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前驅先路，率先展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問題的探索，突出表現在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屬、目標、動力、戰略重點、方針、模式等方面的艱辛探索，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發展觀偏向。這些探索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發展觀偏向社會主義建設

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上，提出了“施仁政的偏向”這一總體思路。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指出：“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種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施仁政的偏向”體現了他發展觀的偏向。孟德斯鳩曾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用這句話來審視發展觀的偏向，可以說，沒有界限的偏向很容易導致偏離、忽視、替代甚至偏廢、扭曲，這正是發展觀的偏向在當時特定的時代歷史背景下的表現。探索發展觀的偏向表現，對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推進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1在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屬上，忽視個人利益，把國家利益強調到不適當的高度

一方面明確指出我們的目的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卻由于“把國家利益強調到不適當的高度并把中央政府看成是單一的利益實體，從而忽視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利益”。說忽視個人利益并不是指主觀上不想改善人民的福祉，在看來，為人民謀利益首先要解決人民群眾眼前的物質利益問題。他強調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這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建國后，更是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論斷：“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這些都顯示出發展觀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于“為民”的思想和價值取向。

然而，在當時特殊的時代條件下，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封鎖包圍的經濟極端落后的大國，為了能夠迅速地集中全國的物力、人力、財力建立起我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維護新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其結果必然是在發展的偏向上選擇不惜一切代價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與此同時，個人的社會角色政治化，社會從輿論上更多強調的是奉獻，個人不敢主張自己的利益，人們生產與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消滅私有財產，“私”是萬惡之源。包產到戶的出現，其實質是中國農民在利益分享領域討得的國家和集體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權讓利，它給了中國農民一個計較個人利益的可能性空間，從一個角度佐證了中國曾長期忽視、否認個人的社會獨立性，過分強調集體主義，過分強調個人為國家和集體奉獻的事實，這是對自己倡導的一切經濟活動必須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的背離，其結果當然是損害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遲滯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

當代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類在其思維及認知能力上是存在著某些局限的。人類在判斷問題的時候大多會受到認知偏向的干擾并犯習慣性錯誤。新聞記者從事的是“擬態環境”建構的工作。在這一過程中，記者除了受自身文化背景、媒體立場的影響外，其自身的無意識因素，也會導致記者在新聞采制過程中出現難以避免的認知偏向。這些認知偏向，會影響記者對客觀公正的專業追求，使新聞作品存在不同程度的非客觀、非公正的傾向。

一、偏見與偏向

本文所指的偏向不同于我們一般所說的偏見。偏見是指針對特定群體及其個體成員的不公正的、否定性的社會態度。[1]它是個體的認知與社會認知和社會現實不符所產生的偏見。[2]這種認知偏見多是源自其所處社會環境的要求。而偏向，不是在認知、報道事實或觀點時故意的偏頗，它更多是一種無意識的，但卻經常存在于人頭腦中、影響人們對客觀事物實然性判斷的一種幾乎是人本身固有的認知傾向。傳播學者麥奎爾（McQuail）認為，偏袒某一方或某種立場的媒體偏見，有四種類型：公開但無意的“記者偏見”，如新聞記者選擇消息題材無意間形成的偏見；有意但隱藏的“宣傳偏見”，如利益集團對新聞界的信息等；有意且公開的“黨派偏見”，如政黨言論等；無意又隱藏的“意識形態偏見”，如在某個國家或地區占據主導地位的某種世界觀等。[3]本文討論的主題非常類似于麥奎爾所說的第一種情況。為表示其與另三種情況的區別，本文稱之為“偏向”。其實，偏見與偏向都是一種歧視，我國心理學會會長楊宜音認為，歧視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外顯的歧視；二是微妙、內隱的歧視；三是隱蔽的歧視。[4]所以，“偏向”即是一種“微妙、內隱的歧視”。這種歧視最具隱蔽性，它的存在幾乎連主體本人也很難覺察，所以，對它的認識更顯重要。

二、記者思維方式與新聞制作中認知偏向的幾種表現

1.先入為主的思維慣習會影響記者對新聞事件的解釋。美國學者梅爾文•門徹說：“我們一直帶著我們既有的態度、假設、偏見、恐懼、渴望、傾向和刻板印象在看問題。我們一直在用我們的父母、朋友、學校、同一族裔、同一宗教社區在潛移默化中帶給我們的思維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5]這種先入為主的認知傾向在影響人們解釋和回憶自己所觀察到的內容時會產生令人驚奇的效應。記者對新聞的采訪報道，本質上是一種認知活動，受到認知圖式的影響。個人所掌握的知識以及關于這些知識如何被運用的信息都組成一定的單元，這種單元就是圖式。由于新聞報道需要對龐大復雜、變化不定的各種信息作出處理，很多情況超出了采訪對象直接的經驗范圍，超出了記者既有的圖式。盡管記者在認識活動中也會不斷修改原有的認知圖式，但記者在處理外界信息時更傾向于運用既有圖式對信息做出處理，已經形成的社會刻板印象就會在認識主體無意識、未察覺下影響對當前信息的認知和處理。[6]所以，對大多數記者來說，他們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去推論原因，也并不真正了解那些能夠并且常常干擾推論的心理誤區，結果，記者在扮演“解釋者”時就可能會出現各種錯誤。

2.“信念固著”及確證偏向可能引導記者趨向證明自己的已有觀念。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往往會去尋找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這是一種驗證性偏見，是一種無意識的確證偏向。事實上，當人們開始思考為什么一個觀點可能是正確的時候，該觀點就開始看起來是正確的了。[7]因為，引起我們注意或讓我們記住的東西總是那些讓我們個人感興趣的東西，或者與我們相信的東西正好吻合的事物。[8]這種心理會影響記者對信息的選取，而記者對信息的選取會影響受眾對信息的使用，從而影響到他們的日常態度與行為。比如，由于記者懷疑事件甲是導致事件乙的結果，他可能就會在潛意識當中希望報道這樣的新聞故事。于是，他可能去采訪某個同意這一觀點的專家，并且接著采訪由這一專家推薦的其他人。所以，一旦你形成了某種信念，它就會影響你對其他所有相關信息的知覺。一旦人們為錯誤的信息建立了理論基礎，那么就很難再讓他們否定這條錯誤的信息，這種現象被稱為“信念固著”，它是我們在面對與自己信念相反的證據時，仍然要固執己見的一種傾向。[9]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種偏向：當人們遇到他們喜歡的假設時，他們會去尋找對這個假設有利的證據，而忽視那些對這個假設不利的證據。[10]也就是說，當人們在說話或行動時，他們是帶著一些相關的觀念或事物，并在評價的等級上給出它的位置。[11]而這一切活動往往是下意識進行的，記者也許真誠地相信他們是在客觀地考慮一個問題的所有方面，然而事實上他們不過是以證實所期望或所相信的方式來處理信息罷了。

一、現代系統觀認為，事物的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是一個總體過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對象，綜合地探索系統中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系統與系統的相互作用和變化規律，把握住對象的內、外環境的關系，以便有效地認識和改造對象。這一觀點著重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然界沒有廢物每一個健康生態系統，都有一個完善的食物鏈和營養級，秋天的枯枝落葉是春天新生命生長的營養。公園中清除枯枝落葉實際上是切斷了自然界的一個閉合循環系統。在城市綠地的維護管理中，變廢物為營養，如返還枝葉、返還地表水補充地下水等就是最直接的生態設計應用。

第二、自然的自組織和能動性自然是具有自組織或自我設計能力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一個系統當向外界開放，吸收能量、物質和信息時，就會不斷進化，從低級走向高級。進化論的倡導者赫胥黎就曾描述過，一個花園當無人照料時，便會有當地的雜草侵入，最終將人工栽培的園藝花卉淘汰。Gaia理論告訴我們，整個地球都是在一種自然的、自我的設計中生存和延續的。一池水塘，如果不是人工將其用水泥護襯或以化學物質維護，便會在其水中或水邊生長出各種水藻、雜草和昆蟲，并最終演化為一個物種豐富的水生生物群落。自然系統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人為的設計能力。與其如此，我們不如開啟自然的自組織或自我設計過程。如景觀設計師MichaelvanValkenburgh設計的GeneralMills公司總部（位于Minneapolis，Minnesota）。的項目中，設計師擬自然播撒草原種子，創造適宜于當地景觀基質和氣候條件的人工地被群落，每年草枯葉黃之際，引火燃燒，次年再萌新綠。整個過程，包括火的運用，都借助了自然的生態過程和自然系統的自組織能力。

自然是具有能動性的，幾千年的治水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對待洪水這樣的自然力，應因勢利導而不是絕對的控制，古人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設計的成功之處，也在于充分認識自然的能動性，用竹籠、馬槎、卵石與神為約，造就了川西平原的豐饒。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凈能力，維持了大地上的山清水秀。生態設計意味著充分利用自然系統的能動作用。

第三、邊緣效應在兩個或多個不同的生態系統或景觀元素的邊緣帶，有更活躍的能流和物流，具有豐富的物種和更高的生產力。如海陸之交的鹽沼是地球上產量最高植物群落之一。森林邊緣、農田邊緣、水體邊緣以及村莊、建計之中。在城市或綠地筑物的邊緣，在自然狀態下往往是生物群落最豐富、生態效益最高的地段。然而，在常規的設計中，我們往往會忽視生態邊緣效應的存在，很少把這種邊緣效應結合在設水系的設計中，我們常常看到的是水陸過渡帶上生硬的水泥護襯，本來應該是多種植物和生物棲息的邊緣帶，只有曝曬的水泥或石塊鋪裝；又如在公園里叢林的邊緣，自然的生態效應會產生一個豐富多樣的林緣帶，而人們通常看到的是修剪整齊的草坪；又如，建筑物的基礎四周，是一個非常好的潛在生態邊緣帶，而通常我們所看到的則是硬質鋪裝和單一的人工地被。除此之外，人類的建設活動往往不珍惜邊緣帶的存在，生硬的紅線把本來地塊之間柔和的邊緣帶無情地毀壞。所以與自然合作的生態設計就需充分利用生態系統之間的邊緣效應，來創造豐富的景觀。

第四、生物多樣性自然系統是寬宏大量的，它包容了豐富多樣的生物。生物多樣性至少包括三個層次的含意，即：生物遺傳基因的多樣性；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多樣性維持了生態系統的健康和高效，因此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基礎。與自然相合作的設計就應尊重和維護其多樣性，"生態設計的最深層的含意就是為生物多樣性而設計".為生物多樣性而設計，不但是人類自我生存所必須的，也是現代設計者應具備的職業道德和倫理規范。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根本是保持和維護鄉土生物與生境的多樣性。自然保護區、風景區、城市綠地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最后堡壘。曾一度被觀賞花木和栽培園藝品種和唯美價值標準主導的城市園林綠地，應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最重要的設計指標。每天都有物種從地球上消失的今天，鄉土雜草比異國奇卉具有更為重要的生態價值；五星瓢蟲和七星瓢蟲是同樣值得人們珍愛的，勤于除草施肥、城市綠地管理者的形象不應是打藥殺蟲的小農。通過生態設計，一個可持續的、具有豐富物種和生境的園林綠地系統，才是未來城市設計者所要追求的。

科學技術、醫療、教育及環境諸多領域財政支出領域偏低，且相關領域發展落后2011年我國財政支出109247.79億元，其中教育支出16497.33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15.89%，科學技術支出3828.02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3.5%，醫療衛生支出6429.51億元，占財政支出總額的5.89%，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為2640.98億元，占財政支出總額的2.42%。盡管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躍居世界第二，但從人均方面來說，我國仍是個資源困乏、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尤以與民生相關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環保等領域發展落后，通常表現為相關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領域體系的不健全，基礎設施不足以應對突發事件，導致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社會問題及事件。

財政支出結構偏向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

財政支出是一國或一地區政府活動的資金來源，政府部門主要通過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公共衛生事業等民生事業或政府活動事業支出資金得以實現預期目標。財政支出結構狀況與一國的社會經濟體制、發展側重點及政府職能相關，并且財政支出結構的長期發展及演變主要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因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顯示出的經濟特征、產業布局或民生需求的不同重點決定了不同階段的財政支出結構。因此，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對應的財政支出結構可以實現資源的優良配置，增加就業，極力地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不能滿足社會經濟階段需求的財政支出結構偏向也在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需求不斷地改善財政支出結構，但是長期以來的財政支出結構偏向存在的問題卻難以從根本上轉變，其對我國外貿競爭力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財政制度與政策難以形成科學、合理的體系，應對全球化不穩定因素的抗風險能力差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呈現出不斷的擴張。我國的農產品、紡織工業產品、石化產品、鋼鐵貿易產品等面臨著機遇與挑戰，一方面，加入世貿組織使得我國進口產品的關稅下降，降低了進口產品的成本；另一方面，通過享受世貿組織成員國的優惠待遇增加了我國出口產業的銷售數量與數額，實現各國的產品交換與資源的優化配置，極力地促進國球分工帶來的各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由于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間較短，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化經濟環境復雜、動態、多元化，而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偏向政策仍在實踐、摸索中前進，在應對各種貿易問題或事業中逐漸成長趨向完善，但總體而言我國的財政政策與制度目前難以形成一個科學、合理的體系結構，應對全球化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因素承受能力極其低。

2.財政支出結構偏向覆蓋面不廣，面對財政支持對象難以建立形成公平、透明的共享制度財政支出結構偏向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宏觀調控、政府監督等方面，而財政支出結構的外貿偏向主要體現在出口補貼、出口退稅等直接或間接的資金補貼或優惠政策。財政支出結構對外貿出口的偏向主要目的在于扶持高新技術產業或本土產業的發展，鼓勵其出口并發展壯大得以促進本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的覆蓋面不全面，且申請機制難以實現公平、透明，申請程序、條件頗為繁雜，往往符合要求或急切需要國家政策支持或資金補貼的私有企業或中小型企業難以享受到各種優惠機制。

3.財政支出偏向方式單調，長期的財政支出偏向致使我國長期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最低端政府部門主要對對外貿易或事物通過投入資金或給予相關的優惠政策來支持高新技術產業或本土產業的發展。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的目的在于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方式對有效的生產資源實現分配，從而滿足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規模的需求。但是面對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日益復雜、多元化的全球經濟，我國的財政支出偏向方式單一，主要通過直接資金補償或稅收退換的方式給予支持，對外貿易狀況并未優化。此外，我國財政支出的資金分配缺乏計劃性，一般預算的財政支出通常表現為程序化、形式化，財政支出結構偏向對于資源分配的作用也顯得尤為低效率。長期的財政支出偏向致使我國長期處于國家產業分工的最低端，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和諧社會”的概念，“和諧社會”概念的提出對教育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教育作為培養人才的基礎，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先導性作用，而學前教育作為教育的基礎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中之重。

一、和諧幼兒教育的內涵

我的理解和諧幼兒教育是與幼兒教育有關的各個方面，如：教師、家長、教育部門等，完美的配合、協調和多樣的統一，和諧幼兒教育能使幼兒身心愉悅、感到滿足、并能喚起幼兒對生活的熱愛，和諧幼兒教育不是單指家園和諧教育，而是社會大環境共同協作、內外統一和互相滲透的成果。

二、影響和諧幼兒教育的因素

（一）尊重幼兒、公平的教育是和諧幼兒教育的基石。美國教育家愛默生說過：“教育的秘訣是尊重學生。”在幼兒園中尊重學生，就是尊重幼兒的人格，尊重幼兒的感情，保護幼兒的自尊心。幼兒教師每天常聽到的話就是孩子的互相告狀，如：“xx小朋友打人了”，作為教師通常是警告打人的孩子下不為例，很少有教師詢問孩子打人的具體原因，這樣的教育很明顯沒有做到尊重幼兒。在幼兒園中公平的教育是指每個幼兒在享受公共教育資源時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對待，教師在組織教育教學活動時一定要照顧到全體幼兒，不能為了保持教學秩序就把淘氣、愛動的幼兒分流出去，這樣的教育是不公平的也就沒有使幼兒教育走向和諧。

（二）誠信、活力的教育是和諧教育的靈魂。和諧幼兒教育的深層基礎在于誠信，沒有誠信，幼兒教育就失去了靈魂。所以教師要對幼兒進行誠信教育，自己也要講誠信，做不到的事情從不輕易許諾，讓幼兒從小就樹立起做人要誠實、講信用的觀念。在教學中我發現有一些活動提問好像是一個個思想圈套，在幼兒一次次回答中修正答案，慢慢引入教師自己預先設定的答案，表面上看課堂氣氛非常活躍，重視啟發式教育，實質上幼兒的精神主體正在慢慢消失。因此我們要辦充滿活力的教育，在教學中注重對幼兒思想的開發和激發，培養幼兒的探索精神、創新思維，培養幼兒的創造性，發揮幼兒比宇宙還要遼闊的想象力，這樣才能使幼兒教育走向和諧。

20世紀的最后十余年的時間里，更是科技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更新提速的年頭，數碼技術、光纖衛星通訊技術、電腦網絡技術大放異彩。在所有這些技術逐漸走向融合和協調的基礎上，世界性的因特網迅速崛起，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國家疆界，還打破了文字、聲音、圖象等各種符號形式的隔膜，更使得個人的單向傳播（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個層次類型和規模的傳播走向統一。其影響的觸角也正伸向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對于傳媒界而言，這些變化中包含著新的挑戰和機遇，對于傳播學研究界而言，這些令人激動的變化構成推動媒介分析研究的動力：一方面，要對信息傳播新技術、新媒介、新環境、新實踐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釋，離不開傳播學理論的指導。另一方面，傳播領域層出不窮的新變化，將一系列有關信息傳播高新技術同社會發展的關系新傳播研究課題擺在了學術界面前。將傳播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從前人的成果中獲取啟示，而又追求聯系實際充實傳播學理論，這是時代賦予傳播學界的雙重任務。媒介分析作為以媒介技術為焦點、以媒介分析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的關系為核心的研究部類，正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極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論，很多人第一個想起的名字便是麥克盧漢，殊不知，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響，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稱為“良師”。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專著《帝國與傳播》、《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中廣泛分析了人類轉播的各種形式、各種技術手段，提出了一種把傳播技術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考察的媒介理論。比起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英尼斯的媒介理論要早問世十多年。

英尼斯從20世紀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來個年頭里，他把傳播置于人類歷史運轉的核心位置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一切文明都有賴于對空間領域和時間跨度的控制，與之相關的是傳播媒介的時空傾向性，因而文明的興起與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傳播媒介息息相關。英尼斯認為任何傳播媒介都具有時間偏向或空間偏向，也就是說，傳播媒介或具有長久保存但卻難于運輸的傾向性，或具有易于運輸卻難以保存的傾向性，前者便于對時間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紙、石頭等，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時間的媒介”；后者便于對空間的控制，如輕便的紙張，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空間的媒介”。根據英尼斯的觀點，就這兩種媒介同權利結構的關系而言，“偏向時間的媒介”有助于樹立權威，從而利于形成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偏向空間的媒介”則有助于遠距離管理和廣闊地域的貿易，有助于帝國領土擴展，從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權但等級制度不強的社會體制。英氏還探討了媒介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者之間的平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他的媒介理論認為，建立在強調時間偏向的傳播手段或強調空間偏向的傳播手段基礎上的兩種不同的權威和知識壟斷——宗教的或國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國興衰的主要動力、文明興衰的主要動力。這種理論還把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視為辨證的統一體，認為一味地向時間傾斜和向空間傾斜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離不開維護時間傾向和空間傾向間平衡地機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論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作者對科技理性的懷疑態度，盡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術發展史在文明發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從新的傳播媒介的出現中看到解決現代文明中如下重要問題的希望：如何發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質科學所釋放出來的力量向抗衡，以維持一種社會的平衡。例如，他在《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一書中，英尼斯對知識的機械化中所隱伏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評論：“機械化強調了復雜性和混亂，它造成了知識領域的壟斷。對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這種知識的壟斷的影響，對此進行一些批判性的調查和提出批判性的報告已成為極其重要的事項。思想自由正處于被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機械化及伴隨他們的西方文明摧毀的危險之中。”也許盡管英尼斯在對待科技的態度方面的悲觀論調和懷舊情緒并不可取。但是他對現代西方文明過于強調物質科技的力量，忽視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確是每一個習慣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所必須尊重的。

假如說英尼斯是將媒介技術與人類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進行思考的先驅，那么麥克盧漢則是繼續開拓這一領域、并在傳播學領域研究中確立以媒介技術為焦點的研究傳統的關鍵人物。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理論以其一系列大膽新穎的論點，迅速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重視，非但如此，他還在美國媒體與大眾之間掀起了一陣麥氏風暴。麥克盧漢最為重要的一個論點應該是“媒介即訊息”，這即是麥克盧漢與另一學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也是其媒介理論的發人深思的主題。麥氏從功能和效果兩個方面闡述了“媒介即訊息”的論點。首先，麥氏從媒介技術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內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內容”總是另一媒介。“言語是文字的內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一樣。而印刷則是電報的內容。如果有人要問，‘那么言語的內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說，‘它是思想的實際過程，這本身就是非言語的’”。此外，麥克盧漢還從媒介技術的社會影響、效果的角度賴理解“內容”，認為一種新的媒介一旦出現，無論它傳遞的是什么樣的訊息內容，這種媒介本身就會引發社會的某種變化，這就是它的內容，也就是它帶給人類社會的訊息。

麥克盧漢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其“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理論。他把媒介技術比作人體或人類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傳播技術會影響人類感覺的組織。例如，文字與印刷媒介是視覺器官——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聽覺器官——耳朵的延伸，而電視則是全身感覺器官的延伸。麥氏根據人類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傳播方式手段的演變，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口頭傳播時期、文字傳播時期以及電子傳播時期。在每個時期，人類感官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維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點。與此相應的是部落文化、脫離部落文化和重歸部落文化。他認為人的感覺需要平衡，任何一種感覺一旦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覺的作用被人們所疏遠，這樣的個體不會是健全的。而新興的電子傳播時期，將會使人重新走向和諧，使人的各種感覺重新達到平衡狀態。另外，麥還有關于“冷媒介、熱媒介”的理論。

一、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由來及決定因素

現存國際經濟秩序是依據不同的理論基礎、制約因素，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而演變來的。

第一個階段是在17世紀至18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當時國際經濟秩序確立的理論基礎是重商主義，形成的決定因素是領土爭奪以及財富掠奪，而掠奪是建立在被掠奪者自愿接受掠奪者規則的基礎上的，于是就形成了歐洲民族國家相互制衡的均勢體系。

第二階段是19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這個階段，形成了由英國締造的開放和相互依存的國際經濟秩序，而指導國際經濟秩序的理論基礎是自由貿易、非歧視性和平等待遇的理念。這時的國際經濟秩序運轉，是維持在強國對落后國家的掠奪之上的。國際經濟秩序演變的決定因素，來自生產力變革所引起的國際生產體系的演變及世界經濟中心權力的轉移、英鎊體系的確立。

第三個階段是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至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它形成的理論基礎是霸權穩定論，即以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的“霸權穩定論”、A.F.K.奧根斯基(anski)“權力轉移理論”及喬治?莫德爾斯基(GerogeModelski)的世界政治歷史的“長周期論”為依據，形成了美元霸權下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這種國際經濟秩序演變的決定因素，是全球化、一體化、區域經濟、美元霸權，而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黏合，凸顯了美國的霸權效應，強化了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及不公正性，導致了全球經濟的失衡。

二、全球經濟失衡下制約21世紀國際經濟秩序演變的因素

公共信息標記(以下簡稱公共標記)是依照國度規范，應用圖形、顏色、文字或其組合為特征的視覺符號，用以指明公共區域或設備的用處和方位，提醒和指點人們行為的標記物，包羅各類導向標識、圖文信息指示和公共信息標記等。作為世界局限通用的“城市手刺”、“世界言語”、“無聲導游”，它的效果是跨越言語文明妨礙，直觀簡明地向人們傳遞精確的公共信息。為進步城市檔次，提拔形象，完美城市功用，便利旅客出行，保證第七屆全國農人活動會在我市成功舉行，特制訂本方案。

一、設置局限

全市公共場合、公共設備、建立工地，首要包羅城鄉公共交通、市區路途交通、會議(會展)中間、旅行景區(點)、星級賓館飯鋪、社聚餐館、商場(量販)、火(汽)車站、飛機場、體育場館(體育設備)、公廁、病院、加油(氣)站、銀行、黌舍、電力、電信、郵政、消防設備等。以上設備都必需依照國度規范要求設置公共信息標記。已設立的公共信息標記牌，若有嚴峻破損、歪曲、污漬、褪色等影響功用性和美觀性的，應實時更新維護。

二、職責分工

各級當局有關本能機能部分擔任本系統公共信息標記標牌的規劃、設置和施行任務。詳細責任劃分如下：

(一)國道、省道交通標記，市內旅行景區(點)交通指向標記，汽車站、公共汽車站牌指向標記，由交通、公路部分擔任。

人們往往會依據具體的環境，輔之以有限的理性作出選擇，得到讓其“滿意”的結果。Kahneman和Tversky教授在“有限理性”理論的基礎上，在懷疑的前提下研究出了傳統經濟理論中一貫使用的理性假設和進行判斷之間偏差的原因。得出了3種最有代表性的啟發式偏向：代表性偏向、可得性偏向、錨定效用。認為人們對于陌生事物的判斷通常都不充分。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自發的依據一些既得經驗作出判斷，而這些作為依據的經驗有時與現實情況存在很大差別。個人經驗的多少對于我們的判斷過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不熟悉、不了解、不確定事件進行判斷的時候，因為找不到更好的方式，通常會依據經驗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然后利用階段得出最終判斷。啟發代表著人們的認知能力，準確又迅速的對某個事件進行判斷基于好的啟發。然而，因為人腦的能動性導致收集和處理信息的不同性，最終容易導致判斷失誤。

一、啟發式認知偏向對項目管理的啟示

1代表性偏向“代表性偏向”所表述的人們用類比的辦法直觀的去判斷。比如，某事件與另一事件相類似，那么兩個事件之間就畫上了等號，歸結為同類事件。相似度越高，發生的可能性就越高。Kahneman認為依賴代表性的這種直觀判斷方法，會出現幾類系統性錯誤，包括：人們對先驗概率不敏感、不能正確理解統計樣本大小的意義。對做預測的難易程度不敏感、不理解向平均回歸的意義等等。這些信息對于作出正確判斷有重要的影響，當人們忽略了這些影響的時候，就會發生系統性偏向。盡管在Kahneman的文獻中對該類偏誤出現在企業管理中的情況沒有明確的文字描述，但是偏誤現象在管理工作是事實存在的，而且比較常見。舉這樣一個例子：公司對正在實施的某項目工作人員施行獎優懲劣的激勵機制，對績效水平高的員工給予一定的獎勵，反之則進行處罰。項目經理注意到，有些項目人員因為在前期工作能力突出、表現良好而得到公司獎勵，但在下一期的工作中卻表現平平，甚至業績下滑；而與之相反的是，有些前期表現欠佳受到懲處的人員進步明顯，在后面的工作中績效水平提高。因此，得出直觀結論：該激勵機制對高績效員工激勵效果不佳，對后進員工有效。也就是說，施行懲罰措施的效果優于獎勵激勵。以上這個結論貌似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忽略了回歸均值，這是系統性錯誤的一種，如果得出如上結論，是不正確的。回歸值規律顯示：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員工的工作績效會出現偏離，圍繞某均值水平上下波動。在時間跨度不大的情況下，如果出現極端偏離狀態，會迅速回歸。也就是說，如果工作人員在一個時期內工作表現優異，那么在此之后可能會因為精神高度緊張之后的松弛，也有可能是因為智力體力等方面的原因出現工作表現的回落。如果一個人在某工作段爆發出過于超常的水平，出現一個極值點，那必定無法持久，之后的回歸可以預想得到。所以，項目經理對此要有明確的認知，不要忽視可能出現的回歸均值作用，在實施具體激勵制度前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避免因貿然下結論而出現“偏誤”。2可得性偏向在人們必須對某個事件進行判斷時，人們總是根據既有的東西或腦海中最先反應的信息，而不會主動去搜集更多的信息。人們運用“可得性”進行判斷時，大腦中最先反應出來的信息總是會成為判斷的依據。在實際的工作中，當對于未來形勢的判定較弱的時候，人們容易低估風險，反之亦然。因此在進行項目可行性和投資分析時，需要注意到這種風險的存在。盡管一般情況下人們主要依靠理性分析而非直觀判斷，但理性分析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有時候項目的優劣差距并不能明確的反映在所看到的投資分析報告中，面對其中的不確定性，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往往需要敏銳的直覺判斷。如果此時對于這類項目并不很了解，缺乏足夠的經驗，那么就可能對項目的后果估計不足，從而犯下過于樂觀的錯誤。3錨定效應錨定效應是指當有必要定量估測某個事件時，會設定一些起始值，這些數值的設定具有特定性，使估測值始終局限于這些起始值引領的范圍，就像“錨”。一旦這些“錨”定的方向不正確，那么估測就會產生偏差。在連續和獨立事件中，預估容易出現偏差。有調研發現，對于連續發生的事件，人們一般會對其存在更高的心理預期，而對于獨立發生的事件，則會降底相應的估計值。對連續事件存在較高的心理預期，意味著會對某個連續發生的計劃有非常樂觀的成功預期，而一旦在進行這個計劃中，有一個小環節出錯，就會影響到整個項目的進度。與之相對的，一旦我們預估失誤認為獨立性事件發生的概率不高，就會更大程度的忽視在項目運作時出現的問題與風險，必然不利于計劃的進行。項目中常常出現各種問題，如在進度控制的過程中，前期工作完成后需要緊接著后續環節，如果在前期出現了延誤，那么后續工作也就不能如期展開；又如項目的完成一般屬于聯合事件，項目計劃、進度、控制這些所有的環節都必須保證成功。根據之前的系統性偏誤分析，如果人們以錨定效應對于項目結果作直觀判斷，則可能會過高估計項目成功的可能而低估項目風險。因此錨定效應對于項目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結論

因為管理工作中有大量的不確定性，所以除了正規的理性分析外，直覺判斷也必不可少。Tversky和Kahneman對于啟發式的研究使我們能更好地了解各種直觀判斷的行為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可能出現的認知偏誤。項目經理可以吸收和運用有關啟發式認知偏向的知識，需要留有充分余地去化解項目中的不可控風險因素。規劃執行需要有保障，要以人為本，制定合理的人員管理策略，考慮人員分工時要有全局觀念，綜合考量人員能力互補狀況，盡量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這些對于提高項目執行質量有著積極的影響。

作者：戚炎君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摘要】媒介作為一個社會重要的信息傳播工具，其無可匹敵的重要性隨著信息時代的迅速來臨也愈加凸顯，對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統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顧和歸納了前人對媒介技術一些理論性分析。

【關鍵詞】媒介；媒介技術；傳播

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創建到現在，不過是幾十年的歷史，然而傳播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現象則是和人類社會的產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傳者與受者兩者一樣，是作為最基本的傳播要素而出現的，它是信息傳遞和接受的手段、載體。在最初的傳播歷史中，媒介表現為語音、語言和一些簡單的符號等形式，隨著科技的發展，媒介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隨著現代印刷機的發明，傳播第一次有了現代性的意義，開始跨越以前人類想象力的極限，擺脫了時間性與地域性的制約，使地球上每一個個體都身陷于現代傳媒的巨大旋渦之中。伴隨著工業革命的繼續發展，電臺、電視等媒介也競相躍上傳播的舞臺，并且，每一個媒介的產生，都在很大意義上影響了人類的生存境況，甚至同人類社會的變遷與文明的發展有著莫大的關系。特別是電視的發明與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這也使得媒介技術分析的現實意義迅速而明晰地凸顯出來。在媒介分析理論界中至今享有盛譽的理論大師：雷蒙·威廉斯、麥克盧漢、梅羅維茲都有著自己對獨特的理論思辯。

20世紀的最后十余年的時間里，更是科技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更新提速的年頭，數碼技術、光纖衛星通訊技術、電腦網絡技術大放異彩。在所有這些技術逐漸走向融合和協調的基礎上，世界性的因特網迅速崛起，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國家疆界，還打破了文字、聲音、圖象等各種符號形式的隔膜，更使得個人的單向傳播（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個層次類型和規模的傳播走向統一。其影響的觸角也正伸向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對于傳媒界而言，這些變化中包含著新的挑戰和機遇，對于傳播學研究界而言，這些令人激動的變化構成推動媒介分析研究的動力：一方面，要對信息傳播新技術、新媒介、新環境、新實踐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釋，離不開傳播學理論的指導。另一方面，傳播領域層出不窮的新變化，將一系列有關信息傳播高新技術同社會發展的關系新傳播研究課題擺在了學術界面前。將傳播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從前人的成果中獲取啟示，而又追求聯系實際充實傳播學理論，這是時代賦予傳播學界的雙重任務。媒介分析作為以媒介技術為焦點、以媒介分析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的關系為核心的研究部類，正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極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論，很多人第一個想起的名字便是麥克盧漢，殊不知，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響，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稱為“良師”。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專著《帝國與傳播》、《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中廣泛分析了人類轉播的各種形式、各種技術手段，提出了一種把傳播技術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考察的媒介理論。比起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英尼斯的媒介理論要早問世十多年。

英尼斯從20世紀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來個年頭里，他把傳播置于人類歷史運轉的核心位置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一切文明都有賴于對空間領域和時間跨度的控制，與之相關的是傳播媒介的時空傾向性，因而文明的興起與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傳播媒介息息相關。英尼斯認為任何傳播媒介都具有時間偏向或空間偏向，也就是說，傳播媒介或具有長久保存但卻難于運輸的傾向性，或具有易于運輸卻難以保存的傾向性，前者便于對時間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紙、石頭等，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時間的媒介”；后者便于對空間的控制，如輕便的紙張，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空間的媒介”。根據英尼斯的觀點，就這兩種媒介同權利結構的關系而言，“偏向時間的媒介”有助于樹立權威，從而利于形成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偏向空間的媒介”則有助于遠距離管理和廣闊地域的貿易，有助于帝國領土擴展，從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權但等級制度不強的社會體制。英氏還探討了媒介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者之間的平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他的媒介理論認為，建立在強調時間偏向的傳播手段或強調空間偏向的傳播手段基礎上的兩種不同的權威和知識壟斷——宗教的或國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國興衰的主要動力、文明興衰的主要動力。這種理論還把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視為辨證的統一體，認為一味地向時間傾斜和向空間傾斜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離不開維護時間傾向和空間傾向間平衡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