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調整是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重大戰略性任務，需要人才結構調整與之相適應，為其提供充分的智力和技術支持。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一支規模宏大、門類齊全、素質較高的人才隊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強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持。但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人才結構失衡，人才結構調整跟不上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依然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國以人興，政以人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人才資本之父舒爾茨指出：人類的未來不取決于空間、能源和土地，而取決于人類智慧的開發，取決于其智力的挖掘。所以，加大人才結構調整力度，建立起與經濟結構調整相適應的人才結構調整應變機制，對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地區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建立與經濟結構調整相適應的人才結構調整戰略

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動態的、長期的矛盾運動過程，人才結構調整始終與之同在，為其服務，提供智力和技術支持。但是人才結構調整往往處于被動式、指令性調整，受制于經濟結構調整。這種調整方式導致人才資源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許多產業因缺乏合格人才難以獲得發展，遲滯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建立起人才結構調整適應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隨著經濟發展變化而相應變化的人才結構調整機制，是解決人才結構調整根本出路問題的重要所在。經濟結構的調整是由價值規律所決定的，是有一定的規律性和可預測性的。因此，我們必須圍繞經濟結構調整這條主線，抓住優化人才結構這個關鍵，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和經濟結構對人才總量、結構、素質的要求，建立起與未來一個時期經濟結構大體相對應的人才結構調整戰略，形成人才資源優化的宏觀調控體系，以實現人才結構調整的戰略性大轉移。通過人才結構調整戰略的指導作用，有效地盤活人才存量，大幅度提高人才增量，不斷提升人才素質，調整和優化人才結構，來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從而實現人才結構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的相適應。

二、充分發揮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的互補作用

人才結構調整分為增量調整和存量調整。增量調整是在現存人才資源配置的基礎上，通過改變人才資源增量的素質結構和投入方向，達到優化人才結構的目的。存量調整是通過對現存人才資源進行培訓和合理流動實現結構的合理化。兩者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當前，由于人才結構調整片面地追求增量調整，造成了低素質人才供大于求，而高素質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嚴重制約了高新產業的發展，影響了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如何發揮增量調整與存量調整的作用，實現優勢互補，以適應經濟結構調整的不斷變化，是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為此，我們要積極轉變人才結構調整方式，充分發揮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互為補充的特點，以存量調整為重點，配合增量調整，實現人才結構的優化，來適應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首先要對準"存量"做文章，通過繼續教育、轉崗培訓、深造進修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盤活人才存量，提高現存人才資源的素質和能力水平，緩解經濟結構調整緊缺人才的需求。其次是按照人才結構調整戰略和未來一個時期經濟結構調整對人才資源需求的特點，進行增量調整，推行人才先導模式，通過調整高等教育體系專業結構，加大人才吸收力度等措施，著眼于復合型人才、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加強相近專業學科的交叉和滲透，提高人才的競爭能力，提升人才資源的能級結構，達到從"源頭"調整人才的目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增量調整與存量調整的相互協調、相互結合，達到人才結構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的相適應。

三、堅持市場調整與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

摘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國家和社會各界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其中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是核心環節之一，關系到農業改革的成敗以及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我國農業經濟建設的主要方向之一為經濟結構調整，在調整改革的過程中產生許多了亟需解決的問題，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是必然選擇，只有不斷提高我國農業的市場競爭力、爭取效益最大化，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文章結合我國當前農業發展的實際以及在農業經濟結構調整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就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實現途徑與方法進行重點研究。

關鍵詞：農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農產品

我國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傳統農業的發展一直處在十分封閉的市場經營狀態下，商品經營銷售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力較小。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農業發展受全球化影響漸漸融入國際貿易體系，在全球化的沖擊下我國傳統農業經濟結構面臨改革難題，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我國糧食生產比重在農業經濟結構中比例較大，盡管相比傳統糧食種植結構模式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由于經濟附加值低而在國際競爭中處于相對劣勢。同時，經濟作物的種植水平、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農業產業合作組織建設等方面的問題，也是我國當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中需要面臨的關鍵性問題。因此，中國農業想在國際農業市場貿易中占一席之地，就必須改革傳統農業經濟結構，加快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建設步伐。

一、提高農業產業化程度，增加農產品附加值

我國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市場為主要導向，因此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是農業產業化。在20世紀我國農業的探索發展時期，形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由民眾智慧結晶產生的雙層經營體制，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農產品產量，促進了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雙層經營體制的潛力漸漸被挖掘殆盡，要想跟隨時展要求優化經濟結構，就需要進行新的改革創新，總結先前經驗，通過實踐檢驗，進行農業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生產力發展，盡快融入國際市場，提高我國農業產業競爭力。先前，我國比較成熟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主要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面向市場，采用“公司+農戶”的產業組織模式，依靠經濟龍頭企業，農產品生產、加工和經營一體化，使得利潤在每個經營結構主體之間合理分配。農業產業化彌補了過去傳統的經營模式的缺點，更大程度上優化了農業資源的配置。這種經營方式豐富了服務的質量與水平，充實發展了經營體制的內容。目前，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采取多種方式與農戶建立生產營銷關系，包括“訂單農業”、“公司+農戶”等方式，這種產銷模式帶領農戶依照市場需求進行生產，達到專業化、科學化、集約化的生產目的，形成政府、市場、企業、農戶相互促進的新經濟結構調整機制。

二、加強農業科技創新與應用

1資本市場對各種經濟結構的作用分析

1.1資本市場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產業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企業的集合，產業結構調整歸根結底是不同種類企業的市場進出問題。通過資本市場，使有效益有競爭力、市場成長性好的企業得到資本而成長壯大，使沒有效益成長性差的企業無法得到資本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者被淘汰，這種市場作用最終將帶來產業結構優化的結果，因為投資者以自利為前提的投資活動必然會刺激市場資源向位于優勢產業中的企業傾斜。

1.2資本市場對技術創新的作用。以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但是，技術的創新與商業化是一項不確定性極強、商業風險極大的活動，創新型企業又普遍規模小、發展前景不確定、缺乏信用積累和擔保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中籌措到大量資金。在此，惟有資本市場才能與創新活動結成互動關系。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發展到今天，任何人都已經無法漠視其對創新活動和風險投資活動的巨大刺激作用了。

1.3資本市場對企業重組的作用。經濟結構調整必然會帶來大規模的企業資產重組。特別是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各國調整經濟結構的速度加快，一場世界范圍內的大規模企業結構整合正在深入進行。各種并購事件屢屢發生，而且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為歷史罕見。而無論是同類企業之間為了追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而進行的聯合，還是上、下游企業之間、經營內容不同的企業之間為了追求多樣化、規?；M行的收購或重組，大多都是通過公募或私募資本市場進行的。

1.4資本市場對金融結構調整的作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亞洲許多國家的金融體制都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為了走出危機，重新踏上正常運行的軌道，各國紛紛著手改革存在嚴重缺陷的金融體制，推進金融結構的調整。這種調整通常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加速不良資產的處理。具體做法包括積極推動商業銀行出售不良資產；對金融機構注入公共資金以補充壞賬準備金；設立處置不良債權的專門公司，負責對外出售不良債權等等。二是對金融機構進行治理整頓。政府不再為金融機構“保駕護航”，對嚴重經營不善、存在巨大風險的金融機構，或令其關閉進行清算、或促使其被經營好的金融機構兼并、或出售給外資金融機構。對于一些資本充足率達不到要求、潛在風險較大的金融機構，則按照早期整頓方針，促使其進行資產重組。顯然，上述調整措施均需以資本市場為依托展開。例如政府為化解銀行巨額不良債權所注入的公共資金需要通過資本市場發行國債來籌集，對外出售不良資產和進行銀行重組，就更需要資本市場為之提供運作場所和工具。

2對現有資本市場情況分析

一、低碳經濟的內涵及其必要性

低碳經濟，狹義地理解即是以較少的碳排放量獲得較大的經濟產出，其目的在于強調在經濟生產過程中盡量減少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廣義上講，低碳經濟是以最少的自然資源、能源消耗獲得最多的“好”產出(產品)的同時將“壞”產出———環境污染降低到最低甚至零污染的發展模式。它最早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文獻中(Kinzig，Kam-men，1998)。低碳經濟一詞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現是在2003年2月英國貿工部的《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白皮書序言中，是繼“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等之后提出的一個新理念。深入剖析這四種當前主流的經濟發展理念，可以看出它們的共同點在于站在“資源、環境、經濟”相協調發展的高度，強調人類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于資源、環境的重視及其與經濟發展方式的協調，資源節約是其理論前提，經濟、環境友好發展是其預期目標，而節能減排是其核心技術手段。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出發點、落腳點及技術指標考核方式，循環經濟側重于物質資源的循環利用及提高資源利用、循環效率的技術手段;綠色經濟強調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污染排放水平及相應的污染控制技術;可持續發展側重于經濟發展、生態承載力平衡和自然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注重在生態承載力平衡發展的前提下滿足人類經濟發展的目標，尋求資源、環境系統在物種、代內、代際之間的長期平穩持續性發展，是這四個概念中包容性最強的概念;低碳經濟著重強調碳排放量的減少，即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整體長期發展的威脅在人類活動各個環節嚴格控制碳排放量。整體看來，綠色經濟的具體實施形式主要是低碳經濟模式和循環經濟模式，同時綠色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階段性表現形式。因此，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實現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理念方針的必由之路。中國發展“低碳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堅持和實現，具有緊迫性和客觀必要性。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共同生產、生活行為的結果，其反過來影響著全人類的發展，中國也不例外。據國家相關氣候變化研究部門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未來在二氧化碳濃度加倍的情景下，南方地區將升溫2～2.5℃，北方地區將升溫2.5～3℃①。這種變化將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包括糧食生產、氣候災害、健康與環境等。此外，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相關統計數據，繼2007年中國以60.7億噸的CO2排放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國以來，中國的CO2排放量呈現逐漸遞增趨勢，2010年中國消費化石能源而排放的CO2增至大約72.6億噸，而同期美國的CO2排放量已經從2007年的約57.7億噸逐步下降至2010年的53.9億噸②。這意味著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中國逐漸成為主角，碳減排在中國義不容辭。在國內，資源的數量限制、再生能力限制以及污染對于經濟的負面影響，使得傳統的以“高能耗、高污染、高產出”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已不容忽視，每年因自然災害、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不計其數，有數據顯示，如果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加入負的污染產出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中國經濟發展并不樂觀③。與此同時，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全球貿易方式、國際環境法律法規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和生產消費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轉變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已成為當務之急，而對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首當其沖。

二、中國低碳經濟發展面臨壓力分析

低碳經濟的中心及重心均在于“低碳”，即減少碳排放。在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必然選擇的前提下減少碳排放會面臨來自宏觀經濟哪些方面的壓力，應該如何應對，眾多學者對低碳經濟與宏觀經濟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經濟增長的壓力

學者們多關注于分析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其中，GDP或人均GDP增長是CO2排放量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形成共識。如魏一鳴等(2008)［1］、王鋒(2011)［2］、胡玉瑩(2010)［3］等及劉瑞翔、姜彩樓(2011)的研究表明，1987～2007年間中間產品投入結構的變化和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是導致能源消費加速增長從而碳排放量急劇上升的主要原因。［4］Ramanathan在分析中加入了能源消耗因素，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同增同減趨勢。［5］Soytas等運用美國的數據對三者進行研究，結果認為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增長的Granger原因。［6］此外，人口增長、城市化、工業化等也對CO2排放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王鋒(2011)測算了工業化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果顯示工業化結構比重每上升1%，能源需求就增加0.77個百分點，這暗含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能源消費的大量增加及CO2的大量排放。［2］75Zhang等建立了一個包含GDP、能源消耗、資本和城市化、碳排放量等多變量的模型分析影響碳排放量的多種因素，結果顯示，除了經濟增長外，能源消耗、資本結構和城市化等均對碳排放的增長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7］劉志林等(2009)認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為中國城市化發展注入了新的契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中，通過轉變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實現減少碳排放和環境污染的路徑下提高生活質量是低碳城市化的題中之義。［8］畢軍等(2009)提出低碳城市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地方短期經濟績效與碳減排長期收益之間的矛盾以及產業發展之間的沖突，這是實施低碳城市化必須首要解決的矛盾。［9］綜上所述，影響未來CO2排放的主要因素為人口、城市化、經濟規模、消費模式變化、結構調整、技術進步、林業與生態保護建設等。在這幾個因素中，人口增長、經濟規模、城市化的推進等因素對CO2排放起顯著促進作用。另外，低碳經濟的發展必然意味著放慢以GDP或人均GDP衡量的經濟增長速度，適當縮小經濟規模面臨著從“增長”到“發展”的觀念更新及從關注“速度”到全面提升“質量”的重點轉移，這是新階段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必須面臨的轉型壓力。傳統的“以高投入獲得高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適應低碳經濟發展的目標，而集約型增長模式以“低投入、高產出”為主要特征成為低碳經濟下的發展模式選擇。此外，低碳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來自于伴隨著經濟增長而發生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方式轉變方面的壓力。

銀行與企業的關系

韓國在對企業結構進行調整過程中，雖然注重解決銀企關系問題，即解決財閥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問題，但是，由于政府預期“徹底改善企業財務結構”的目標很難在短期內實現，銀行業改革將遇到障礙，其原因在于：第一，五大財閥企業簽署的改善財務結構協議是否能夠嚴格執行并具體落實？在此方面，銀行作為金融監督機構是否有能力真正負起監督的責任，因為有些新的監督機制和風險管理機制還在改革和完善之中。第二，大企業經營不善導致銀行大量不良債權是韓國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而政府要求五大企業在1999年內將資本負債比率從平均400%～500%減少到200%以下，降低負債率已成為韓國企業經營中的一大負擔，為維持這一比率企業也將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另外，根據韓國央行1998年4月23日發表的“1997年貨幣流動情況”報告，1997年30家最大的企業集團的總債務達到357.4萬億韓元，占GDP的84.9%。如此高額債務在短期之內恐怕很難解決。如果企業債務得不到順利解決，那么，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也就無法得到徹底解決。第三，為了消除銀企不良關系造成的弊端，構筑高效率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型金融體系，徹底改革金融結構，韓國金融監管委員會表示，銀行界不會通過提供資金、降低利息和減少債券等方式對大企業提供支援。這樣，就要求企業盡快適應這種新型的銀企關系，改變從銀行獲取巨額貸款進行吞并和擴張的做法，這對長期依賴政府扶持和提供優惠政策的大型企業來說，財務結構的改善也有一個調整和適應的過程。因此，短期之內，韓國大型企業集團財務結構的改善狀況將會影響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效（見下表）。第四，如果從韓國各商業銀行1999年經營業績來看，朝興銀行、外匯銀行、漢城銀行、平和銀行以及HanvitBank五家銀行的資產報酬率與普通股權益報酬率均為負值。究其原因，除韓國國內利率水準下滑和大宇集團財務危機外，不良債權大幅增加仍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這表明，韓國金融機構與大企業集團的共生關系仍十分緊密，

如何使不良債權產生效益

解決銀行業不良債權問題是韓國金融機構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籌集專項資金，支持銀行體系重組。韓國政府于1998年5月提出了為處理不良債權和金融再建而進行財政援助的具體計劃。根據這項計劃，由韓國政府做擔保，韓國存款保險公司和韓國資力管理公司發行債券籌措（以市場利率發行）資金，用此方式籌集到64兆韓元的公共資金，以支持金融產業結構的重組，至1999年11月底為止，已經支付59兆韓元。韓國資產管理公司自運作以來，已經收購了大量的銀行不良債權。（2）通過調查評估，采取不同手段對銀行業不良債權進行重組。首先，對自有資本比例低于國際清算銀行（DIS）8%標準的7家銀行（政府認為這些銀行有能力重組銀行資本）進行合并，并由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和韓國存款保險公司注資，以改善其資產質量。其次，對自有資本比例低于8%又無能力進行重組的銀行，政府對其資產實行收購加承擔債務的政策，并令其關閉，將其資產與負債分別轉讓給其他銀行．對轉讓資產與負債的差額部分由韓國存款保險公司出資予以補貼，如果被兼并銀行的資產質量在一段時間內變為有問題資產，收購銀行可將其賣給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從韓國政府處理不良債權的上述措施看，雖然有效地改善了銀行業的整體資產狀況，使銀行不良債權的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國家通過發行債券收購了大量不良債權，通過政府注資使一些私有銀行重新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這種做法產生了不良結果。第一，造成國家債務規模進一步擴大，必然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對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造成影響；第二，如果政府在出售這些不良資產時受阻（在韓國，有輿論認為，將不良資產出售給外資會使國家財富外流，市場有被蠶食的危險），或由于管理不善，容易產生新的債務結構危機；第三，在銀行業重組過程中，銀行的合并是在不同銀行間進行的，因而對優良資產和不良資產的評估難度較大，這就有可能使接收銀行獲得的資產是不良資產，從而使接收銀行也成為有問題銀行，使銀行經營重新陷入困境；第四，通過國家存款保險公司和金融管理委員會，利用將負債轉換為債券或出資提供解因資金等方式來挽救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與企業，加上向法院申請破產法保護的272家企業，目前已使政府成為400多家有問題企業及金融機構最大或主要股東，這種現象被稱為“新的巨大國營財閥”。如此龐大的“國營”企業規模將面臨如何使它們轉為民營的壓力。

從以上幾個因素的分析中明顯看出，韓國政府對銀行不良資產的收購與重組，僅僅是處理不良債權的第一步，更為關鍵的是如何使這些不良債權產生經濟效益，使重組后的銀行徹底改變舊的經營觀念和運行機制，建立一種真正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

的新的經營機制，努力提高經營效率，從根本上抑制不良債權的增長。

從韓國進行企業結構調整的全過程看，無論是企業兼并、產業互換，還是確立核心產業，實際上都明顯帶有政府強干預的特征。因為，政府預先就確定了汽車并入現代、電子歸三星以及石油歸LG等政府所圈定的構圖之中。同時，如果五大企業集團在規定的期限內無法履行新簽署的結構調整協議與財務結構改善計劃，則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將會對其施以更加強硬的手段，且債權銀行亦將緊縮信用，迫使企業喪失經營權，以徹底執行韓國政府整頓大企業集團的既定目標。正如許多韓國學者所批判的那樣，“企業結構調整協議”不是企業與金融機構自行達成的協議，從法律上講，不是自律與契約的關系，而是在政府公開干預和強大壓力下達成的協議，如果企業拒不執行，政府就進行制裁，這種做法實際上仍是計劃經濟思想的表現。因此，可以說，韓國在對企業進行結構調整中仍沒有徹底解決“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相互關系，即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因而這種改革是不徹底的，第一，有悖于韓國政府重構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改革目標，重陷政企不分、政經不分的泥潭；第二，不利于企業在市場經濟規則中進行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無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高；第三，在政府過多干預下，企業誤認為又將實行政府主導下的結構調整，容易使企業產生新的依賴思想，不利于企業進行自律性的調整與改革。

銀行與企業的關系

韓國在對企業結構進行調整過程中，雖然注重解決銀企關系問題，即解決財閥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問題，但是，由于政府預期“徹底改善企業財務結構”的目標很難在短期內實現，銀行業改革將遇到障礙，其原因在于：第一，五大財閥企業簽署的改善財務結構協議是否能夠嚴格執行并具體落實？在此方面，銀行作為金融監督機構是否有能力真正負起監督的責任，因為有些新的監督機制和風險管理機制還在改革和完善之中。第二，大企業經營不善導致銀行大量不良債權是韓國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而政府要求五大企業在1999年內將資本負債比率從平均400%～500%減少到200%以下，降低負債率已成為韓國企業經營中的一大負擔，為維持這一比率企業也將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另外，根據韓國央行1998年4月23日發表的“1997年貨幣流動情況”報告，1997年30家最大的企業集團的總債務達到357.4萬億韓元，占GDP的84.9%。如此高額債務在短期之內恐怕很難解決。如果企業債務得不到順利解決，那么，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也就無法得到徹底解決。第三，為了消除銀企不良關系造成的弊端，構筑高效率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型金融體系，徹底改革金融結構，韓國金融監管委員會表示，銀行界不會通過提供資金、降低利息和減少債券等方式對大企業提供支援。這樣，就要求企業盡快適應這種新型的銀企關系，改變從銀行獲取巨額貸款進行吞并和擴張的做法，這對長期依賴政府扶持和提供優惠政策的大型企業來說，財務結構的改善也有一個調整和適應的過程。因此，短期之內，韓國大型企業集團財務結構的改善狀況將會影響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效（見下表）。第四，如果從韓國各商業銀行1999年經營業績來看，朝興銀行、外匯銀行、漢城銀行、平和銀行以及HanvitBank五家銀行的資產報酬率與普通股權益報酬率均為負值。究其原因，除韓國國內利率水準下滑和大宇集團財務危機外，不良債權大幅增加仍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這表明，韓國金融機構與大企業集團的共生關系仍十分緊密，并未隨著結構改革而疏離。因此，金融機構能否徹底割斷與大企業集團的共生關系，還有待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尤其要看企業結構改革能否成功。

韓國前五大集團財務結構改善現狀與展望

項目單位現代大宇三星LGSK

負債金額1999年6月底

論文關鍵字：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農民增收

論文摘要：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加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慢，且呈逐年下滑趨勢，其重要原因就是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增加農民收入，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精心選擇主導產業；要盡快形成開放、多樣、競爭、有序的農產品市場體系；要大力發展二、三產業，促進鄉鎮企業及個體、私營經濟持續發展。

在改革開放后的較長一段時間里，我國農民收入獲得了持續快速增長。但近年來農民收入水平卻呈下滑趨勢。根據有關資料分析，在1997-1999年三年間，農村人均總收入平均只增長2.1%。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下降，不僅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而且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制約著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盡管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是最重要的原因，必須進行調整。在農村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應采取以下對策。

一、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因地制宜，精心選擇主導產業，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近年來，由于良種良法的推廣和化肥、農藥的普遍使用，我國農產品總量不斷提高，但由于品種單一，并且對農產品的精深加工程度不夠，使農產品結構性過剩的矛盾日益突出，買方市場初步形成，價格持續下跌，農業增產難增收。特別地近幾年，水旱災害頻繁發生，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巨大損失，農產品成本增長較快，而成本收益率卻不斷下降。因此，僅靠增加農產品數量的做法，難以改變農業目前的狀況，必須進行產業和產品結構的調整。

第一、結構調整應以種植業區域布局，農作物結構、品種和品質結構調整為重點，同時大力發展畜牧水產業。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當地自然資源，加大對科技投入力度，引進和推廣優良品種以及合理、高效的種養技術，開發名、優、稀、特、新、奇產品，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出口農業、科技農業，增加農產品的含金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要建立農業科研、教學、推廣“三位一體”的新機制和形成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格局，要組織科技力量攻關，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要結合農產品商品基地建設，建設一批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進行積極的引導。重點支持農村種養大戶、種田能手、農村專業化生產基地，促進農業生產向企業化、規模化方向發展。要健全農業科技推廣網絡，提高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

依靠入世帶來的世界大市場和重化工業轉移浪潮，中國經濟自20*年左右就快步進入一輪高增長的景氣周期，投資和出口拉動一直是強勁有力的雙引擎。中國經濟也由此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但結構調整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卻遲遲難見成效。這期間，中國一直嚴重依賴出口拉動以及為出口服務的固定資產投資，并為此人為的壓低貨幣價格、勞動力價格、生態成本和能源價格等等。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速度遠遠高于民眾收入增速，“富財政而窮百姓”的現象在個別地區十分明顯，缺乏購買力的消費者難以支撐起內需拉動的第三架馬車。

20*年，金融危機肆虐全球，各國陷入衰弱陰影，中國的出口引擎突然失速，并一度出現增速下滑20%的嚴峻局面。在出口與內需雙雙不振的情況下，結構調整和轉變增長方式更難以提升日程，仿佛重病的病人，起死回生是第一位的，猛藥之后才能慢慢調理將養。當時，中國政府果斷出手，四萬億投資與各行業振興計劃、各區域發展計劃相繼密集出臺，政府以高達近50%的第二產業投資增速完成了“保增長”的任務，創造了以地產和股市價格逆市上漲為代表的經濟復蘇圖景。

不出所料，20*年，中國經濟交上了令人滿意的答卷，gdp高速增長8.7%，而且經濟總量34萬億元，緊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中國面對“保增長”的壓力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

“保增長”的下一步是什么，轉變增長方式與結構調整當然是題中之義。猛藥之后，中國經濟以不可避免的留下了高增長后遺癥，比如說、天量信貸后的銀行呆壞賬隱憂、樓市股市高漲背后的資產價格泡沫和大干快上帶來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中國不但面臨著刺激政策推出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在告別高增長之后，如何尋找到新的發展引擎，這個引擎應該是綠色可持續的、應該是普惠大眾而非僅僅是利益集團獨享的。

現在，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成為共識。3月2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新聞會上，大會發言人*指出，“預計今年的會議，加快經濟發展的轉變方式，還將是重要議題”。

如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如何調整經濟機構，以及如何選擇到新的增長引擎，目前已經有多種路徑可供選擇，有些已經成為既定的政策目標，比如大力拉動內需，比如發展城鎮化，比如抹平城鄉鴻溝，激發潛力巨大的農村消費市場，比如加大社會保障力度，讓老百姓沒有后顧之憂，敢于花錢，比如調節收入分配，讓社會公平發展，讓更多人享受經濟增長成果，讓更多的老百姓“收入倍增”。

我們今天的會議開得很成功，回顧了陽泉市結構調整三年的不平凡歷程，總結了以調整結構為主線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經驗，明確了到2010年全市進一步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明顯見效的盤子，表彰了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陽泉的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起步于“九五”末全市經濟處于極度困難和嚴重徘徊之際，發展于市場供求發生根本轉變的機遇期間，初見成效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起始階段。今天上午，謝海代市長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這個報告言而有物，比較實在，從五個方面總結了三年來陽泉經濟結構調整取得的顯著成效，從四個方面總結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成功經驗，從六個方面分析了全市經濟結構調整存在的困難和突出問題，確定了到2010年我市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任務和戰略對策，明確提出了第一產業重點抓“一體三化”，第二產業繼續堅持“四大”的戰略原則和“八大產業”的調整重點，第三產業重點抓通訊、交通、商貿、房地產、旅游等五大產業的調整思路。尤其是聽了八個單位的經驗介紹，看了沒有發言單位的經驗材料，很受鼓舞，很受啟發。盂縣經過短短三年的調整經濟結構煥發了勃勃的生機，令人刮目相看。陽泉市農村信用社是農村的合作經營組織，它的資本和力量，它所涉及的范圍，與陽泉市其他金融部門相比它是小弟弟，他們靠金融體制改革，靠全心全意為農村和全市經濟結構調整服務的思想和精神，為陽泉市的經濟結構調整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事跡感人，成績顯著，堪稱功臣。小單位、小資本、小金融只要進行大力度的改革和服務觀念的大調整，同樣也能做出大的貢獻，體現出它對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陽煤集團是陽泉市的大哥大，經過三年的調整，迅速融入全國、全球經濟大潮，展現出了光明的前途和蓬勃的朝氣。我剛來陽泉工作時，陽煤集團就提出“以大搏強，十年百億”的目標，說實在話，當時并沒有引起我十分的關注，隨著這幾年的工作，我才真正感受到這句話沉甸甸的份量。由99年的20多億，到今年完全有望突破五十個億，2007年邁上一百個億的臺階，提前三年實現“以大搏強，十年百億”的目標。陽鋁是陽泉地方企業的龍頭老大，從過去的十三年三萬噸，到今天的一百三十天三萬噸，翻了一番，改造成了六萬噸，進入全國同行業二十強。遠鑫實業公司是九十年代破土而出的私營企業，短短幾年資本擴展到三個億，成為年納稅近兩千萬元的民營企業。經濟結構調整煥發了陽泉企業的青春，使一批企業找準了在市場經濟中的位置，看到了自己發展的前途。蔭營鎮是撤鄉并鎮以來全市經濟發展最好的鄉鎮，在這幾年當中抓住經濟結構調整這條主線，抓住鄉村企業體制改革和機制轉換這個根本環節，立足于本地資源，使一大批鄉村企業重新煥發了生機。這些經驗都很好，我們一定要認真總結，廣泛推廣。

今天，我只講一個問題：請全體同志務必要認真地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三年經濟結構調整取得的成績為契機、為起點，在陽泉市老工業基地改造和振興的事業中，繼續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主線，使我們的經濟建設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開放有新局面、各項工作有新舉措。

三年經濟結構調整非常艱難，陽泉市經濟從滑入低谷到逐步地轉向健康穩步發展，同志們要珍惜這樣的成果，但是一定不可以滿足于現狀，要深刻地、清醒地認識到，這點小勝在我們這個老工業基地的改造、振興和發展接續性產業的偉大事業中，僅僅是一個良好的起步。三年的光輝實踐證明，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主線是非常正確的、成效是十分顯著的，但是要使經濟結構調整深入、持久、健康地發展下去，要走的路程還非常漫長而艱難，面臨的挑戰非常嚴峻，面臨的任務非常繁重。在這三年實踐中，我深深感到，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最難的問題是，各級領導干部、廣大人民群眾思想的解放、觀念的轉變和體制的改革、機制的創新。具體到經濟結構調整當中最難的任務是什么？就是要讓市場來配置資源，促進陽泉大大小小的企業和要素重組。最近一個時期，我經常深入思考，陽泉市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是怎么樣形成的？怎么樣針對性地做好改造和振興的工作？我們陽泉市能夠作為全國老工業基地掛上號，就是因為我們有“四大金剛”再加上“五小產業群體”。第一大金剛就是陽泉礦務局，有千萬噸煤炭產量的生產規模；第二大是陽鋼，有近百萬噸的猛鐵生產能力；第三大是晉東化工廠，是我國國防建設的化工（炸藥）基地；第四大是河坡、娘電、晨光、陽光電廠等一群電力企業?！拔逍∪后w”就是：小煤窯、小煉鐵、小建材、小化工、小耐火。這“五小群體”加上“四大金剛”，就是我們經濟主體的特征，也是我們能夠成為老工業基地的主要依托。這種經濟主體共同的特點是：第一，“四大金剛”和計劃經濟形成的“五小產業群體”，它的產品都是資源開采型和資源加工型；第二，它的投資都是國家和集體的；第三，它的產品都是納入國家計劃的統配統銷當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陽泉市、縣、村這么多年建起來的“五小產業群體”，大都是“四大金剛”的拾遺補缺。這些“五小群體”的產品大都是為國家大企業做“糧食”供應的。所以，就形成陽泉市老工業基地“四大金剛”和“五小產業群體”的特殊的關系：即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工業在計劃經濟、短缺經濟時期很吃香，同樣“五小產業群體”日子也很好過，一旦大企業遇到困難，我們的“五小群體”隨之困難重重，危機四起。這樣一種經濟的格局，這樣一種經濟的成份，這樣一種經濟結構，其明顯特點：一是黑，反映了我們的企業主要從事資源開采和原始生產；二是粗，我們的產品粗，企業內部管理粗，科技含量極低，基本生產形式是資源+勞動=生產力；三是散，社會資源、生產力要素分散到方方面面，上至中央企業、省營企業、市營企業，下到縣營企業、鄉營企業、村營企業共同來瓜分這一點有限的社會資源，形成了滿天星這樣一種分散格局；四是重，“四大金剛”也罷，“五小群體”也罷，它的投資都是國家和集體的，所以相當大的社會功能加到了企業身上，企業背起了辦社會的沉重負擔。解決老工業基地帶來的黑、粗、散、重等結構性問題，盡管非常難，但我感到最難的還是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體制的改革、機制的轉變，尤其是新舊觀念的碰撞和思想解放是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我們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要細致地、耐心地、艱苦地來做好這項工作。這個問題是老工業城市特有的、是經濟結構調整當中最大的一個任務，也是阻礙我們陽泉融入全國全球經濟大潮的一個坎。

第一個問題：市場觀念十分淡漠。認真總結三年結構調整工作，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市場的觀念非常淡漠，黨的十四大就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十五大、十六大多少年來，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市場觀念有許許多多，最本質的是效益觀念、效率觀念。因為市場經濟第一講效率，第二才能講公平。但是，我這幾年的第一感覺是，陽泉這個城市講公平，不怎么講效率。我們的干部、我們的群眾、我們的職工不管看什么問題，一個規律化的認識就得講公平，要窮大家都窮，這是一種公平。這么多年來，市營企業、縣營企業、鄉級企業，都有一大批都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相當多的工人處于生活貧困狀態，不能如期如數發工資，甚至不開資，對這些大家都有相當大的容忍程度，這個事情，不辦可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辦都可以，但要辦這個事情，一講效率，要很快地辦、迅速地辦、認真地辦，馬上就會打破社會的平靜，這是我們現在的老工業基地改造和振興當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請大家記住，市場經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市場經濟就是講效率，講競爭，沒有效率，就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社會進步，效率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才是社會公平。我們過去講公平，僅僅就是在落后生產的這個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很低水平的公平。現在世界社會得到了最高文明程度的公平是什么？是人權保護。我們多少年來，講公平，但是，屬于文明社會的最大公平——社會保障體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所以，這幾年在經濟結構調整當中，我們太缺乏公平這個平臺和支撐。本來下崗也罷、失業也罷，這是市場經濟經常發生的現象，但是，對我們來講，就感覺到實在實在難，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維護人權公平的平臺，我們的效率觀念非常淡漠。

第二個問題：創造創新動力不足。在這樣一種完全由國家和集體投資，它的產品完全由國家統籌統支，然后國有職工和集體職工就是掙八級工資，不需要創造，不需要創新。在這種情況之下養成了老工業基地非常大的一個惰性。什么惰性？小富即安。這種安是一種安心，你不要看掙的38.5元、42.5元，細水長流，月月都有，到老都有，所以他很安心，很滿足于現狀。為什么我們的企業干來干去沒活力了？不是那個地方的領導、也不是那個地方的工人懶惰，是這一種體制把我們的聰明才智極大地限制了，養成一種能過就很滿足的思想?！八拇蠼饎偂币擦T、“五小產業“也罷，都不需你創新。陽煤集團今年給你定一千二百萬噸煤，你少挖一噸也不行，產出來以后，華北地區多少、河北河南地區多少都給你分配了，銷售不用你發愁。陽鋼生產的錳鐵生鐵，山西省冶金廳早就按國家計劃給你調拔了，不需要創造創新，長期下去，把我們企業的創造能力、創新能力限制了、扼殺了。

第三個問題：自我封閉，極不開放。這個問題存在于大家工作當中，過去我們有這樣一種普遍的說法——“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們的企業成長都是按國家計劃這個棋子擺的，形成一個自我封閉、自我發展的格局。特別是領導干部有這樣一種思想，就是他領導的一千多個人、八百多個人，認認真真過好小康日子，外邊的事一概不管，我的權力誰也不能侵犯，井水不犯河水，不講合作，不講榮辱。過去日子過的好，就怕外面的人來干擾，憑這點資源過這個小康日子就足夠了，企業典型地靠自我積累、滾動發展。在2000年3月份，武本酉向我匯報他們的企業狀況時說：“我們廠除了給工人開了工資，不欠銀行一分錢貸款，一年也能夠積累三十多萬”。我們的好企業是這樣，大部分企業也都是這樣靠自我積累、滾動發展。它們很封閉，很害怕外邊的力量、外邊的錢、外邊的投資進來沾了我們的光，這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觀念大大地限制了我們做大做強企業的手腳，也使我們錯過了許多好的發展機遇。不能開放，不敢開放，想方設法筑好籬笆擋住墻，不能讓外邊進來。這幾年來，我們很封閉、很艱苦，上上下下的企業家也都很辛苦、很清正、很廉潔，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志都是這樣，可就是越干越小了，越干越萎縮了，是什么問題，就是因為我們保守、封閉、不開放。現在不要說我們這個后發地區，就是美國那樣發達的國家現在辦一個什么產業，它要想方設法使世界經濟的融入，它任何一種產品都是世界經濟產生出來的，靠的是世界資本。而我們至今還很封閉，很不開放，就是用自己那點資金，自我積累，自我發展，這是老工業基地給我們留下的一個突出問題。

論文關鍵字：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農民增收

論文摘要：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加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慢，且呈逐年下滑趨勢，其重要原因就是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增加農民收入，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精心選擇主導產業；要盡快形成開放、多樣、競爭、有序的農產品市場體系；要大力發展二、三產業，促進鄉鎮企業及個體、私營經濟持續發展。

在改革開放后的較長一段時間里，我國農民收入獲得了持續快速增長。但近年來農民收入水平卻呈下滑趨勢。根據有關資料分析，在1997-1999年三年間，農村人均總收入平均只增長2.1%。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下降，不僅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而且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制約著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盡管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是最重要的原因，必須進行調整。在農村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應采取以下對策。

一、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因地制宜，精心選擇主導產業，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近年來，由于良種良法的推廣和化肥、農藥的普遍使用，我國農產品總量不斷提高，但由于品種單一，并且對農產品的精深加工程度不夠，使農產品結構性過剩的矛盾日益突出，買方市場初步形成，價格持續下跌，農業增產難增收。特別地近幾年，水旱災害頻繁發生，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巨大損失，農產品成本增長較快，而成本收益率卻不斷下降。因此，僅靠增加農產品數量的做法，難以改變農業目前的狀況，必須進行產業和產品結構的調整。

第一、結構調整應以種植業區域布局，農作物結構、品種和品質結構調整為重點，同時大力發展畜牧水產業。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當地自然資源，加大對科技投入力度，引進和推廣優良品種以及合理、高效的種養技術，開發名、優、稀、特、新、奇產品，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出口農業、科技農業，增加農產品的含金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要建立農業科研、教學、推廣“三位一體”的新機制和形成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格局，要組織科技力量攻關，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要結合農產品商品基地建設，建設一批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進行積極的引導。重點支持農村種養大戶、種田能手、農村專業化生產基地，促進農業生產向企業化、規?；较虬l展。要健全農業科技推廣網絡，提高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