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3年(明神宗萬歷十一年)，滿洲(當時稱為建州女真)的沒落的上層分子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討伐他的仇人，經過了三十三年，到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建立了以自己為首的滿洲政權金國——后來稱為清朝。又經過了二十八年，到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滿洲貴族統兵入關，逐步統治了明代原來的整個疆域。直到1911年(宣統三年)才被推翻。

滿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個少數族在二十八年間能人關統治高度封建化的廣大的漢人地區，而且后來在和祖國廣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對祖國疆土的奠定和祖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在歷史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此，滿洲入關前的社會經濟究竟發展到什么階段，也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關于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問題，目前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

我們從接觸到的資料中知道，滿洲族的社會發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經歷的社會發展階段一致的。它經過了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擄掠朝鮮邊境的人口、物資，朝鮮官吏李競令邊將切責他們說，“汝等近居我境，乞索鹽醬口糧，輒便給與，恩養足矣。但爾等虜掠中國人口及我邊民為奴婢使喚，往往有逃來者，審問根腳，中國人發還遼東，我國之人仍令復業。……我國何負于汝，……近者結聚群黨，暗入作賊，虜去男女七十余口，殺害四十余口，牛馬財物，盡數搶奪……”(么朝鮮李朝實錄·世宗》十五年，日本縮印本8冊，240頁)。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鮮成宗八年)，朝鮮官吏曾說，“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國(指明朝)邊氓，做奴使喚，乃其俗也”(《李朝實錄·成宗》卷八十，縮印本16冊，59頁)。

努爾哈赤十歲(1568年)喪母，和繼母不相得，在十九歲時(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說：“父惑于繼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給些須”(故宮博物院鉛印本，3頁)。這里的“家私”，在《滿洲實錄》，漢文作“家產”，滿文作“阿哈·烏勒哈”(ahaulha)。“阿哈”，漢語是奴隸；“烏勒哈”，漢語是家畜。

清代科爾沁部以“列朝外戚,荷國恩獨厚,列內札薩克二十四部之首”。[1]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先后有四后、十三妃出自科爾沁部。蒙古科爾沁部影響了清初五朝四帝的政治,其中以皇太極孝莊文皇后博爾濟錦氏尤為突出。科爾沁部與滿洲皇室這種特殊關系的建立可以追溯至清太祖努爾哈赤時期。努爾哈赤時期,科爾沁部與滿洲友好關系的建立經歷了由軍事沖突向聯姻與朝貢直至歸順與結盟的三個發展階段。本文試就這三個發展階段作一探討,以供參考。

一

科爾沁部與滿洲關系的第一階段,屬于軍事沖突時期。雙方仍處于敵對狀態,多次開戰。努爾哈赤在完成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與扈倫四部之一的葉赫部有矛盾。1593年(明萬歷二十一年),葉赫等部聯合科爾沁部的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其所屬錫伯、卦爾察部共九個部落,出兵三萬,其中蒙古兵一萬。九部聯合攻打努爾哈赤,史稱九部聯軍伐滿洲。聯軍立陣于渾河北岸,努爾哈赤率軍于古勒山迎戰,集中兵力專攻葉赫部,獲勝。聯軍潰敗,葉赫部貝勒布寨被殺,烏喇部布占泰被擒,“蒙古科爾沁貝勒明安馬被陷,遂棄鞍,裸身乘驏馬逃,僅身免。”[2]是役,努爾哈赤斬殺聯軍四千,俘獲多人,得戰馬三千匹,盔甲千副。滿洲自此“軍威大震,遠邇懾服”。古勒山戰役后,努爾哈赤趁科爾沁敗北之機,從所俘的科爾沁人中選出二十人,令其披錦衣,騎戰馬,回科爾沁部,宣揚努爾哈赤的威德。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次年(1594年)科爾沁部明安遣使與努爾哈赤通好,獻戰馬百匹、駱駝十峰。其中,馬六十匹、駝六峰給努爾哈赤,其余分送努爾哈赤部下。這是科爾沁部與滿洲交往的最早記載。雖然古勒山之役后科爾沁部向滿洲遣使通好,但雙方仍存在矛盾與沖突。科爾沁部并不服輸,繼續對抗努爾哈赤的擴張。1597年(萬歷二十五年),努爾哈赤以被得罪為名,派穆哈連攻打科爾沁部,搶奪戰馬四十四匹。科爾沁部奮起抵抗,并得到葉赫部的援助,穆哈連兵敗被擒。1608年(萬歷三十六年)3月,努爾哈赤命其長子褚英率兵攻打烏喇部的宜罕阿麟城。“時烏喇貝勒布占泰與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代合兵”,[3]科爾沁軍遙望滿洲兵強成壯,自知力不能敵,便自動撤兵。在這一時期,努爾哈赤主要忙于進行統一女真各部的事業,對于包括科爾沁部在內的蒙古諸部采取守勢。在努爾哈赤看來蒙古各部前來通好,無非是“冀望恩澤于我”,他所作的也不過“厚賞遣之”而已,似乎并未給予以特別的重視。而科爾沁部雖然在古勒山之役遭到慘敗之后,遣使與努爾哈赤通好,但科爾沁部畢竟是漠南蒙古中一個強大的部落,并不認輸。為了抵抗滿洲的擴張,保護本部落的利益,科爾沁部多次與滿洲發生軍事沖突。

二

1612年(萬歷四十年)之后,科爾沁部與滿洲關系發展進入了第二個階段:聯姻與朝貢。這個時期,雙方關系有了實質性突破,由相互敵視轉而相互親善友好。努爾哈赤對蒙古諸部尤其是科爾沁部態度的改變,滿蒙聯姻這一政策的產生,都不是偶然孤立的行動,而是從當時滿洲總的斗爭利益出發的。從努爾哈赤當時的處境看,1612年至1616年(明萬歷四十年至后金天命元年),努爾哈赤領導的對女真族各部的統一戰爭已經進入尾聲,后金政權的誕生指日可待。“招徠各路,……環境諸國”的成功,使滿洲的力量空前壯大。但是就滿洲當時的力量而言,非但不能與明公開抗衡,就是比之蒙古總體,尚處于明顯劣勢。以努爾哈赤為首的滿洲統治者集團認識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敵中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4]感到蒙古諸部對自己有重大實際意義,從而采取了聯姻通好的親善政策。恩格斯說:“對于騎士或男爵,以及對于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愿”。[5]因此,與蒙古部落通婚已不再是君主個人的生活私事,而是滿洲統治者對自己所面臨的嚴峻局勢作出的政治性決策。另外,努爾哈赤與蒙古通好,但察哈爾部的林丹汗自稱“四十萬眾蒙古國主”,稱努爾哈赤為“水濱三萬眾滿洲國主”,并不把努爾哈赤放在眼里。同時,努爾哈示也認識到“蒙古各部如云朵,集云則雨,其分散則如云晴雨住;蒙古集聚則成兵患,吾等待彼之分散各個擊破之”。[6]因此,為了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努爾哈赤對蒙古諸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尤其對與察哈爾部有隙的科爾沁部更是大展手腳,利用滿洲與科爾沁部接壤、風俗文化接近和二者祖先有過交往的歷史等各種條件,多次表示“滿洲蒙古,語言雖異,而衣食起居,無不相同,兄弟之國也”。[7]施展其招撫、和親的手段,拉攏科爾沁部臺吉。有鑒于此,在1612年(萬歷四十年)前后,努爾哈赤對蒙古諸部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動向蒙古科爾沁部聘女為妃。1612年(萬歷四十年)4月,努爾哈赤聞科爾沁貝勒的女兒博爾濟錦氏“頗有豐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貝勒遂絕先許之婿,送其女來”。明安貝勒是蒙古封建王公中第一個與滿洲聯姻者,對后世影響深遠。其后,1615年(萬歷四十三年)正月,努爾哈赤又娶科爾沁部孔果爾貝勒女博爾濟錦氏為妻。不僅努爾哈赤娶科爾沁兩貝勒的女兒為妻,他的兒子也相繼納科爾沁部王公的女兒做妻子。1614年(萬歷四十二年)4月,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娶科爾沁部莽古思貝勒女為妻。爾后,第十二子阿濟格娶科爾沁部孔果爾女為妻。1624年(天命九年)5月,第十四子多爾袞娶科爾沁部桑阿爾寨臺吉之女為妻。1625年(天命十年)2月,第八子皇太極娶科爾沁部貝勒齋桑之女博爾濟錦氏為妻。不但通婚非常頻繁,而且婚禮儀式也很隆重。每有婚嫁,娶親的滿洲貴族一方必“以禮親迎,大宴成婚”,儀式與滿洲同族間所行完全相同。同時,努爾哈赤也以滿洲貴族之女“下嫁”科爾沁部各王公。這時期見諸記載的科爾沁部額駙有明安之子多爾濟、奧巴臺吉。滿洲與科爾沁部的相互通婚,加強了雙方的聯系,擴大了后金的影響。在聯姻活動加強的同時,科爾沁部臺吉不斷前來建州進行朝貢活動,以深化雙方的友好關系。1615年(萬歷四十三年)9月,科爾沁貝勒明安第四子桑噶爾齋臺吉至建州,送馬三十匹,叩頭謁見。努爾哈赤賜給甲十副,并厚賞緞、布。同年10月,明安貝勒長子伊格都齊臺吉又至建州,送馬四十匹,叩頭謁見。努爾哈赤賜給甲十五副,并厚賞緞、布。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2月,明安貝勒次子哈坦馬圖魯臺吉帶馬匹到建州叩謁;1617年(天命二年)10月,明安貝勒第五子巴特瑪臺吉帶僚友五十人,送馬五十匹,到建州叩謁。他們都受到努爾哈赤的賞賜。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科爾沁部明安貝勒親自率眾到建州朝貢,慶祝努爾哈赤建立金國。明安等人受到努爾哈赤及其妃子、諸貝勒大臣的隆重歡迎。努爾哈赤出興京城百里之外,到富爾簡山崗,與明安行馬上抱見禮,設野宴洗塵。明安向努爾哈赤進獻大批禮物:駝十峰,牛百頭,馬百匹和干肉十三車,干酪、油兩車,另有三峰駱駝馱載的毛氈。努爾哈赤“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8]留住一月。臨走時,賞給明安四十戶,甲四十副,以及大量的綢緞、布匹等。并且親自送出京城三十里,騎兵列隊,夾道歡送,在外住宿而還。努爾哈赤對明安的迎送禮節,在清初是罕見的,其目的是使科爾沁臺吉進一步歸服他,并以此吸引其它蒙古部落。在這一階段,滿洲與科爾沁部的友好關系得到巨大的展,但是這種關系發展的過程中仍有摩擦與矛盾。如天命年間,科爾沁部臺吉明安之子桑噶爾寨曾聯合內喀爾喀攻伐努爾哈赤;明安的三個兒子搶奪了滿洲的三百牧群和七十六只貂,以及鷹網、鳥。對于科爾沁的敵對行動,努爾哈赤中止了向科爾沁部出售弓箭,惟恐其軍事實力的增長。這說明滿洲與科爾沁部之間仍存在著不信任感。但此階段,友好發展是主流,摩擦與矛盾只是小插曲。雙方的關系繼續朝著歸順與結盟的方向發展。

1583年(明神宗萬歷十一年)，滿洲(當時稱為建州女真)的沒落的上層分子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討伐他的仇人，經過了三十三年，到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建立了以自己為首的滿洲政權金國——后來稱為清朝。又經過了二十八年，到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滿洲貴族統兵入關，逐步統治了明代原來的整個疆域。直到1911年(宣統三年)才被推翻。

滿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個少數族在二十八年間能人關統治高度封建化的廣大的漢人地區，而且后來在和祖國廣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對祖國疆土的奠定和祖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在歷史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此，滿洲入關前的社會經濟究竟發展到什么階段，也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關于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問題，目前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

我們從接觸到的資料中知道，滿洲族的社會發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經歷的社會發展階段一致的。它經過了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擄掠朝鮮邊境的人口、物資，朝鮮官吏李競令邊將切責他們說，“汝等近居我境，乞索鹽醬口糧，輒便給與，恩養足矣。但爾等虜掠中國人口及我邊民為奴婢使喚，往往有逃來者，審問根腳，中國人發還遼東，我國之人仍令復業。……我國何負于汝，……近者結聚群黨，暗入作賊，虜去男女七十余口，殺害四十余口，牛馬財物，盡數搶奪……”(么朝鮮李朝實錄·世宗》十五年，日本縮印本8冊，240頁)。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鮮成宗八年)，朝鮮官吏曾說，“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國(指明朝)邊氓，做奴使喚，乃其俗也”(《李朝實錄·成宗》卷八十，縮印本16冊，59頁)。

努爾哈赤十歲(1568年)喪母，和繼母不相得，在十九歲時(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說：“父惑于繼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給些須”(故宮博物院鉛印本，3頁)。這里的“家私”，在《滿洲實錄》，漢文作“家產”，滿文作“阿哈·烏勒哈”(ahaulha)。“阿哈”，漢語是奴隸；“烏勒哈”，漢語是家畜。

論文關鍵詞：傳統敘事民間視角人性

論文摘要：本文在遲子建小說創作的背景下以民間為溶液稀釋其近作《偽滿洲國》，通過時比和文本分析訟釋了民間視角的內在意蘊。

20世紀80年代初遲子建初涉文壇時，方興未艾的反思文學思潮并未對她造成太大的影響，《北極村童話》及其后一系列作品的問世，使她逐漸形成了溫情、細膩和“美麗的憂傷”的風格。與作家的生活經歷直接相連，非宏大敘事的話語功能打造了遲式小說的寧靜典雅之美，而《偽滿洲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卻得益于民間視角的確。

民間的形成既得益于傳統文化的積淀，又受制于主流文化意識形態，表現為易變性、主我性及繁富性。鐘敬文早就指出，民間文學要”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陳思和意義上的民間則是“現實性文化空間”，是“在國家權力中心控制范圍的邊緣區域形成的文化空間”《偽滿洲國》的民間定位就是上述觀念系列的延伸。

《偽滿洲國》的民間理想，首先建筑在對傳統歷史敘事機制的叛逆與逃逸之上。傳統歷史小說希望尋找一種終極意義，一套超穩定的價值體系，先驗的指歸性遮蔽了主體觀照的當下性視線，內在地生成文本的自我循環與求證，伴隨定點透視與崇高感的彌漫，通常表現為人物、情節等的表面效應上。《偽滿洲國》卻實現了深層意蘊的超越與’逆轉，在傳統結構的著力點上大規模的順化和弱.化，使敘事對象呈現出個人化和民間化的遷移。如剃頭師傅，作為我黨的地下工作者，無論是在四平與尋安客棧店主接頭，還是在承德女兒家里重開理發鋪，甚至讓教書先生王亭業寫門聯并使其人獄直至慘死，都裊生出阻礙性情感反應，但這種經驗非但絲毫無損作品的真實度，反而更能激發起讀者的認同性熱情及現實展延魅力。同樣的還有對楊靖宇趙尚志犧牲場景的描寫，在典范的歷史題材小說那里，這是英雄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精神放歌處，而作者相當淡化的處理，令人信服地縮短了文本和讀者的間隙。對日本人的刻畫也沒有采取簡單化的傾向，正如作家所說:“尊重歷史，保持歷史的真實，在保有一個作家應有的良知的同時，對我作品中的人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賦予以人性的意義”，小說中羽田的多情正直，中村正保的大度、喜歡孩子，山口川雄的明智、重義氣，麻枝子的沉靜、嫻雅等都突破了小日本日本鬼子的審美范式，閃爍著民間理想照耀的光點。

人物獨特心靈域的開掘及世俗立場的高揚，是(偽滿洲國》民間維度的策源地。民間意識的歷史性把握，產生于當下現實個人經驗與史實的共鳴。只有擎著現實的火把，才能穿越歷史照.見不同時空的景觀，作為客體的個人，也只有在血肉現實的內涵與外延的張力中，才能在本能的參義上求得對峙或對話，而民間性更需要有思維的低度飛翔，要貼近“毛茸茸的生活”(王蒙語)。碳偽滿洲國》開首便奠定了這一基礎:“吉來一旦不上私塾，就會跟著爺爺上街彈棉花，這是最令王金堂頭疼的事了。把他領出去容易，帶回來難。吉來幾乎是對街上所有的鋪子都感興趣，一會去點心鋪子了，一會又去于果店了，一會又笑嘻嘻地從暢春坊溜出來了”。這個開頭充盈著世俗的樂趣和生活的邏輯，塵世的濕施施的魅力撲面而來。在心靈的平臺上，遲子建刻意抉發鮮活的個人經驗，由個人磁力場演繹歷史世界的自律，其中不乏惰性與生活經驗的重逢。作品中王金堂與老伴堪稱情愛畫廊的民間觀照的標本。王金堂被老太太謔稱為“羅鍋子”，“像老太太的一條狗，總是伸著舌頭溫情地舔舔她，乖乖的馴順的”，而當丈夫被日本人抓勞工后，老太太也是“一門心思地盼王金堂”這是金黃麥穗般的情蘊，是市井情懷的沉降，更是民族血脈中沸騰勢相的寫真。王金堂在日軍伙房中做飯時往飯鍋里扔虱子、撒尿等細節，更增添了廉價的村俗傳奇情致，不無民眾原始強力釋放與情感宣泄的要義。其他如張榮彩老人精良的布鞋制作技藝;張家老太拋咽蠶豆喪命;王恩浩除夕夜布施;神胡二的槍法;吳瞎子的算命術;烏日楞的神奇醫術;狗耳朵的情感歷程等，都呈現出民間視角的生命意蘊，以游走的幽靈的姿態在作品中氰氫著，它在籠罩著神秘主義面紗的預設機制的操縱下，奔突進歷史層面的潛在內涵，渾染成一幅鮮麗的民風圖。小說中與日軍牢獄的陰森、細菌研制的毒辣、勞工的凄慘相比，作家更多地展示了世相百態、蕓蕓眾生的景相，從皇宮到妓院，從寺廟到酒館，既有陳希金這樣的神經質詩人，也有紅極一時的影星李香蘭，鄂倫春的生活，慰安婦的境遇，皇宮奴才的瑟縮，不一而足。廣闊而豐富的生活的萬花筒異彩紛呈，瑰麗多姿，燭照出偽滿時期老百姓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

××××年二季度滿洲里光明熱電公司黨總支在安泰熱電公司黨委的領導下，在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幫助下，繼續以黨的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深入貫徹學習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按照安泰熱電公司××××年黨建工作要點安排，全面加強了基層黨組織建設和開展了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宣傳動員工作，以紀念建黨周年為契機，認真做好了民主評議黨員和評先評優工作，圍繞公司中心任務發揮出了黨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優勢，為公司各項工作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組織保證和精神動力。

一、加強黨組織建設、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和凝聚力

⒈組織建設：為了開展好支部生活和加強黨員的組織管理，更好的發揮出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核心、戰斗堡壘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月×日公司黨總支針對熱電廠投產運營后，黨員工作崗位變動較大的實際，經請示安泰熱電公司黨委同意，重新劃分了公司四個基層黨支部，并按照黨章規定，分別召開了支部黨員大會，選舉了各個支部書記、配齊了支部委員，在劃分黨支部的同時公司黨總支還針對公司領導班子分管工作的不同，把班子成員劃分到相應的四個支部，確保了公司全體黨員都能接受到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

⒉制度建設：在公司黨組織制度建設中，我們以基層黨支部調整為契機，按照《黨支部工作條列》規定，開展了黨支部規范化、制度化和標準化管理，為四個基層黨支部統一定制了工作臺帳。在制度建設方面對公司黨建制度進行了認真整理，按照保持黨建制度的穩定性、連續性的原則，在吸收原有制度合理部分的同時修訂了《黨支部目標管理細則》、《黨風廉政建設實施細則》、《行政領導向黨總支匯報制度》、《制度》《黨員繳納黨費制度》、《公司發展黨員細則》和《民主生活會制度》等多項黨建工作制度，通過對上述制度的認真執行有效的發揮了黨支部為員工析疑解惑、排憂解難的橋梁與紐帶作用，也切實把支部工作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

⒊黨員發展：不斷發展新黨員、壯大黨的隊伍，是保持黨的基層組織生機和活力的需要，為此公司黨組織把發展積極分子入黨做為公司黨建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在黨員發展中公司黨總支注意在一線中發展新黨員，在接收新黨員工作中，嚴格按照黨員發展規定對重點培養對象除進行廣泛征求黨內外群眾意見和集中培訓學習外還采取了入黨前公式。通過上述舉措既保證了發展黨員工作的公正、公開，也確保了發展黨員的質量。××××年“七一“前夕公司四名入黨積極分子被安泰公司黨委接收為預備黨員。

⒋民主評議黨員：黨總支為了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增強全體黨員黨性觀念，在建黨周年來臨之際，按照安泰黨號《關于評選先進黨支部、優秀黨務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的通知》要求，于××××年×月×日以四個黨支部為單位開展了光明熱電公司民主平議黨員工作，為了保證此次民主評議黨員工作的嚴肅性、原創：做到讓全體黨員充分發表意見，公司黨總支書記和政工部長參加了三個黨支部的民主評議黨員活動，民主評議前，全體黨員都按照要求認真填寫了自我評議表，在民主評議中所有黨員都能以對同志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的角度出發，相互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互相指出在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存在的不足，通過認真考評，公司名正式黨員全部被評為為合格黨員，在此基礎上評選出名優秀黨務工作者、名優秀共產黨員、科室黨支部被評為優秀黨支部。

××年二季度滿洲里光明熱電公司黨總支在安泰熱電公司黨委的領導下，在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幫助下，繼續以黨的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深入貫徹學習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按照安泰熱電公司××年黨建工作要點安排，全面加強了基層黨組織建設和開展了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宣傳動員工作以紀念建黨周年為契機認真做好了民主評議黨員和評先評優工作圍繞公司中心任務發揮出了黨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優勢為公司各項工作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組織保證和精神動力。

一、加強黨組織建設、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和凝聚力

⒈組織建設：為了開展好支部生活和加強黨員的組織管理，更好的發揮出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核心、戰斗堡壘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月日公司黨總支針對×熱電廠投產運營后，黨員工作崗位變動較大的實際，經請示安泰熱電公司黨委同意重新劃分了公司四個基層黨支部，并按照黨章規定分別召開了支部黨員大會選舉了各個支部書記、配齊了支部委員，在劃分黨支部的同時公司黨總支還針對公司領導班子分管工作的不同，把班子成員劃分到相應的四個支部，確保了公司全體黨員都能接受到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

⒉制度建設：在公司黨組織制度建設中，我們以基層黨支部調整為契機，按照《黨支部工作條列》規定，開展了黨支部規范化、制度化和標準化管理，為四個基層黨支部統一定制了工作臺帳。在制度建設方面對公司黨建制度進行了認真整理，按照保持黨建制度的穩定性、連續性的原則，在吸收原有制度合理部分的同時修訂了《黨支部目標管理細則》、《黨風廉政建設實施細則》、《行政領導向黨總支匯報制度》、《制度》《黨員繳納黨費制度》、《公司發展黨員細則》和《民主生活會制度》等多項黨建工作制度，通過對上述制度的認真執行有效的發揮了黨支部為員工析疑解惑、排憂解難的橋梁與紐帶作用，也切實把支部工作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

⒊黨員發展：不斷發展新黨員、壯大黨的隊伍，是保持黨的基層組織生機和活力的需要，為此公司黨組織把發展積極分子入黨做為公司黨建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在黨員發展中公司黨總支注意在一線中發展新黨員，在接收新黨員工作中，嚴格按照黨員發展規定對重點培養對象除進行廣泛征求黨內外群眾意見和集中培訓學習外還采取了入黨前公式。通過上述舉措既保證了發展黨員工作的公正、公開，也確保了發展黨員的質量。××年“七一“前夕公司四名入黨積極分子被安泰公司黨委接收為預備黨員。

⒋民主評議黨員：黨總支為了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增強全體黨員黨性觀念，在建黨周年來臨之際，按照安泰黨號《關于評選先進黨支部、優秀黨務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的通知》要求，于××年月日以四個黨支部為單位開展了光明熱電公司民主平議黨員工作，為了保證此次民主評議黨員工作的嚴肅性、做到讓全體黨員充分發表意見，公司黨總支書記和政工部長參加了三個黨支部的民主評議黨員活動，民主評議前，全體黨員都按照要求認真填寫了自我評議表，在民主評議中所有黨員都能以對同志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的角度出發，相互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互相指出在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存在的不足，通過認真考評，公司名正式黨員全部被評為為合格黨員，在此基礎上評選出名優秀黨務工作者、名優秀共產黨員、科室黨支部被評為優秀黨支部。

根據收藏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記錄第1326號記載，1931年5月，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森島守上呈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周刊《滿洲評論》發行事宜獲準①。另據日本學術界的考證，早在1931年初，橘樸、野田蘭藏、小山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華文人，便不時在大連舉行私人性質的文化聚會，主題大多是談論時事、特別是中日兩國的政局及未來發展趨勢。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創辦時事評論雜志的創意[1]。負責疏通工作的是曾任《東方通信》社記者的小林英一，他通過舊交在關東軍及關東州廳迅速開始活動。先是從關東州廳打探評論類雜志刊行的相關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尋求援助；得知時事雜志的刊行極為困難以后，他又在關東軍內部進行疏通，并通過關東州廳的友人極力促成此事。與此同時。兼任滿鐵和關東軍特派員的“滿洲青年聯盟會”理事的小山貞知，也頻繁游說關東軍的上層，并得到了橘樸的至交、時任關東州廳外事課長河相達夫的助力。通過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終于取得了《滿洲評論》的發刊許可，條件是需要繳納500元的保證金，并須在許可日開始50天以內發行創刊號嘲。其時雜志的運營資金、事務所和編輯人員等諸多問題尚無著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東京，意欲向亞細亞學會籌措資金，結果因告敗而未歸，留給橘樸的是主編的機遇。不僅如此，該刊同時面I臨了其他雜志提出收購《滿洲評論》發行權、實行聯合辦刊的局面。堅持自主辦刊的小山貞知，先行墊付了500元保證金，并懇求關東州廳將創刊號的發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訪了當時在滿鐵涉外部資料課做特派員的橘樸，并承諾由自己來負責周刊運營，聘請橘樸負責編輯業務及相關事宜。橘樸當即應諾，并主張應啟用新生力量從事編輯工作。為此，橘樸找到了資料課的同僚大緣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還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組成了創刊號的編輯陣容[3]。該刊文學專欄正式創設于1936年，就雜志本身的歷史而言時期較晚。但相關文藝文學專題的文章刊發卻幾乎與該刊誕生同步，并橫亙了《滿洲評論》辦刊14年。偽滿時期知名日本文學家山口慎一，創刊伊始便擔任責任編輯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責任編輯。他以矢間恒耀和大內隆雄這兩個筆名，分別發表時事評論和文藝報道，兩種文章從不同角度對當時偽滿文壇乃至中國近代文壇做出了研究。應該說，作為時評周刊中的文藝元素，《滿洲評論》文學專欄及文藝報道是對時事的一種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地區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國內主戰的軍部地位浮升，并最終導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建立，中國東北地區徹底淪陷。在此前長期的殖民滲透過程中。東北地區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內的大量日本移民，關東軍也企圖利用這些在華活動的日本文人，為自己的殖民文化統治服務。《滿洲評論》的問世可以稱得上是應運而生，但其存在卻有著極大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刊物本身、特別是文學專欄并未受到當局高壓輿論管制的束縛，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對的真實性。因此，從全新的角度對《滿洲評論》及其文學專欄做出分析，彌補《滿洲評論》研究空白，對本世紀的新偽滿洲國問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下文分述該刊主編橘樸和文學編輯山口慎一，從辦刊方針與文藝欄目構成兩方面考證《滿洲評論》的政治立場和藝術追求，探尋評論周刊中時事與文學的初衷。橘樸，長期在中國活動的日本報人、新聞記者、漢學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縣。1905年任札幌《北海時報》記者。翌年，24歲的橘樸來到中國，擔任大連《遼東新報》記者，1913年開始從事中國道教研究。1916年從事北洋政府財政、稅制、土地制度的調查工作。1917年任“滿洲報社貿易部”總經理，1922年成為《京津日日新聞》主筆，并確立了在華日本報界人士的穩固地位。此間同時編輯《支那研究資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雜志。筆墨所至觸及了以民間道教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及社會結構。為其后主編《滿洲評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4]。作為《滿洲評論》總編輯的橘樸，歷時長達14年，橫亙了偽滿洲國歷史的全過程。他不僅主導了《滿洲評論114年的思想與言論動向。而且在坊間贏得了“《滿洲評論》即橘樸，橘樸即《滿洲評論》”的稱道[5]。橘樸在中國思想、宗教和社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評價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華40余年，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國近代政治局勢、中國東北農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偽滿洲國時期從事中國研究的知名日本學者‘6。。橘樸50歲上逢九--]k事變，成為他一生的重要轉折。其后他積極投身“滿洲國建國運動”①。事變爆發后，橘樸在《滿洲評論》上發表了《我的方向轉換》一文，成為他此后從理論到實踐朝著“新方向”轉型的歷史印跡‘7。。他最初是反對九--／k事變的，他認為“這只不過是田中內閣時代的東方會議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軍部的盲目行動”，還預言“這種局面是暫時的，東北地區財政和內政遲早要回歸到滿洲地方”。并以此為主旨開始執筆《百分之百的懷疑論》一文，準備在《滿洲評論》上發表舊J。1931年10月，經小山貞知斡旋。在奉天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東拓樓，橘樸會見了關東軍司令部參謀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為《滿洲評論》創刊而從旅順移住大連桃源臺的橘樸。就曾與石原莞爾私下會面，就“滿洲”時局交換意見‘9。。此次會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決定了橘樸的“方向轉換”。此后的橘樸，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頻繁聯系。并為偽滿洲國“文化建設”嘔心瀝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樸的《滿洲與日本》。這是一本為日本侵華行徑提供“理論依據”的書。同月，“自治指導部”成立并聘任他為顧問⑦。這年年底，他與野田蘭藏等結成了“建國社”，集結了支持偽滿洲國的一批在華日本文人，唱頌偽滿洲國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應關東軍的旨意。組織成立了滿鐵經濟調查會。同年6月，他還與石原莞爾有過密談，商議偽滿洲國人事組織問題。+7月“協和會”成立，橘樸出任了該會的理事①。橘樸“轉換”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義的理論為帝國主義侵略行徑開脫，并幻想在資本主義擴張的大環境下實現所謂“大眾利益”。橘樸作為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長期在中國東北地方實踐“農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動的本質，卻是在關東軍的指使和資助下，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提供“理論武器”。集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與民主主義的自由民權、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社會主義的民眾利益于一身的橘樸，其思想內涵是極其復雜和矛盾的。

他作為該刊主編，主導了《滿洲評論》的主要輿論導向。他執筆撰寫了《滿洲評論社告》，為該刊特別是時事評論欄確立了政治立場：“一、科學且公正地對支那時事做出批判與評論；二、做具有解說性質的政治經濟社會紀事雜報；為支那及滿洲現勢做出判斷提供必要的內外部文獻資料；四、用平易樸實的文體，傳遞科學且實用的新聞。”[1此橘樸主張的這一辦刊原則，奠定了《滿洲評論》中時事部分的基調，也對文藝欄目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長野縣，自幼來到中國，東亞同文書院畢業，1929年進入滿鐵工作。他與中國近代文壇一直保持著深入接觸，與魯迅、郁達夫、田漢交好；他以《滿洲評論》為陣地，翻譯了中國左翼文人朱其華的政治經濟論文，并引介了東北文學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學作品。因其積極的左傾思想，他遭到當局嚴密監管，幾次被捕入獄，但始終不放棄在文學上的創作和研究。他憑借自身對中國東北近代文學的深厚了解，著《東北文學20年》一書，奠定了他在偽滿文壇上不容小窺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滿洲評論》第2卷第1期，山口即發表了評論《支那學界一瞥》。隨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發表了《中國文藝與文化之展望》和《中國輿論界就滿洲問題之討論》兩篇文章。前者是文藝報道，而后者則是時事評論，但就兩篇的內在聯系而言，都是針對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偽滿洲國成立前夕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探討中國近代文學特別是東北地區文藝發展方向何去何從的問題。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滿洲評論》文學專欄最終確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滿洲評論》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學青年為《滿支文壇時評》投稿，這是文學與時事的有機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關照的真實體現。該欄目刊載了以山口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謂滿洲文學作品》(第10卷第19期)、《魯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啟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學報道和文藝評論，極大程度地豐富了《滿洲評論》多元化的文學部分構成，成為該時事評論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總體而言，發表在文學專欄的文章以文藝評論居多，特別是對當時的偽滿文壇多有反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前后幾次追蹤報道，對現今考證東北文學史有極重要參考價值。此外，對中國近代文壇特別是魯迅的關注，也是該刊區別于同時代報刊的顯著特征之一。

以《滿洲評論》為舞臺．在山口的帶動下成長起來了一大批在滿日本知識青年。這些左翼文藝分子與山口一道，撰寫了大量文學色彩濃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擾的藝術評論，這不僅極大程度地豐富了該刊的“評論”機能，也在一定意義上為繁榮偽滿洲國文壇做出了貢獻。可以說，“殖民文學伴隨殖民政策而生長”；與此同時，“殖民文學又加速了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統治步伐眥托】。就《滿洲評論》的情況而言，在橘樸確立的刊物言論主導為針砭時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學專欄促成了刊物欄目構成的多元化、充實了辦刊主題與內容。四80年來，包括日本的學術界在內，與《滿洲評論》相關的研究成果甚少，導致這本雜志的史料價值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解讀和充分的認定。作為偽滿洲國研究的重要文字依憑與歷史記錄，《滿洲評論}28卷總計約700余期的內容，留下了政治、文學、經濟、軍事、農業、民俗以及偽滿洲國相關機構人士變動等極為豐饒的原生態史料，改變這種現狀無疑已成為中外學術界的當務之急。橘樸作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價值近年來得到中日兩圍學界的日益關注。橘樸是《滿洲評論》輿論導向的靈魂，《滿洲評論》也是他新聞生涯中最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斷言，橘樸作為主編，中止了《滿洲評論》成為關東軍喉舌的命運。與之相對．山口慎一是偽滿時期的代表性文學家。他作為具有左翼思想的積極進步人士，以文學為武器與日本軍國主義展開了斗爭。他將《滿洲評論》中的文藝要素最大化，使該刊成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偽滿的重要活動舞臺。橘樸與山口慎一對《滿洲評論》的影響，恰如該刊中同時充斥著的時評與文藝兩種力量，既互為補充，又彼此作用。可見，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文學在受政治時事左右的同時，也能產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響力。想必這就是《滿洲評論》的創刊初衷，也是時事與文學的共同初衷。

摘要：滿洲里擁有發展對俄跨境電子商務的難得機遇，但專業人才的短缺是當前的難題，當地高校必然承擔培養本土跨境電子商務專業人才的任務。滿洲里學院培養跨境電子商務人才，應建設跨境電子商務專業群、雙師型專業師資隊伍，實施校企合作，設立專業人才培訓機構，開展廣泛的國內外學術活動。

關鍵詞：中俄貿易；跨境電子商務；滿洲里學院；專業人才培養

在全球電子商務風起云涌的大背景下，跨境電子商務必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合作的新模式與新引擎，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沿邊地區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巨大潛力，也是其推進外貿企業轉型升級和打造新經濟增長極的戰略選擇。任何產業的快速發展都需要堅強的人才支撐，但就全國來看，跨境電子商務這一新興產業的人才供給嚴重短缺，對于地處偏遠的沿邊地區情況更為嚴峻[1]。因此，沿邊地區高等院校必然承擔本土跨境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培養的責任，以破解跨境電子商務人才緊缺難題，為跨境電子商務企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本文以地處中俄沿邊高校——內蒙古大學滿洲里學院為例，分析沿邊地區大力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的機遇，探討沿邊地區高校跨境電子商務人才培養的思路和策略。

一、滿洲里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歷史機遇

地處于中俄蒙三角地帶的滿洲里是第一歐亞大陸橋的交通要沖，現已形成集鐵路、公路、航空于一體的立體化口岸疏運體系，口岸貨運量始終雄居全國同類口岸之首，2013年始，年口岸過貨量累計超過3000萬噸，在國家沿邊開放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滿洲里與俄羅斯、伊朗、蒙古、美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其中與俄羅斯貿易的占比最大，多年來對俄貿易額在滿洲里外貿總額中的比重保持在90%左右。滿洲里在發展對俄跨境電子商務方面具有明顯和優勢和機遇。首先，當前電子商務國際化趨勢日趨明顯，電子商務正在向跨國、跨區域、跨經濟體延伸，并將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數據技術創新發展及國際電子商務環境逐步完善的作用下不斷加速。全球的跨境電子商務大發展勢在必行[2]；其次，中俄跨境電子商務存在巨大潛力，中國電子商務平臺是俄羅斯人最愛逛的網店，中國產品也成為俄羅斯跨境網購的最大來源[3]。物美價廉、種類豐富的中國商品在俄羅斯極具消費吸引力，俄羅斯已成為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的重要海外市場，而且，2014年，俄羅斯網絡購物交易額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占比不到2%，而中國的占比已突破10%，足見跨境電商在俄羅斯的巨大潛力；再次，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動。近年來，國務院、商務部、海關總署已出臺多項政策，要求相關部門完善相應的海關監管、檢驗檢疫、退稅、跨境支付、物流等支撐系統。自治區政府也明確提出加大對電商的財政支持力度并出臺相關推動政策。滿洲里把發展對俄跨境電子商務列為全市經濟工作的重心，滿洲里被自治區商務廳列入跨境電子商務重點城市，又獲準設立自治區首家綜合保稅區，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優惠政策都將有助于跨境電商的開展。

二、滿洲里跨境電子商務人才需求分析

漢學研究中之三大分支蒙古學、藏學與滿學，在現代中國以滿學起步晚于蒙古學而早于藏學，而其研究成果遠不及前二者之博大精深也。滿學研究領域從30年代開始，學者們提出的疑難問題經過長期反復討論辯駁，不厭其詳地爭論不已，半個多世紀以來迄未取得學術界都滿意的共認。需要指出的是，近20年來，滿學家們急起直追，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成果喜人。然其中仍有不少老大難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取得大家共識，似猶有待。茲不揣冒昧，舉出其中之犖犖大者數端，分別對其問題的癥結所在，稍加紹介，俾有志于此者之專家學者，能繼續探討，努力著鞭，俾盡早逐個一一加以解決，以愜方家之意，是固不獨筆者一人所拭目以待者也。

滿洲名稱問題

30年代初，我國東北史地學者馮升先生撰有《滿洲名稱之種種推測》1一文，對此前國內外學者關于滿洲(滿文作Man—

ju)名稱的各種詮釋作了一次總結性的概括，不輕下斷語，仍提除了合理性的己見。大體而言，馮文羅列了11種不同說法：一為清亮說，乃羅斯(J．RoSS)《滿洲人》中語，以滿、清二字通

用為依據，說“滿”即“清”，實為大謬；二為勇猛之義，為市村瓚次郎《清朝國號考》中所提出，認為蒙(mong)與滿(man)同源，故說滿洲與蒙古同名，不免為妄說；三為因地產名珠而名滿珠，乃史祿國(S．M．Shirogroff)《滿洲人之社會組

織》之說，顯系誤會；四為因夷酋得救于豬而得名(同上)，實屬臆斷；五為滿仲之重出，亦市村氏之說，直是捏造；六為由肅慎音轉，乃乾隆《滿洲源流考》中語，實則女真與肅慎二字不可音轉；七為由勿吉靺鞨音轉，亦市村氏說，略嫌牽強；八為由滿節音轉，市村氏尤重之，亦近附會；九為由咄(頭目)而名，見

一

皇太極在位近二十年期間，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的建立。這不僅解決了大量內附的蒙古人和漢人的組織形式問題，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結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論述這點之前，先對蒙、漢八旗的建立過程作一簡略敘述。

元朝滅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韃靼兩部。到明后期，更分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稱衛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稱外喀爾喀三部。漠南蒙古則以元朝嫡裔察哈爾蒙古最強盛，其余鄂爾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謝布、喀喇沁、內喀爾喀五部、科爾沁諸部皆受其控制。科爾沁、喀爾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戰役失敗之后，開始與努爾哈齊建立聯系，而察哈爾林丹汗則紿終堅持與明朝的結盟。經過努爾哈齊、皇太極兩代的努力，終于擊潰察哈爾蒙古，將投歸后金國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編成八旗蒙古，同時對已經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編旗方式，稱為外番蒙古各旗。本文涉及的只是統屬于滿洲八和碩貝勒之下、與八旗滿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爾哈齊建國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吳訥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但八旗剛建立時，來歸的蒙古人數并不多，所以直至天命六年（1621）才出現了蒙古牛錄的記載。當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內古爾布什臺吉，莽果爾臺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戶并牲畜業歸”，努爾哈齊授二人總兵官之職，賜以“滿洲一牛錄三百人，并蒙古一牛錄，共二牛錄。”〔1〕此時蒙古牛錄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故古爾布什雖領蒙古牛錄，但仍隸八旗滿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況有了變化。原臣屬于察哈爾的科爾沁、兀魯特諸部貝勒明安等十七人舉部來投，帶來人口凡三千余戶。同時，又有喀爾喀部分臺吉亦來投。如此大量蒙古人眾的擁入，實為后金國與蒙古諸部關系中前所未有。為給尚未來歸的蒙古各部樹立榜樣，天命七年三月，努爾哈齊致書來歸之蒙古諸貝勒云：“我思自喀爾喀前來之諸貝勒編為一旗，自察哈爾前來之諸貝勒編為一旗。我念爾等來歸，故編爾等為二旗。爾等若以為分旗難以度日，愿與（滿洲）諸貝勒結親通婚，彼此相與，則任爾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親生之諸子與貝勒等攜來之諸子，同其愛養，不有歧視。爾等循我國貝勒之例以度日。”〔2〕二旗旗主當是明安貝勒與恩格德爾臺吉，其地位與滿洲八旗旗主相埒。這反映在天命九年（1624）元旦的朝儀中，恩格德爾所率蒙古諸貝勒僅次于大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到天聰元年（1627）十二月外藩蒙古來朝時，明安等人亦是與大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諸小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變了原來單一的八旗滿洲的格局。但是后金統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單立二旗顯示優容，另一方面又不讓蒙古諸貝勒參預最高決策。從天命七年實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設置，甚至皇太極的繼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見蒙古諸貝勒的活動。故實際上蒙古二旗只是屬于后金國的附庸，還未能真正同八旗滿洲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