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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前驅先路，率先展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問題的探索，突出表現在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屬、目標、動力、戰略重點、方針、模式等方面的艱辛探索，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發展觀偏向。這些探索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發展觀偏向社會主義建設

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上，提出了“施仁政的偏向”這一總體思路。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指出：“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種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施仁政的偏向”體現了他發展觀的偏向。孟德斯鳩曾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用這句話來審視發展觀的偏向，可以說，沒有界限的偏向很容易導致偏離、忽視、替代甚至偏廢、扭曲，這正是發展觀的偏向在當時特定的時代歷史背景下的表現。探索發展觀的偏向表現，對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推進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1在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屬上，忽視個人利益，把國家利益強調到不適當的高度

一方面明確指出我們的目的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卻由于“把國家利益強調到不適當的高度并把中央政府看成是單一的利益實體，從而忽視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利益”。說忽視個人利益并不是指主觀上不想改善人民的福祉，在看來，為人民謀利益首先要解決人民群眾眼前的物質利益問題。他強調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這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建國后，更是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論斷：“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這些都顯示出發展觀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于“為民”的思想和價值取向。

然而，在當時特殊的時代條件下，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封鎖包圍的經濟極端落后的大國，為了能夠迅速地集中全國的物力、人力、財力建立起我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維護新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其結果必然是在發展的偏向上選擇不惜一切代價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與此同時，個人的社會角色政治化，社會從輿論上更多強調的是奉獻，個人不敢主張自己的利益，人們生產與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消滅私有財產，“私”是萬惡之源。包產到戶的出現，其實質是中國農民在利益分享領域討得的國家和集體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權讓利，它給了中國農民一個計較個人利益的可能性空間，從一個角度佐證了中國曾長期忽視、否認個人的社會獨立性，過分強調集體主義，過分強調個人為國家和集體奉獻的事實，這是對自己倡導的一切經濟活動必須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的背離，其結果當然是損害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遲滯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

2在發展的目標問題上，偏離了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的目標，以階級斗爭為中心

就我們黨來說，最早提出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兩個目標。早在1944年就第一次提出了“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為此，他強調，“誰要是不認識這個最有發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不僅如此，還第一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且將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思考。1955年指出，在后，農民發生了分化。如果我們沒有新的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他們會覺得跟著共產黨走沒有意思……為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在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僅是財富的增長，而且是廣大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是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政權基礎是否鞏固的重大問題。在社會主義的發展中第一次將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作為目標相提并論，為后來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提出奠定了必要的認識基礎。

然而，由于沒有擺脫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的影響，也由于黨對國際形勢的錯誤判斷和對國內形勢的過火反應，本來黨在1956年“八大”已宣布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1957年反右運動之后，中共中央領導層推翻了“八大”對一些基本問題所做的正確判斷，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后又提出“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估計面前，更多地從現實政治的需要出發，著眼于未來考慮現實，在發展生產力、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與防止黨和國家變修方面，選擇偏向后者，執著地認為只有堅決地對修正主義進行革命，才能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試圖通過“抓革命，促生產”來防止黨和國家變修，其結果必然演變為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十年內亂的發生，從而使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與生產力目標相背離，最終也不同程度地損害了嘔心瀝血所維護的社會主義。

3在發展的動力上，忽視了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作為最根本的決定性力量的作用，更多地注意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一方面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看作一個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更多地注意變革生產關系,更多地強調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忽視生產力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發展動力的一般原理運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實際國情，他提出“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的運動推動著社會主義向前發展。而這些矛盾呈現出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特點，相矛盾的方面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這個理論第一次比較科學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為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由于這些思想只是側重于理論上的分析，未能從微觀上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形式進行闡述，因而在實踐上難于操作，的正確思想難于在實踐中貫徹下去甚至發生偏差。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了“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這一著名觀點。在他看來，解決中國的生產發展問題，必須以革命為手段和基礎，即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動的、落后的上層建筑，改變腐朽沒落的生產關系，才能使得生產問題、民生問題得到徹底的解決。革命的成功、思維的慣性使得將革命時期的這一局部真理當作普遍真理照搬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于是出現了通過生產關系的大變革來促進生產發展的“化運動”和通過蕩滌上層建筑的污泥濁水來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純潔的理想社會的“十年”。可以說，為謀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所進行的這兩大試驗嚴重地背離了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變革、上層建筑的變革相統一的原則。導致化運動和這種全局性的“左”傾錯誤發生的原因，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有一個重大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而是方法不都是對頭的。”

4在發展的戰略重點問題上，扭曲了輕工業和農業應有的發展地位，過分強調重工業的優先增長

一方面，抓住了現代化的核心和關鍵，提出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主要是要處理好農、輕、重之間的比例關系問題，另一方面，仍然過分強調重工業的優先增長，沒有將輕工業和農業放在應有的發展地位，導致農、輕、重比例失調十分明顯，農業和輕工業發展過分緩慢，經濟效益全面下降。如何以蘇為鑒正確處理農、輕、重之間的關系，走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曾表示出要非常重視農業，還首創把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次序由重輕農調整為農輕重，并提出了農、輕、重并舉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但實際上，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這一至高無上的戰略目標，同時也因受蘇聯工業化從農業中提取剩余的影響，我們長期執行的是一條重工業傾斜戰略，把發展重工業始終擺放在優先地位，農業始終被放在服務于、服從于國家工業化的從屬地位。1957年，農、輕、重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43.3%、31.2%、25.5%，到1978年則變為27.8%、31.1%、41.1%，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農業和工業之間結構的畸形狀態，破壞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內在本質聯系，并且形成連鎖反應，使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處于極端艱難的境地”，用鄧小平的話來表述，就是“從1957～1978年，‘左’的問題使中國耽誤了差不多20年。中國在這一時期也有發展，但整個社會水平處于停滯狀態。”這正是新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決心加快產業結構改革、樹立新的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動因。

5在發展的戰略方針上，偏廢了綜合平衡，堅持超高速發展戰略

一方面，面對現實提出“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另一方面，又在總體上堅持超高速發展戰略。1949～1956年的黨面臨兩大任務：①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②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這時黨中央適時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這本來是個正確的思路。然而從1957年下半年以后，認為“反冒進”反掉了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并給右派分子進攻黨以口實，所以，批評了“反冒進”，決心不要“在綜合中穩步前進”，代之以“”的發展思路。反右派和廬山會議的斗爭并不是重點，實際上還是為了使“”暢通無阻，以高速度跨越式的發展思路，達到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目的。總路線、和這三面紅旗，成為終其一生的信念，高速度發展經濟成為全黨經濟建設的方針，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所指出:“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

為將社會主義高速增長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看來，大規模投資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就必然過分強調高投入，必然會出現積累率過高的偏向。1958～1978年，國民經濟的積累率一直超過30%，整個“四五”期間積累率平均為33%，遠遠高于“一五”時期平均24.2%的水平，這種狀況到1979年以后才有所改善。這意味著積累是靠擠占消費基金來獲得的，高投入、高速度是通過犧牲人民的必要生活水平來換取的。可以說，“”就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典型。對這種模式的價值，堅持認為，雖然效益不佳，但它迅速地建立起一批工業設施，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他形象地比喻說，這就象養豬，頭4個月是長骨架。因此，在他看來，這種低效益的積累是經濟高速增長所必需的。還強調，粗放成長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土辦法”將來會變成“洋辦法”，初級的東西將會變成高級的東西。現在因陋就簡，但開始有個底子，前途未可限量。這種不惜效率代價鋪攤子的思想，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是巨大的、長期的。

6在發展的模式選擇上，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活動完全由黨的政策來指導和規范，替代了社會自治

我們黨在探索適應領導中國經濟建設需要的發展模式的過程中，由于中國經濟一窮二白的基礎以及新中國建立以后對外關系始終未擺脫緊張狀態，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在面臨急需解決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以及新中國的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時，采取了現成的、蘇聯的組織和控制方法”，即形成了執政黨權力高度集中、黨權凌駕于國家政權機關之上，以利于迅速集中各種社會資源推進社會發展的非常態發展模式。1953年所說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就是對這種發展模式的形象說明。1958年在南寧會議上再次解釋說，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大政方針及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從這一規定中可以發現，在黨、國家和社會這三個本應相對獨立的實體中，黨的組織和領導人事實上獲得了直接行使國家權力、干預和管理社會各項事務的權利，由黨代表國家、國家替代社會的經濟運行與治理模式在觀念上和操作層面形成。

這樣的體制維持了國家對農業的高積累，保障了工業化和城市居民的物質供應。但是，這種體制下的經濟、政治運行隱含著極大的危機。危機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家事無巨細、全面干預和管理的經濟治理與運行模式使基層社會失去了相當部分的決策權力，抑制了基層社會的活力和主動性。這種被洛克視為公民所固有的、無法轉讓的最后的權力的基層社會自治，其重要性正如他在《政府論》下篇中寫道：“社會始終保留著一種最高的權力，以保衛自己不受任何團體，即使是他們的立法者的攻擊和謀算。”基層社會的自治被國家一手替代，侵蝕了一個社會穩定運行的基本條件和重要基礎。另一方面，由于黨直接插手具體的經濟、政治事務，使黨時常處于各種利益矛盾和沖突的風口浪尖，這不僅可能影響黨的工作效率和在社會公眾中的威望，而且由于精力分散而不能較好地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職能作用；同時黨政不分、政社不分也損害了國家職能的正常發揮和政府機構的合法權威。國家對社會實行完全控制的體制即使對國家本身來說也是不太安全，這種控制的頂端往往表現為個人集權，一旦決策失誤，就可能導致全局性的社會震蕩，如十年的發生。

上述發展觀的種種偏向表現曾深深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在的發展觀的指導和影響下，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原本經濟殘破不堪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但同時也呈現出1957～1976年20年的社會發展停滯現象。實踐表明的發展觀中滲透著正確的思想、模糊的乃至錯誤的思想，應該說，許多思想的探索剛開始是正確的，中間由于彷徨，沒有使其制度化，最終走向失誤，甚至出現自相矛盾的觀點。的發展思想充滿著內在的矛盾性、不穩定性、不成熟性和總體探索的失誤性，它客觀地反映出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國情基礎上所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主觀認識與客觀規律之間的距離、現代化的發展要求與落后社會基礎之間的矛盾以及低起點與高目標之間的落差，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初期探索的艱巨性與曲折性，飽含著開拓者的大無畏精神與超人的膽識。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為新的共產黨領導集體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和認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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