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然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對制度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內容結構和學科體系等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本文擬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理論方法、研究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局限性以及對我國經濟史研究的借鑒意義進行客觀的分析、評價與思考。

一、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的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為什么以及是怎樣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國家或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的思考與探索。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的歷史分析的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的研究之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得以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方法、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結構的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經濟史學

經濟史學科中包括各種類型的經濟史，研究不同類型的經濟史，必須采取適合其性質與特點的方法。因此，要弄清楚各種類型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首先是要知道經濟史學科有哪些類型。

第一、從學科研究對象區分，經濟史學科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人類經濟生活演變過程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另一類是以經濟史學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概論(或簡稱“經濟史論”)。

經濟史學(習慣上簡稱“經濟史”)這個大類中又可區分為兩個小類。一類以研究經濟生活演變過程為對象，著重揭示它是怎樣演變和引起這種變化的具體因素。在分析方法與敘述方法中，主要使用敘述方法；在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結合上，主要遵循歷史邏輯。其論著一般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觀點，按時序敘述經濟生活(或其中的某個方面)變遷的情況與變遷的環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與偶然的因素)，從史實中概括出就事而論的結論(論從史出)。總之，它們以時間為經，以史實敘述或具體(時間、地點、表現、數量等等)為特征。另一類是在前一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經濟生活演變過程進行理論的分析、概括與抽象，著重揭示它為什么這么演變及其運行機制與規律。在分析方法與敘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分析方法；在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結合上，土要遵循理論邏輯。其論著一般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觀點，按照理論邏輯的框架，運用經濟學范疇和歷史學范疇，分析經濟生活演變過程各種因素的內在(本質)聯系，或概括出特定空間(國家或地區)、特定時間經濟生活演變的特點，或抽象出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學范疇與理論。總之，它們以理論分析和抽象(舍棄了對經濟生活演變過程的具體敘述和那些偶然的因素)為特征。此類可稱為經濟史通論。

經濟史學概論研究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敘述方法、理論、歷史、學派、相鄰學科、分期標準、研究者素質(研究主體)等等。具體地說，嚴中平的《經濟史研究方法十講》、吳承明的《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中的經濟史論部分，就是屬于經濟史學概論的。

這樣，經濟史學科分類的第一、二個層次是：經濟史學科。

經濟史學概論以經濟史學為對象，它不是經濟史學科的主體。在經濟史學的兩個部分中，經濟史是經濟史通論的基礎，是經濟史學的主體，也是經濟史學科的主體。下面討論的，主要是有關這個主體部分的方法。

【內容提要】理論出自歷史。經濟歷史出經濟理論。經濟史與經濟理論的有機結合，是當代經濟學發展的趨勢。本文從用于分析經濟史學的理論，以及分析經濟史實得出的理論概括兩個方面，介紹了作者編著《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在加強理論分析方面的努力。

【摘要題】理論研究

【關鍵詞】經濟史/理論經濟學/現代化

【正文】

中圖分類號：F1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230(2002)03-0068-06

加強理論分析與理論抽象，將中國經濟史課程教學的主要目的，由使學生了解經濟發展過程，變為了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蘊含的經濟工作經驗和經濟理論與歷史理論，是我在面向21世紀中國經濟史課程改革建議中的三個目標之一。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然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對制度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內容結構和學科體系等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本文擬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理論方法、研究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局限性以及對我國經濟史研究的借鑒意義進行客觀的分析、評價與思考。

一、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的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為什么以及是怎樣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國家或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的思考與探索。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的歷史分析的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的研究之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得以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方法、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結構的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經濟史學

摘要：新經濟史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計量經濟史學和制度變遷理論兩大內容。它將經濟學的理論與技術應用于歷史研究，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新經濟史學引入中國后，引發了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史學范式與經濟學范式的沖突。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則認為經濟學家對歷史的研究使歷史偏離了對歷史事實的描述，變成了理論的附庸。這種沖突與兩個學科敘事方式的不同有關，涉及兩個學科關于“歷史優先”還是“邏輯優先”的不同理解，更與新經濟史學與傳統史學所慣用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區別有關，反映了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在歷史觀上的分歧。為促進兩個學科的發展，經濟學家和史學家應該放棄成見，加強交流與溝通。史學家應該從舊理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學習使用更豐富的理論工具；經濟學家也應該重視歷史描述，以打破經濟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實證迷信”。

關鍵詞：經濟史研究／經濟學范式／歷史學范式／新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最早起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在這一時期，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規范的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統計的方法相結合，應用于對美國經濟史的研究，從而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新經濟史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單純地對歷史現象進行計量分析走向了關于社會歷史演進的宏大理論體系的構建，并力圖在其自身的理論框架內，對人類的發展與停滯、繁榮與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統的解釋。新經濟史學逐步演變成了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全部為對象的經濟學學科，與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不但是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場重要運動，而且對傳統史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新經濟史學用經濟理論和統計、計量技術對歷史重新詮釋，得出了不同于傳統史學的結論，人們關于歷史的理解被大大改變；同時，經濟學對歷史的介入，也使得經濟學和史學在經濟史這一共有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激烈的范式沖突。這種沖突在當前的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被新經濟史理論武裝起來的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也以“不著邊際”、“盲目照搬西方理論”等評語回敬經濟學家。如何理解并協調這一沖突，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問題。

一、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介紹與評價

半個多世紀以來，新經濟史學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包含計量經濟史學、制度變遷理論在內的經濟學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經構成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計量經濟史學

一、經濟史學的性質

當前中國經濟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沒有明確經濟史學的性質。經濟史學的性質，實際上就是“什么是經濟史學”或“經濟史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它一直是經濟史學研究者不斷討論但又始終有不同說法的重要議題。如吳承明(1995)認為，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經濟史“看成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具有一個可認識的趨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過程”。諾思(1992)認為，經濟史的任務是解釋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和績效。由此可見，關于什么是經濟史這一問題，經濟史學界存在諸多不同的解釋。筆者認為，學界之所以對這一問題有諸多不同解釋，一是源于學者對于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有著不同認識。如，諾思(1992)認為，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及其實績是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希德認為，經濟史是研究人們過去如何從事生產、分配、勞動諸問題，又要用不同方法測定上述活動的相對效率。中國學者關于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對象的橫向與縱向兩方面。在橫向方面，主要觀點集中在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還是生產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統一，以及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社會經濟結構或全部社會經濟的總和等方面。縱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內容就是研究對象的時間界限。經濟史學按學科研究對象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人類經濟生活演變過程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一類是以經濟史學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概論”。

經濟史學又分為經濟史實和經濟史學通論兩部分。經濟史實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經濟生活發展演變的過程，而經濟史學通論的研究對象則是人類經濟生活發展演變的規律。這里的經濟史實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經濟史”，是經濟史學科的主體。而關于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歧實際上也主要是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的分歧。在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這一重大問題上，(1992)指出，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橫向上，寬到經濟全領域(即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包括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包括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縱向上，長到歷史全過程，包括整個的經濟的全部歷史(但這里的歷史指學科對象意義的歷史，而非絕對時間意義上的歷史)。筆者感覺，對于經濟史學的定義系統而全面的概括了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二是源于學者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理解存在分歧。長期以來，經濟史一直被認為是處于經濟學和歷史學兩大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但學界對于這一觀點卻有著諸多不同認識。吳承明(2005)說:“我們說經濟史是一門交叉學科。其實沒有這個學科。搞經濟史的不是學歷史出身，就是學經濟出身。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個學派:學歷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證，學經濟出身的重視理論分析。”高德步(2000)更進一步指出，這一提法是學科劃分上的誤解，認為經濟史學是一個邊緣學科是錯誤的。(1999)則說:人們常常把經濟史學稱為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當然無可非議。但從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學科屬性看，有經濟學科的經濟史與歷史學科的經濟史，就此而言，稱經濟史學為“跨學科的學科”更為貼切。

二、加強經濟學理論

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難看出，雖然經濟史與經濟學當前是兩門獨立的學科，但從經濟史學的性質和歷史來看，它與經濟學緊密相聯，密不可分。因此，加強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僅是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要求，更是遵循經濟學發展歷史規律的要求。為探討這一問題，需先簡要闡述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于學術研究至關重要。對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論述，實際上也就是探討怎樣研究經濟史學的問題。怎樣研究經濟史學，主要取決于該學科的研究對象及其性質。對此，不少學者已發表過相關論述。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方法是兩個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吳承明在主張“史無定法”的同時，強調經濟史研究者既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根柢。他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歷史學又是研究經濟學的最好的方法。”“實證主義，包括考證是經濟史研究中不可須臾或離的研究方法。”顯而易見，吳承明雖然主張“史無定法”，但更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實證主義方法的運用。這與他關于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熊彼特(1996)認為:“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分析史方面不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歷史學方法被一些學者首當其沖作為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史有定法。當我們說‘史無定法’時，絕不是說經濟史學沒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問題對經濟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認為，“經濟史在本質上是一門經濟學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須是經濟學的方法。”不難看出，他雖亦反復論述經濟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正確地總結經驗，揭示規律，抽象出經濟理論。”但更強調經濟學方法的運用以及經濟學與歷史學方法的融合。也許這是一向被學界認為是屬于“經濟學的經濟史”陣營的原因所在。很顯然，雖然學者均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學和經濟學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側重。由于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不同認識，導致了關于研究方法認識的差異。當然，反過來講，也許正是由于對經濟史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不同，才使人們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出現差異。再來看經濟史研究前途樂觀之美國。經濟史在美國的境遇能夠改觀的關鍵在于，學者把計量經濟學、統計學、數學模型等引進了經濟史研究，使經濟史研究擺脫了傳統的以文史取向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國的經濟史研究者要么是經濟學出身，要么是歷史學出身。故而經濟史常常圍繞兩種方法打轉，即以美國為主導的計量經濟史和以英國為中心的強調歷史學與社會學方法的經濟史。中國的傳統史學研究者不喜歡做計量分析。而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雖然是學經濟的人，但在經濟史研究中也沒有運用太多的經濟學方法。經濟史學家曾說，他畢業于財經學院，并長期在財經學院教學，也沒有學到多少經濟學方法。從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史工作者，對歷史學方法比對經濟學方法知道得多一些，運用得好一些。

目前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的現狀,很不利于經濟學這兩個分支學科的發展和創新。任何一門學科,一旦形成比較固定的范式,就會陷入自我維護的誤區,力求自己內核的堅硬和保護帶的鞏固,很難實現進一步的創新,而要實現創新,就只能求助于“邊緣的突破”。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要進行經濟學研究,有三門專業知識必不可少,即經濟史、經濟理論和經濟統計,其中經濟史最為重要。然而在中國經濟學界,不少經濟學家對經濟史的功用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認識,甚至貶斥經濟史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真正將經濟史研究與經濟學研究融會貫通的中國學者,至今并不多見,這就使得經濟史與經濟學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這種狀況一方面使得中國的經濟史學研究無法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經濟史研究的嚴重滯后也影響了理論經濟學研究的突破,針對目前這種狀況,筆者試圖通過闡述經濟史與經濟學之間的辯證關系,以期引起經濟史學界和經濟學界同仁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一、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對此有精辟論述,他說“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的經濟現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經濟史與經濟學的辯證關系

“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經濟史與經濟學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為一體,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論。所以說,經濟史又是與經濟學相互獨立并平行的分支學科。經濟史與經濟學說史不同,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本身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它是經濟學的流,而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在科學哲學意義上,經濟學的方法主要是實證方法。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認為,任何科學或理論都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任何理論的假設或命題,都必須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只有經驗事實才能證明知識的正確性。這種方法的本質,簡單說就是用經驗和事實說話。而直接用經驗和事實說話,正是經濟史的根本特點和根本優勢。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實證工具,具有多方面的優勢:第一,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或事實是大量的;第二,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事實比經濟學家所感知的現實經濟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經濟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史提供的經驗世界,對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進行“試錯”式研究;第四,經濟史世界最適于經濟學“溯因法”研究。科學研究離不開假說。一種假說是所謂“解釋性假設”:即建立一個假說或理論,用來解釋經驗和歷史,即闡釋歷史。但經濟學假說是從大量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公理性”假說,經濟學從這個假說出發,對經驗和現實進行推理性研究。從根本上講,經濟學的任何假設和命題,都必然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但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完全從經驗和事實的歸納開始,已有的理論成就,具體說就是符合經驗事實的假設,同樣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起點。這就是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然而,本來作為經驗科學或實證科學的經濟學,一旦以假設作為研究起點,就有可能走進形而上學誤區,即經濟理論的驗證,不是依賴于理論對經驗事實的相符性,而是依賴于自身邏輯的嚴密性。所以,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就取決于假設的正確與否。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高潮，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中華帝國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八大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經濟史是人類在一定時期經濟活動的總稱。作為經濟學領域的一門基礎學科，經濟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個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歷史。在教育部的規定中，將經濟史課程作為經濟學專業的基礎課程。

對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來說，通過對經濟史的學習以及經濟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的考察，可以為理解經濟學理論和更好地探究經濟發展規律提供歷史學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為其它應用學科的學習提供大量的經驗和資料，對構建經濟學學生的完整的知識結構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經濟史的學科性質

經濟史的研究是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它不僅是經濟學和歷史學研究的交叉，還涉及到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目前，經濟史學科的設置存在兩種體系，經濟院系與歷史院系都可以設置和教授經濟史課程。但由于經濟學中的經濟史與歷史學中的經濟史對問題的研究方法、視角等有所不同，兩者研究的側重點以及研究結果的表現也存在著差異。不可否認的是，經濟史與經濟學和歷史學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然而對大多數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而言，對此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實際上，經濟史作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僅僅用經濟理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僅僅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夠的，而是需要兩種研究方法的有效結合，缺一不可。

1．與經濟學的關系

有學者提出，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經濟理論就是從歷史的長河中凝練和抽象出來的，而任何的經濟理論也離不開大量歷史事實的驗證。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諾斯曾指出：被認為是約束演進理論的經濟史，不僅能解釋過去的經濟績效，而且為現代社會學家提供了一個可以用釋現代政治經濟制度績效的日臻完備的框架。

【內容提要】區域經濟史的勃興是新時期中國經濟史學引人注目的現象，也是中國經濟史學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需要。本文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內容、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等理論問題展開討論。

【關鍵詞】區域經濟史/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高潮，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