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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經濟的內涵及其必要性

低碳經濟，狹義地理解即是以較少的碳排放量獲得較大的經濟產出，其目的在于強調在經濟生產過程中盡量減少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廣義上講，低碳經濟是以最少的自然資源、能源消耗獲得最多的“好”產出(產品)的同時將“壞”產出———環境污染降低到最低甚至零污染的發展模式。它最早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文獻中(Kinzig，Kam-men，1998)。低碳經濟一詞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現是在2003年2月英國貿工部的《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白皮書序言中，是繼“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等之后提出的一個新理念。深入剖析這四種當前主流的經濟發展理念，可以看出它們的共同點在于站在“資源、環境、經濟”相協調發展的高度，強調人類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于資源、環境的重視及其與經濟發展方式的協調，資源節約是其理論前提，經濟、環境友好發展是其預期目標，而節能減排是其核心技術手段。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出發點、落腳點及技術指標考核方式，循環經濟側重于物質資源的循環利用及提高資源利用、循環效率的技術手段;綠色經濟強調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污染排放水平及相應的污染控制技術;可持續發展側重于經濟發展、生態承載力平衡和自然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注重在生態承載力平衡發展的前提下滿足人類經濟發展的目標，尋求資源、環境系統在物種、代內、代際之間的長期平穩持續性發展，是這四個概念中包容性最強的概念;低碳經濟著重強調碳排放量的減少，即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整體長期發展的威脅在人類活動各個環節嚴格控制碳排放量。整體看來，綠色經濟的具體實施形式主要是低碳經濟模式和循環經濟模式，同時綠色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階段性表現形式。因此，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實現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理念方針的必由之路。中國發展“低碳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堅持和實現，具有緊迫性和客觀必要性。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共同生產、生活行為的結果，其反過來影響著全人類的發展，中國也不例外。據國家相關氣候變化研究部門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未來在二氧化碳濃度加倍的情景下，南方地區將升溫2～2.5℃，北方地區將升溫2.5～3℃①。這種變化將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包括糧食生產、氣候災害、健康與環境等。此外，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相關統計數據，繼2007年中國以60.7億噸的CO2排放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國以來，中國的CO2排放量呈現逐漸遞增趨勢，2010年中國消費化石能源而排放的CO2增至大約72.6億噸，而同期美國的CO2排放量已經從2007年的約57.7億噸逐步下降至2010年的53.9億噸②。這意味著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中國逐漸成為主角，碳減排在中國義不容辭。在國內，資源的數量限制、再生能力限制以及污染對于經濟的負面影響，使得傳統的以“高能耗、高污染、高產出”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已不容忽視，每年因自然災害、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不計其數，有數據顯示，如果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加入負的污染產出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中國經濟發展并不樂觀③。與此同時，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全球貿易方式、國際環境法律法規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和生產消費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轉變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已成為當務之急，而對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首當其沖。

二、中國低碳經濟發展面臨壓力分析

低碳經濟的中心及重心均在于“低碳”，即減少碳排放。在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必然選擇的前提下減少碳排放會面臨來自宏觀經濟哪些方面的壓力，應該如何應對，眾多學者對低碳經濟與宏觀經濟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經濟增長的壓力

學者們多關注于分析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其中，GDP或人均GDP增長是CO2排放量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形成共識。如魏一鳴等(2008)［1］、王鋒(2011)［2］、胡玉瑩(2010)［3］等及劉瑞翔、姜彩樓(2011)的研究表明，1987～2007年間中間產品投入結構的變化和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是導致能源消費加速增長從而碳排放量急劇上升的主要原因。［4］Ramanathan在分析中加入了能源消耗因素，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同增同減趨勢。［5］Soytas等運用美國的數據對三者進行研究，結果認為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增長的Granger原因。［6］此外，人口增長、城市化、工業化等也對CO2排放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王鋒(2011)測算了工業化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果顯示工業化結構比重每上升1%，能源需求就增加0.77個百分點，這暗含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能源消費的大量增加及CO2的大量排放。［2］75Zhang等建立了一個包含GDP、能源消耗、資本和城市化、碳排放量等多變量的模型分析影響碳排放量的多種因素，結果顯示，除了經濟增長外，能源消耗、資本結構和城市化等均對碳排放的增長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7］劉志林等(2009)認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為中國城市化發展注入了新的契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中，通過轉變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實現減少碳排放和環境污染的路徑下提高生活質量是低碳城市化的題中之義。［8］畢軍等(2009)提出低碳城市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地方短期經濟績效與碳減排長期收益之間的矛盾以及產業發展之間的沖突，這是實施低碳城市化必須首要解決的矛盾。［9］綜上所述，影響未來CO2排放的主要因素為人口、城市化、經濟規模、消費模式變化、結構調整、技術進步、林業與生態保護建設等。在這幾個因素中，人口增長、經濟規模、城市化的推進等因素對CO2排放起顯著促進作用。另外，低碳經濟的發展必然意味著放慢以GDP或人均GDP衡量的經濟增長速度，適當縮小經濟規模面臨著從“增長”到“發展”的觀念更新及從關注“速度”到全面提升“質量”的重點轉移，這是新階段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必須面臨的轉型壓力。傳統的“以高投入獲得高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適應低碳經濟發展的目標，而集約型增長模式以“低投入、高產出”為主要特征成為低碳經濟下的發展模式選擇。此外，低碳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來自于伴隨著經濟增長而發生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方式轉變方面的壓力。

(二)來自結構調整方面的壓力

這里的結構調整在生產上主要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在消費上同時包括中間消費結構和最終消費結構的調整。在生產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伴隨著一路飆升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其中工業部門平均消費了80%的全國能源，其碳排放量占比高達84%，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部門，也是節能減排的首要對象。王鋒(2011)的研究表明，1997～2007年間中國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對CO2排放量的增長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其平均貢獻為1.14%。［2］76張友國(2010)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10］因此，從理論上講，發展低碳經濟，降低CO2排放量，必然意味著產業結構的轉變，發展第三產業逐步降低工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將是一條有效的途徑。同時，在部門經濟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業部門內部，中間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由使用高碳排放能源轉向使用低碳排放能源、零碳排放能源)對低碳經濟的發展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陳詩一(2009)通過分析中國38個工業行業的投入產出情況，對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予以估算并進行了相應的綠色核算，結果認為在工業行業內部的一些部門仍然存在著“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需要有針對性地在這些行業內進行中間能源結構調整，通過改造舊技術、生產工藝及設備，開發替代技術、節能技術等方式加大一次中間能源消費結構中低碳能源④、清潔能源(風能、水能、核能等)的比重勢必會成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助推器。［11］生產方面的結構調整以及中間能源消費結構調整側重于從供給方面滿足低碳經濟的要求，從需求方面滿足“低碳”的目的則涉及最終產品消費模式的轉變，即“全民低碳運動”。最終產品消費結構的調整主要是指生活方式、消費模式向節能減排的目標轉變，全面降低人類各種活動的碳排放量僅僅依靠制度、產業結構調整、技術等方面的供給是不夠的，還必須依托于“低碳消費”需求，才能實現全面減排的目的。［12］然而，中國目前所處的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向低碳經濟模式需求的產業結構轉型將會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而且長期以來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所獲得的分工格局也會對產業結構轉變產生阻礙作用。此外，一國基于歷史、自然等客觀因素而形成的特定稟賦結構、資源、能源市場結構以及技術發展路徑也制約著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方向和速度。可以預期，中國“富煤貧油少氣”⑤的能源資源結構稟賦決定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短期內很難發生明顯改變，由于煤炭的碳密集度比其他化石燃料高得多，單位能源燃煤釋放的CO2是天然氣的近兩倍，因此，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必然會產生較高的碳排放量，成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結構性阻礙。

(三)來自技術進步方面的壓力

IPCC2000年的《排放情景特別報告》明確指出:技術進步是解決未來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重要驅動因素，其作用超過其他所有驅動因素之和(IPCC，2000)。目前，中國在CO2減排上需要依賴的核心因素依然是技術進步。胡秀蓮等(2001)的研究認為，如果考慮了諸如交通部門和民用部門等各部門的節能技術進步速度、對舊技術設備等的更新和改造及對新能源和生產工藝的引進等因素，到2010年和2030年年均節能效率達到1.5%以上是可能的;如果再考慮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各項節能政策的實施效果，未來年節能率可能達到4%左右。［13］張友國(2010)的研究結果表明，1987～2007年間中國碳排放強度下降了62.06%，年平均下降速度約4.73%。不過在1987～1990年以及2002～2005年間，碳排放強度略有上升。在整個期間，技術進步是碳排放強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使其下降了約61%。［10］133涂正革和肖耿(2009)的研究認為在中國工業高速增長的條件下，污染減少的核心動力是環境全要素生產率。［14］Peretto(2009)也指出在評估能源和環境政策長期經濟效果時，技術進步必須是重要考量要素。［15］因此，基于技術、效率和生產率視角關于低碳經濟發展是正確的，包括環境技術效率在內的技術進步對碳減排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低碳經濟的發展意味著以碳減排為核心目標的生產技術、能源利用技術、污染排放處理技術等必須持續進步。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中國到2020年需要約151億噸的CO2排放空間。而按照歐盟的減排標準(550ppm)，2020年全球CO2排放必須控制在400億噸，中國所能獲得的最大配額是104億噸，占全球總量的26%，屆時，中國仍存在47億噸的排放缺口。［16］因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和分析中國國情，對于低碳技術的研發和引進刻不容緩，降低CO2排放的節能減排技術以及相應的市場控制手段、排放權交易等措施實際上是在爭取未來的發展空間。然而，中國目前的發展決定了大量且緊迫的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而能源生產部門所采用的技術、設備等一旦投入使用，將會產生長久的“鎖定效應”，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長期影響，這是現階段發展低碳節能技術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此外，除了自主技術研發之外，通過“聯合履約機制”、“排污權交易”、“清潔發展機制”等方式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也是有效的渠道，但在此過程中要注意相關環境保護、環境規制等法律法規的建設和完善，防止盲目引進造成的碳排放轉移等負面影響。

三、低碳經濟下中國化壓力為動力的發展路徑

低碳經濟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道路及維護中國能源安全和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將來自于宏觀經濟各方面的壓力轉化為動力，從而實現低碳經濟的成功轉型，主要應從以下方面努力。

(一)實現從經濟增長向經濟發展的轉變

經濟增長側重于從投入產出以及供給的角度強調總量的增長、速度的加快和投入產出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現為GDP、人均GDP及GDP增長率三個指標。經濟運行過程中各種投入、產出的不同投入組合方式形成了“粗放型”、“集約型”增長方式之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通過改變投入產出組合方式實現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改變，其實質是通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獲得最大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具有更豐富的內涵，不僅強調以實物產出衡量的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且包含國民生活質量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的總體進步，［17］二者是經濟學語境中的不同范疇。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對過去只追求經濟總量增長這一“只見物不見人”發展方式的超越，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對中國進一步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導向作用。低碳經濟與以GDP增速為核心變量的經濟增長之間的兩難困境完全可以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予以實現。以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是要擯棄以往只見“GDP增長”不見“GDP質量”的傳統觀念，理性認識中國先天資源不足與后天利用率不高及經濟快速增長需求與環境污染壓力加大的客觀矛盾，在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內及保障生態可持續前提下適度控制經濟發展的量與度。低碳經濟發展先有“低碳”，再有“經濟發展”，在地球生態資源、環境承載力范圍之內的經濟最優化活動才是真正通向“經濟、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道路。因此，只有在低碳(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或全球溫度上升范圍)前提下的經濟增長才是可持續的。其實質是“快”、“好”先后順序的轉變，從快字當先向好字當先的轉變，以經濟發展質量作為新的變量替代單一的國內生產總值變量，這反映了發展思維的深刻轉變，是對自然經濟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和回歸。倡導低碳發展模式短期內可能會影響經濟數量的增長，但長期內隨著對環境污染的治理、生態環境的改善會帶來城市化、工業化質量的提高，這將使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后勁更足。

(二)以低碳政策、制度促進結構轉變

多年來，中國以重化工業尤其是鋼鐵、能源、建材、石油化工、裝備制造等為主體的產業發展形成了對資源的強烈依賴，投入產出比高而技術效率低下及政治干預度強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低碳經濟發展的結構性難題。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和最終消費品結構的轉型需要宏觀政策、經濟制度的推動，正如熱若爾•羅蘭所言，適當的制度環境是發展方式轉型成功的關鍵外因。通過結構調整向低碳經濟模式轉變，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度構建上承擔著重要的職責，應將低碳經濟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并使制度和政策成為原始推動力，形成強大的政策導向。正如前文分析，在影響中國CO2排放的諸多因素中，城市化、人口規模、經濟增長等是促使CO2排放量增長的驅動因素，而有些因素的影響方向是可以通過政策引導的，如經濟結構調整、消費模式調整等。盡管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的改變短期內難以實現，但是低碳政策及相應激勵制度能夠加速結構轉變的速度。尤其是能源消費結構調整的空間很大，應引導全民消費模式“低碳化”，如從終端產品需求方面入手，通過低碳教育、低碳理念、低碳文化倡導綠色消費模式，從終端遏制對能源的需求，進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倒逼型結構。

(三)以低碳技術為核心動力推動技術進步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依然處在“投入要素驅動型”階段，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路徑在于低碳技術和減排技術的創新，這也是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在中國政府承諾的碳減排目標中，涉及三個核心衡量指標，即單位產值排放、能源消費比重、自然碳匯能力。這三個指標從降低人類自身經濟活動排放方面和提高自然吸收碳能力方面為中國今后積極施行碳減排、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核心衡量因素。這三個核心衡量因素為中國指引了低碳技術的重點發展方向，一是要在短期內發展低碳技術，提高現有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促進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逐步降低單位產值的碳排放量，實現第一個衡量指標的過關。二是要在中長期內逐步加大對諸如水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零排放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降低非化石能源的消費比重，促使能源消費結構的轉變，實現向低碳經濟的良好過渡。三是要在長期內通過對土地資源、森林綠地等資源的合理規劃和使用，建立生態功能區，提高森林覆蓋面積，這對于減緩氣候變化具有積極作用，為低碳經濟的成功轉型提供強有力的外部支撐和保障。

作者：鄭佳佳工作單位：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