工農兵文學的含義。筆者認為，所謂工農兵文學，應該包括兩種：一種是“嚴格意義”的工農兵文學，以趙樹理的小說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而且要表達工農兵群眾的思想感情，還要采用工農兵群眾的語言和他們喜愛的體式；另一種是“非嚴格意義”的工農兵文學，以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農兵群眾的語言和他們喜愛的體式。[4]筆者在談論工農兵文學時，又曾經指出它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建國前階段、中期的建國后至“”前階段和后期的“”階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謂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主要就是指這一時期。下面，我們具體來論述一下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

工農兵文學的貢獻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嶄新、獨特的典型形象，豐富了我國乃至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在西方現代派出現之前，獨特的典型形象和獨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學作品藝術成就最重要的標尺；而在西方現代派出現之后，對社會、人生的獨特思想感悟被視作最為重要的成功標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許多讀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夠長久留在人們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為重要的原因。誠然，中國文學有重視典型人物塑造的傳統，古代戲劇和古代小說都塑造出了許多獨特的典型，如崔鶯鶯、杜麗娘、李逵、林沖、賈寶玉、林黛玉、曹操、孫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農兵文學顯然也是在努力繼承這一傳統。我們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農兵文學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以及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堅的《地覆天翻記》等等，都在盡力地描寫人物性格。但是應當承認，它們都還沒有塑造出一個真正夠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們所寫的人物，雖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為典型形象應有的獨特性和概括力，那種具有深厚文化意蘊的厚重感，都還明顯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楊白勞，依然顯得單薄，且和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有某種相似之處。而后期的工農兵文學，即“”期間的工農兵文學，其許許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符號，談不上什么藝術典型。當然，那些至今還留在許多人記憶之中的樣板戲，其中的阿慶嫂，有獨特的個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蘊，可惜描寫得不夠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離。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國后至前的工農兵文學，對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們可以點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漢、林道靜、江姐、楊子榮。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論，典型形象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類型性典型形象。《紅旗譜》中的朱老忠和《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屬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紅巖》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則屬于類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稱道的是，無論哪一種、哪一個，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豐滿、獨特的，而且是具有時代特點、地域特點和歷史積淀，因而充滿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學史著作和評論文章，在評論這些人物的時候，都只從政治的角度著眼，只注意他們無產階級的階級特征，或者只注意其個性，這是不夠的。實際上，這些人物身上遠遠突破了階級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蘊。具體說來，他們的性格體現出以下的特點：

1.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統一說：“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6]74因此，階級性當然是工農兵文學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對于封建地主的仇視和憎恨，無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馮蘭池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關系，而是社會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馮蘭池為了霸占黃河堤下農民們的大片土地，受到農民們的阻撓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領頭抗拒的朱老忠的父親朱老鞏，同時還要對朱老忠斬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為地主的一般的貪婪與兇惡，而且還是屬于非正義的滅絕人性的邪惡，這卻不但是農民而且是全人類都要憎恨和仇視的，因而也就讓朱老忠對他的憎恨變成了對邪惡的憎恨，而朱老忠的報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階級性，而具有了社會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惡、追求正義的社會、文化意義。梁三老漢作為農民，他的階級性表現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這表現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問題上長久猶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長期統治的中國，這種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卻又不是農民所獨有，而是老一代工人、農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猶豫也就有了社會性。而作為類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靜，她是在革命中成長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長進步，并不只是表現為由一個不滿封建軍閥統治的青年成長為一個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革命戰士，而且是由一個向往公平正義的青年成長為一個愿為人民謀幸福的人，她既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又是具有社會正義感的社會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會性。楊子榮當然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偵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體描寫了座山雕等匪徒對夾皮溝普通民眾的作惡多端，所以，楊子榮對他們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現出他是清剿國民黨殘匪的英雄，而是一個為民除害的英雄，這同樣也給他的思想性格賦予了社會性。同樣，江姐并不只是與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的獄中英雄，她面對的是與人民為敵的兇狠無比、喪失人性的國民黨特工，因而，江姐與反對人民的勢力斗爭到底的大無畏精神也有了社會的意義。

2.時代性與歷史性的融合工農兵文學是在大變革的時代格局中審察、認識人物的，因此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這是非常明顯的。但同時工農兵文學又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時代性和歷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時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當時大革命時代的革命浪潮的影響和裹挾，具有革命的覺悟和要求，所以他才會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識又是歷史上農民造反意識的延續，在他身上，既有水滸英雄的粗豪氣息，也有風起云涌的大革命時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漢既有上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歷史大變動時代的心理波動，又有歷史所造成的下層人民的膽怯和固執。林道靜既有大革命運動時期的革命沖動，又有歷史上知識分子的先鋒意識。楊子榮既有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最后勝利時一往無前的氣概，又有歷史上革命志士堅忍不拔的英氣。江姐既有革命勝利前夕的堅韌，也有歷史上革命者舍生取義的文化積淀。

3.地域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成中國地緣廣闊，各地的生活風俗、精神氣質有不少的差異。工農兵文學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這一問題，努力表現人物的地域特點。但是中國又長期形成了大一統的傳統文化。工農兵文學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敗、一次次堅持的“出水才看兩腿泥”的堅韌中，顯現出“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穩的燕趙風骨，而這又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蒼涼之風；梁三老漢身上的保守，既體現出終南山的封閉，又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靜身上既有北方學生的率直和執著，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君子骨氣。楊子榮既有東北軍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武俠氣。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堅韌和沉敏，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韌性。總起來說，朱老忠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有仇必報、勇于反抗的，尋求翻身解放、追尋公平正義的，豪爽、堅韌、凄清的、時代大動蕩中理性的農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著廣大底層民眾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漢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舊的，在社會變革面前猶豫、徘徊的普通農民；林道靜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執著、率性，充滿遠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楊子榮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英勇機智而又豪情滿懷、為民除害的革命偵察英雄；而江姐則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從容、沉敏，為了最廣大人民利益甘灑熱血的無產階級的獄中英雄。

這些典型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獨特的。同是農民的典型，朱老忠明顯的不同于《水滸傳》中的李逵，雖然兩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滿了蒙昧、魯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黨的教育之前，前者也顯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漢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雖然兩者都是種地的農民，但后者懶惰、奸狡，前者勤勞、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靜當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識分子比如吳用，吳用參加起義是以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個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靜則是以追求遠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來感受革命浪潮的洶涌。她也不同于魯迅筆下的狂人和夏瑜，后兩者雖然覺醒，但脫離人民大眾，而前者卻是和人民共同斗爭，她身上體現出一種親民性。江姐更不同于歷史上的造反者，她的從容堅定是由遠大的理想所支撐的，而歷史上的造反者當然沒有這種思想和胸懷。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學史上別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義、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數是王孫貴族，或者資產階級人物，只有少數平民百姓，同時因為“歐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區”在中古“以后漫長歲月里，農業社會的基本特征逐漸消失”，“中古歐洲發生了工商業革命，導致了一個工業社會的興起”[7]34，原本樣式的農村和農民已基本不復存在，所以以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不多，真正的農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漢大相徑庭，如19世紀初英國作家瓦爾特.司各特小說《艾凡赫》中的羅賓漢，他雖然反抗封建壓迫，但又充綠林好漢，有百步穿楊的絕技，是個傳奇式的人物，“表現出他狹義的性格”[8]；巴爾扎克小說《農民》中的尼雪龍是“熱誠地信仰者共和主義理想，嚴格說，不過是小生產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堅硬如鐵，純凈似水”，不謀私利，“忠肝義膽”的、“尋常中的優秀人物”，這一形象“不免顯得有些蒼白”，只能作為“一個道德象征”[9]；《堂吉訶德》中的桑丘則是一個樸實善良、機靈樂觀、目光短淺、自私狹隘的普通農民形象；前蘇聯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中的青年農民潘苔萊是“勤勞作，愛家園，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卻又被虛榮弄得錯頭錯腦，其靈魂卑鄙惡劣”[10]的小人；還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說《戈丹》中的農民何利，是一個雖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無反抗意識的農民。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種追求人民群眾徹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國文學中所有的農民形象絕對沒有的。而梁三老漢那種在新事物面前表現出來的中國式農民的守舊和猶豫，特別是由個人發家致富到集體富裕的歷史性向往，更是外國文學中的農民形象所不具備的。作為知識分子的林道靜和法國作家司湯達《紅與黑》中的于連，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斷追求廣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則是只圖個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楊子榮一身正義，他是為民除害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化身，而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則是維護正義的個人英雄。江姐是“為天下勞動人民的解放”而奮斗的獄中英雄，而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筆下的牛虻則只是同情下層人民的志士。總的說來，工農兵文學同以往中國文學以及外國文學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別，在于胸懷和理想上面，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還是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體，這是他們思想意識的分水嶺。正是在這一點上，充分顯示了工農兵文學典型形象的獨特性，確立了工農兵文學典型形象的無可代替的重要地位，從而豐富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彰顯了工農兵文學的藝術成就和藝術貢獻。否定這些形象的人往往認定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傳的虛假人物，其實從這一時代過來的人都可作證：這樣的人物形象是真實的，因為那一時代就是那樣。

一、我國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和國民收入分配關系的現狀和矛盾

20世紀最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國經濟走上騰飛之路的重要時期。近二十多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和經濟總量的擴大，我國農村社會經濟亦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如糧食、棉花、糖等已躍居世界前列；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大大提高，恩格爾系數下降，標志著農民生活質量得到顯著改善；我國扶貧工作取得歷史性突破，農村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下降到目前的3000萬左右，農村貧困率從30.7％下降到3％左右；在我國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村，已經率先向現代化邁進，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從宏觀角度觀察，盡管我國農村社會經濟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當前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及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國家資金、政策、制度等綜合資源配置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觀，即是說國家總體改革發展的成果在城鄉和工農之間的分配有失均衡。現就其主要矛盾和問題作些概略分析。

（一）產業結構變動和就業結構變動不協調，城市化進程遲緩，大量勞動力滯留農村。

從國際經驗看，產業結構變化必然導致就業結構變化，而且二者變化的速率大致接近，這是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必要前提。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三次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產業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產業比重由48.5％上升為2000年的50.9％，第三產業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為2000年的33.2％，這標志著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取得了重大進展。

問題是，我國的就業結構存在嚴重缺陷，主要是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相對較小。1990年前后，發達國家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比重都在65％以上；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多數國家在50％以上。而我國在1990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比重仍高達50％，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只有27.5％。

開展“雙拆”工作，是街道工委、辦事處加強城市建設管理和發展區域經濟的重中之重，為扼制違法建設，體現社會公平，維護群眾合法利益，街道工委、辦事處在健全機構、宣傳造勢、精心組織、責任落實、巡查監管、控違網絡、舉報查處、自拆幫拆、依法強拆、拆后復建等方面加大領導力度，街道1—7月份總體控違成效是明顯的，共完成“雙拆”任務22.1萬平方米，其中控違121戶（8607平方米），強力助拆107戶（7304平方米），拆違41000平方米，拆遷、拆破18萬平方米，提前超額完成了今年18萬平方米的“雙拆”任務。然而8月初，由于街道、工農社區和相關執法部門控違力度不夠，造成工農社區、組違建有抬頭趨勢，給街道的拆違、控違工作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街道領導和城管部門高度重視，已就違建情況進行了及時、妥善的處理和安排，現將具體情況匯報如下：

一、基本情況

目前工農社區組和組共發現違建24戶，已于8月16日實施強力助拆，拆除6戶，其余18戶已進入執法程序。

二、原因分析

1、工農社區控違人員巡查力度不夠，控違責任制落實不到位，特別是村民組長和住村干部責任心不強，未把街道布置的控違目標任務放在心上，沒有第一時間發現，發現后未及時上報并勸阻，導致違建產生，導致工作被動。

2、街道控違力度欠缺，特別是夜間巡查力度不夠，不能及時發現并上報。

實施工農對接戰略中。必須抓好人才選拔、培養、流動、激勵、服務等五大平臺建設，人才起著基礎性、戰略性、決定性作用。營造和諧寬松、人盡其才的創業環境，最大限度地激活人才潛能，積極參與工農對接戰略，服務竹溪社會經濟發展。

構建選拔平臺。以能力和業績為導向，讓人才脫穎而出。按照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重點推行引進、公開招考、招聘、競爭上崗等選拔方式，選拔急需的黨政人才和經營管理型人才；按照“立足當前，服務長遠”思路，實用”上下功夫，將“技術型、創業型、營銷型”作為選拔重點，建立健全農村實用人才庫，實施動態選拔。

構建培養平臺。建立有本地特色的分層分類培養機制，促人才能力提升。堅持從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人才實際和需求出發。優化人才成長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促進各類人才不斷更新知識、提升能力。堅持黨政領導人才，提高理論素養、培養戰略思維、樹立世界眼光和加強黨性修養上下功夫；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通過建立市場化、外向型的培養機制，著力提高他駕馭市場經濟、參與縣域經濟競爭的能力；對專業技術人才，著重提高他科研、學術水平，從中培養一批在全縣具有領先水平的專家、學者和學科帶頭人。培養的方法和手段上，不斷探索創新，把理論培訓與實踐鍛煉、縣內培養與縣外培訓、短期培訓與職業教育等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廣覆蓋、多層次、開放式的人才培養體系。

構建流動平臺。打破人才的部門、所有制壁壘，實現市場化配置。針對人才流動中的體制機制障礙。打通各類人才隊伍之間的交流渠道，逐步建立政府引導、市場調節、中介服務等形式，促進各類人才的有序流動，逐步實現人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由縣委、縣政府牽頭成立人才工作領導小組，統籌管理縣內的人才培訓、人才輸出、引進等工作，整合縣內職教資源，使縣人力資源市場、技工學校等培訓和服務機構按照統一的標準開展業務，做到人才輸出一個途徑對外、人才引進一個窗口服務，縣內人才流動程序簡化，促進人才合理、有序流動。

建立科學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充分體現人才的價值。設立人才貢獻獎勵基金，每年從縣財政安排一定的資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分別進行獎勵；對有條件的企業，鼓勵它積極探索、落實技術、專利、品牌、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的產權激勵機制；為提高人才創業積極性，應從職稱評定、工資福利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人才激勵保障機制：對有業績突出的專業技術人才，可適當放寬申報條件，優先推薦評聘；對有突出貢獻的專業技術人才，納入各級拔尖人才人選，實行特殊津貼制，并享有優先安排教育培訓和交流輪崗。此基礎上，逐步建立高層次人才待遇保障機制，穩步提高人才整體福利待遇水平，堅持物質激勵與成就激勵、精神激勵相結合，善于用光明的事業吸引人才，用崇高的精神鼓勵人才，用真摯的感情凝聚人才，使人才充分享有實現自身價值的自豪感、貢獻社會的成就感、得到社會承認和尊重的榮譽感。構建激勵平臺,結合我縣實際情況。凸現人才價值。按照市場化原則。

構建服務平臺。合理調配黨政人才；借助縣人力資源市場的市場配置和服務功能，形成品牌化體系。充分利用縣委統管人才的優勢。建立公共人力資源服務網絡，廣泛提供人社政策、人才需求信息、人才、人事檔案托管、代繳社會養老保險等服務，促使公共資源向非公組織平等開放，逐步形成專業化服務、社會化運作、標準化管理、品牌化建設的公共人才服務體系。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生態城市建設的核心問題闡釋；生態城市建設的發展現狀概述；生態城市建設的創新路徑；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的人類聚居地、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循環經濟這一生態經濟形式是承接工業經濟的全新經濟形態、以循環經濟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為先導，遵循“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農業循環經濟、循環經濟產業鏈、建設生態城市的原則、借助大學、科研院所的集體智慧，高起點規劃、政策保障，措施得力、注重效益，項目先行、普及循環經濟知識等，具體請詳見。

內容摘要：本文以國家循環經濟試點市——河南省鶴壁市發展循環經濟的路徑為實例，進行相關問題討論。資源型工業城市如何發展循環經濟、如何實現工農良性循環，現已成為學界焦點問題。

關鍵詞：循環經濟科學發展觀生態城市路徑

1生態城市建設的核心問題闡釋

所謂的生態城市，就是指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的人類聚居地，是一個社會和諧進步、經濟高效運行、生態良性循環的城市。而發展生態城市就要發展循環經濟。因為生態城市建設的核心就是經濟發展，經濟的快速健康持續發展是生態城市的不竭動力。當然，這是建筑在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基礎上的經濟發展，這是完全不同于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生態經濟。

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三R”為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以生態產業鏈為發展載體，以清潔生產為重要手段，以最終可達到實現物質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摘要：煤礦企業隨著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即便如此，從煤礦企業發展現狀來看，其經營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大部分煤礦企業仍然采用的是粗放型管理模式，不僅無法激發員工的積極性，也不能實現工農和諧，企業生產的高效性和安全性長期得不到提高，極大影響了煤礦企業未來的長遠發展。工農和諧的精細化管理是煤礦企業精細化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管理者應該樹立全面精細化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相關制度、消除各種安全隱患、高效處理各種案件，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煤礦企業的工農和諧。

關鍵詞：煤礦企業；工農和諧；精細化管理；有效策略

一、引言

煤炭資源是我國重要的傳統能源之一，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工業發展和人們生活的主要燃料，所以，煤礦企業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與其他企業相比，煤礦企業在我國發展的時間相對比較長，而且經營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危險性。粗放型管理模式是當前我國煤礦企業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完全不符合政府提倡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基于此，煤礦企業應該要轉念管理理念，建立精細化管理模式。為了全面確保煤礦企業經營發展的穩定性，還需特別重視工農和諧的精細化管理。本文首先介紹了煤礦企業精細化管理的內涵，其次提出了煤礦企業工農和諧的精細化管理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再次闡述了目前我國煤礦企業工農和諧的精細化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了加強煤礦企業工農和諧的精細化管理措施。

二、煤礦企業精細化管理的內涵

煤礦企業精細化管理就是將經營管理中的責任進行細分，明確每個部門、每個員工的具體責任。這對企業管理者和員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必須要改變以往懶散的毛病，提高自己的責任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及時發現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然后上報解決，不斷完善煤礦企業的管理細節。有的學者認為，煤礦企業精細化管理可視為一種文化理念，能起到明確社會分工的作用。精細化管理是科學化管理的一部分，科學化管理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另外兩個分別是規范化管理和個性化管理。煤礦企業進行精細化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企業管理中的不規范行為，建立健全經營管理制度，從開采環節到運輸環節全方位進行把控，制定比較精細的管理標準，加強對每個環節、每個細節的管理和監督，從而全面提高煤礦企業的管理水平，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

摘要本文在分析了我國農村工業各個階段工農業關系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階段性、區域性梯度推進理論，并以此論述了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relationfeature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in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inchina,putforwardthecoordinatedtheory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bystages,regionsanddegrees,discussedthecoordinatedroad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for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anddifferentareaofchina.

關鍵詞農業農村工業協調發展階段性區域性

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問題是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農村工業發展促進農業發展，兩者存在正相關關系，是我國農村工農業關系的主要體現。但農村工業的不同階段、不同地區兩者關系有不同的表現。工業發展并不是總是對農業有利，認識到這一點，選擇適宜的協調發展道路，發揮農村工農業之間的正關系，抑制負關系，對農村工農業協調發展十分重要。我們在廣東東莞市，江蘇無錫縣，山東諸城市、蒼山縣，湖南雙峰縣，四川米易縣等17個典型縣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不同地區、農村工業不同階段的農業與農村工業關系特征，提出了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

1農村工業不同階段農業與農村工業關系的特征

依據反映農村工業發展水平以及與農業關系特點的若干指標（如人均農村工業產值、農村工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農村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農業人口人均鄉鎮企業工資占農民人均純收入比重等），根據17縣農村工農業關系及全國總體狀況，確立每個指標在各個階段的范圍，運用要素貢獻率與專家評議相結合的方法，確立各項指標的權重，將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的關系劃分為五個階段：

一、中央蘇區的反腐倡廉機制

中央蘇區時期，經過不斷的努力，形成了反腐倡廉的機制，使其能夠發揮出懲治腐敗，弘揚社會正氣的巨大功效。

（一）從嚴制定黨員標準，著重指出要想成為黨員就不能存在“發洋財的觀念”

1921年，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們的隊伍以前，必須與那些與我們的綱領背道而馳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這表明，建黨之初，加入中共的條件比較寬松，只要承認其黨綱、對其忠實，沒有跨黨者，就能加入中共黨組織。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沒有修改一大的黨員標準，但是更為注重強調必須有“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1927年9月，率部走上井岡山之后，要在落后的農村地區大力發展黨組織，就必須吸收大量的農民參加進來。當時的入黨誓詞為“犧牲個人，嚴守秘密，階級斗爭，努力革命，服從黨紀，永不叛黨”。主要強調能夠為中共犧牲一切，服從黨紀，就可以加入中共組織。到了1929年1月，在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壓力之下，、率領紅四軍主力前往贛南、閩西，逐漸在那里開辟了中央根據地之后，黨組織發展壯大的需求與可發展對象素質不匹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與突出。1930年2月28日，中共閩西特委《關于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指出：“目前黨內農民成分占大多數，農民意識支配一切，工作散漫、組織松懈種種現象擺列眼前。”“地方主義、保守觀念、封建思想、家庭觀念、享樂主義、金錢主義、不拿槍等現象無奇不有”。中共黨內種種錯誤思想的表現，使得黨內高層極為擔心，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散開，將對中共黨組織造成致命打擊，整個組織將呈現出渙散的情形。在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上明確提出了糾正的方法，即：“將舊的基礎厲行清洗，如政治觀念錯誤、吃食鴉片、發洋財、賭博等，屢戒不改的，不論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黨。”同時強調：“今后新分子入黨的條件：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以上五個條件完備的人，才能夠介紹入黨。”在這里，將入黨標準更加細化，為了防止中共干部出現貪污腐化的現象，特意指出要“沒有發洋財的觀念”才能夠入黨，將經濟廉潔作為考察入黨的重要指標之一，嚴把黨員的入口關。在領導層的高度重視下，中央蘇區各級黨組織也對入黨條件提出了細致條件。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會上就提出：“在蘇維埃區域中發展組織，一定要有嚴格的條件。”“對黨和主義有相當了解，有相當的階級覺悟，便可入黨。”并且特別強調要保持黨員干部的清正廉潔性，對于有苗頭要貪污腐化的，要堅決清除出中共的干部隊伍。閩西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就提出：“黨應堅決地把黨內一切消極怠工、不聽調動、富農自請脫離黨、金錢觀念重于黨、連續三月不交黨費、三次不到會、破壞搗亂、昏庸不活動及吸鴉片的分子完全驅逐出黨；同時盡量吸收城市工人、農村貧農及積極活動分子入黨，以改造黨的成分。”

（二）制定嚴格的法律，從嚴打擊中共干部隊伍貪污腐敗的行為

由于艱苦的戰爭環境，再加上缺乏革命必勝的信心，中央蘇區有一段時期，干部隊伍的貪腐現象比較普遍。1932年5月召開的江西省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財政與經濟問題的決議案》指出“：各級政府浪費的情形實可驚人，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隨便可以亂用隱報存款吞沒公款，對所沒收來的東西（如金器物品等）隨便據為己有。”為了遏制住干部隊伍普遍性的腐敗行為，領導層一邊在講話中呼吁努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的道德水平，曾經在文章指出：“蘇維埃的報刊不僅要無情揭發蘇區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還必須從正面大量宣傳和表揚先進典型、先進模范，要介紹他們具有的生動的事跡，樹立學習的榜樣。”一邊制定嚴格的法律，對貪污腐敗行為進行系統性地預防與打擊。制定了嚴格審計制度，出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審計條例》。《條例》指出審計的目的就是“為著保障蘇維埃財政政策的充分執行，裁判檢舉對貪污浪費的行為，使財政收支適合于目前革命戰爭的需要。”規定了具體的審計方法：“各級蘇維埃財政收支的預算和決算，由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匯編，經中央審計委員會審查，人民委員會通過，中央主席團批淮，未經審查和批準的預算財政機關支……款，決算亦必在批準后，該用款機關不能解除其責任。”“各級蘇維埃機關必須遵照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會）規定的會計季度編制預算、決算。逾期不做決算的中央審計委員會、分會對于該機關后來的決算，將拒絕審查。”并且指出：“中央審計委員會及分會審查決算認為有浪費或貪污應處罰及應負責任的，隨時報告主席團（中央或省、中央直屬縣、市）執行，在分會應同時報告中央審計委員會。”制定了嚴格的會計制度，1932年12月16日，了《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訓令第十二號———統一會計制度》。其中指出目前會計制度的第一缺點就是“任各級自收自用，中間更免不了生出許多貪污浪費舞弊的毛病出來。”為了堵住貪污浪費的弊端，《訓令》指出要建立科學的會計制度，包括要“把收錢的、管錢的、領錢的，支配的四個機關分開”，要“把各級收入與開支都分別劃分開。”等等。制定了嚴格的懲處措施，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六號訓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重點打擊貪污行為：“（甲）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處以死刑。（乙）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處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監禁。（丙）貪污公款在—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處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監禁。（丁）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完善了各項規章制度后，對打擊貪污腐敗行為確實做到了有法可依，執法必嚴。

當今文壇，關于現代性的話語，諸多論點、諸多思路，不一而足。有西方世界的理論術語、理論文本的解讀，有對當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理論的思辨，有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發展態勢的考察，也有對作家作品等文學現象的實證分析。這其中，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發展軌跡之間的關系研究，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應該說，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現代化發展進程的歷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也是一部現代性追求的歷史，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價值自然是不容忽視的。

一、現代性的社會學視域與《講話》的價值觀照

關于現代性的研究視域，頗多爭議。依照米歇爾?福柯的看法，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一般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則，人們常常把現代性作為一個時代，或是作為一個時代特征的總體來談論。他們把現代性置于這樣的日程中：現代性之前有一個或多或少、或幼稚或陳舊的前現代性，而其后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現代性。于是，他們開始發出追問，現代性是否構成“啟蒙”的繼續和發展，或者是否應當從中看到現代性所造成的某些基本原則的斷裂或背離。二則，福柯說“：我自問，人們是否能把現代性看作為一種態度而不是歷史的一個時期。我說的態度是指對于現時性的一種關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選擇，一種思考或感覺的方式、一種行動、行為的方式。”〔1〕在此，我們或許應該對現代性的解讀選取一種比較寬泛的視域。它可以是前者，即一個時代、一種制度，或一個歷史時期的范疇，更多是表現在社會內容方面，諸如，政治方面的世俗政體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經濟方面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積累，社會層面的勞動和性別分工體系的形成，文化層面的宗教衰落與世俗物質文化的興起等。它也可以同時是后者，即一種態度、一種思想、一種思維方式和藝術表現方式，并更多地表現在文化、文學等領域。于是，我們的現代性思考便進入了社會學思考和審美思考兩個視域，或者兩個視域的交織互補。社會學視域把我們的文學思考引向了一個更為寬闊、更為開放的天地。安東尼?吉登斯在闡述現代性的體制維度時說，大多數社會學的理論總是傾向于要在現代社會中尋找某種單一的、占主導地位的體制性關系。即，它到底是資本主義體制，還是工業化體制？面對這樣的爭論，與其去尋找或爭論，毋寧把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看作是包含在現代性體制維度之中相互區別的兩個“組織性群集”，“正如歐洲社會所發生的那樣，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的聯合導致了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轉變。”〔2〕我們當然不是要具體地討論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的體制維度或生產過程，但這種社會學理論的現代性視域，不同于那些抽象化、學院化的學理思考，它攜帶著十分強烈的社會實踐性，它注重于社會體制變化、社會發展歷程及其影響的思考，表現出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社會態度。用社會學理論的現代性體系維度來審視文學現象和文學發展的歷史，自然會擴大學術研究的視野，提升其學理認知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此而來，對文學史中的理論思潮、作家作品的評價也就不會局限于某種單一的思路和方法，而是攜帶著更多的對社會文化實踐的直接反思。于是，文學內部發展規律的研究也就有了更為廣闊的跨學科視野、更為博大的社會文化參照，和更為深刻的理論性、“反思性”的認知層面。如塞德曼所說“：社會理論通常采取了廣義的社會敘事形式，他們講述了關于起源和發展的故事以及關于危機、衰敗和進步的故事。社會理論通常是和當代社會沖突和政治爭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這些敘事的目的不僅是澄清一種實踐或是社會構造，而且還要塑造它的結果———也許是通過賦予一種結果以合法性，或是用歷史重要性來影響某些行動者、行為和機構，卻將惡毒的邪惡的性質歸因于其他的一些社會力量。社會理論講述的是有現實意義的道德故事，它們體現了塑造歷史的意愿。”〔3〕應用社會學的理論，從中國新文學現代性發展的歷程和社會文化實踐的視域來解讀《講話》，我們可以確鑿地認定它是中國新文學現代性發展歷程中一座不可逾越的豐碑。《講話》的基本精神和歷史功績在于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兩個根本問題，即，文藝創作的方向問題和文藝發展的道路問題。第一，文學發展的方向問題，是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講話》總結了以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特別是革命文學發展的基本經驗，明確提出文學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它系統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明確解決了中國文藝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立場問題。說“：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4〕關于人民大眾的具體內涵，又具體地解釋，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第二，是文藝發展的道路問題，《講話》緊密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現實和文藝發展的自身規律，明確指出中國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發展的根本道路，是要求文藝工作者通過深入現實生活、深入實際斗爭，深入工農兵群眾之中，既轉變思想又獲得創作源泉。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5〕時至今日，如何來認知《講話》的基本精神呢？從社會學的理論和現代性的視域出發，現代性作為一種時間的存在，是始終處于變化之中、永遠未完成的過程。波特萊爾“用現代性來意指處于‘現時性’和純粹即時性中的現時。因而，現代性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悖論式的可能性，即通過處于最具體的當下和現時性中的歷史性意識走出歷史之流。……在波特萊爾那里現代性不再是一種給定的狀況，認為無論好歹現代人都別無選擇而只能變得現代的觀點也不再有效。相反，變得現代是一種選擇，而且是一種英勇的選擇，因為現代性的道路充滿艱險。”〔6〕無論是中國現代歷史的政治變革、社會變革，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這樣的現代性的矛盾存在和現代性的時間流程之中。《講話》作為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過程中的里程碑，既是緊密地根植于中國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的社會合理化進程中的工具理性世界之中，又是在以一種“英勇的選擇”的姿態，以諸種“美的事物最新近、最當下的形式”積極從事著一種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偉大“救贖”。即，《講話》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追求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之中的歷史必然產物。

二、革命文學歷史演進中的矛盾困惑與《講話》的基本精神

從中國新文學現代性發展的縱向歷程中，可以看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題材主題、人物形象、語言形式等方面的選擇和表現，與作家自身、與表現對象、與歷史要求之間的矛盾存在和發展規律。在五四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的旗幟上赫然地書寫著兩個口號：“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人的文學”的口號在當時主要指向“人”的個性解放，個性解放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表現的一個主旋律。在當時，這種“人”的個性解放，主要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我主體的個性解放。如魯迅所說，“新的智識者登了場”〔7〕，他們取代了古代文學中的勇將策士、才子佳人，成為五四新文學的主人公。“平民文學”口號的提出，表明五四新文學從其誕生之日就開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比西方文藝復興更為深刻的地方。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作家，對農民的命運表現了特別深切的關注。在魯迅等人的新文學作品中，農民第一次成為文學主人公，這是伴隨著的社會轉型而來的中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的變化。但是，這些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們在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其文學表現的題材主題、情節沖突包括語言形式都可以選擇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故事，他們的立場、情感以及思維方式卻始終無法擺脫小資產階級或知識分子的視角。于是，五四時期文藝思潮的真實狀況是，高高飄揚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旗幟下面，讀者對象、服務對象，基本上還都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