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是探究數據之間的內在因果關系的常用方法，采用該方法，對上海期貨交易所銅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銅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針對實證研究的結果，分析了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并探討我國銅期貨市場、現貨市場上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滬銅現貨價格；期貨價格；格蘭杰因果檢驗

1理論研究方法——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選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模型定量分析滬銅現貨與期貨價格變動間的關系。一個完整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模型包括了兩變量的單位根檢驗,如果單位根檢驗結果是非平穩時間序列,還要進行協整檢驗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1.1單位根檢驗模型

在現實的經濟社會的實際研究中，多數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然而某些非平穩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的。如果一個變量是平穩序列，則其均值與時間t無關，且圍繞該均值波動，并有向其收斂的趨勢。檢驗時間序列變量平穩性常用的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模型為

一、立項依據和意義

中低價位商品住宅主要是指政府組織引導，企業開發建設，向本市重大工程、舊區改造等項目拆遷基地中符合條件的被拆遷居民租售的配套商品住宅，是按“政府引導、企業運作、面向市場、定向統籌”的原則，在土地供應上采取“制定規劃、鎖定地價、設計方案競標”的辦法，通過政府“搭橋”，封閉運轉，解決動遷戶中中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的住宅空間問題而推出的特殊住房，是**市委、市政府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舉措之一，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工作作風的體現。

中低價位商品住宅供應模式運作剛剛起步，適度把握中低價位商品住宅供應總量及占**市房地產市場供應總量結構中的合適比例成為目前亟需解決的難題之一。特別是隨著**市城市建設市政重大工程項目的逐步開展和**市住房保障工作的不斷深入，享受對象范圍逐步擴大，該類特殊商品住宅將成為整個房地產市場住宅供應總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成為**市中低收入家庭改善住房的主要供應源之一，而要防止**市房地產供需市場因為中低價位商品住宅的供應面積增加而受到影響。合理確定中低價位商品住宅的供應總量和占**市房地產市場住宅供應總量中的合適比例顯得尤其重要。

通過本課題研究，以人為本，建立**市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完善**住宅供應結構，優化中低價位商品住宅投資環境；通過本課題研究，合理控制商品住宅的成本結構比例和建設總成本，合理定價，解決動遷中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難的問題；通過本課題研究，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為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和促進**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國際大都市作貢獻。

二、研究內容

在對**中低價位商品住宅開發現狀、動拆遷家庭居住情況和購房承受能力的調查的基礎上，分析、預測了20**～20**年中低價位商品住宅的供需總量及其對全市住宅市場的影響；同時，結合當前中低價位商品住宅所屬區域空間布局和動遷家庭居住的意愿，運用土地利用結構理論和區位理論，研究了優化**中低價位商品住宅建設的各項經濟與技術指標及其規劃設計方案。在如何調控中低價位商品住宅建設成本的問題上，課題采用綜合分析法，分析了區位環境對商品住宅價格的影響，運用基尼系數研究了普通商品住宅和中低價位商品住宅之間的理論差價，從而進一步剖析了中低價位商品住宅的建設成本，確定了其中可調控的部分。最終，為了進一步發揮**中低價位商品住宅作用，課題提出了完善中低價位商品住宅建設的配套法規政策。

拆遷安置是城市發展、城市建設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關系到全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對加快中心城市發展、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城市環境、完善城市功能、維護社會穩定、推動城區現代化建設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隨著我區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拆遷安置工作日益繁重，成為各級政府工作的主要內容。在拆遷安置中，也出現了不少新問題。本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宗旨，筆者就我區拆遷安置中的現象作如下探討。

一、*區安置房建設的現狀

截至08年底，我區累計約9500戶拆遷戶在外過渡，拆遷安置的壓力很大。為加快安置房建設，區委、區政府提出了到09年春節前實現8000戶拆遷戶住得上房、拿得到房、看得到房的安居目標。為完成8000戶的安置目標，同時按照超前規劃的要求，全年安排低價位商品房項目25個。分成四類：一是09年春節前交付使用的項目，二是09年春節前基本封頂的項目，三是09年具備建設條件的項目，四是09年開始拆遷地塊。一類、二類主要為落實今年安置目標任務的項目，08年以前的拆遷戶將基本實現安置；三類、四類是為今后拆遷工作的配套安置項目，將逐步實現“零過渡”的安置目標。

二、安置房建設中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總體上，我區安置房建設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和困難，有待解決。至08年底，我區在外過渡戶數較多，達9500戶，其中在外過渡戶超過18個月有3300余戶。由于安置房建設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到2010年才可消化2008年前所有拆遷戶。

(一)低價位商品房的建址較難選擇。按目前慣常的做法，低價位商品房的建址往往選擇較偏或相對較偏的區域。對此，被拆遷群眾意見較大。大多被拆遷群眾認為，拆遷安置后他們的生活遠不如以前方便，無論上班、購物還是休閑、娛樂等都受到了極大影響。

美國期貨交易所合約規格

（CBOT）玉米期貨、期權合約

──────┬───────────────┬─────────────

│期貨│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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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單位│5000蒲式耳│一個CBOT期貨合約交易單位（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最近進行了一項有關家用汽車消費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想買車的人越來越多，同一年前進行的同樣調查相比，幾乎增長了近一半。

今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有購車愿望的居民占52.6%，而一年前調查時僅占8.3%，增加了44.5%；沒有購車愿望的居民比例40.6%，比一年前調查時的比例降低了26.9%；拿不定主意的居民比例6.8%，比一年前調查時的比例降低了17.4%（表1）。

那么，究竟什么時候實現購買轎車的愿望呢？表示近期就要購買轎車的居民占11.3%，較一年前調查時的比例提高10%；表示在加入WTO兩年內購買轎車的居民比例21.2%，較一年前調查時的比例提高7.2%；表示在加入WTO兩年及以后購買轎車的居民比例占67.5%，較一年前調查時的比例降低16.8%（表2）。

有購車愿望居民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和準備在近期及加入WTO兩年內購買轎車居民的增加，反映了今年我國經濟的強勁回升，居民特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穩步增長，以及居民消費結構短期顯著變化和升級的趨勢，同時也說明加入WTO對居民轎車即期消費的促進。

與此同時，另外兩項調查內容，即“什么價位的轎車適合家庭用”和“促進家用轎車消費的條件”，時隔一年，卻沒有多大變化。

在轎車價位的選擇上，今年的調查顯示，高達80.4%的居民表示家用轎車合適的價位是10萬元以內，另外18%的居民認為合適的價位是10－20萬元以內，1.6%的居民認為合適的價位是20萬元及其以上；而去年的相應調查結果分別為79.3%、18.7%和2%。這表明，大家對家用轎車的價格心態變化不大，同時也集中反映了家用轎車買方市場的基本需求傾響和購買力。（表3）

摘要:雖然藝術品拍賣的競買人,即立場堅定者、猶豫不決者和機會主義者的競價策略大不相同,但一些基本策略仍然具有普遍的參考價值。對于競買人而言,能否熟悉拍賣信息,鑒定拍品真偽,確立心理價位和把握競價節奏,直接決定著競買人能否順利勝出。

關鍵詞:藝術品拍賣競買人競價策略

經驗地看,可以將競買人分為三大類:立場堅定者、猶豫不決者和機會主義者。立場堅定者對拍賣標的的估價和心理價位很明確,會嚴格按照自己事先確定的競價策略進行報價,競價行為比較理性,加價幅度通常不大,一旦超出心理價位,就會放棄繼續競價。猶豫不決者對拍賣標的的估價和心理價位不明確,在競價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估價和心理價位,競價行為不大理性,加價幅度缺乏規律,沒有競價策略可言,競價經常猶豫不決。機會主義者也被稱為“狙擊手”(sniper)。在競價過程中,他們通常會一直細心觀察和耐心等待,競價行為非常理性,嚴格執行競價策略,盡可能不暴露自己,最后一刻方才競價。顯而易見,這三類競買人的競價策略是大不相同的。不過,一些基本策略卻是對這三類競買人都有參考價值的。

一、熟悉拍賣信息

對于競買人而言,拍賣公告、拍賣廣告、拍品圖錄和拍賣預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來源。因此,競買人應該首先仔細閱讀拍賣公告和拍賣廣告,了解拍賣時間、拍賣地點、拍賣主題、場次安排和聯系方式等關于拍賣會的基本信息,以決定自己是否有必要深入了解拍賣會的具體情況。如果競買人確實有興趣登記參拍,就可以進一步閱讀拍品圖錄了。拍品圖錄不僅配有印刷精美的拍賣標的圖片作為參考,而且還會詳細介紹拍賣標的的編號、名稱、年代、品相、質地、尺寸、出處和估價等內容。許多拍品圖錄還會寫明拍賣程序和收費情況等信息。這些信息包括:競買人的資格、如何登記參拍、拍賣競價幅度、具體收費標準、怎樣付款提貨、爭議解決辦法,等等。

雖然各個拍賣公司的拍賣規則大同小異,但是,有時候也會有微妙的差別或改變。例如,有的拍賣公司規定,競買人在當天登記參拍,然后繳納保證金,再領取競價號牌。而有的拍賣公司則規定,競買人需要提前登記參拍,然后繳納保證金,領取競價證,拍賣當天再憑事先領取的競價證換取競價牌。凡是沒有領取競價牌的人,競價無效。諸如此類的拍賣規則都是競買人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參觀拍賣預展,驗看拍賣標的也是熟悉拍賣信息的重要方式。

A企業成立了由主要領導掛帥的內部薪酬制度改革辦公室，具體負責領導企業薪酬改革工作。整個工作歷經二年，截至2003年7月已經全部結束。從反饋的情況看，運行平穩，成效顯著。下面以A企業為例探討國企如何進行薪酬改革。

最大的癥結在哪

A企業原有的薪酬制度是將員工的月工資分為固定工資和浮動工資兩部分。其中固定工資包括技能工資、基礎津貼（野外津貼、艱苦崗貼、工齡補貼、生活補貼）、特殊津貼（技師津貼、回民津貼、特駕津貼、優秀人才津貼、高技能工人補貼）以及崗位工資。技能工資是員工在企業的累計工作年限、貢獻的體現，基礎津貼是員工的工作環境好壞、工齡長短等因素的綜合反映，特殊津貼是對企業特殊人群的一種補貼，崗位工資是崗位差別和崗位工作年限的體現。浮動工資包括獎金和加班補貼，獎金與單位的經營考核情況掛鉤，加班根據職工的考勤情況發放。員工月度工資分配主要與出勤掛鉤，根據員工本人的出勤率考核發放。

從以主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A企業原有的薪酬體制度中存在以下問題：

1.工資雖然有固定、浮動之分，但由于沒有引入勞動力市場價位機制，明顯存在兩方面的弊病一是對外沒有競爭性，重要的管理、主體專業技術崗位的收入水平低于勞動力市場價位，人才隊伍不穩定，部分簡單易替代崗位的收入水平卻接近和高于市場價位，居高不下；二是對內沒有激勵性，企業內部崗位只有單位間因效益不同引起的收入差別，單位內部差別非常小，缺乏明確的價值導向。

2.重復考慮積累貢獻（工作年限等）的因素技能工資、工齡工資、崗位工資等都與工作年限有關。“基礎津貼”更多反映的是員工的靜態的歷史因素，這些因素并不能反映員工實際的工作能力和勞動價值，使得薪酬分配出現錯誤導向。獎金主要是單位的經營情況考核結果（組織對組織），分配時主要依據的是員工工作態度（出勤率），缺少對工作能力的量化考核指標，使得薪酬分配沒有有效的考核支撐，薪酬分配失去了應有的激勵效應。

布勞代爾（FernandBraudel）將金融活動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最高形態（具有超越分工的傾向），列寧則將之歸結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金融寡頭壟斷）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馬克思制度分析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家眼里，金融是信用關系從“前資本主義”簡單生產擴展到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總之，金融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關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玒的挑戰。當人們的物質利益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損害時，人們便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發生疑問。不僅如此，人們還進一步對カ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理發生疑問。在所有這些疑問之上，人們最終會懷疑∶來自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真的適用於非西方文化傳統諸社會的經濟？我在這篇短文里提出來討論的，就是由金融危機所揭示的、在經濟活動與道德基礎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非西方社會”（non-westernsocieties）諸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從傳統農業到現代工業的“轉型期”）中，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更深入的討論，參閱文末參考文獻）。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布勞代爾（FernandBraudel）將金融活動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最高形態（具有超越分工的傾向），列寧則將之歸結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金融寡頭壟斷）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馬克思制度分析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家眼里，金融是信用關系從“前資本主義”簡單生產擴展到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總之，金融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關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玒的挑戰。當人們的物質利益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損害時，人們便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發生疑問。不僅如此，人們還進一步對カ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理發生疑問。在所有這些疑問之上，人們最終會懷疑∶來自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真的適用於非西方文化傳統諸社會的經濟？我在這篇短文里提出來討論的，就是由金融危機所揭示的、在經濟活動與道德基礎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非西方社會”（non-westernsocieties）諸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從傳統農業到現代工業的“轉型期”）中，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更深入的討論，參閱文末參考文獻）。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一、書畫藝術品的價格特性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當商品的價值在流通中用貨幣來表現時，便是商品的價格。沒有固定不變的價值。價值是隨著人對它的需要程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價值變了，商品的價格也應發生變化。任何一件商品在市場上的價格變動，都反映了它的價值變動，從而形成了價格運動變化的規律。反映出作為相對價值的商品本身價值量與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價值量之間的本質聯系，以及兩者之間發展變化的內在關系。一般來說，商品的價格與價值是統一的，價格是商品價值的當下現實的真實反映。沒有價格，商品的價值就無法體現。既然商品的價格與價值是統一的，也就是說市場的流通價格是商品價值的真實反映，那么書畫藝術品作為一種商品其價格就是其藝術價值的真實反映。書畫藝術品的價格在質的規定性上，也應以價值為基礎。但是，商品的價格有時不一定能反映商品的價值，兩者時常處于某種程度的分離、違拗狀態。所以書畫藝術品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其價格是較難準確地反映其藝術價值的。書畫藝術品的交易價格與其藝術價值往往不一致，有時甚至十分矛盾。或者說；書畫商品的價格又不是以藝術價值為基礎的，它顯示出自己固有的特性和規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難以確定性

藝術品的產生原本就是一個十分復雜而艱巨的過程，它和一般的商品相比，并非可以用一定的勞動量或加上科技手段，可以比較容易地制定出一個價格標準。加上人們對每件藝術品的價格，從來就沒有一個統一而公認的標準，由此而引出的價格就難以衡量，具有相當大的可變性。

2．潛在升值性

一般來說，優秀的藝術品不可重復再生，尤其是已經過世的優秀書畫家的作品，其精品更是不可多得。就藝術家一生的創作而言，數量也是有限的。加上藝術家一旦去世，其再生產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作為一種不能重復的精神產品，就具有潛在的升值空間，有的書畫家創作的作品更是有著無限增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