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希爾在成功學中講：“一切緣于觀念。”

說到觀念，曾有這樣一則故事：有兩個農民進城，這天天氣非常熱，口渴難耐，于是他們來到一個飲料部，一打聽，一杯水兩塊錢，其中一農民就想，水在我們哪里是不要錢的，而這里邊水都要錢，可見這里不好過，我得回去；另一個農民在想，水在我們哪里是不值錢的，而這里水都可以賣錢，可見這里很好掙錢，我得留下。一個觀念的轉變，令兩人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回家的，依然是面朝黃土背朝天，而留下的，卻豐衣足食。由此可見轉變觀念的重要性。

我行現在正在如火如荼、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股份制改造，新的體制即將建立，必然引發新的觀念產生，為此，我們必須及進轉變觀念，以適應新的環境。但我們應如何轉變觀念？轉變什么觀念？

作為現代職業工作人員應轉變道德觀念：一名合格的中行員工，思想上必須要忠于中行事業，牢固樹立在中行一天，我們就應忠于中行事業一天；在中行獲取報酬一天，我們就應為中行奉獻智慧一天的思想。也許有人會說，忠君是封建社會思想的殘余，現代人講究識時務者為俊杰。不錯，但我們翻開歷史，唐代名臣魏征，其最初是皇太子李建民之謀士，在爭奪皇位時，為李建民出謀劃策，后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射殺太子。當李世民登上皇位時，傳召魏征，劈頭責問：“你為什么離間我們兄弟？”魏征面不改色，從容答道：“臣下各為其主盡忠，春秋時，管仲輔作齊桓公創立霸業前，做齊桓公哥哥公子糾的師傅時，還箭射齊桓公呢，難道你想我為人謀而不忠乎？”一席話，不僅讓李世民啞口無言、怨恨盡消，并對其的耿直和忠心產生賞識、器重，魏征也從此開始成就自己成為中國的千古名臣。可見忠誠并不與識時務者為俊杰相矛盾。

作為市場經濟工作人員應變工作觀念：有道是“思路決定出路，觀念決定貧富。”如我們能積極、主動、負責、開拓性地工作，豐碩的奶酪必然會屬于你。也許有人又會說，現在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且收入照常。是的，由于我國正處在逐步完善的市場經濟時期，而我們銀行內部市場經濟成分體現不多，特別是分配制度還完全處在計劃經濟體系當中。但中行改革的整體規劃告訴我們：今后的工作將會是定員、定崗、定薪，嚴格按每個人貢獻的大小分配收入，員工間的收入將逐漸拉大。但隨著我行股份制改造的完畢，今后將不是我要怎么做，而是別人要不要你做、市場要求你怎么做，過去那種坐享其成的事，如高山流水，一直向前最終融入江河湖海，不見蹤影。

作為金融工作人員應轉變名利觀念：淡泊名利，遠離是非。當今社會是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各種誘惑樸面而至，領導與職員的收入逐年增大，可實際生活中，并不是每個人都可成為領導，我們應清醒地認識自己，正視自身不足，淡泊權欲，立足本職。如克意追求，中行開平支行余振東——天堂之處是盡頭，將為我們每一個敲響警鐘；然而，也應當看到，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大浪滾滾，江水滔滔，不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沉渣泛起。今天，與淡泊名利相對立的一股“爭名”、“奪名”、“盜名”、“追名”、“混名”、“騙名”、“買名”的歪風甚囂塵上，有人會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說到利，“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我們雖無法接近那種境界，幸好先人還告訴我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否則，牢獄之門已為之打開。小陳老師工作室版權所有

摘要：裝飾是現代藝術設計的重要基礎概念，本文旨在探討現代藝術觀念與裝飾觀念的結合，研究裝飾教學中需要解決的裝飾觀念問題和裝飾形態及語言兩個關鍵性問題，對增強藝術設計專業學生的創作能力將有所幫助。

關鍵詞：藝術設計；裝飾；后現代藝術觀念；裝飾形態

前言

作為當代藝術設計的平臺，裝飾藝術的設計和創作是從事各類藝術設計的重要基礎，因此，在當代藝術設計基礎教學中構建“大裝飾”的理念，對培養學生設計意念、設計素養和原創能力有著非常深遠的意義。

從人類藝術誕生之時，就沒有離開過“裝飾”這個名詞。人類的藝術起源與原始的裝飾有著某種不可割舍的關系。著名的美術史學者沃爾夫林·沃林格認為“美術史主要是一部裝飾史”。裝飾在原始社會是藝術的審美核心。各種彩陶紋樣成為各種裝飾美、形式美的標本。裝飾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它不但是審美的形式，而且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它包含著特定的社會感情和文化意識，它不僅是“裝飾性”的，從秩序、線條、形式、色彩等方面帶給人們以審美愉悅，而且是“文化性”的，從文化、理想、象征、歷史等方面滿足人們更深層次的需要。

沃林格在《抽象與移情》中說到：裝飾藝術的本質特征在于一個民族的藝術意志在裝飾藝術中得到了最純真的表現。裝飾藝術必然構成了所有對藝術進行美學研究的出發點和基礎。裝飾對于現代設計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義。從裝飾的角度出發，可以清晰的看到現代設計的發展脈絡。在當今藝術設計教學實踐中，有關后現代裝飾語意的教學，應當從以下二個方面人手，才可確保“‘大裝飾”思想富有藝術設計的當代性。

一是重灌輸，輕體驗。有人說兒童的頭腦不會自發地形成正確的政治思想，需要灌輸，還說這是馬克思主義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條基本原理。于是把古今中外的美德與規范收集起來，一條一條灌輸下去，但真正在兒童頭腦里扎下根來，并影響他的人生軌跡的，必須通過他們自己努力探究并獲得真實體驗才有可能。

二是重防范，輕賞識。學校制訂幾大類幾十項便于操作的規章是必要的，有的學校有的教師不以賞識教育為主，卻以防范為主，把重點放在檢查和糾正錯誤行為上，一旦學生違反了規章制度，就像交警對付違章車輛一樣，唯章獨尊，把兒童趕進機械服從的狹路。這樣雖能取得短期的效益，但禁錮了兒童的思想，培養了奴性的人格。

三是注重大道理的說教，輕視基礎文明行為習慣的養成。我們首先要讓他們遵守做人的最起碼的準則。國外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老人在回答記者關于“在哪所大學學到您認為最重要的東西？”老人說“在幼兒園”，在幼兒園學到把自己的東西分一半給小伙伴，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東西要放整齊等等。這些最基礎的文明行為習慣成為他成功的起點。

四是以往的德育工作還有一個誤區，就是用同一目標培養兒童，用同一模式教育兒童，用同一標準評價兒童——以大工業標準化生產流程對待教育。

新的世紀對學校德育提出新的挑戰，我們的對策是，確立“生活德育”思想，提出學校德育應走到兒童生活中去，應充分釋放兒童的生命潛能，激活兒童的創造精神，努力踐行“活動中育德，生活中育人”，突出“活動”與“滲透”，強調“實踐”與“體驗”。

德育應走到學生生活中去

自然的觀念，theideaofnature，是一個近代的（現代的）詞匯，它只有在近代才有它的意義。古希臘是沒有這個詞的：很難想象某個希臘著作家把這兩個詞象這樣組合在一起[1]。蘇格拉底以前只講自然φυσις。觀念，idea，來源于希臘文的ειδος（或ιδεα，漢譯理念或相），本義是外觀形狀的意思。Ειδος又來源于動詞ειδω，看。從柏拉圖開始ειδος成為西方哲學的強勢話語。可能是因為它剛剛被用作思想的專門詞匯，ειδος作為“看”的原義尚在柏拉圖的運思中起到某種制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柏拉圖講到很多自然事物的ειδος，也講到很多人為事物乃至某些品德屬性的ειδος，但是沒有講到自然的ειδος.自然有沒有一個型相？自然的型相是什么？這些不是柏拉圖的問題，也不可能成為柏拉圖的問題，因為在柏拉圖的時代，自然還沒有被理解為自然界，后者是基督教世界的產物，而且尤其是在近代科學技術的世界圖景中被強化出來的表象。在柏拉圖那里，自然實際上被用作相當于后世所謂“本質”（essence，來源于拉丁文的系動詞esse，是，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說多少相當于形式（ειδος）的地位。正如柯林伍德所引述的，柏拉圖有這樣的用法：ητοναγθονφυσις（善的自然，或善的本性）[2]。

這表明柏拉圖并不象通常被認為的那樣把自然界和理念界并列起來：有自然界，有理念界，后者是前者的來源和根據；而且首先他是不是把自然理解為自然界、把理念理解為理念界，都還是應該考究的。

至于亞里士多德則更不是以一種“界化”的方式思考自然。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既沒有純粹的質料，也沒有純粹的形式，有的只是質料和形式結合在一起的具體事物（當然，鑒于亞里士多德的復雜性，這只是大致說來如此）。亞里士多德經常說要象研究塌鼻子的塌的形式那樣來研究物體的自然本性。Ειδος與卑俗事物的聯系在柏拉圖對話里還是一件令蘇格拉底深感難堪的事情，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則自覺地被當作一個基本的原則。

但是，從柏拉圖開始，西方思想史上確實發生了某種“非自然化”的轉變，這一點甚至是可以感覺出來的。但是僅限于感覺到這一點以及指出它來是遠遠不夠的，要緊的問題是要解說清楚：究竟是在一種什么意義上，我們說柏拉圖開始了一種“非自然化”的轉變？

首先，憑什么把這個開端歸之于柏拉圖？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完全可以以一種黑格爾式的或類似的方式說：人只要思考，就不再是自然的生物。所以“非自然化的轉變”如果有的話，何必非要等到柏拉圖不可呢？蘇格拉底以前的自然哲學家們雖然只是一味地從自然里面尋找自然的原因（αρχη，本原，原則，根源），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一針見血”地指出：愛奧尼亞哲學家們的水、火、氣什么的，其實只不過是尚不自覺其為思想的思想：因為他們畢竟尋找原因。

尋找原因這樣一種努力似乎毫無疑問不是自然的（φυσις）。然而為什么？可能的理由至少有兩個：1，因為它是人為的（τεχνη）。無論作為一種什么樣態的努力，思想也好，直覺也好，實踐經驗也好，只要它是屬人的，它就不是自然的。2，因為它是思想，不管這思想是屬于人的還是不屬于人的，反正思想的就不是自然的。

當代攝影有兩個領域，即攝影界和美術界。在攝影界，攝影主要是作為記錄客體的一種媒介手段而存在，如生活攝影、新聞攝影等。傳統攝影界也有藝術攝影，這個藝術攝影的宗旨就是強調審美，考察攝影作品的意境美感是衡量這類攝影層次高低的依據。當然，這個“意境美感”是從傳統美學意義出發的，這也就造成了攝影界的太多作品實難貼近現時代社會的真實生存狀態，所以，“觀念攝影”是美術界的事。在美術界，攝影原本是藝術家用作記錄過程與結果的輔助性媒介，現在已經轉化為直接完成藝術家觀念設想的重要表現方式，進而由完成作品的手段變為作品本身，成為“觀念攝影”【1]。“觀念攝影”(按：以下對該概念不再加引號)雖然保留了傳統攝影的記錄功能，但其目的已不再是記錄客觀表象，而是為吸納一定觀念所進行的藝術創作。它往往以獨特的視角及圖像組合方式，并輔以數字圖像處理的手段進行觀念表現。一般來講，評價一件觀念攝影作品的標準并非是其所呈現圖像的高技術指標，而要看作品是否有力地表達出藝術家所要表達的觀念。中國的“觀念攝影”多是以反省現時代文化的姿態出現的，這主要通過四種題材來表現。事實上，觀念攝影的題材是構成觀念攝影批評的重要因素，對題材的選擇充分展示了當代藝術家的關注視野和反省文化的所在。

一、對“”的借用

“”已經結束幾十年了，但是拿“”說事仍是中國的當代藝術的一大能事，似乎不談“”就不夠當代。拿“文崔岫聞《三界》革”說事并非是要反思，而是對“資源”的借用。從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來看，“”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題材。早期是在繪畫上體現較多，如毛旭輝的《大家長》系列，王廣義《大批判系列等等。此外，還有很多藝術家都選擇了題材進行表現。隨著觀念攝影的發展，一些從事觀念攝影的藝術家選擇了“資源”進行創作是自然而然的事。對“”的表現已然成為中國觀念攝影的一個重要題材。中國觀念攝影中的題材作品往往是把“”的一些符號、特征帶入到藝術創作中。這些符號可以是時期的樣板姿態，也可以是時期流行的宣傳畫，還可以是時期的某個事件場景等等。從事這類藝術創作的藝術家有：邱志杰、徐一暉、馬建、吳小軍等，他們的作品多是通過模仿時期的樣板姿態制造一種荒誕感覺及象征性語義對比，或者以象征和隱喻性的表現方式將符號置于當代背景中而形成語義置換，或者是為了表明一種不愿忘卻的紀念。邱志杰的作品《好是由一組黑白照片所組成。這些黑白照片借用了當代流行的白領形象，表現出頗具“”氣息的動作招式。雖然人物都身著商界白領的“制服”(白襯衣、領帶，有褶的長褲，緊身衣，黑夾克)，但他們的動態與姿勢卻能令人回憶起時代。在好3號中，兩個年輕男人挽著一個女人，臉上表現出毫無根據的神氣與莫名其妙的希望，身體的姿勢同衣著打扮所傳達出的信息矛盾對立。藝術家將“”的理想姿態同今天的時尚荒唐地并置在一起，以期喚起觀眾的疑問和驚奇。事實上，這是一種人們面對攝像機鏡頭時本能地表現出那種僵硬的所謂“好”的姿態，給人一種很激昂、很革命的感覺，“強調了世俗意識形態對歷史記憶的消費。”(顧鎮清語)徐一暉的作品也善于使用當代形象去模仿、置換“”的典型形象。如他模仿“”時期流行的一張雷鋒在駕駛室里讀語錄，但卻把所讀的書換成了駕駛員手冊。馬建的被奸者把藝術家本人的形象經過電腦數碼演化而巧妙地嫁接到“”場景中。在作品中，馬建的頭顱被“革命”施暴者按倒在地，而施暴者的面孔被推至畫面之外，以此強化了施暴者的抽象性。吳小軍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資源來表現。這些藝術家在創作中選擇“”資源，實際上是采取了反諷的語言方式，由此可見藝術家的創作姿態。

二、對“文化”的挖掘

對“文化”挖掘包含兩個方面內容，第一個內容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意義的挖掘。這類作品具體表現為對藝術史中作品的圖式模仿，以此建立自己的語言模式。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的藝術家有洪磊、王慶松、崔岫聞、洪浩、張衛、安紅、劉錚等。洪磊是從中國古代文化的角度挖掘影像意義的第一人。他的作品借用了中國古代繪畫資源，其中，山水畫大都是用興安畫派、八大山人的那種感覺去做，一般都是一次成像后直接在底片上構圖，更好地表達了對中國畫的理解。他的作品中常使用宋代宮廷繪畫的圖式，如用真的花和死鳥的現成品按照宋代宮廷花鳥的構圖和貴族式的艷麗趣味拍成圖片。但因鳥是死的，整個作品透出既艷麗又凄涼的感覺，這種感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時代變遷帶來的失落感和懷IEl情結。王慶松也是熱衷于使用傳統藝術作品圖式的藝術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借用了中國古代名畫，如著名的(老栗夜宴圖就是模仿了韓熙載夜宴圖。作品在保留了原構圖的前提下，置換了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人物、道具和場面。把古人換成當代生活中的人物，原場景換為現代糜亂的私人聚會，其中，批評家栗憲庭演繹了韓熙載的角色，王慶松演繹了顧閎中的角色，女仆的角色換成一些濃妝艷抹的有著妓女形象的人物。整個作品是對“老栗處在糜爛的當代生活中”的一個模仿性的描述，同時也是對當代流行文化面具下的一種頹廢生活狀態的揭示。崔岫聞的作品三界則是通過一個帶紅領巾的女學生的形象模擬了達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圖式。洪浩、張衛、安紅、劉錚等藝術家也都創作了一些類似的作品。實際上，這一類作品和上面的表現“”題材的作品有著共同之處，都是“反諷模仿”，借既有的公共符號性的》圖式表現一種寓言式的觀念。第二個內容是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挖掘。挖掘中西文化的差異，然后用觀念攝影的方式展現這種差異。這類作品也比較多，但大多數是作為行為藝術的附屬而產生的，如徐冰的文化動物選擇了兩頭豬：一頭公豬，一頭母豬。各自的身上都印著象征中西文化的文字：公豬身上印著英文，母豬身上印著中文。他將兩頭豬放在一個堆滿了中西各種文獻的圈子里，任它們肆意當眾交配。有些敏感的評論員認為徐冰的作品在影射西方文化強奸東方文化。顯然，這里面的用意表明了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一種強暴，這也充分展示了徐冰這么一位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中國藝術家對于東西文化交往和交流的可能性的探索。

三、對“家庭”的關注

在中國法律史上，法家以刑為核心的觀念，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意識之中，對中國法律制度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西方則認為法律乃是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的力量。造成觀念如此巨大的差異，自然有其社會基礎，西方特有的制度在中世紀的城市中發展出了生機盎然的市民階級，但是這種制度在中國不是根本沒有，就是面目皆非。從深層次講，對“法”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劃分“人治”與“法治”、封建傳統與現代法治精神的集中表現。既然沒有法律至上的信仰，而僅將法作為工具、刑罰，所產生的后果必然是對權力的崇拜，擁有了權力，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對他人進行專政，而無所謂公平、正義。梁治平先生在《說“治”》一文中對人治作出了尖銳批判：“專橫的權力，暴虐的法律，以及因權力腐蝕而沉淪的人性，這些都是”人治“下最常見到的現象”。②由于對權力的崇拜，手中握有權力的人與普通老百姓自然無平等可言，官吏享有種種特權，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表現一種身份、等級的封建社會的人際關系。“由于身份因素的介入，經濟關系時常依據非經濟的考慮來處理，純粹的財產形式也很難出現。按照身份的法則，管理體制將人格化，官職乃至普通的職務都可以變成身份，轉化為特權。在這種情形下，法律上的權利只是虛設，現實中的權力卻成為禮拜的對象”。③人治導致權力行使的隨意性和任意性，在“人治”狀態下，個人內在的品行、修養可以決定政制的存亡。

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有精辟的論述：“在上司就任時以及逢年過節都得送禮，上司的歡心影響他的命運，為了巴結上司，就得盡量送厚禮。個別官員的地位極不穩定，獲得一官半職要花巨大的代價（學費、買官費、禮品費、”規定費用“），要背一身債，所以當了官就要在短暫的任職期內盡量地撈上一把，……當官就能賺錢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有搜刮過甚才該指責”。④這些正是幾千年專制體制下官吏的真實寫照。表面看來，中國古代帝王尊為天子，儼然高不可攀，但越是如此，就越是虛弱，因為他不能不更多依據其臣屬，以之為間接統治人民的工具。馬克斯。韋伯在評價清政府統治時寫道：“直到最近幾十年，同外強簽訂條約，是地方長官而不是中央政府——它從來就沒有過做這種事的機關，幾乎所有真正重要的行政制度形式上都出自省的長官之手。……中央政府的條令常常被下級權力機關當做倫理示范的建議或愿望，很少當做符合皇權特點的成命”。⑤

中國幾千年繁榮的封建社會造就了中國的古代文明，但同時也形成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巨大障礙，傳統的頑固與強大可以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歷史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勢力強大的集中表現，中，“個人崇拜”、對知識分子的踐踏都達到中國幾千年歷史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從一定意義上講，將法視為“刑”的觀念，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中是根深蒂固的，它左右著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這種觀念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得到體現。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政府官僚法治意識淡薄，思想意識中毫無法律至上的觀念，工作中唯上是從，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是上面的意思，很少會想到是否符合法律，人民大眾的意愿，更不會想到手中的權力是有限的，負有責任的。

反觀西方，國家權力從來是受到制約的，沿著國家權力同其他外在的對應力量間形成的二元化道路行進的。對世俗國家權力的制約力量：第一種是自然法觀念的制約，自然法的地位從來都被看作是高于人定法的。第二種是監督教的制約，中世紀天主教會凌駕于世俗國家權力之上。第三種是代議制的制約，王權向市民階級妥協的結果之一，就是等級代議制度的產生。這就決定西方的國家權力很難形成象東方特別是中國的絕對一元化的地位。中國由于國家權力對社會組織、天地萬物、時空的絕對權力，宗教在中國想成為一種獨立存在的力量斷無可能。馬克斯。韋伯在評價中國農民起義時說：“城里人反抗官吏的起義時有發生，逼得他們逃入城堡。不過，起義的目的總是撤換某個具體的官兒，或是取消某項具體的規定，尤其是某項新的課稅，從來不是爭取一種哪怕是相對的、明文規定的、政治性的城市自由”。⑥自始沒有自由的觀念，沒有須由法律來確立和保護的政治權利。只有有了“自由”、“平等”的基礎，才會有契約關系，才會有市場經濟，法律是最基本的調節模式，契約所代表的那種社會狀態，也是現代社會一切法律存在的價值基礎。西方傳統上將法理解為公平、正義、權利，認為法律高于一切，認為國家權力來自于人民的讓渡，而法就是公民制約國家權力的手段。在此理念之下就有了“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的名言，為克服人治的弊端，主張“以權力約束權力”。

建設現代法治國家應當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法治國家應當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法治國家的基本標志應當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制度及程序的）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權和潛能、保護和促進經濟增長、社會公平、社會程序和社會進步的基礎之上。凝結著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高于任何個人、群體、政黨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權威；國家的一切

權力根源于法律，而且要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和信仰等特殊情況而有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非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只應與職務相連，而職位對一切人開放；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合法或準許的，每個人只要其行為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和公認的公共利益，就有權利（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動；公民的權利、自由、利益機會非經正當的法律秩序和充足理由不受剝奪，一切非法的侵害（不管是來自個人或國家）都能得到公正、合理、及時的補償。

一、對傳統藝術的質疑

沒有對傳統的質疑就沒有思考，對傳統的反思和批判本質上是創新，最終以某種方式解構傳統。這里的傳統泛指傳統文化，狹義的指向為傳統藝術中的美術創作。杜尚的“泉”首先對西方傳統藝術提出了挑戰，“現成品”的概念因此確立，從此藝術家主觀上的選擇和意象拼貼成為藝術創作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引發了一系列的追問：“現成品”也能成為藝術品嗎?那藝術又是什么？藝術的價值是作品本身，還是藝術家借助作品傳達的觀念？這種對傳統進行質問和顛覆的姿態使觀念藝術成為西方當代藝術中最富創造力與活力的藝術形式之一。由于材料觀念的拓展，美術家們創作實踐和探索的邊界一再延伸，繪畫的含義也被拓寬了，是否架上繪畫也無意義了，概念的外延和內涵都歷史性的向更廣和更深的維度延伸。在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突破傳統的創作認知，歷史的看待每個時代藝術家的創新成果，用動態的眼光仰望或者審視；引導學生突破傳統的審美習慣，對美的形式法則有辯證的看法，有意味的形式美的相對性和絕對性，因時空的轉換而轉化；引導突破傳統的視覺慣性，用敏銳的藝術神經感知世界，通過大膽探索，表達獨立性的藝術判斷。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主動轉換角色，把大量的時間還給學生，以平等的身份引導學生，以溝通的形式及時與學生交流互動，及時幫助啟發學生，自覺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個性發展，使學生的主體性、獨立性、體驗性、探究性不斷發展和提升。

二、對當代藝術的取舍

當代藝術是藝術學習者的生發圈，也是運動著的藝術場，學生和教師就身在其中，因此，我們對近距離觀看藝術發展是盲目的。當代藝術的光怪陸離會讓我們覺得撲朔迷離，不管你采取何種姿態，最終要擁抱它，這就涉及到你的取舍態度了。從教學的角度，一方面，我們要引導學生用批判的眼光去鑒賞藝術作品，用寬容的心態去關注藝術家，用多元的審美眼光去接納新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我們要啟迪學生關注自身對世界和社會的體認，不斷發展自己的藝術個性，不要隨波逐流盲從別的藝術家，從而迷失自我。在專項課題教學中，多設置學生與老師展開討論的情境，教學一定是一種啟發，而不是灌輸。當代藝術瞬息萬變，要引發學生的獨創性和判斷力就不能一味使用固定不變的教學方法。

三、對藝術創作的跨界嘗試

和現當代大多數新興事物一樣，綜合材料的創作具有跨界性。對學科的跨界，當代藝術創作中，尤其是各種裝置藝術的呈現，有對物理化學媒介的創造性運用，有對新型科技的嘗試，有對自然物的再開發，有對聲光電磁和音樂的運用……藝術學科內部的跨界，理工科和藝術的跨界，自然界和新型科技界的跨界，藝術家們的視野是全方位無死角的，各種可能都在嘗試。對觀念的跨界，古代造字術也好，未來科幻預言也罷，都會和藝術創作相嫁接或融合。對材料的跨界，從架上繪畫這個概念提出后，非架上繪畫的各種媒介都可以被藝術家或單獨或混合的展示出來。源源不斷的新材料被發掘并創造性的運用到藝術創作中，而對材料本身的發現或創新運用本身就是創作的一個突破點。在新材質的引入中，更重要的是藝術家對材質的創造性運用，物質世界后面是藝術家對人類歷史、社會政治、科技、哲學宗教的思考，是藝術家與世界發起的對話。對材料的探索，從根本上引發了藝術觀念、創作語言、藝術觀賞的創新。觀察的角度不同，創作的可能性不通，特定作品的材料特性會強化特定的語義。對維度的跨界，可拼貼成二維的平面作品，可呈現浮雕或圓雕的三維形態，可以表現一個微小生命的過程或驚人動魄的歷史事件的過程記憶來表達思維狀態。

什么是“綠色課堂”，綠色課堂首先是學生們積極學習的課堂，而且他有健康、富有活力的學習活動；有獨立思考與合作交流的學習形式；有自信以及相互尊重的學習氣氛；有一個讓學生充分而自由、主動而生動、全面而獨特的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一、綠色課堂，平等的課堂

創建平等的課堂，首先要給學生以舒適的感受。蘇霍姆林斯基說過，“老師要像春風一樣對待學生”。所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就是要以平等、真誠之心對待學生，以民主、尊重的方式接納學生。如像雄鷹入林，老師的出現使百鳥鳴春的教室迅速沉寂，如君臨天下般不可侵犯，學生自然望而生畏、敬而遠之，學生如何敢向教師敞開心扉？教師又怎能走進學生的精神世界？所以，教師要從“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向組織者、引導者、合作者的方向轉變，為學生創造一種民主、平等、寬松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在心理輕松的情況下形成無拘無束的思維空間，促進學生積極思維，主動探索，產生成功感和求知欲。在課堂上，教師要像與朋友談心一樣把知識涓涓流入學生的心田，并讓其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而自由、茁壯地成長。在課堂上，教師可以把自己“藏”起來，不做大教授，更不做大法官，把自己變為學生的一員。學生走歪了，旁邊點撥一下；學生精彩了，為他歡欣、為他鼓掌。

二、綠色課堂，自由的課堂

教師在上課時，不應該用苛責的語言去給學生上課，而應該用寬容去激勵學生，努力營造自由的課堂氛圍。教師為了幫助學生樹立自信心與自由意志，不限制學生在教室的行走空間與行走自由。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教師以學生學習情況為基點安排學習活動，而不是由教師隨意控制學生的學習。

學生的表達并不準確生動，但教師一直很寬容，正是這種寬容，奠定了數學課堂的自由基調，激發出學生直抒胸臆的勇氣和膽量，也正是這種寬容，激發了學生數學課堂上的隨機應變能力與思考問題的能力，學生的思維才可能逐漸變得靈活起來。試想，如果學生絞盡腦汁思考出的一個答案，雖然言之有理但就是因為不符合教師的標準答案而被一棍子打死，那學生怎么才能暢所欲言、積極思維呢？由于教師的寬容，學生因此終將走向自信，體驗學習的快樂。

行政觀念是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在履行行政管理職責活動中，形成的對行政活動的看法、態度、信念和價值，是對行政活動的一種深刻的認識和理解。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來分析和研究行政觀念問題，必須堅持兩條原則:其一、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行政觀念來源于對行政實踐的認識;其二、認識必須是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及其規律，行政觀念則必須真實地反映行政實踐的根本要求。由此我認為，分析和研究行政觀念的轉變問題，只有把它歷史地結合到相應的行政制度中去能找到正確答案并把握其轉變的指向及一般規律。

顯然，行政觀念的形成或轉變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規范、影響和制約，但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約與影響是相應的行政制度，即行政觀念的行政制度規定性，亦即它之所以為行政觀念及其同其他觀念之間的區別的特性。實踐是認識的荃礎，行政觀念作為對行政實踐主要是行政制度的認識和理解，它與一定的行政制度必然是一種“對等”的關系，有什么樣的行政制度就有什么樣的行政觀念。在依法行政的行政制度中，行政觀念主要受行政法律規范的約束.或者說行政法律規范作為行政的根本依據，它必須對行政觀念具有性質、方向、內容等方面的規定性;同樣在“依人治世”的行政制度，行政觀念則主要受“長官意志”的約束，它必須具有“唯上”、“唯權”等規定性。由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1)山于‘’依人治世”與依法行政兩種行政制度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因此兩者所形成的行政觀念也必然不同，認識和理解具體的行政觀念，只能到“依人治世”或依法行政中考察、分析和判別。(2)行政制度改變，也必然要求行政觀念的轉變，行政制度“依人治世”走向依法行政，行政觀念也必須走向法治狀態，否則必將阻礙依法行政的實現。

黨的十五大報告在闡述依法治國方略時，明確指出:“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實行執法貴任制和評議考核制。”依法行政成為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的基木準則。在行政觀念上，一方面依法行政要求摒棄傳統的“人治”規定的行政觀念，另一方面則要求樹立法治規定的行政觀念。那么“人治”規定的行政觀念有什么特點?概要地說有這樣幾點:(1)以掌握最高權力的個人或集團代表或代替國家意志，它對行政觀念的要求是服從、尊重、信仰權力，甚至是個人迷信。(2).權大于法，官本位，在行政活動中不是依據法律，而是依據長官意志，它對行政觀念的要求是首先服從權力，然后才是服從法律。(3)“人治底下的法治”，或稱為法律工具主義，為行使權利方便也制定法律，從而就可以“借法擴權”、“借法行權”了，法律不過是權力的奴蟀，它對行政觀念的要求是形成法律為權力服務的愈識。總之，“人治”規定的行政觀念就是“官本觀念”，“權力觀念”。這種法律文化和行政文化沉淀為潛在的社會念識，影響著依法行政的進程，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如權力拜物教、官僚主義、潔官主義、人情主義、等級觀念等，這些正是依法行政和相應的行政觀念所要徹底摒棄的東西。

依法行政對行政觀念具有指導規定性，為行政觀念的轉變捉供了相應客觀依據。對依法行政作以理性認識，只能從依法行政白身的系統整體中尋求。拋開觀念性要素，依法行政是山諸多要素構成的，是諸多要素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在各個要素中，每個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占有主導地位、發揮主要作用的要素及其相互聯系和作用決定著這一系統整體的性質、方向、內容、價旋。因此，行政觀念的轉變也必須以這些要素為依據。

依法行政作為一個系統整體，占主導地位、發揮主要作用的要素有哪些?從其系統整體的鑒本結構看，主要包括三個層而的要素:一是基礎和前提要素;二是內容和形式要素;三是價值和效益要素。

1.墓礎和前提要素—民主至上的觀念。民主是一個政治概念、法律概念、道德概念，是一個多維性的詞，但是不論我們從哪個角度來理解，民主的要義始終是指向“人民的權力”或“主權在民”。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核心內容，依法行政的根本目的是發展民主政治，正如十五大報告指出的那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口標。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民主是人民主權國家的旗幟.是行政理念的本質內涵，是依法行政的基礎和前捉要素。在依法行政中，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權力是從哪里來的，為準掌權?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石作是一種國家政體，馬克思主義認同、繼承和發展了民主觀，在《共產黨宜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2頁)這里所說的民主就是人民掌握政權，人民當家作主。其根本要求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只能為人民掌權，服務于人民，這是依法行政的基礎和前提。民主至上的觀念包涵多層意思:

海爾給品牌定了一個“三性”的定位——時代性、國際性、超值性。“時代性”即融入互聯網時代，讓用戶在海爾享受到在別處享受不到的服務；“國際性”即在行業里“引導”而不是“跟風”，把海爾在中國布局的網絡延伸到國際市場上；“超值性”即以“虛實網”結合的方式，為用戶創造超出期望的價值。

可見，品牌的本質就是獲取和滿足用戶資源的能力，海爾創全球化品牌，就是始終以用戶為中心，為全球用戶提供美好住居生活解決方案。海爾的全球網絡布局支撐了這一目標的實現。

海爾的全球布局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很多產品解決方案受到了當地消費者的歡迎。據世界著名監測機構GFK數據顯示：2009年，在德國三門及以上的多門冰箱市場，海爾以75.9%的份額高居第一；2010年前5個月，在西班牙三門及以上的多門冰箱市場，海爾冰箱以36.1%的市場份額高居第一；2010年上半年，海爾集團收入同比增長13%，利潤同比增長38.7%，海爾的品牌競爭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企業要做大做強必須要考慮消費者和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還有社會責任，現從社會營銷觀念和社會責任等幾個方面來分析海爾集團成功的做法，僅供讀者參考借鑒。

一、社會營銷觀念的內涵

我們現在來簡單的理解下社會營銷觀念的內涵。社會營銷觀念是要考慮消費者和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形成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工商哲學。它是由生產觀念(ProductionConcept)—>推銷觀念(SellingConcept)—>市場營銷觀念(MarketingConcept)—>社會營銷觀念(SocialMarketingConcept)—>大市場營銷觀念(MegmarketingConcept)—>全球營銷觀念(GlobalMarketingConcept)變革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