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當前，產業扶貧已成為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抓手，而科技扶貧則是助力產業扶貧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科技扶貧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已日益凸顯。正確順理、探討科技扶貧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意義、現實困境和路徑選擇，對于貧困程度相對較深的民族地區而言，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科技扶貧；天祝；困境；路徑選擇

自1978年以來，經過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我國扶貧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多地區貧困百姓已基本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標，當前，脫貧攻堅工作更是進入了攻城拔寨的關鍵時期，即將于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然而，如何進一步提升貧困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貧困百姓自我生存與發展能力，由“輸血”變為“造血”，更持續穩定地使老百姓脫貧致富，仍然是我國所面臨的一大課題。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逐步推進，產業扶貧已然成為了脫貧致富的重要載體，但若沒有科技的支撐，產業扶貧將寸步難行，因此科技扶貧已經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手段，也是精準脫貧的必然選擇。明確民族地區科技扶貧的內涵和意義，梳理當前科技扶貧的困境和發展路徑，是做好未來民族地區科技扶貧工作的關鍵。天祝縣作為甘肅省少數民族深度貧困縣之一，因其自然環境、地理位置、資源特性等因素，造成了其脫貧攻堅的特殊性，對其科技扶貧的研究和探索也具有很強的典型性。

一、民族地區科技扶貧的內涵及意義

科技扶貧是行業扶貧，更是開發式扶貧和內源扶貧，其宗旨是針對貧困地區的資源特性和人口特性，應用先進的并適用于本地區發展的科學技術，圍繞當地特色優勢產業，加大科技攻關和科技成果轉化力度，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同時，通過培訓、教育、技術手段等，提升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提高資源開發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加快脫貧致富的步伐。在我國的扶貧開發歷程中，歷來高度重視科技扶貧，尤其是2016年10月16日，科技部、國務院扶貧辦等七部門聯合了科技扶貧行動方案，啟動了科技扶貧信息共享暨成果交易平臺，以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精準脫貧中的支撐引領作用，推動科技扶貧精準脫貧邁上新臺階。天祝縣是藏族自治縣，有民族地區普遍存在的共性，如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生產生活方式相對落后的、農牧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低、技術能力條件較差、居住方式較為分散、貧困人口多，經濟社會發展相對緩慢、脫貧難度較大等；但也有其特殊性，如其隸屬甘肅省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和祁連山東端，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多，在中藥材、高原菜、白牦牛等種養殖等方面都極具挖掘潛力。無論是共性還是其個性，科技扶貧對其都極為重要，而且只有科技的力量才能為其產業發展和區域振興插上騰飛的翅膀。針對民族地區的特性，科技扶貧在民族地區的實踐也應更有針對性：一是要正確引導民族地區，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合理開發優勢資源，進而轉化為經濟優勢，實現民族地區的自我良性循環，如天祝縣的白牦牛產業，可以尋求科技轉化并與高原自然風光相結合；二是針對其農業發展的地域性和適應性，引進先進的應用技術，并有技術人員的保障和帶動；三是針對民族地區人口素質較低的情況，切實將治窮與治愚結合，扶貧與扶智、扶志相結合，通過農科教結合等形式，大力提高農牧民素質和生產技能，提高其開發資源的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我國有學者對貧困地區農民進取性的研究表明，文化水平與進取性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農村勞動力文化技術素質高者人均純收入水平明顯較高；貧困者中因缺乏技術、不善經營、效益低下而導致貧困所占比例約為30%～50%，因此，知識、技術是農民脫貧致富的根本途徑。

二、甘肅民族地區科技扶貧現實困境

摘要：綠色發展是以效率、和諧、持續為目標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式。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增長，生態正在遭受破壞，慶幸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領導人從未氣餒，一直將綠色發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實現徹底的綠色發展尚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綠色發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生態經濟建設與綠色發展相輔相成，是綠色發展的基本目標、基本內容，更是經濟發展的基本途徑。本文介紹了生態經濟建設與綠色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通過生態經濟建設實現我國綠色發展的目標。具體途徑有加強綠色生態的教育，提高全民素質；建立健全相關法律體系，以提供制度保障；大力發展科技創新，將科技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完善生態補償機制。

關鍵詞：生態經濟；綠色發展；路徑

生態經濟是指在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范圍內，運用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系統工程方法改變生產和消費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潛力，發展一些經濟發達、生態高效的產業，建設體制合理、社會和諧的文化以及生態健康、景觀適宜的環境，是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途徑。現代社會發展極其迅速，從原始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再到現在的經濟社會，從農業過度墾荒到工業尾氣大肆排放，世界生態環境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近幾年，全球變暖的趨勢不容樂觀，很多國家都在大力倡導綠色發展、倡導生態經濟，在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守衛好自己的家園。我們國家也應該在這方面繼續做好務實，在黨的領導下全民參與，一起為生態的和諧、生活的美好而奮斗。主席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國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1生態經濟建設與綠色發展的關系

（1）生態經濟建設是綠色發展的基本內容：綠色發展要求把生態化作為主要內容，因此說生態經濟建設是綠色發展的基本內容。近幾年來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逐漸得到改善，森林覆蓋率提高，使得我國由生態赤字轉變為生態盈余，也因此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綠色發展成果。我們要把生態經濟整合到綠色發展中，以實現可持續發展。（2）生態經濟建設是綠色發展的基本途徑：綠色發展要以生態經濟建設為基本途徑，把生態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綠色發展要求發展的同時必須實現綠色，既要重視經濟的發展，更要重視生態的穩定。經濟發展的同時生態亦穩步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實現綠色發展的金標準。總之，必須時刻堅持生態經濟建設的途徑，希冀早日全面實現綠色發展。（3）生態經濟建設是綠色發展的基本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同時生態環境亦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因此促進以生態建設為目標的綠色發展的建立、促進經濟向生態型的轉變就顯得極為重要，如何增加生態的承受力、減少生態的破壞力是永久不變的話題。十二五期間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壞境友好型社會，標志著我國綠色發展進入轉折性的階段。

2實現生態經濟建設以促進綠色發展的途徑

一、中俄體制轉軌路徑選擇的歷史考察

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問題，多數經濟學家已達成一致看法，即中國體制轉軌踩出了一條“漸進”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徑的選擇行為本身，經濟學家們存在著認識差異。實際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改革道路，其初始階段壓根兒談不上關于改革模式的鑒別與自覺選擇問題，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設計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為設計過程。改革來自于食不果腹的農民，之所以改革是因為原農業體制下的作業方式已不能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是窮則思變。在市場經濟模式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之前，各個改革階段的改革方略，與其說是設計的結果，不如說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產物。值得慶幸的是，也正是這種非人為設計的改革進程，成為中國改革績效突出的原因。因為非人為設計的制度演進，正符合市場體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質[2]。即便是“漸進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績效引發中外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之后，在與蘇聯東歐改革績效的比較過程中提出來的，這也表明了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并不具備事先的設計和理論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點、缺乏理論指導的改革實踐、制度創新從舊制度中孕育并誕生等等特征，都說明了中國經濟體制變革道路的自發性、非主觀選擇性。

但俄羅斯的體制變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羅斯體制變革不僅包括經濟體制變革，還包括政治體制變革，其激進式的“休克療法”一方面是對漸進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試錯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為改革前提的“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結果。我們對相關文獻的檢索發現，俄羅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并非從選擇“休克療法”才開始的。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無論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極端否定，還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經濟體制”，直到戈爾巴喬夫修修補補的經濟體制變革，前蘇聯各屆領導人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其推行的經濟改革實質上就是在計劃體制內調整的漸進模式改革。但無論是哪個階段的改革，雖不同程度地觸及了傳統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體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滯不前或者左右搖擺，不僅沒有實現經濟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維”等意識形態沖擊下引發了經濟衰退和各種社會危機。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以大推進的業績為市場化模式改革奠定堅實基礎之際，前蘇聯還深陷于經濟改革的搖擺之中而不能自拔。

勞而無功的前蘇聯體制內改革，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派認為是改革目標與蘇聯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結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須以徹底地否定舊體制為前提，而對體制的徹底否定，不可能在舊體制中進行，而激進的“休克療法”正是否定舊體制的理想途徑。以戈爾巴喬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維”為轉折點，前蘇聯政府在推動經濟體制變革的同時，把政治體制的變革作為經濟變革的前提，最終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臺和“休克療法”的實施。

二、經濟體制改革第一行動集團的目標差異

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力量上，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存在本質差異。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門，但傳統體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給者是政府，這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只能是政府。中國由政府推動的經濟變革，其第一行動集團具有二元目標：既要通過變革擺脫經濟貧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又要維護現存體制的安全與穩定。二元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變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舊體制之后的體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現存體制內的調整，而只能是不威脅現存體制的增量經濟變革。該框架內的經濟變革，其制度創新過程一般表現為制度需求群體的自我滿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認可并給予合法地位后，依靠傳統的制度裝置[3]對創新制度加以推廣的過程，其中只有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不變動現有體制的制度變革才會生存、壯大和發展。

【摘要】我國由于基本醫療保險發展歷史短，立法發展緩慢，同時存在立法滯后、立法層次較低等問題，目前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基本醫療保險法。結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概況以及國內外法治現狀分析，發現我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亟需一部具有綱領性、強制性、統一性的基本醫療保險法來支撐。因此，本文對基本醫療保險立法的路徑選擇進行研究，分析探討立法重要考慮問題，并提出建立“整合型”基本醫療保險法律制度、完善醫療保險方面的司法審查機制等立法思路，以期為立法工作提供決策參考。

【關鍵詞】基本醫療保險立法；城鄉一體化；醫改

一、立法體例的選擇

（一）理想的立法體例——獨立立法。鑒于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法律制度缺乏統一性、強制性、系統性的完整條例，各零散法律法規銜接不當，基本醫療保險運行尷尬，無固定法律準繩和完整法律框架。建議在不斷完善修正各零散條文規定、促進相互銜接的同時，由人大常委會督促國務院出臺一部獨立、專業、完整的《基本醫療保險條例》，提高立法層次，建立與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相吻合的系統性基本醫療保險法律體系，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現實的立法體例——納入基本醫療衛生法。基本醫療衛生由四大體系構成，包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基本醫療衛生主要內容則包括基本醫療保險、基本醫療救助、基本藥物、基本診療項目、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基本醫療設施與基本醫療服務人力等。由于基本醫療保險目前尚無獨立條例，因而其立法被涵蓋在基本醫療衛生法中。然而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立法滯后、觀念滯后，衛計委在2014年才將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正式納入工作議程，至今日只出臺了《基本醫療衛生法》（草案），由此看來單獨制定《基本醫療保險條例》還任重道遠。2012年《“十三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提出“積極推動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以及基本醫保、基本藥物制度、全科醫生制度、公立醫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為了規范醫療衛生發展，推動基本醫療衛生領域立法，考慮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以及法治現狀，只能先將基本醫療保險立法納入基本醫療衛生法中進行。

二、立法的基本思路

（一）建立“整合型”基本醫療保險法律制度。“十三五”期間，全面整合“碎片化”社會保障體系啟程，這將推動長期滯后的、零散的基本醫療保險法律制度從初級階段進入發展階段。發展階段的基本醫療保險法律制度，要立足于全面改革的戰略高度，遵循社會保障體系規律，以科學理念為統領，以體制改革為突破口，以基礎制度整合帶動全面整合，構建整合型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二）完善醫療保險方面的司法審查機制。隨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深入推進與公民民主權利意識的覺醒，各類矛盾和糾紛將層出不窮。要使基本醫療保險法真正成為一項“活”的法律，必須能夠為相關領域的糾紛的解決開啟“司法之路”，通過司法途徑切實保障公民的健康權。當下建議在人民法院內部分設社會保障法庭，主要處理涵蓋基本醫療保險法的社會保障爭議案件，使參保人在其基本醫療保險權益受不法侵害時通過司法途徑可獲得有力保障。經過醫改定型后，嘗試借鑒域外的獨立法院審判結構，由社保部門、醫療衛生單位的專業人員參與審判，成立我國專門的社會保障審查機構。獨立的司法審查機制不僅有利于提高基本醫療保險事務審判的專業性，也有利于提高公民通過司法渠道實現社會權利保障的信心。

摘要：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走好精準扶貧“最后一公里”任務艱巨，因剩下的都是貧困程度更深，脫貧難度更大的貧困人口。本文結合在安徽省利辛縣陳營村所做的多次實證調查，對該村121戶貧困戶進行了深度走訪，了解其實際生活狀況與當地政府扶貧的實施情況，結果顯示：陳營村貧困人口平均年齡較大，“貧病交加”現象嚴重，自我建設能力欠缺、內生發展動力匱乏。該村應采取政府主導的復合型模式，構建個人主體、社會參與良性互動的長效機制。政府應圍繞“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考核”四個核心，切實解決“扶持誰、怎么扶、扶什么”的問題；貧困個體應樹立主體意識，培育脫貧奔康的內生發展動力與自我建設能力；社會應廣泛參與，貢獻多方智慧與各界力量。國家、個人、社會合力形成“三位一體”的長效機制，是如期完成脫貧攻堅戰“最后一公里”的模式保障。

關鍵詞：精準扶貧；陳營村；貧困戶；對策；機制

陳營村坐落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縣中部，利辛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和大別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重點片區縣，屬于黃淮平原資源貧乏區。皖北地區以其貧困程度之深、面積之大、人口之多，在安徽省內乃至全國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2017年6月，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強調：“從結構上看，現有貧困大都是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的地區和群眾，是越來越難啃的硬骨頭。在群體分布上，主要是殘疾人、孤寡老人、長期患病者等‘無業可扶、無力脫貧’的貧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貧困群眾。”[1]報告指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2]。

一、典型貧困村致貧因素實證研究：以陳營村為例

本研究基于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為期一年的個案研究，為探究脫貧攻堅的實施現狀并廓清內在困境，借以探尋可行路徑，我們的調研團隊赴陳營村實施了共計三次的駐村調研，主要采用半結構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法，通過對鄉鎮干部、駐村干部、扶貧工作隊、貧困戶等不同主體進行訪談及觀察，借以了解“精準扶貧”政策在該村的實際開展情況。利辛縣城北鎮陳營村位于鎮東南部，是國家級和大別山片區重點貧困村之一，陳營村下轄10個自然莊，共677戶，人口總數為3540人，現有貧困戶121戶，貧困人口為249人，貧困發生率為20%。其中，一、二級殘疾人口26人，五保戶32戶，農村低保戶62戶，一般貧困戶27戶。村內有小學一所、標準化衛生室一所，主導產業為小麥、玉米，村民大都發展種植業或外出務工以維持生計，外出務工人員700余人。我們以利辛縣城北鎮陳營村貧困人口已建檔立卡的121戶貧困家庭的貧困基本信息為樣本數據，運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研究與分析后得出以下結論。（一）貧困家庭的戶主年齡普遍偏高。統計戶主年齡描述可知，在121戶貧困家庭中，戶主年齡最小為26歲，最大年齡為98歲，貧困戶主平均年齡64歲。如圖1所示，貧困家庭的戶主年齡基本都在30歲以上，并且隨著貧困戶戶主年齡的遞增，貧困家庭的數量先逐漸增加后逐漸減少，其中在70至80歲年齡段的貧困戶數量達到最大，說明該村貧困家庭的戶主年齡普遍偏高。（二）因病、因殘為主要致貧因素。由貧困因素頻率表可知，陳營村貧困戶中因病、因殘、因學、缺乏勞動力是導致家庭貧困的主要原因，分別占貧困家庭總數的66.1%、36.4%、17.4%、15.7%，詳見圖2。（三）家庭人口數與致貧因素關聯密切。由家庭人口頻率表可以看出，貧困家庭人口數為1人、2人的分別占貧困家庭總數的41.32%、31.40%，家庭人口為3人及以下的累計百分比為86.78%，說明大部分貧困家庭的人口為3人以下，并且隨著家庭人口數的增多，人口數對應的貧困家庭數量所占比例逐漸減少，從貧困家庭人數分布圖可更加直觀看出家庭人口分布情況：當該村貧困戶家庭人口數為1至2人時，致貧主要因素為因病、因殘，而當家庭人口數大于等于3人時，致貧的主要因素為因病、因學。以上貧困程度的因素分析均是針對各因素的描述性分析，雖能看出貧困因素對貧困家庭的影響程度大小，但無法得知各因素對貧困程度影響的具體程度。我們運用SPSS建立多項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各個貧困因素對貧困程度的影響，并獲取可以體現影響程度的具體數值。由多項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可知，因殘、缺勞動力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在統計上無顯著意義，說明是否因殘、是否缺乏勞動力對貧困程度均無顯著的影響；因病、因學的p值均小于0.05，在統計上有顯著意義，說明是否因病、是否因學分別對一般貧困戶、低保戶、五保戶有顯著的影響。

二、典型貧困村致貧因素深層闡釋

摘要：中國是人口大國，保障糧食安全一直是國家發展工作的重中之重。黨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加強立法，強化監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的行為。規制食品浪費的立法路徑：首先應加強域外法律移植，綜合各國已有的立法經驗約束企業加工階段的食品浪費。同時，我國由于獨特的餐飲文化，居民餐飲浪費嚴重，立法需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創新，從消費者義務視角充實消費階段浪費責任的規定。此外，完善消費者行政法規建設，通過專業化的執法隊伍保障法律的執行效果。

關鍵詞：食品浪費；全球比較；立法論研究

一、引言

2020年8月，對餐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加強立法，強化監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的行為。我國人口眾多、土地資源不足，隨著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與擴散，國際經濟貿易受到空前阻力，農產品進口量大幅縮減。我國食品供給也面臨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央從“鼓勵節約、反對浪費”的精神美德倡導，升級為“加強立法、強化監管”的政策方針，對我國短期和長期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的調查顯示全球每年食品浪費超過13億噸。然而，全球8億人仍然生活在饑餓中。食品浪費發生在食品供應與消費的每一個環節中，低收入地區的食品浪費主要發生在生產環節，但高收入地區的食品浪費主要發生在消費環節，每年人均浪費超過100公斤。中國內地因沒有全面的垃圾分類機制，缺乏準確可靠的食物浪費統計機制。2018年的《中國城市餐飲食物浪費報告》顯示，全國2017年餐飲業在餐桌上浪費量約1800萬噸，相當于3000至5000萬人一年的食物量。香港理工大學環境管理與工程學院做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香港地區從2002年至2016年的統計，香港平均每天產生餐飲浪費約3237噸，人均每年產生約160公斤食品浪費[1]，遠超其他高收入國家的人均水平。無論從國際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還是考慮到我國緊迫的糧食供給問題，在我國進行食品浪費的規制立法都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二、我國食品浪費規制的現狀與問題

（一）立法需求。我國的餐飲文化極為特殊，自古以來將餐飲鋪張和面子結合起來。自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開始提倡節約。但隨著居民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鋪張浪費的風氣又有所回潮。黨中央考慮到食品浪費風氣嚴重威脅到我國的糧食消費安全，對餐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加強立法，強化監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的行為。彌補該領域法律空白成為我國的立法重要任務。（二）制度缺失。我國對食品廢棄管理體系尚十分粗放，至今沒有全國性的垃圾分類管理體系。2008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中有關于節約食品的規定，餐飲、娛樂、賓館等服務性企業，應當采用節能、節水、節材和利于保護環境的產品，減少使用或者不使用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產品。但沒有處罰性措施，缺少約束力。地方政府有一些食品廢棄物的專項行政規章，以《江蘇省餐廚廢棄物管理辦法》為例，主要規定各種廚余廢棄物的處理辦法，對杜絕浪費缺乏相應的規制。從政策制定方面來看，我國對規制食品浪費的制度極其欠缺。不論從防范食品浪費還是加強食品廢棄物的回收相關的制度設計上，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三）執行不力。2016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要求，“到2020年，力爭將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35%以上。強化城市保潔工作，加強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統籌城鄉垃圾處理處置，大力解決垃圾圍城問題。推進垃圾收運處理企業化、市場化，促進垃圾清運體系與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對接。通過限制過度包裝，減少一次性制品使用，推行凈菜入城等措施，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產生。利用新技術、新設備，推廣廚余垃圾家庭粉碎處理。完善激勵機制和政策，力爭用5年左右時間，基本建立餐廚廢棄物和建筑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體系。”但至2020年已近5年，我國依然只有極少數地區真正做到建立完善的垃圾分類、回收以及科學處置。由此可見，對于這類問題，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的執行力依然不強。這個結果可能是我國一直以來在食品廢棄物管理問題上，政府職能部門分工模糊造成的。我國包括食品廢棄物在內的廢棄物管理與循環經濟發展工作是以國家發改委為核心，多部委協同管理的模式。國家發改委主管循環經濟發展以及廢棄物資源化利用；住建部負責管理固體廢棄物處理、市政市容管理、城市環境衛生等工作；生態環境部負責污染監督管理；農村農業部負責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商務部負責飲食單位監管；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負責食品安全、質量標準管理等工作。由于涉及管理機構眾多，難免協同難度大。中央與部委的政策落實到地方，結合地方行政政策法規執行便會更加困難。

摘要：鐵路建設標準國際化作為“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的實施保證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詳細分析了“一帶一路”鐵路建設的標準需求，從我國與沿線國家鐵路標準體系差異和我國標準與國際標準的融入現狀視角討論我國標準的國際競爭優勢，通過國際借鑒闡明了我國鐵路建設標準國際化的路徑方法，為推進實施中國鐵路建設標準國際化提供參考。

關鍵詞：“一帶一路”，鐵路，建設，標準

國際化，路徑經過多年創新發展，我國鐵路形成了較為系統完整的標準體系，與性價比高的工程建設周期和成本、先進的技術裝備、成熟的運營經驗一同成為中國鐵路承攬國際項目的主要競爭優勢[1]。推動我國鐵路建設標準國際化有利于實現“一帶一路”設施聯通。

1現狀綜述

1.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鐵路建設標準需求情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量眾多，地質地貌復雜多變。惡劣的地理環境對建設標準要求較高。加上運量普遍不大，項目經濟效益較差，建設資金籌集比較困難，使用標準的合理性直接影響規劃目標的實現和項目的推進。我國在“一帶一路”鐵路建設實踐中，遇到的國際和發達國家地區標準需求主要包括國際標準化組織標準（ISO）、國際電工委員會標準（IEC）、歐洲標準化委員會標準（EN）、美國鐵路工程協會標準（AREMA）等。對“一帶一路”沿線的東南亞、南美洲及中東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大部分未形成自成體系的鐵路標準體系，通常不會設置技術壁壘。但從已開展的項目建設經驗看，在鐵路欠發達地區也存在一些障礙，如要求采用本國、歐盟、UIC等鐵路標準，或者雖然決定采用我國鐵路標準，但會在合同中附加“不得低于歐洲同類標準”等額外說明，還有一些項目雖然采用我國鐵路標準，但要求由第三方進行監理。上述情況都會給我國標準的使用造成一定的壁壘。以伊朗德伊高鐵為例，伊朗希望全面采用歐洲標準開展設計，其電氣化工程業主明確要求不得采用我國標準，并請歐洲咨詢公司開展咨詢。在談判過程中，該公司為了自身利益，與我國公司開展標準之爭，以歐洲標準如TSI、EN等的理念要求我國承包商按照歐洲習慣開展工作，不僅是設計標準，而且設備標準、RAMS標準都要求按照歐洲方式[2]。“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非洲法語區國家，在鐵路工程領域使用的標準以法國標準為主，其他各國標準為輔，標準包含原法國標準中沒有錄入到歐洲土木工程技術標準主體的大量內容。例如：科特迪瓦、乍得、盧旺達、中非、多哥、加蓬、幾內亞馬里、布基納法索、剛果（金）、喀麥隆、剛果（布）、貝寧、尼日爾、布隆迪、塞內加爾、吉布提、馬達加斯加、海地、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尼亞、摩納哥等國家。我國標準并不是中國企業在海外工程中采用的主要標準。我國鐵路建設標準主要應用于中部非洲國家以及采用中國貸款的項目中。大多數項目是采用歐洲標準，或采用以國際通用或認可的標準為基礎，結合使用中國標準這樣一種混合的標準體系。即便是采用中國標準的項目，其技術標準也會結合項目情況以中國標準為基礎進行局部的調整和修訂[3]。1.2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鐵路標準體系差異情況。我國鐵路標準是在符合中國法律法規，適應中國地理、環境及資源，充分反映市場需求的條件下，以創新成果為支撐，借鑒國際標準和先進技術，系統總結鐵路建設和運營實踐基礎上制定的。現行鐵路工程建設主要標準共1,882項，其中現行國家標準160項，現行行業標準數量為國家標準數量的10.6倍。2017年，我國鐵路團體標準數量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轉變，對于縮短鐵路標準制定周期、提高鐵路標準化活動的社會參與度具有積極作用[4]。我國鐵路技術標準體系覆蓋了勘察、設計、施工、驗收等鐵路工程建設領域全過程各個環節，基本上能夠“自成體系”，相比EN標準對鐵路特點直接相關的線路、軌道、信號等做了詳細規定，而對于測量、地質、基礎設施（橋、隧、路）等采用與交通、水利、建筑等土木行業通用的技術標準，我國標準體系組成內容更全面。我國鐵路標準體系與國外標準在標準體系結構框架、制定理念、指標規定方式、試驗方法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EN標準是按照安全、功能等不同類型劃分，采用相互關聯的模塊化方式編制，各標準文件之間引用十分普遍。另外國際及發達國家標準更側重于功能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而我國標準更側重于制造要求，規定較細。EN標準通常是通過公式計算得出相關設計參數或技術指標，而中國標準多數未給出計算過程，而是根據計算基礎或試驗結果，直接規定了具體要求及技術指標，更注重可操作性。與世界其他國家鐵路技術標準體系相比，中國鐵路技術標準兼容性更強、適用性更廣[5]。1.3我國鐵路標準在國際標準體系中的融入狀況。我國推進鐵路技術標準融入國際標準體系的范圍與深度不斷加強，參與鐵路國際標準化技術組織包括鐵路應用技術委員會（ISO/TC269）、國際電工委員會（IEC/TC9）和UIC，承擔了相應的若干領導層職務，并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和修訂及技術交流工作。ISO/TC269自2012年3月成立以來共6項國際標準，其中我國主持制定1項。IEC/TC9的99項鐵路相關標準中我國主持制定8項；已立項32項，其中我國牽頭負責3項。UIC約600項標準，其中我國主持制定20項[6]。在標準互認方面也快速推進。

2國際借鑒

信息不對稱，導致信用擔保體制的產生，這種體制主要是解決中小企業抵押擔保難以及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雖然各類擔保機構對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貸款難問題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擔保機構也存在著一些突出問題，如政策、法規不到位；規模普遍偏小；經營不規范、存在超范圍經營；沒有建立穩定的擔保資金追加補充機制與風險補償機制；商業銀行對擔保機構風險承擔能力的擔憂等，這些問題都制約著擔保公司的發展，限制其為中小企業融資擔保發揮作用。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模式設計與運作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模式設計。中小企業集群組團融資，是集群內一組企業把各自的資金需求集合起來向金融機構進行批量融資的行為與過程。具體是指集群內核心企業牽頭組建集群財務公司，并由集群財務公司匯集中小企業的貸款申請，將這些貸款申請組團后，向集群外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再由集群財務公司將所融得的資金在集群內部分配（具體見圖一）。圖一：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模式圖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運作。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運作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部分：組建中小企業群。中小企業群的組建必須圍繞核心產業生產經營，并且每個企業在產業鏈上的位置要明確，能在一段時期內較為穩定，產業集群內中小企業地理接近、產業相關，企業之間的合作也很頻繁，同時集群內企業家之間要有較好的人緣、地緣、血緣關系，能形成復雜的社會資本網絡，集群內部信息傳遞速度要快，集群財務公司能夠很容易獲得與集群內企業相關的信息。組建集群財務公司。組建集群財務公司的關鍵在于選定集群內核心企業，并有其牽頭組建集群財務公司，集群財務公司的主要工作在于匯集中小企業的貸款申請，將這些貸款申請組團后，向集群外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再由集群財務公司將所融得的資金在集群內部分配。組團擔保與融資。集群財務公司將這些零散的貸款申請一起匯總，利用收集的相關信息，對這些貸款申請作篩選，決定是否為某一筆貸款作擔保以及擔保的額度等，然后將通過篩選的貸款需求統一組團，向集群外金融機構申請貸款，集群財務公司在此過程中中小企業各自對自身的債務負責，組團成員間不承擔連帶責任。

建立健全集群財務公司投融資平臺與體制。一是創新直接融資方式，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允許符合條件的集群財務公司投融資平臺運用企業債券、中期票據、信托計劃、產業投資基金、資產證券化、發行股票等多種融資渠道，形成包括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在內的多元化融資結構，改變集群財務公司投融資平臺過分依賴銀行貸款的單一融資結構。二是推進項目融資創新。大力開展建設—轉讓（BT）、建設—運營—轉讓（BOT）、轉讓—運營—轉讓（TOT）和政府項目與民間合作（PPP）等多種融資方式，吸引各種社會閑散資金直接投資建設和經營。這樣可以消化融資平臺風險，促進項目投融資行為的規范化。建立健全集群財務公司投融資平臺債務管理和償債機制。一是把集群財務公司投融資平臺債務的償還納入預算進行安排，按期足額償還。二是建立與集群財務公司投融資平臺中公司債務規模相適應的償債風險準備金，除了將集群財務公司平臺的投資收益納入其中，加強對風險準備金的監督和管理。三是細分集群財務公司平臺的性質，實行差別管理政策。如對融資平臺的借貸、用資、償債等環節實行市場化運作和管理，從而最大限度地減輕的壓力和降低潛在的債務風險。集群財務公司應拓寬融資渠道擴大直接融資。目前集群財務公司大多數采用貸款融資方式，直接融資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直接融資的條件較高，另一方面是沒有合適的融資平臺，因此，集群財務公司應擴大直接融資比例，一是吸引風險投資資本，將發展前景較好的部分優質中小企業資產進行組合，向PE和VC(私募基金和風險資本)推銷，以引入較好的投資者，帶來資金和先進的管理理念，促進中小企業的轉型。二是集群財務公司推進技術入股和員工持股計劃，中小企業可以采用技術入股和員工持股解決資金問題，以增長企業凝聚力，留住優秀人才。三是集群財務公司搭建股權債券交易平臺，使中小企業在這個平臺上進行股權和債券的轉讓，優化中小企業的資金機構四是加快發展銀行間債券市場，推出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一系列創新產品。商業銀行應建立更為審慎的融資平臺風險管理機制。一是規范貸款擔保方式。要求集群財務公司提供合格足額的抵押物，所有抵押資產的價值應在資產評估公司評估的基礎上，參照當地同類資產市場價值進行綜合評估，落實合法有效的土地房產抵押或接受有代償能力的第三方擔保，杜絕地方政府純行政性或政治性擔保行為。二是督促集群財務公司融資平臺建立切實可行的償債機制，明確償債資金的來源、用途及具體還貸安排。三是建立足夠的風險撥備基金，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呆壞賬。四是嚴格界定政策性與商業性金融業務，對于融資平臺支持的純政策性項目融資業務，應審慎經營。

本文作者：胡年芬工作單位：湘潭市第三人民醫院

根據湖北省“十二五”旅游發展規劃總體布局，十堰市將建設成為全省四個旅游集散中心之一。按照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核心旅游板塊的定位，十堰市將發揮山水文化旅游資源綜合優勢，全面提升旅游產業實力。重點建設武當山，將武當建設成為鄂西圈內的旅游精品與珍品；整體打造武當山與丹江口水庫，將自然山水、宗教文化、中華武術連成一體，全力打造國際旅游精品名牌；挖掘七夕文化內涵，整合周邊山水文化資源，盡快打造具有較高知名度和影響力的七夕文化旅游區。到2015年，十堰市接待旅游者3500萬人次，旅游總收入達到200億元。十堰將建設成為以大山大水大人文為特色的中國優秀旅游目的地城市和帶動鄂西北、輻射渝陜豫周邊地區的區域旅游中心城市。為實現這一建設目標，筆者認為，除了相關硬件建設步伐跟上，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持當前十堰旅游良好的發展勢頭，在宣傳促銷上再下功夫。宣傳促銷是個意義廣泛的概念。本文所指的的旅游宣傳促銷，是指各級旅游行政管理部門、旅游行業協會和旅游企業為推介本市旅游產品和線路，宣傳本市旅游形象，到市外、境外舉辦或參加各種形式的旅游推介會、說明會、展覽會、交易會、巡游展演、業務洽談等活動，以及邀請市外、境外客源地旅行商、媒體到本地或本單位開展旅游考察、采訪報道，或者通過網站、廣播、電視、報刊等媒體向外旅游信息等的相關活動。當前的十堰市面臨旅游大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有必要重新審視現有的旅游促銷方式方法，不斷創新宣傳促銷手段，加大宣傳促銷力度，使新形勢下的宣傳促銷成為促進十堰旅游發展的重要催化劑和助推力。

一、強化政府主導作用，完善政府旅游宣傳促銷工作體系

旅游業涉及面廣、綜合性強，旅游宣傳促銷的一個宏觀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地方旅游總體形象，改善對外投資環境，提高知名度。這需要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尤其是客源市場的開發、整體形象的塑造，不是一個企業一個部門所能完成的任務，必須加強政府導向，實現政府主導。政府作為宣傳促銷的主體，是宣傳促銷工作的組織者、協調者和管理者。在一些旅游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旅游業總體宣傳促銷早已成為創國家、地區形象的政府主導型工程，旅游業的競爭，已經成為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在經濟社會綜合領域中競爭的重要陣地。在我國，隨著旅游業自身發展和壯大，隨著擴大內需引導消費政策和假日經濟的出現，很多地方在不同程度地實現著這種轉變。近年來很多省市組織了省市政府主辦、省市領導親自帶隊的大型旅游宣傳促銷活動，表明我國旅游業發展已經實現了從思想重視階段向實際推進階段的一次跨躍。值得欣喜的是，十堰市政府已經高度重視旅游宣傳促銷工作，并做了相關工作。今后，要進一步提高旅游宣傳促銷重要性的認識，把如何做好旅游市場的營銷工作，開拓客源市場，作為政府在旅游產業發展中關注和重視的首要問題。一是實施政府主導型戰略，進行旅游形象宣傳。在宣傳促銷過程中，企業往往不夠積極，有的甚至極少開展，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合力和整體優勢。政府應在旅游宣傳促銷上發揮更大作用，將宣傳促銷工作擺到重要的位置來研究、規劃、組織、協調和推動，凝聚各方力量，在經費和人力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持，甚至直接參與一些大的宣傳促銷活動，努力提高宣傳促銷效果。在市場調研的基礎上，針對不同市場制定相應的促銷策略，明確主題，形成整體宣傳促銷方案和體系，內引外聯，牽頭組織好跨區域、跨行業的合作和交易，如旅游博覽會、展銷會、洽談會等，為旅游企業提供產品促銷平臺，創造商機。二是要形成旅游部門牽頭、部門聯動的局面。旅游業是一項綜合性的產業，旅游產品一般都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關聯度高、綜合性強，需要聯合不同的地區、部門、行業共同開展宣傳促銷。因此，要充分運用各個部門的宣傳力量和宣傳渠道，發揮各部門的宣傳優勢，形成旅游宣傳促銷的立體攻勢。旅游部門作為旅游宣傳促銷工作的主體機構，應主動擔負起策劃、組織、協調的作用，為各相關部門服好務，為各旅游企業服好務。要從宣傳主題、宣傳材料等方面，給予各部門、各旅游企事業單位以支持或指導，促進部門聯動，發揮整體效應。

二、調動企業積極性，實現企業為主體、市場化運作的機制

整合資源，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現企業為主體、市場化運作的機制，有利于運用市場機制，利用旅游的社會熱點效應，整合各方資源，形成整體合力，營造強大的旅游宣傳促銷攻勢。一是要建立政府搭臺、企事業單位唱戲的模式。由于資源的共有性，旅游產品的宣傳促銷者并不必然是客源的獲得者或客源的獨占者，不進行宣傳促銷的企業也可獲得一定的客源，客觀上存在著不種糧只收糧的可行性和現象。這種現象阻礙了聯合促銷的整體推進，勢必出現宣傳促銷乏力的局面。因此，要著力提高企業自主營銷能力，千方百計調動和發揮旅游經營單位市場營銷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消除旅游經營單位對政府宣傳促銷的依賴性。二是制訂營銷激勵政策，調動旅游企業參與的積極性。要盡快爭取出臺各種獎勵措施，引進競爭機制，對積極參與宣傳促銷工作和經濟效益好的企業給予優惠和經費上的扶持。要把旅游企業參加國家、湖北省、十堰市組織的重大宣傳促銷活動的情況作為考核、表彰的依據。三是充分發揮旅行社的帶動作用。旅行社是旅游產品的采購者和組合者，也是旅游產品的銷售者和代銷者，在旅游者和旅游對象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各旅游企業應在政府牽頭組織下，與旅行社一起，做好旅游線路設計和產品包裝，做到宣傳在前，旅行社促銷迅速跟進。要把旅行社的組合功能與景區等企業的形象宣傳要求結合起來，把形象和產品結合起來，以產品帶動形象，以形象促銷產品。

三、制訂宣傳促銷總體方案，提高旅游宣傳促銷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

生死觀是關于人的生命及其死亡問題的基本觀點和看法，是人生觀的重要內容之一。人生觀的主要問題是人為什么而活著，以及關于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生死觀的主要問題是人應當如何看待生命和如何面對死亡，以及死的意義和價值問題。孔子及其儒家學者都十分重視個體生命及其死亡的倫理意義和價值，并對其進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形成了一種內涵豐富且影響深遠的生死觀理論。

一、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應當以正確的態度坦然面對

《呂氏春秋》說：“審知生，圣人之要也；審知死，圣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獨決也。凡生于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也就是說，生與死的現象及其本質問題都是圣賢所要認真面對并加以審慎思考的問題，有了對于生與死的正確理解和把握，就會以相應的適宜的態度對待之。《論語》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的話，這些都揭示和說明了時間流逝不可逆轉，人的生命也是一個由生到死的自然過程。

楊雄把“有生必有死”視為“自然之道”，他說：“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在他看來，有生命者必然就有死亡，有開始則一定會有終結，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王充也說：“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始無終者，乃長生不死。”二程也說：“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正是基于這種對生與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現象的認識，儒家更重視現實人生問題，而對死采取一種比較坦然和淡定的態度，正如張載所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論語》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當問及鬼神和死亡的問題時，孔子教育學生從現實出發，要重視人事和人生的現實。李贄說：“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失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仍可傷爾。勿傷逝，愿傷生也!”李贄通過對生與死的必然性的認識，提出可以不必悲傷于死亡，重要的是關注今生，把握今生。

王夫之也從生與死的自然現象，揭示了生與死的辯證關系，以及人們在生死問題上的基本態度的社會及心理原因。他說：“衰減之窮，予而不茹，則推故而別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則死亦生之大造矣。然而合事近喜，離事近憂，乍亡必驚，徐來非故。則哀戚哭踴所以留陰陽之生，靳其離而惜其和，則人所以紹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于其常者也。然而依之為哀，而不依之為患，何也?哀者必真而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則人以為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獸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廢天地之化。故哀與患，人禽之大別也。”由此，王夫之也主張并充分肯定了對于生與死的“順”與“寧”的態度：“蓋其生也異于禽獸之生，則其死也異于禽獸之死，全健順太和之理以還造化，存順而沒也寧。”不僅如此，在生與死、成與敗的問題上，他還提出了“守氣”說：“生之于死，成之于敗，皆理勢之必有……既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敗，非意外之兇危；生之與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死生，成敗敗成，流轉于時勢，而皆有量以受之。如凡善走，不能逾越于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這些論述，都反映了儒家在對待死亡問題上的基本態度，即正視生死，坦然面對死亡，既愛惜生，又不畏懼死，亦即不為生死問題所累。應當說，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