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征，全面依法治國從理論到實踐都蘊含著意蘊深刻的人民性。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新方針為認識視角，人民意志在科學立法中體現、人民監督在嚴格執法中發揮、人民權益在公正司法中維護、人們信仰在全民守法中樹立構成了全面依法治國人民性的基本要義。科學概括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民性對于提升人民法治信仰、構建法治國家形象、推動法治中國建設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

關鍵詞：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人民性

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民性是以唯物史觀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理論為根本遵循，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征，人民性是貫穿全面依法治國全部理論與實踐的鮮明主線和核心價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方針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新時代我國法治建設新方針為認識視角，人民意志在科學立法中體現、人民監督在嚴格執法中發揮、人民權益在公正司法中維護、人們信仰在全民守法中樹立構成了全面依法治國人民性的基本要義。科學概括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民性對于提升人民法治信仰、構建法治國家形象、推動法治中國建設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

1唯物史觀：全面依法治國人民性的理論依據

唯物史觀科學闡釋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個歷史觀的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觀點，認為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其中生產力又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人類歷史首先是生產發展的歷史，在生產力中勞動者是最活躍的因素，是首要的生產力。因此，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唯物史觀關于社會歷史“人民性”的經典表述，為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民性奠定了理論基石，提供了理論支撐。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工作全局上，從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上，從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上，提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2基本要義：全面依法治國人民性的意蘊探析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經過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的成功實踐證明的“三個代表”思想和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作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他們都是一脈相承的科學體系，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是我們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我們黨現行政策的根本目的；“三個代表”思想強調人民的根本利益，強調提高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強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這一切充分體現了“三個代表”思想的人民性。

一、執政目的的人民性

15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向全世界公開說明共產黨人的觀點、目的和意圖，明確提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也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指導思想的人民性，決定了黨必須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的全部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能否使全國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物質上不斷得到滿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的正確政策的制定和政策執行是否為了人民的利益。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工人階級政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一個政黨能夠盡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愿望，就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這個政黨就會帶領人民走向輝煌。我們黨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黨80多年來的一切奮斗，歸根到底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實踐，這是我們黨50多年成功執政的根本經驗。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黨的十六大明確地提出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并號召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志還強調指出“敏銳地把握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趨勢和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制定和實施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采取切實的工作步驟，不斷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3]。只要我們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切實把黨的先進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我們黨就有了長期執政的重要基礎和根本保證。

我們黨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務于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堅持用時展的要求審視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和完善自己，這是我們黨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色、永不脫離群眾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證。必須既善于總結成功的經驗，又善于吸取失誤的教訓；既善于通過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路線帶領群眾前進，又善于從群眾的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獲得前進動力；既善于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又善于組織引導干部和黨員在實踐中加強主觀世界的改造。要按照這樣的要求，實現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推進理論創新相統一，堅持黨的優良傳統和弘揚時代精神相統一，堅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相統一，使黨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團結奮進的堅強領導核心[4]。

使我們黨始終與時展同步伐，與人民群眾共命運。在實際工作中，貫徹“三個代表”的人民性思想，必須加強黨風建設，努力提高全黨同志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強調指出“人民是我們國家的主人，是決定我國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力量。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為人民謀利益，團結和帶領人民群眾為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奮斗[5]。“我們黨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6]。“所有黨員干部必須真正代裹人民掌好權、用好權”[7]。這是執政目的人民性的最好詮釋。

【摘要】如何認識藝術的本質、如何在正確的方向指引下進行藝術創作、如何尋找藝術事業的力量源泉、如何明確藝術服務的對象、如何將藝術追求與人生價值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融合在一起，這些都是高等藝術教育應該幫助藝術學子明確的問題。在學生的思想中，牢固樹立人民是藝術學習永遠的老師、是藝術創作不竭的源泉、是藝術作品公正的評判員、是藝術之路堅強的力量等理念，強化“人民性”意識，是當前高等藝術教育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高等藝術教育;人民性;藝術觀

任何藝術及藝術活動，都是在洞悉關系、表達關系、再現關系，同時也是在建立關系、創造關系、和諧關系，沒有關系不成藝術，只不過藝術的關系是以美的發現、美的創造及審美來體現的。不論人們是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或是從國家、民族、社會、個人，還是以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等角度來理解藝術關系，總少不了對藝術的來源、依靠、目的之價值追問，尤其是“藝術依靠誰、為了誰”這個問題，是一切藝術關系的核心。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文藝為工農兵、為人民大眾服務”，界定了文藝的“人民性”特征。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1]講話重申了文藝創作的人民取向，定位了文藝發展的人民坐標，肯定了文藝工作的人民作用，強調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職責和任務，并從多個層面厘清了藝術的基本關系，同時揭示了藝術的“人民性”。一段時間以來，有些年輕的藝術學子在大學期間不著邊際地創新，有的學生以標榜個性為由，表現出浮華、輕狂，還有的學生將追名逐利作為藝術學習的目標。這些問題的出現，主要是藝術生對藝術的關系認識不足，缺少方向引導。高等藝術教育不僅要呵護并挖掘學生的藝術天賦，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以符合新時代需求的藝術價值取向為支撐，在正確處理好藝術與人民的關系基礎上，走好藝術之路。

一、強化“人民是永遠的老師”的藝術學習觀

高等藝術教育解決的是藝術生校園成長的問題，但這只是藝術人生的一個階段，那么誰是藝術學子終生的老師？“從商周青銅器到漢代工藝品，從舉世聞名的唐三彩到古樸優雅的宋代瓷器，從明代蘇繡到清代家具，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工藝設計歷程。”[2]可以說，人民群眾幾千年來的文化藝術實踐是藝術學習最直接、最豐富、最深厚的來源。其一，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中華民族幾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充分說明人民是藝術學而不盡、習之不竭的“藝山慧海”。其二，人民群眾是藝術的先知先覺者。歷史文化中器物的結構、造型，服飾的色彩、圖案，人居環境的設計等，記載著人民群眾對藝術的準確感知。其三，人民是藝術的踐行者。無論是繪畫還是建筑、雕塑，無論是民間剪紙，還是古鎮村落以及各種形式的民間藝術，都體現出人民群眾活躍的藝術思想、豐富的藝術表現手法、深厚的藝術情感和杰出的藝術創造。審美于人民，樸素而又簡單。其四，人民群眾是藝術的無私奉獻者。龐大的古建筑、小小的窗花，雅俗皆來自于人民。向人民學習、拜人民為師，是藝術學習的必然選擇。“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3]

二、強化“人民是藝術創作不竭的源泉”的藝術創作觀

［摘要］德彪西生于法國，系現代音樂發展的奠基者，創立印象主義音樂．從其著作《克羅士先生》一書中，我們看到了他對民族音樂復興的執著。他被人們稱為“法國的克洛德”，這不完全是因為他的音樂創作旋律具有民族風格，而是因為他在當時法國音樂家中第一個倡議必須恢復并發展音樂的民族傳統。只有在實際為人民寫作的音樂中用真正的民間曲調，才會適得其所。

［關鍵詞］德彪西;印象派;民族傳統

一、

繼德國的巴赫和貝多芬之后，法國的克洛德為音樂史樹立了第三塊里程碑。克洛德•德彪西1862年生于法國，可以說他是整個現代音樂發展的奠基者。他沖破幾個世紀以來慣用的音樂模式，創立印象主義音樂，創建音樂色彩學。由此，在瓦格納主義盛行的時期，由于他的出現而引起了一場音樂革命。從表面上讀《克羅士先生》，像初聽德彪西的音樂一樣，給人以復雜的印象。因為德彪西是完全屬于他當時的時代和社會環境中的人，相當不關心政治;他是那樣的藝術家，由于憎恨學習死板的形式主義往往走到另一極端———思想模糊。在書中也顯示出這樣的特征，有些批評家把德彪西曲解為頹廢派的理論家。這本書反駁了這種簡單化的意見;十分明顯，作者的思想和意圖是深深與形式主義為敵的，作者在書中寫到“作曲家的任務不在于供一小撮受過教育的音樂愛好者或專家們的娛樂，音樂不是專供音樂家或自命音樂鑒賞家們消遣的。”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人民大眾在德彪西心中的地位。

二、

德彪西在世的時候，已經被人們稱為“法國的克洛德”，實際是受之無愧的。這不完全是因為他的音樂創作旋律具有民族風格，而是因為他在當時法國音樂家中第一個倡議必須恢復并發展音樂的民族傳統。當時巴黎的一些知名的知識界人士都認為德國音樂是唯一的標準，德彪西挺身而出，反對在外國偶像面前屈膝。德彪西在《克羅施先生》一書中對格魯克和瓦格納的抨擊，今天看來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他所抨擊的決不是這兩位偉大作曲家的創作，而是抨擊對他們的狂熱崇拜。由于這種崇拜，法國本國藝術家的偉大名字被淹沒了。他認為法國音樂再不應該向那些使它走入歧途的人們問路了，必須回到那被忘掉的民族傳統的道路上去，必須尋找這些傳統，從法國文藝復興的老一輩大師們使之發出微笑的對位法中尋找他們的民族傳統。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傳統使之與人民緊密聯系在一起。當然，有些崇拜德彪西的人會很得意地宣稱德彪西的音樂對于“群眾”來說是過于細致了。具有這種想法的本意很明顯，是要表達其音樂之深刻與復雜。但不盡其然，德彪西和他的同代人羅曼•羅蘭一樣，并沒有放棄要與人民密切聯系的思想。甚至在德彪西的著作中都會看到他念念不忘的理想:不僅要創作人民理解的音樂，而且要創作專為人民而作的音樂。德彪西把作曲家的作用估計得很高。他曾經在他的著作中寫道:“如果只要求超乎別人之上，而沒有超乎自己本身之上的良好愿望，那一向并不是什么難能可貴的事。”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近一百六十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這一科學論斷是對一百六十年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與民族性、時代性和人民性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為馬克思主義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

一

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理論，必然具有世界性，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意義。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性是否排斥其民族性？馬克思主義用于指導全世界不同國家的革命和建設實踐時，是否需要民族化？時至今日，仍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提法，認為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民族主義的。然而，歷史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只有同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實際相結合，使其打上民族性的烙印，使其有各自的民族特點和民族風格，方能彰顯其強大的生命力。只有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在創立馬克思主義之初，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絕對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一種生動的、應該能夠被靈活運用的行動指導。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中論述共產主義運動時就反對對共產主義進行教條化解釋，“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一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2]

在指導各國的具體實踐活動時，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充分尊重考慮到了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特殊性。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中，馬克思談到了如何解決社會發展過程中“卡夫丁峽谷”問題，認為俄國的特殊國情“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3]。在這里，馬克思已經意識到俄國作為唯一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至今的歐洲國家，具有明顯的特殊性，認為不能“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明確指出，“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4]的看法是對他本人的誤解，并對這種機械理解他的理論的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經典作家在理論和實踐上也堅持了尊重民族性這一特點。列寧主義的提出和完善就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民族性相融合的特點。比如，列寧在論述國際主義時指出，“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就是進行忘我的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斗爭，支持（用宣傳、聲援和物質來支持）無一例外的所有國家的同樣的斗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支持這種斗爭、這種路線。”[5]這一論斷科學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國際性）與特殊性（民族性）的統一。所以他強調：“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我們認為，對于俄國社會黨人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6]這就要求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使之能夠與本國、本民族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蘇維埃俄國建立之初，列寧主張應該直接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理論應用到本國經濟建設之中，提出按照共產主義原則來建設新社會。然而，實踐證明這種不尊重各國實際的做法不會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所以列寧很快就指出：試圖“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7]的現實證明他們是錯的。因此，蘇維埃政府很快就根據本國特點調整了經濟政策并取得了成功。經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列寧得出了鮮明的結論，即：“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以后，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除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8]

2006年10月3－5日，布魯斯。阿克曼教授受邀主講哈佛法學院2006年度霍姆斯講座（OliverWendellHolmesLecture），可謂是名至實歸。

霍姆斯講座由霍姆斯大法官親自創建，意在延請哈佛法學院以外的大師學者前來講學。講座并不設定日期，以有足夠資格的學者演講為條件舉辦。例如，本次講座與前次相隔三年，而更前一屆則相隔四年。過去聲譽卓著的演講人，包括凱爾森、漢德法官等，而近來則邀請過波斯那、德沃金、桑斯坦等知名學者。故此，該講座人稱法學家之“至圣所”（HolyofHoly，引阿克曼教授講座中言）。阿克曼教授今次受邀，按照哈佛法學院Kagen院長的說法，是以耶魯法學院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學者、當代最富思想洞察力的憲法教授身份（Kagen院長加了一句，也許該說哈佛教授們之外，因為他們不能登臨這個講壇）。

耶魯偉大學者云云，出自哈佛法學院院長之口，或許不確，但耶魯法學院院長頭天親臨助陣，亦有不少耶魯的教授、學生不辭跋涉之苦前來，至少對此是個有力的旁注；而于阿克曼在憲法上的成就，我想不會有誰提出異議。阿克曼自1969年開始在賓大任教，除1982年至1987年短暫棲身哥大外，其他時間都擔任耶魯政治和法律教授，其大作兩卷本《我們人民》，早已成為當代經典。《我們人民》的書名，出自美國憲法的開篇語：“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后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譯文引自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書名選用這個在歷史上振聾發聵的詞語，我想是因為它對教授主張簡明有力的概括：教授最引人注目的主張是在憲法上復興人民主權。該書在當代影響巨大，Holmes前任講座學者森斯坦曾撰文盛贊該書是“對美國憲法思想做出最重要貢獻的著作”之一。

今次講座，阿克曼教授以“生生不息之憲法”（LivingConstitution）命名。第一天的內容就不同凡響，阿克曼教授提出，當今所謂憲法內容必須重新定義。

講座伊始，教授直接以一個故事切入主題：某日美國國務院電話突至，邀其向中東某國王子阿爾法拉比講授美國憲法，教授欣然前往；王子聽過三日講座后，自認為已經了解了美國憲法精義，欲牛刀小試一番；教授許其解釋權利法案以后之憲法修正案，結果發現王子字面解釋的結果會讓任何一個美國人驚愕：王子細心推敲字面含義之后，對那些承載了廢奴運動、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等煌煌歷史的憲法條文的解釋，竟歸于瑣細無聊之列。驚愕之余，教授反思，失卻了歷史背景，美國憲法可還是眾人常識里的美國憲法嗎？

“這個故事不是真的，只在我腦海里出現過。不過——”教授話鋒一轉，“我所談的感受確是曾經真真切切有過的。”在親身經歷憲法解釋的眾多爭議之后，教授本人的體會是，憲法決不應僅限于文本，而應擴張為包含美國重大歷史轉折之法令、憲法成例等內容的憲法典文（constitutionalcanon）。教授例舉南北戰爭、民權運動對憲法條文意義的影響，論證今天法院、學者、律師對憲法的理解都并非死摳條文文本，而是都已經不自覺地吸納了文本之外的內容。既如此，何須死守這五十二條、二十七個修正案呢？采納文本之外憲法內容的憲法典文，將不再受限于單薄之文本，而是真正與憲法運行的現實相符。

論文摘要：人民性不管在任何時期都是文學創作的本質要求，它的表現內容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不同時代文學的人民性有不同的表現和要求。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文學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戰，以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創作為典型代表的文學人民性表現出新的時代特征，堅守著文學創作的人民性價值取向。人民性是文學創作永遠的信念、理想和信仰。

論文關鍵詞：人民性；社會轉型期；何建明

一文學人民性是一個歷史的動態概念。在社會轉型時期，文學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戰

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家普希金于19世紀初在《論文學中的人民性》中首先提出文學人民性的概念。別林斯基則對文學人民性概念進行過清晰的闡釋，他認為：“‘人民’總是意味著民眾，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階層，‘民族’意味著全體人民，從最低直到最高，構成這個國家總體的一切階層。而且別林斯基的人民性概念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階層，而是以能否忠于現實生活為評價文學人民性的準則：“我們所以離題說了以上一段話，就為駁斥這樣一種毫無理由的見解，仿佛在文學方面，純粹的俄國人民性只能從以粗糙的下層社會生活為其內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錯了，一千個錯了!……詩人在描寫下等、中等和上等社會時必須同樣地忠于生活。”到1840年，他開始注意文學所表現的人民的意識，他提出：“文學是人民的意識……人民的文學源泉可能不是某種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動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觀。每個人民的世界觀都是它的精神的種子和要素(本質)，亦即它對世界所抱的本能的、內在的看法，有如真理的直覺，生而即有，這種看法構成了人民的力量、生命和意義，——它是那含有一種或數種基本色的三棱鏡，人民通過它而認出一切事物之存在的秘密。”就是說，人民性的關鍵是表達出人民自己的立場和世界觀，具有人民性的文學作品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關注民生疾苦，要書寫人民的悲哀與苦難，要從人民中汲取精神營養，表現人民的斗爭與追求。只有這樣才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學創作的本質要求。

文學人民性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概念，它的表現內容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不同時代文學的人民性有不同的表現和要求。隨著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的涌起，在新時期文學出現繁榮局面后，文學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戰。

在新的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的不同群體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在新的富裕階層大量出現的同時，社會中也出現了許多貧困、弱勢群體。在精神文化層面，人文精神普遍失落，個體關懷前置于社會關懷，物質追求更重于精神追求，一些知識分子在金錢的誘惑下喪失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文學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沒有對“人民”內部的巨大波動做出及時貼近的書寫。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數作家仍在堅持人民性的創作原則，深入生活，為人民進行寫作。文學創作遠離農民、工人和廣大的基層民眾，逐漸走向商品化、世俗化。面對轉型期這些紛繁復雜的社會和文學現象，一些作家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和寫作方向，文學的人民性應如何發展，如何對當前文學創作的不良傾向起到規范和指引作用并體現出自身的時代特征就顯得極其重要。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中國電影發展歷史中，有一個跟蘇聯電影相類似的主題，就是創作“人民電影”以及“人民美學”。在一段時間內，這兩個主題是我國與蘇聯電影的主要核心和關鍵特征。尤其是從十月革命開始，蘇聯電影逐漸發展為屬于人民的電影。從本質上來說，不少學者普遍提出:無論是中國電影還是蘇聯電影，“人民電影”和“人民美學”都尤為關鍵，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影響。

［關鍵詞］人民性;中國電影;人民電影;電影藝術成分

就目前的現有研究文獻資料來看，相關學者提出:從“人民電影”以及“人民美學”的層面來講，其中凡是能夠提到的人民性均受到了馬列主義思想的影響，并且具有較為顯著的階級性質，這是中國電影與蘇聯電影的共同之處［1］。其中，人民性是“人民電影”以及“人民美學”所體現的關鍵特點，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和蘇聯電影之間的首個相同特點。

一、“人民性”在蘇聯的提出及我國學者對其展開的探究

根據相關研究資料來看，早在19世紀之初，維亞澤姆斯基通過對電影發展史的研究，首先提出了“人民性”這一理念。“人民性”的基本內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不斷發生變化和遷移，并且受到了蘇聯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別林斯基的作品當中，就將人民性和民族性進行了結合和統一。杜勃羅留波夫作品當中，對社會主義美學以及人民性展開了全面的研究和探索，并且提出人民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人民的形式”。不但如此，對于人民藝術家來說，其作品要深刻體現出人民精神，通過觀察人民實際生活現狀，走進人民生活，拉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這才是人民藝術的意義。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杜勃羅留波夫非常重視“人民性”當中所蘊含的人道主義與現實主義精神，并且消除了對于不同等級的所有偏見。但從十月革命開始，這一時期所提出的人民性美學卻受到了學術界的批評與否定。其中，左派思想表現得最為突出。對于左派思想來說，他們不愿意肯定歷史文化，并且對其加以打擊和破壞，不承認藝術作品當中具有明顯的人民性這一觀點。列寧曾經對這一錯誤的思想觀念進行了批判，不過人民性的基本內涵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并且產生了變化。列寧根據當時所提出的相關理論對人民性的基本內涵進行了重新定義。他表示，無論是哪個民族，從本質上來看都是兩個民族，而且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一方面，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二者存在明顯的對立性。就文化的層面而言，人民性主要體現在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當中，資產階級文化則與之相對立。在這一時期之后，個人崇拜主義高度發展的重要趨勢，再加上高度集權的影響，使不少與無產階級相關的文化成果以及活動都受到了一定的制約，同時人民性的基本內涵也融入了較為強烈的政治色彩。這導致了其所體現的階級性特點更加突出。由于受到日丹諾夫主義的影響，人們更是將人民性與黨性完全等同。直到解凍思潮之后，人民性當中所蘊含的美學精神才逐漸得以回歸。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不少學者對人民性的相關理念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主要起源時間是在20世紀30年代左右，以左翼文化運動為重要節點。此外，運動也對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來看，蘇聯學者在人民性內涵方面的研究，對我國相關學術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當中，同志所提出的理念對我國文藝事業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在針對文藝問題進行描述的過程當中，也能夠看出蘇聯相關理論的影子。在此次談話中他提出:文藝是政治需要的一個重要體現形式，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提供服務的。他的這一思想和列寧主義從本質上來說是基本相同的。在這一基礎上，等國家領導人在文藝當中所體現的人民性認識上，存在較為明顯的階級性、政治性特點。舉例來說，抨擊《武訓傳》的過程當中，曾有人堅定地認為:文藝人民性的本質就是黨性［2］。尤其是在反右主義運動之后。這一理念更是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在我國政策方針與指導思想逐漸發生變化的過程當中，藝術界對于人民性的認識逐漸走向正軌，摒棄了以往將人民性與黨性相互等同的錯誤理念，而是將二者放置于同等地位上，同時也更為關注人民性當中所原本具有的美學精神。學者周揚曾經在其相關文獻中表示，從范圍上來看人民性比黨性所蘊含的范圍更廣一些。根據后期的發展實踐來看，黨性和人民性二者是不能夠等同的，并且對他的這一思想進行了驗證。通過以上的相關論述來看，由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人民性的基本內涵得到了我國與蘇聯的統一認可。而且由于不同歷史時期的影響，也有較大的差異性，這與當時的客觀條件以及實踐情況具有密切的聯系。

二、“人民美學”在“人民電影”中的應用與相互辯證關系

同志們：

今天，我圍繞樹牢“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大家作輔導報告，也是一次黨課，更是與大家共同交流。樹牢“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講的是黨性。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講的人民性。強調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從本質上說，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我們樹牢“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的目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利益，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我們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是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重要體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懷。黨的報告，200多次提到“人民”，3次強調“人的全面發展”，4次提出“以人民為中心”，并且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確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這為我們開展工作提供了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我們必須牢記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做好x各項工作。如何理解“以人民為中心”？我個人覺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立場。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一切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和命脈所在，自然也是一個政黨的根基所在。從到鄧小平、、、，都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定人民立場，我們黨執政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人民。在黨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最深層次的原因就是我們黨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將人民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得到了人民的堅決擁護和支持。實際上，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歸根結底，都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奮斗史和創造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只有牢牢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發揮人民群眾首創精神，匯集人民群眾的磅礴力量，才能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勝利。所以，廣大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按照的要求，不做“以官壓人”的事情，真正克制“官本位”思想，不搞“以官為本”“官貴民賤”，樹立正確的民生權力觀，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民生問題。

(二）實現人民美好生活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奮斗目標。人無目標不立，國無目標不興。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為我們黨開展工作指明了方向。堅持人民共享，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應有之義。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謀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讓人民共享革命成果；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讓人民共享建設和改革發展成果，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和價值追求。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一心想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他不顧病魔纏身，與群眾一起戰風沙、斗洪澇、治窮根;大雪封門夜，他訪貧問苦，一句“我是您的兒子”，讓多少老百姓熱淚盈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通過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大力提升發展質量，不斷消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要以人民群眾利益為重、以人民群眾期盼為念，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要堅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做到知民情、解民憂、化民怨、暖民心，多干讓人民滿意的好事實事，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三）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以人民為中心，就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指出：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這是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是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重要保證。我們黨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最大的根本就是我們不僅在理論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且在實踐上始終把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的全部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始終堅持著眼實現最廣大人民利益，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黨的一切實踐活動，依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實際，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一切強大的敵人，克服一切難以想象的困難，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法寶和優勢。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講述了長征途中“半條被子”的感人故事：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看到老人家中沒有御寒的棉被，臨走時把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給老人。老人說，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這個故事生動彰顯了共產黨人民利益至上的初心。進入新時代，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關鍵，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黨的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了重大判斷，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只有始終堅持人民根本利益這一價值追求，才能精準把握社會矛盾的變化和發展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牢固樹立新的發展理念，在發展的過程中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使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人民群眾，從根本上實現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

各位領導、各位評委、朋友們：

大家好！

很高興能站在這里參加演講，和大家共同交流一下司法話題。我演講的主題是：公正司法、一心為民！

我們黨的宗旨和人民法院的性質決定了人民法院必須司法為民。多年來，法院一直堅持“公正司法，一心為民”，始終把履行職能、服務黨和國家大局作為工作的重要方面，制訂了各種便民、利民措施和服務大局的舉措，并落實到工作當中。人民法院只有通過不斷地深化改革，才能提升司法為民的能力和效率，才能更好地為改革發展的大局服務。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民有要求，法院就必須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去回應。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就是我們義無反顧的選擇和使命！于是，就有了司法為民的要求，從最高法院的提出，到省法院的落實，無不體現人民法院的人民意識；從人民群眾的熱切反應，到兩會代表的高度評價，無不彰顯人民司法的人民本質。

總書記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執法為民,把維護好人民權益作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司法的人民性，既是我國人民司法的優良傳統，又是開創人民司法新局面的重要基礎和動力。當前，人民對司法審判的新要求、新期待與日俱增，只有堅持司法的人民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才能最為深入地在司法領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才能最高層次地迎接司法審判事業的源源生機與活力。

幾年來，我院以“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為指針，認真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從關系和諧社會建設的根本問題著眼，從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著手，從解決社會關注的司法活動中的焦點、熱點問題著力，扎扎實實為人民群眾辦實事，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便民訴訟與司法服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