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科學有序的社會流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社會流動有兩重涵義，一是垂直流動，二是水平流動。

垂直流動，最典型的就是人們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人們地位的上升有個人努力的因素，也有社會結構的因素。從這個角度看，和諧社會應該具備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它應該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上升機會。任何社會如果能夠讓其中的窮人不斷地變為富人，就有無限的活力。社會學將社會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流動率偏低的社會，另一種是流動率比較高的社會。比如，貴族等級制的社會就是流動率偏低的社會，因為貴族是世襲的，這樣的制度阻礙著其他階層人員的流入。目前，我國社會的流動率是比較高的。據測算，父母子女兩代人之間的流動率與美國的代際流動率近似，在國際上屬于流動率比較高的社會。這說明，目前我國社會是有相當活力的。

第二，人們地位的變化應該是公平合理的。這是指社會地位變化所遵循的原則，該原則決定人們的地位為什么會上升和下降。比如，“獎勤罰懶”的原則就是對的，反之“獎懶罰勤”的原則就是錯的。在這方面，我國上世紀80年代曾經出現過“腦體倒掛”現象，結果引發了很大的社會問題。而90年代以后，“腦體正掛”了，符合馬克思說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的原理，這就具備了和諧社會的基礎條件。

社會流動是有規律的，群體地位的變遷主要受產業結構演變的影響。目前，我國處在產業升級迅猛發展的時期，即第一產業農業向第二產業、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急速變遷的時期。體現在社會流動上，就是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化為工業勞動力，城市工業勞動力逐漸演變為以從事專業技術、管理、銷售、辦公室工作的白領為主。從和諧社會的角度看，我國的社會流動目前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時期，即多數社會群體的社會地位有可能出現整體上升。當然，目前的整體上升主要發生在大城市里，一些沿海大城市出現了城市居民就業者中白領勞動者超過藍領勞動者的現象。職業地位是人們的首要社會地位，職業地位的普遍上升是非常積極的正向指標。

[摘要]深圳、蘇州、北京、成都四個城市的個案訪談資料表明：農民工城市社會地位的獲得受到諸多制度性障礙的限制，主要表現在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農民工主要通過教育和技能實現向上流動，而逆向流動則是他們面臨城市社會排斥的一種無奈選擇。[關鍵詞]農民工；社會流動；地位獲得；向上流動一、問題的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改變，階級階層關系也有了很大調整。以兩大階級為基本單元的二元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城鄉二元板塊逐步瓦解。特別是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走出農村，進入城市打工。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認為，目前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事實上，農民工已經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群體。近年來，國內學者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流動非常關注。李培林認為農民工的流動具有三重含義：一是在地域上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較發達地區的流動；二是在職業上從農業向工商服務等非農產業的流動；三是在階層上從低收入農業勞動者階層向其他較高的職業階層流動。李強從職業流動的角度考察了農民工的初次與再次職業流動情況，認為農民工的職業流動和工作變動較為頻繁，農民工初次職業流動后職業地位普遍上升，農民工的再次職業流動地位變化微小。王春光認為，社會關系網絡成為農民工得以流動的主要社會機制，強關系有助于農民工獲得信息、經濟和精神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卻難以使他們實現更大的社會地位的“躍進”和提高，這也是農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動上的一個主要原因。國外學者對社會流動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個較為龐大和固定的研究領域。在有關中國社會流動問題的研究中，邊燕杰從總體上考察了中國1980年以來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狀況，認為市場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崛起，使得過去以城鄉分割、工作單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類這些制度化區分得以瓦解，社會流動幾乎成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幾百萬農民現在工作(在非正規部門)和生活在城鎮。趙耀輝以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為例，考察了移民網絡(migrantnetworks)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角色，通過回歸分析證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經驗的移民對于后來的移民具有積極和重要的影響。在社會流動研究中，一般根據流動的方向，把社會流動分為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根據社會地位獲得的穩定情況，分為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我們認為，從地位獲得的穩定情況看，目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主要是代內流動；從流動方向看，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主要是從城鄉二元分割的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流動，帶有向上流動的意義。概括起來，目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有以下幾個特點：(1)從自發性流動逐步向制度化流動過渡。從整體來看，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最初是純粹自發性流動，近年來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引導，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會流動。(2)就業狀態的不穩定性。流動農民工主要是在城鎮的第三部門就業和流動就業。(3)不受地域和戶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動。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工與城鎮體制內的職工相比，在人身依附關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們的流動往往不受戶籍和身份檔案關系的制約。本文以描述研究為主，試圖通過對農民工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城市地位獲得等方面個案資料的分析，考察農民工社會流動的特點和影響因素。本文的資料來源于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合作完成的“中國農民工社會保護研究”課題的調查資料。課題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間，對深圳、蘇州、成都和北京4個城市的2600余名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對109個農民工進行了個案訪談。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調查的個案訪談資料，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情況進行定性分析。二、農民工的城市社會地位獲得社會分層的經典理論認為，個人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是由多個維度決定的。韋伯(M.Weber)強調了階級、地位和黨派(或者權力)這些維度。地位維度對社會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對于這一點，韋伯強調，地位群體傾向于圍著他們自己劃一個圓圈，來限制地位群體內部親密的社會互動、婚姻和其他關系。這樣，地位群體就發展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等級”。農民工流動到城市以后，雖然自身經濟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們面臨著新的環境適應與城市融入的問題。農民工這些農村社會的精英流動到城市以后，面臨著在城市社會分層中尋求自身地位的問題。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體傾向于劃一個圓圈，來限制外來人口的城市融入。這個圓圈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社會排斥，成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制度性障礙。這些制度性障礙表現在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戶籍身份制度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長期以來，在城鄉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下，城市和農村形成了兩個相對隔離的社會。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形成兩種差異很大的生活方式。農民要想改變其生活方式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中，在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是不可能的。市場經濟雖然瓦解了戶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戶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消除，“市民”和“農民”仍然是區分社會等級的一個重要標準。農民工的社會排斥首先表現在戶籍身份歧視上。[案例1]男，30歲，未婚，四川省白沙縣人，小學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進城務工。問：實際上，他們還是看不起你們，對嗎?答：其他的人對我們還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對你打工仔，對你這個農民哪，不是看成一樣的人，是分成兩樣人，你是打工的始終是打工的，你是農民始終是農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還以下。[案例2]女，34歲，已婚，甘肅省涇川縣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進城打工。理發店女工。問：你覺得農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嗎?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覺得你是農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視的。在社會群體的構成關系中，地緣關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連接方式，地域認同是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在外出流動的過程中，除了戶籍身份排斥外，農民工還面臨著從農村向城鎮、從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案例3]男，42歲，已婚，陜西省咸陽市乾縣薛錄鄉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開始外出務工。物業管理員。問：您在廣東也呆過，現在又在蘇州，您與當地人打交道多嗎?答：唉!我的一個最大的感覺是，廣東人有一種排外的心理。為什么說他排外呢?因為很多企業在招人的時候，都有一個附加條件——講白話的優先，或者有的企業干脆就只要會講白話的。這個條款就使很多外來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認為廣東是有歧視的。現在正在推廣普通話，您廣東人學普通話學不會，反過來要其他人去適應你，這是沒有辦法的。[案例4]男，30歲，已婚，江蘇省鹽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軍人。1998年開始外出打工，已累計在外打工7年。問：上海您去過嗎?答：去過，我去過一次。排外的。打個電話，明明一個市話，公用電話，我不知道，你就客氣一點兒跟我說這個是市話，講話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農民工的社會排斥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戶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種延續。通過訪談我們發現，農民工對社會生活和文化認同等方面的排斥反應強烈，而對經濟(勞動力市場)排斥則沒有太多的怨言。當然，這并不表明沒有經濟排斥，而是農民工自身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農民工進城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與城鎮勞動力“搶飯碗”，他們所從事的也大多是城鎮勞動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極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城鎮勞動力寧肯享受國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保”)也不愿就業，而農民工則更多從事著勞動力市場上那些不被人們看好的職業。三、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途徑社會流動理論認為，個人地位的變遷與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關。個人出生以后的社會流動受兩類因素的影響：一是天生的因素，二是社會的因素。但是，現實社會中遺傳性繼承(geneticheritage)要弱于社會性繼承(socialheritage)。如果個人天生的智力因素對于個人的社會位置來說更重要的話，社會流動就高。如果個人的培育決定于其父母的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話，社會流動就低。農民工的向上流動受先賦性因素影響較少，在流動過程中，個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決定其向上流動的主要因素。[案例5]男，29歲，江西省黎川縣人，高中學歷，某日資企業職工。1997年南下深圳，在該企業工作已經8年，目前已經從一名普通的一線工人晉升為人事主管。問：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您一路晉升的過程?答：我剛進這個公司時作了3個月的清洗工，3個月以后，我被轉去模具制造部門，負責6臺工具的維修。當時內部招聘技術員是需要考試的，考試之前還要部門領導寫聯絡書，我當時并不知道有這個考試，所以就沒有申請。考試那天，我看到許多跟我一樣的年輕人拿著筆去考試，當時我正在干活，我感覺機會來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跟著去考試了，結果我考了第2名，但是內部考試要求筆試第一。由于我的主管對我的印象特別好，給了我很高的評價，我也就因為為人好當選了。問：那您進了這個部門之后怎么樣呢?答：進去了之后也同樣很吃苦。在我來之前我的活是由兩個男孩分擔的，他們干了兩年還只是技術員，而且又累，就不干了。我進去之后頂他們兩個人的活，工作量特別大，當時車間里的溫度達到40多度，每天干完活都汗流浹背，跟洗了澡一樣，非常累。我一邊維修設備，一邊學著裝卸材料，我又學會了開叉車，還考了駕駛證。我干活很賣力，得到了上司的賞識，他們向日方的老板反映了我的表現，幾個月以后，我被提升為班長，又在這兒干了1年。問：您被提升為班長后最大的收獲是什么?答：最大的收獲是薪酬增加了，但是責任增大了。再有就是與同事和上級接觸的機會多了，能讓更多的同事了解我，了解我的優點和缺點。問：那您接下來又換了工作嗎?答：是的，1999年到2001年，我被調去給國外的產品下訂單，負責組織對外催貨、聯絡，也負責班組溝通、質量檢查。問：那個時候您的工作已經從工人走向管理崗位了吧，您滿足嗎?答：感覺很滿足，但是心里想還要往上爬(神采奕奕地笑)。問：然后您成功了，是嗎?答：是，2001年11月1日，我進入了公司的總寫字樓，負責管理6個部門。問：您自己也說了，您的學歷不高，那是什么因素使您成功的呢?答：我來自農村，本身的條件并不好，到城市里發現我學的東西既不是我的特長，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我就決心一定要學習，給自己充電，不斷地向上爬。問：那您都進行了哪些充電活動呢?為什么要求自己不斷學習呢?答：我正在攻讀“安全管理工程”專業的大專文憑，要兩年以后才能拿到。我想沒有大學文憑，要想往高處發展是不可能的。長江后浪推前浪，畢業生越來越多了，競爭也越來越強。現在公司員工的工傷意識越來越強烈，各個企業都需要有專門的人才控制、管理這方面，我拿了這個文憑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還考了駕照什么的，為以后做準備。這些課都是周六、周日上的，平常還要上班，周末又要上課，有時候感覺有一點點累。但是還總是想堅持就是勝利，兩年時間很快的。問：好，那希望你的夢想能夠早日實現。我們的訪談快要結束了，您還想說點什么呢?答：想說的話就是一定要堅持學習，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學習、讀書是對人生以后的投資。由于家庭背景造成了農民工后來的劣勢，要靠自己的努力來彌補。農民工和城市市民是一樣的，都是人，只不過是出生的背景不同。在城市里有的時候不是別人在歧視他，而是自己沒有把握住機會。當年和我一起進廠的還有一個差不多大的男孩，他干了5年，還在最底層，最后走了。原因就是他的工作責任心不強，工作也不夠努力。所以我覺得農民工在城市里要自己相信自己，要比別人更努力，一定也能夠取得成就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社會是一個結構剛性的社會，個人的社會流動受到嚴格限制。一個現代的開放的社會，必定是階層間社會流動通暢的社會。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主要依靠先賦性因素，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更多的是依靠自致性因素。現代社會中，教育在個體地位獲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文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社會向上流動的通行證。我們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農民工通過教育和技能培訓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能夠更大程度地實現向上流動。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學習專業知識，比如在業余時間通過學習法律、外語等專業知識，獲得大專或更高的文憑，實現向上流動。二是憑借個人良好的個性品質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勞、踏實肯干等個性品質，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藝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機會，比如結識上層人士，理順“人脈”等。四是通過婚姻關系或者其他途徑。但從總體來看，真正實現向上流動并得到城市社會認可的農民工在總體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四、農民工的逆向流動對于農民工未來去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在城市還是回到農村兩個方面。從社會流動的角度看，我們把從城市回到農村的流動稱為逆向流動。白南生、何宇鵬的研究發現，近年來，因外地就業困難而返鄉的被動回流呈上升趨勢，因個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產生的回流呈下降趨勢，以回鄉投資為目的的回流僅占回流勞動力的2.5%。[9]我們在訪談中也發現，很多農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業，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幾年工，然后回家繼續務農，或者學門手藝回去辦企業當老板。[案例6]周某，男，20歲，四川省內江市資中縣茅庵鄉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開始外出打工。問：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遠留在城市里嗎?答：不愿意。問：為什么?答：因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業的話，沒有辦法，可能你連怎樣種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維持。如果是在農村，不管怎么樣，至少還可以種點東西吃，有土地，自己種自己吃。[案例7]男，38歲，北方人(籍貫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現在張家港市長橋鎮賣水果。訪談時在蘇州火車站候車廳接人。問：那您是準備長期在外面嗎?答：在我們北方有句話：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幾年，還是會回去的，這里畢竟不是家鄉。問：您沒想過把戶口落在這里嗎?答：沒有，我如果想辦法可以把戶口落下，是對我用處不大，家里的地也會被收回去，我覺得不劃算。小孩也不上學，要戶口意思不大。上述個案中，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還是經歷了很多風雨流動在城市就業多年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把回鄉作為未來生活的選擇。我們不禁產生一種疑問：既然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是一種向上流動，為什么還有很多人要回到家鄉呢?我們認為，農民工的逆向流動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盡管從農村流動到城市、從農業流動到城市就業是一種積極的向上流動，但是，由于農民工城市社會地位的獲得面臨諸多制度性障礙，造成他們社會流動的渠道僅僅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流動的單一化，而難以進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鄉就成為農民工重新獲取社會地位，實現地位轉移、贏得社會聲望的最好選擇。這種選擇不是因為農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諸多外部因素。五、結語在談論農民工問題時，很多研究者都把農民工的社會流動看作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種進步，是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力量。例如，鄭功成認為，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與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標志。白南生、何宇鵬認為，農村勞動力候鳥式的流動正是逐步實現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方式，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體制轉型的貢獻。透過農民工現象本身，凸顯出來的是中國固有的傳統農業社會結構和現代工業社會結構之間的體制矛盾。我們認為，農民工的社會流動需要積極的政策干預，這不僅是現實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也是事關中國社會結構發生質變的大計。為此，以下幾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1.農民工社會流動的制度化。通過對農民工社會流動的分析，可以發現，農民工的社會流動從自發的“民工潮”，逐步發展到依靠老鄉、朋友等強關系建立起來的鄉土性勞動力市場，再到政府有意識的組織和引導，大致經過了“盲目—有序—制度化”幾個階段。無論是從單純就業的角度考慮，還是從整體城市融入的角度考慮，加強針對農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訓，建立職業培訓制度，使之有組織地進入勞動力市場，是實現農民工社會流動制度化的重要舉措。2.農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如何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取消農民工的身份標簽?我們認為，農民的身份標簽不取消，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就是一句空話；農民的身份標簽不取消，針對農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臨下的同情和憐憫，而非保障基本權利滿足和實現社會公平的長遠舉措。取消戶籍身份制度，與公民基本權利相關的政治權利、就業權利才有了實現的可能性；取消戶籍身份制度，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障礙才能真正消除；取消戶籍身份制度，農民工融入城市后其社會地位的獲得才能得到根本保障。3.農民工的社會流動與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關于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選擇，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出過“小城鎮”理論，主張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大力推進小城鎮建設，實現農民“離土不離鄉”的城市化模式。當時的討論中，亦有發展大中城市、吸收外來人口的觀點。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似乎為中國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選擇的可能性。2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是，大、中城市規模越來越大，而就地發展非農產業、實現鄉村城鎮化的例證也不計其數。從長遠來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層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客觀事實，農民工的社會流動和回流，恰恰佐證了中國實現城市化道路絕不可能是單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發展模式。

[摘要]深圳、蘇州、北京、成都四個城市的個案訪談資料表明：農民工城市社會地位的獲得受到諸多制度性障礙的限制，主要表現在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農民工主要通過教育和技能實現向上流動，而逆向流動則是他們面臨城市社會排斥的一種無奈選擇。[關鍵詞]農民工；社會流動；地位獲得；向上流動一、問題的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改變，階級階層關系也有了很大調整。以兩大階級為基本單元的二元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城鄉二元板塊逐步瓦解。特別是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走出農村，進入城市打工。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認為，目前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事實上，農民工已經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群體。近年來，國內學者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流動非常關注。李培林認為農民工的流動具有三重含義：一是在地域上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較發達地區的流動；二是在職業上從農業向工商服務等非農產業的流動；三是在階層上從低收入農業勞動者階層向其他較高的職業階層流動。李強從職業流動的角度考察了農民工的初次與再次職業流動情況，認為農民工的職業流動和工作變動較為頻繁，農民工初次職業流動后職業地位普遍上升，農民工的再次職業流動地位變化微小。王春光認為，社會關系網絡成為農民工得以流動的主要社會機制，強關系有助于農民工獲得信息、經濟和精神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卻難以使他們實現更大的社會地位的“躍進”和提高，這也是農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動上的一個主要原因。國外學者對社會流動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個較為龐大和固定的研究領域。在有關中國社會流動問題的研究中，邊燕杰從總體上考察了中國1980年以來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狀況，認為市場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崛起，使得過去以城鄉分割、工作單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類這些制度化區分得以瓦解，社會流動幾乎成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幾百萬農民現在工作(在非正規部門)和生活在城鎮。趙耀輝以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為例，考察了移民網絡(migrantnetworks)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角色，通過回歸分析證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經驗的移民對于后來的移民具有積極和重要的影響。在社會流動研究中，一般根據流動的方向，把社會流動分為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根據社會地位獲得的穩定情況，分為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我們認為，從地位獲得的穩定情況看，目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主要是代內流動；從流動方向看，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主要是從城鄉二元分割的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流動，帶有向上流動的意義。概括起來，目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有以下幾個特點：(1)從自發性流動逐步向制度化流動過渡。從整體來看，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最初是純粹自發性流動，近年來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引導，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會流動。(2)就業狀態的不穩定性。流動農民工主要是在城鎮的第三部門就業和流動就業。(3)不受地域和戶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動。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工與城鎮體制內的職工相比，在人身依附關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們的流動往往不受戶籍和身份檔案關系的制約。本文以描述研究為主，試圖通過對農民工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城市地位獲得等方面個案資料的分析，考察農民工社會流動的特點和影響因素。本文的資料來源于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合作完成的“中國農民工社會保護研究”課題的調查資料。課題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間，對深圳、蘇州、成都和北京4個城市的2600余名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對109個農民工進行了個案訪談。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調查的個案訪談資料，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情況進行定性分析。二、農民工的城市社會地位獲得社會分層的經典理論認為，個人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是由多個維度決定的。韋伯(M.Weber)強調了階級、地位和黨派(或者權力)這些維度。地位維度對社會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對于這一點，韋伯強調，地位群體傾向于圍著他們自己劃一個圓圈，來限制地位群體內部親密的社會互動、婚姻和其他關系。這樣，地位群體就發展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等級”。農民工流動到城市以后，雖然自身經濟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們面臨著新的環境適應與城市融入的問題。農民工這些農村社會的精英流動到城市以后，面臨著在城市社會分層中尋求自身地位的問題。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體傾向于劃一個圓圈，來限制外來人口的城市融入。這個圓圈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社會排斥，成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制度性障礙。這些制度性障礙表現在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戶籍身份制度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長期以來，在城鄉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下，城市和農村形成了兩個相對隔離的社會。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形成兩種差異很大的生活方式。農民要想改變其生活方式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中，在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是不可能的。市場經濟雖然瓦解了戶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戶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消除，“市民”和“農民”仍然是區分社會等級的一個重要標準。農民工的社會排斥首先表現在戶籍身份歧視上。[案例1]男，30歲，未婚，四川省白沙縣人，小學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進城務工。問：實際上，他們還是看不起你們，對嗎?答：其他的人對我們還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對你打工仔，對你這個農民哪，不是看成一樣的人，是分成兩樣人，你是打工的始終是打工的，你是農民始終是農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還以下。[案例2]女，34歲，已婚，甘肅省涇川縣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進城打工。理發店女工。問：你覺得農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嗎?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覺得你是農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視的。在社會群體的構成關系中，地緣關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連接方式，地域認同是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在外出流動的過程中，除了戶籍身份排斥外，農民工還面臨著從農村向城鎮、從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案例3]男，42歲，已婚，陜西省咸陽市乾縣薛錄鄉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開始外出務工。物業管理員。問：您在廣東也呆過，現在又在蘇州，您與當地人打交道多嗎?答：唉!我的一個最大的感覺是，廣東人有一種排外的心理。為什么說他排外呢?因為很多企業在招人的時候，都有一個附加條件——講白話的優先，或者有的企業干脆就只要會講白話的。這個條款就使很多外來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認為廣東是有歧視的。現在正在推廣普通話，您廣東人學普通話學不會，反過來要其他人去適應你，這是沒有辦法的。[案例4]男，30歲，已婚，江蘇省鹽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軍人。1998年開始外出打工，已累計在外打工7年。問：上海您去過嗎?答：去過，我去過一次。排外的。打個電話，明明一個市話，公用電話，我不知道，你就客氣一點兒跟我說這個是市話，講話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農民工的社會排斥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戶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種延續。通過訪談我們發現，農民工對社會生活和文化認同等方面的排斥反應強烈，而對經濟(勞動力市場)排斥則沒有太多的怨言。當然，這并不表明沒有經濟排斥，而是農民工自身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農民工進城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與城鎮勞動力“搶飯碗”，他們所從事的也大多是城鎮勞動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極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城鎮勞動力寧肯享受國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保”)也不愿就業，而農民工則更多從事著勞動力市場上那些不被人們看好的職業。三、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途徑社會流動理論認為，個人地位的變遷與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關。個人出生以后的社會流動受兩類因素的影響：一是天生的因素，二是社會的因素。但是，現實社會中遺傳性繼承(geneticheritage)要弱于社會性繼承(socialheritage)。如果個人天生的智力因素對于個人的社會位置來說更重要的話，社會流動就高。如果個人的培育決定于其父母的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話，社會流動就低。農民工的向上流動受先賦性因素影響較少，在流動過程中，個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決定其向上流動的主要因素。[案例5]男，29歲，江西省黎川縣人，高中學歷，某日資企業職工。1997年南下深圳，在該企業工作已經8年，目前已經從一名普通的一線工人晉升為人事主管。問：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您一路晉升的過程?答：我剛進這個公司時作了3個月的清洗工，3個月以后，我被轉去模具制造部門，負責6臺工具的維修。當時內部招聘技術員是需要考試的，考試之前還要部門領導寫聯絡書，我當時并不知道有這個考試，所以就沒有申請。考試那天，我看到許多跟我一樣的年輕人拿著筆去考試，當時我正在干活，我感覺機會來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跟著去考試了，結果我考了第2名，但是內部考試要求筆試第一。由于我的主管對我的印象特別好，給了我很高的評價，我也就因為為人好當選了。問：那您進了這個部門之后怎么樣呢?答：進去了之后也同樣很吃苦。在我來之前我的活是由兩個男孩分擔的，他們干了兩年還只是技術員，而且又累，就不干了。我進去之后頂他們兩個人的活，工作量特別大，當時車間里的溫度達到40多度，每天干完活都汗流浹背，跟洗了澡一樣，非常累。我一邊維修設備，一邊學著裝卸材料，我又學會了開叉車，還考了駕駛證。我干活很賣力，得到了上司的賞識，他們向日方的老板反映了我的表現，幾個月以后，我被提升為班長，又在這兒干了1年。問：您被提升為班長后最大的收獲是什么?答：最大的收獲是薪酬增加了，但是責任增大了。再有就是與同事和上級接觸的機會多了，能讓更多的同事了解我，了解我的優點和缺點。問：那您接下來又換了工作嗎?答：是的，1999年到2001年，我被調去給國外的產品下訂單，負責組織對外催貨、聯絡，也負責班組溝通、質量檢查。問：那個時候您的工作已經從工人走向管理崗位了吧，您滿足嗎?答：感覺很滿足，但是心里想還要往上爬(神采奕奕地笑)。問：然后您成功了，是嗎?答：是，2001年11月1日，我進入了公司的總寫字樓，負責管理6個部門。問：您自己也說了，您的學歷不高，那是什么因素使您成功的呢?答：我來自農村，本身的條件并不好，到城市里發現我學的東西既不是我的特長，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我就決心一定要學習，給自己充電，不斷地向上爬。問：那您都進行了哪些充電活動呢?為什么要求自己不斷學習呢?答：我正在攻讀“安全管理工程”專業的大專文憑，要兩年以后才能拿到。我想沒有大學文憑，要想往高處發展是不可能的。長江后浪推前浪，畢業生越來越多了，競爭也越來越強。現在公司員工的工傷意識越來越強烈，各個企業都需要有專門的人才控制、管理這方面，我拿了這個文憑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還考了駕照什么的，為以后做準備。這些課都是周六、周日上的，平常還要上班，周末又要上課，有時候感覺有一點點累。但是還總是想堅持就是勝利，兩年時間很快的。問：好，那希望你的夢想能夠早日實現。我們的訪談快要結束了，您還想說點什么呢?答：想說的話就是一定要堅持學習，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學習、讀書是對人生以后的投資。由于家庭背景造成了農民工后來的劣勢，要靠自己的努力來彌補。農民工和城市市民是一樣的，都是人，只不過是出生的背景不同。在城市里有的時候不是別人在歧視他，而是自己沒有把握住機會。當年和我一起進廠的還有一個差不多大的男孩，他干了5年，還在最底層，最后走了。原因就是他的工作責任心不強，工作也不夠努力。所以我覺得農民工在城市里要自己相信自己，要比別人更努力，一定也能夠取得成就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社會是一個結構剛性的社會，個人的社會流動受到嚴格限制。一個現代的開放的社會，必定是階層間社會流動通暢的社會。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主要依靠先賦性因素，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更多的是依靠自致性因素。現代社會中，教育在個體地位獲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文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社會向上流動的通行證。我們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農民工通過教育和技能培訓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能夠更大程度地實現向上流動。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學習專業知識，比如在業余時間通過學習法律、外語等專業知識，獲得大專或更高的文憑，實現向上流動。二是憑借個人良好的個性品質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勞、踏實肯干等個性品質，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藝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機會，比如結識上層人士，理順“人脈”等。四是通過婚姻關系或者其他途徑。但從總體來看，真正實現向上流動并得到城市社會認可的農民工在總體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四、農民工的逆向流動對于農民工未來去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在城市還是回到農村兩個方面。從社會流動的角度看，我們把從城市回到農村的流動稱為逆向流動。白南生、何宇鵬的研究發現，近年來，因外地就業困難而返鄉的被動回流呈上升趨勢，因個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產生的回流呈下降趨勢，以回鄉投資為目的的回流僅占回流勞動力的2.5%。[9]我們在訪談中也發現，很多農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業，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幾年工，然后回家繼續務農，或者學門手藝回去辦企業當老板。[案例6]周某，男，20歲，四川省內江市資中縣茅庵鄉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開始外出打工。問：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遠留在城市里嗎?答：不愿意。問：為什么?答：因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業的話，沒有辦法，可能你連怎樣種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維持。如果是在農村，不管怎么樣，至少還可以種點東西吃，有土地，自己種自己吃。[案例7]男，38歲，北方人(籍貫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現在張家港市長橋鎮賣水果。訪談時在蘇州火車站候車廳接人。問：那您是準備長期在外面嗎?答：在我們北方有句話：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幾年，還是會回去的，這里畢竟不是家鄉。問：您沒想過把戶口落在這里嗎?答：沒有，我如果想辦法可以把戶口落下，是對我用處不大，家里的地也會被收回去，我覺得不劃算。小孩也不上學，要戶口意思不大。上述個案中，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還是經歷了很多風雨流動在城市就業多年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把回鄉作為未來生活的選擇。我們不禁產生一種疑問：既然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是一種向上流動，為什么還有很多人要回到家鄉呢?我們認為，農民工的逆向流動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盡管從農村流動到城市、從農業流動到城市就業是一種積極的向上流動，但是，由于農民工城市社會地位的獲得面臨諸多制度性障礙，造成他們社會流動的渠道僅僅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流動的單一化，而難以進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鄉就成為農民工重新獲取社會地位，實現地位轉移、贏得社會聲望的最好選擇。這種選擇不是因為農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諸多外部因素。五、結語在談論農民工問題時，很多研究者都把農民工的社會流動看作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種進步，是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力量。例如，鄭功成認為，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與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標志。白南生、何宇鵬認為，農村勞動力候鳥式的流動正是逐步實現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方式，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體制轉型的貢獻。透過農民工現象本身，凸顯出來的是中國固有的傳統農業社會結構和現代工業社會結構之間的體制矛盾。我們認為，農民工的社會流動需要積極的政策干預，這不僅是現實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也是事關中國社會結構發生質變的大計。為此，以下幾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1.農民工社會流動的制度化。通過對農民工社會流動的分析，可以發現，農民工的社會流動從自發的“民工潮”，逐步發展到依靠老鄉、朋友等強關系建立起來的鄉土性勞動力市場，再到政府有意識的組織和引導，大致經過了“盲目—有序—制度化”幾個階段。無論是從單純就業的角度考慮，還是從整體城市融入的角度考慮，加強針對農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訓，建立職業培訓制度，使之有組織地進入勞動力市場，是實現農民工社會流動制度化的重要舉措。2.農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如何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取消農民工的身份標簽?我們認為，農民的身份標簽不取消，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就是一句空話；農民的身份標簽不取消，針對農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臨下的同情和憐憫，而非保障基本權利滿足和實現社會公平的長遠舉措。取消戶籍身份制度，與公民基本權利相關的政治權利、就業權利才有了實現的可能性；取消戶籍身份制度，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障礙才能真正消除；取消戶籍身份制度，農民工融入城市后其社會地位的獲得才能得到根本保障。3.農民工的社會流動與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關于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選擇，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出過“小城鎮”理論，主張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大力推進小城鎮建設，實現農民“離土不離鄉”的城市化模式。當時的討論中，亦有發展大中城市、吸收外來人口的觀點。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似乎為中國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選擇的可能性。2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是，大、中城市規模越來越大，而就地發展非農產業、實現鄉村城鎮化的例證也不計其數。從長遠來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層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客觀事實，農民工的社會流動和回流，恰恰佐證了中國實現城市化道路絕不可能是單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發展模式。

商品經濟由來已久，人們對它也傾注了較大的關注。我們從小接受的理念就是，在商品的流通中遵行的是等價交換的原則，我們不必擔心商品交換中存在的其它因素的干擾。然而，一直被我們忽視的禮物的流動也是一種新興的經濟模式，研究它對于深刻理解世俗社會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一、農村社區中禮品流動的形式

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每個人的行動和語言都表示著不同的含義，禮物的流動更是淋漓盡致的反應了社會的復雜性。人們都說有著五千年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充滿著“人情味”的社會，這種“人情味”在農村社區中表現的更為強烈。在農村里，禮物的交換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親朋好友之間的禮物贈送

一個家庭中最重要的親戚莫過于父親的兄弟姐妹，母親的兄弟姐妹，所以這些人群的來往是最密切的，他們互贈禮品的頻率也是最高的。不管是逢年過節還是生日、喜事、喪事，都會“送禮”，且送的禮品在所有的禮品中是最好的。從家鄉的情況而言，這類人群在給這一“中心家庭”送禮時都會比較。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當家中有結婚、去世、考大學或蓋房子這類比較隆重的事情時，兩邊的核心親戚都會提前商量送出的現金額，父親這邊的所出金額在所有人中是最高的，也是高度統一的;母親這邊的稍微有些變化，至親送的金額會稍少，但金額的多少會根據與母親的血緣關系具體而分，多少不等。而一般的中、遠房親戚在這些重大的節日中也會無一例外的送出禮品或現金，數額根據彼此的親疏程度有所不同。然而，這種“送禮”行為并不是單向的，而是嚴格按照雙向的潛規則來運行，只要是對方此次送禮了，在適當的時候必定會“還禮”，如果“還禮”是現金，金額會等于或稍大于對方。這條規則在農村社區中是被嚴格執行的，除非是想切斷與對方的聯系，一旦出現這種狀況，對方下次將不會再“出禮”，而是讓曾經的關系破裂。

(二)村民(左鄰右舍)之間的禮品贈送

尊敬的劉書記、各位領導：

近年來，我鄉黨委、政府根據實際，把社會穩定工作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政法綜治、信訪穩定工作多次榮獲縣先進，并獲得了省、市一致好評。為進一步維護好我鄉和諧平安態勢，鄉黨委、政府不斷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在、、、等村強力推進“十無”創建活動，精心打造鄉治安巡防大隊，現就該兩項工作簡單江報如下：

一、以村為典型開展“十無”創建活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1、強化組織領導，加大宣傳力度，強力推進“十無”創建活動

組織領導是“十無”創建活動的關鍵，宣傳輿論是活動廣泛開展的助推器，為提高全鄉黨員干部主動參與“十無”和諧平安創建活動的積極性，確保活動取得實效。一是成立組織領導機構。成立了以鄉黨委書記為組長的創建“十無”和諧平安村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負責創建活動日常工作的開展，各村也成立相應組織機構負責創建活動的具體落實。二是制定實施方案，召開動員大會。

綜治辦召開專題會議制定實施方案，精心安排部署活動創建內容。4月下旬召開各村干部會，進行活動動員。同時充分利用有線電視、無線廣播、板報、標語等進行大力宣傳。村還創新宣傳方式，發揮村文藝隊的工作優勢，下組入戶，以豐富形象的文藝節目為載體進行宣傳廣泛。

摘要：戶籍制度是中國社會一項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戶口作為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憑據，對社會分層和流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后，中國的戶口還起不起作用，以及起著怎樣的作用？通過對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社會分層具有城鄉戶口差別和城市戶口等級差別并存的特點，戶口轉變和遷移的開放性程度與個人社會流動機會獲得有正相關關系。市場轉型雖帶來了較多流動機會，但戶口等級差別以及戶口對體制內流動所起的結構性影響依然存在。鑒于戶籍制度的強粘附性生成了社會差別，改革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戶口一元化和遷移自主化。

關鍵詞：戶口；戶籍制度；社會分層；流動

以戶口登記和管理為中心的戶籍制度，不僅是中國的一項基本社會管理體制，也是一項與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連的制度。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學就業、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戶口標準。戶籍制度的核心內容包括將公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時根據戶口轄地管理原則，對異地間戶口遷移實行嚴格的行政控制，這一制度安排通過對身份轉換和自主遷徙的控制，對中國社會城鄉二分結構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級差別現象的出現產生了重要影響。

如今，戶籍制度已經歷了多種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鎮自理口糧戶口及當地有效城鎮戶口改革、居民身份證制度試行、1990年代交錢辦"農轉非"的變相賣戶口，以及進入21世紀后的戶口一元化改革試點等。尤其在市場轉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村及城鎮人口開始流向大中城市，他們在那里以臨時工、合同工及農民工身份務工或從事著個體經營活動，其不正式遷移戶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實，讓人們似乎感覺戶口在今天已經無關緊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戶口有時又顯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學，大到個人仕途發展，本地戶口是獲得這些體制內資源的必要條件。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有了本地戶口并不覺得享有優勢，但反之則會遇到重重障礙。所以，目前戶口或戶籍制度改革問題作為一個社會熱點問題重新被提起，說明戶口在我們的社會還沒有淡出，戶口可能還在起作用。那么戶口究竟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又是怎樣起作用的？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這些作用是否還能歸屬正義？諸如此類的問題，從立法者到管理者、從學術界到普通民眾，已提出了這樣或那樣的觀點及建議，可謂眾說紛紜。因此有必要通過更為精確的實證研究，對這些問題做一階段性總結和前瞻性展望。

就戶籍制度的理論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結構論的框架下，討論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討戶口管理體制改革的技術性問題，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識性認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戶籍制度的整體社會影響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積極效應。

但是，戶口與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有何聯系？如何從戶籍制度變遷角度去認識中國社會轉型？中國社會結構究竟哪些已經變化了，哪些還沒有，以及變遷是如何發生的，變遷的效應又怎樣？對這些重要的社會學理論問題的回答，以往的戶籍制度研究則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經驗研究尤其是以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為基礎、深入細化的實證研究更為少見。因此，從社會分層與流動以及社會轉型的理論視角、立足于經驗數據分析的實證研究，將會有助于人們更深入、更精確地認識戶籍制度造成了怎樣的社會差別，以及差別是怎樣造成的。基于經驗研究的發現和理論認識，將會增加人們改造這一制度的決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這一制度的策略、路徑和方法。

一、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管理制度的現實意義

社會救助是指在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它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以市場機制為依托的社會保險制度的補充。[3]社會救助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目前，我國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困難戶救濟和“五保戶”救濟、災害救濟以及其他救濟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保障最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社會結構存在著兩種獨立體系，即“二元社會結構”①，因而造成了不具有“本市常住戶口”的流動人口(主體是農民工)不僅在工作選擇、子女教育方面，而且在養老、醫療、住房等收入和支出保障方面都享受不到城鎮職工應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數量眾多的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與他們為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完全不對稱，這是絕對不合理、不公平的，這種狀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顯得尤為觸目驚心。從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入手，拆掉構成二元社會保障結構的社會基礎，建立和完善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時期內是難以實現的，因此要分清輕重緩急，分步驟、分階段、有重點地逐步實施。而盡快建立針對流動人口遇到特殊困難情況下的緊急社會救助制度，應該是目前最迫切，也最為可行的政策選擇和制度建設。

首先，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具有很強的緊迫性和現實性。流動人口中的弱勢群體由家鄉來到城市，收入低、保障弱，脫離了地緣、親緣的社會支持系統，在城市時刻面臨著找不到工作、失業、財務丟失、傷病等風險，有時候還成為偷盜、詐騙、搶奪、傷害等不法侵害的對象；而且其中不少特殊群體面臨的風險更大，處境更為艱難，包括部分婦女、兒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員、殘疾人、流浪乞討人員、刑滿釋放后無家可歸人員、呆傻智障人員、走失人員、上訪人員、拾荒人員等等。這些人幾乎隨時都有可能面臨各種困境和威脅，很容易陷入身無分文、舉目無親、生活無著的境地。政府和社會的救助，能夠使其人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權益得到一定保障，有利于社會矛盾的緩解和人文環境的優化。

其次，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社會效益高，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意義重大。這種救助是在受助者最為難的時候雪中送炭，施以援手，在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中具有十分鮮明的兜底性特征。這種救助不但能夠維護特殊困難群體基本生活權益，而且能夠縮小貧富差距，緩和城鄉矛盾，協調社會關系，減輕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負面影響，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會風氣，進而促進社會的公平、公正，消除和化解部分社會矛盾，因而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相當多困難群眾難以獲得有效救助，困難得不到解決，就可能引發和加劇社會沖突，甚至影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

我國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已具有良好的基礎，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和時效性。我國政府中的民政部門是開展社會救助的主要力量。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救助管理辦法》)，自同年8月1日起正式實施，同時廢止了1982年國務院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標志著我國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制度正式建立。這是一項針對城市流動人口而設立的社會救助制度。將強制性收容遣送改為關愛性救助管理，建立以自愿受助、無償救助為原則的新型社會救助制度，是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救助管理辦法》實施以來，全國原有832個收容遣送站全部完成轉制，北京、湖南等省市新設立了救助管理站，截至2004年底全國共有救助管理站909個。據統計，從2003年8月1日到2004年11月30日，全國共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670404人。[4]目前，我國的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在法規制度、機構設施、經費渠道等方面都已經初具規模，在此基礎上逐步進行完善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摘要:隨著流動人口激增，大量學前流動兒童涌入城市，學前流動兒童因政策、福利保障機制等多種原因，仍屬于受忽視的群體。該文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在社會支持理論視野下分析3～6歲流動兒童早期教養的政府支持系統、群體支持系統和個體支持系統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并認為應協同社會多方面力量，形成社會支持網絡系統，才能有效解決學前流動兒童的受教育問題。

關鍵詞:社會支持；流動兒童；學前教育

1問題提出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城市開始出現大量流動兒童。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新公民計劃編著的《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指出，全國每6個人中就有1個處于“流動”之中。[1]學前兒童心智發展還不成熟，需要社會關注他們。對于學前流動兒童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他們受教育的問題，但要解決好眾多學前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需要與社會力量攜手合作。本文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探究影響學前流動兒童受教育的社會支持因素現狀，在此基礎上探尋改善學前流動兒童受教育的策略和建議。

2學前流動兒童社會支持的現狀與分析

2.1政府支持系統。學前流動兒童能否全部享受幼兒園早期教育、能否享受有質量和高水平的幼兒園早期教育需要國家的支持。《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等文件，提出要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2]但到目前為止，外來務工人員0～6歲子女接受學前教育仍沒有專門的政策。政府要從制定針對學前流動兒童特點的政策和形成社會輿論去解決3～6歲學前流動兒童“入園難”和“入園貴”的問題，保障學前流動兒童能夠接受與城市幼兒質量相同的公平教育。2.1.1上海市解決學前流動兒童受教育問題的相關政策。上海擁有數量龐大的學前流動兒童。為了解決學前流動兒童的入園問題，2008年，上海市教委、市農委、市人事局共同制定印發了《關于做好本市農民工同住子女學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以進一步規范學前教育管理，促進農民工同住子女學校改善辦學條件，滿足農民工同住子女接受學前教育的需要。目前，上海開辦了大量民辦三級幼兒園和看護點，招收的學前流動兒童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此后，上海市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2011—2013年）中，提出了“逐步滿足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園需求”的發展目標。然而，上海流動兒童入小學因梯隊賦權制度，不少適齡兒童因達不到要求需要超齡留在大班，不能順利升學。2.1.2北京市解決學前流動兒童受教育問題的相關政策。北京市也陸續出臺了《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和《北京市舉辦小規模幼兒園暫行規定》，將外來務工人員學前教育機構納入教育行政管理體系。2014年7月底，國務院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指出對非京籍隨遷子女入學問題的改革。這些政策和法規的出臺讓家長看到了希望，也增加了學前流動兒童入園接受教育的機會。2.2群體支持系統。群體是社會支持系統的主體之一且不受政府組織或指導。目前，群體支持系統對學前流動兒童的社會支持主要體現在幼兒園和民間力量組織的非正規群體。2.2.1幼兒園。目前，幫助學前流動兒童受教育的群體支持力量主要還是依靠幼兒園，但幼兒園的數量和條件還不能滿足所有適齡幼兒入園。首先，公辦園報名名額稀缺，會優先照顧本系統、本地區的孩子。非本市戶籍的適齡幼兒需要父母的《上海市居住證》，還需要七證和來滬人員隨遷子女申請就讀公辦幼兒園打分表，但錄取與否還需要視名額和打分情況而定。這就意味著在層層篩選后，學前流動兒童還是上不了公辦幼兒園。其次，民辦幼兒園是家長的第二選擇。但是我國民辦園還存在硬件設施條件差、師資隊伍質量不均衡、營利現象突出等問題。也有少數有大量資金投入和能保障硬件條件及師資力量的民辦幼兒園，但是其收費之高，不是外來務工人員所能承受的。2.2.2非正規學前教育。除了幼兒園，在解決學前流動兒童受教育的問題上，民間也有不少力量自發組織為促進學前流動兒童受教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北師大張燕的四環小組由大學生和研究生擔當志愿者組織孩子們的教育和游戲活動，以非正規形式為農民工提供育兒支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為了解決學前流動兒童無早教的狀況，在云南省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區開始了“公益幼兒園”的有益嘗試。青島市城陽區流亭街道投資100萬元建立流動兒童“愛心幼兒園”，這是青島第一所專門服務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愛心幼兒園”并且按照市級示范標準建設，同時幼兒園的保教經費主要來自政府補貼。[3]2.3個體支持系統學前流動兒童的個體支持系統主要依靠其家庭，父母的學歷水平和對學前流動兒童所提供的情感支持、經濟支持都是影響其教育的重要因素。2.3.1父母自身學歷水平。學前流動兒童的父母大多文化水平較低。調查發現,流動兒童父母學歷大多低于本地兒童父母。[4]而學歷在深圳、上海等地入戶是可以加分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中明確提出了流動人口想申領《浙江省居住證》，除要有穩定工作、無犯罪記錄等條件外，還必須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2.3.2情感支持。學前兒童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幼兒時期的孩子正處于依戀父母、需要情感陪伴的階段。但是學前流動兒童的父母大部分工作忙碌，沒有時間與幼兒進行親情上的情感交流。大部分學前流動兒童的父母只是在下班回家后與幼兒進行日常的談話，對于和幼兒一起玩親子游戲、講睡前故事等深層次的交流互動就更少了。2.3.3經濟支持。據調查，流動人口主要從事的工作是較為簡單的體力勞動，他們的收入一般較低，有70%的調查對象月工資在500～2000元之間。[5]良好的經濟支持是幫助幼兒接受教育的前提之一，有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可能無法承擔民辦幼兒園的收費標準，對于購買學習材料、電子產品以及報名興趣班更是無力承擔。

論文關鍵詞：社會流動現代性自覺

論文摘要：本文是關于蘇北濱海縣農民社會流動的個案研究，在問卷調查和大量訪談資料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心理論假設，即蘇北濱海縣農民在不斷的社會流動過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現代性，現代性的獲得又反過來支配他們更理性的流動。

一、研究背景:區域農民社會流動的視閾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外出流動人口迅速增多。蘇北濱海縣農民也大規模的向蘇南等地涌人，與中國其他地區農民不同的是，濱海縣農民一直就有向外流動的傳統。經過多年的社會流動，今天的濱海縣農民已發生巨大變化，很多人通過多年打拼在擴展經濟資本的同時也增加了自身的社會資本。

近年來，江蘇省政府開始將部分重點工業向蘇北轉移，由此帶動了蘇北建筑、服務等行業的發展。蘇北地方政府也積極拓寬渠道吸納資金、技術，不僅向大企業招商引資，還經常邀請本土流出在外的“流動精英”回鄉參觀，并通過大眾傳媒召喚在外流動農民回鄉參與建設。地方政府此項舉措主要考慮的是在外流動農民經過十至二十年的發展，不僅擁有較高的技術，而且在思維觀念、心理狀態、社會視野等方面也更趨向現代性，這對于發展地方經濟所需成熟的勞動力和沖擊傳統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具有雙重的現實意義。流動農民出于對擴展自身利益的考慮也積極響應地方政府的召喚，近年來出現的“鄉土回流”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二、個案材料的選取與簡單統計

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人才流動愈加頻繁。影響人才流動的因素有薪酬水平、工作類型、晉升機會、組織管理、地域環境、社會保障、教育水平等。社會保險作為社會保障的核心部分，其服務對象正是社會成員中最重要的部分——勞動者。本文從我國現階段并存的多元社會保險模式進行剖析，闡述其對人才流動的影響。

一、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存在的客觀事實

社會保險，是以國家為主體，在勞動者暫時或永久喪失勞動能力，或在喪失生活來源的情況下，通過立法手段，運用社會力量，給予勞動者一定程度的補償，使之能繼續享有基本生活水平，從而保證勞動力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正常運行，保證社會安定的一種制度。社會保險由國家立法推行，參加者定期繳納保險費，建立社會保險基金，具有權利和義務相統一、風險分擔、和衷共濟的特點。多元社會保險模式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客觀事實。多元化主要體現在：一是社會保險項目的多元化，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險包括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是不同項目的保險還包括多種類型，如基本養老保險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三是不同地區計算社會保險待遇的多樣性，如基本養老保險計算退休待遇時，使用的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多樣性，又比如醫療保險存在住院結算起付標準的不同和報銷比例的差異。多元社會保險模式是在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舉措。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保險的建立和完善，基本實現了現階段勞動者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底線需求：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生有所助、傷有所扶、困有所幫。但必須清醒認識到，現階段的多元社會保險模式，依然是以發揮保障勞動者的最基本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實現目標，具有典型的“兜底線、廣覆蓋、建機制”特點。正是基于不同類型、不同區域社會保險模式的差異，不同地區之間、同一地區內的不同類型組織之間的人才流動，總是受制于不同的社會保險模式的限制。多元社會保險模式是經濟社會發展不發達階段的過渡選擇。現行社會保險模式，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過不斷改革與完善建立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保障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受城鄉二元社會模式、機關事業企業組織模式、國有外資合資私營企業多元樣式、東中西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等影響，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伊始，就走了一條循序漸進的路子。以養老保險改革為例，基于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現狀，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創新是圍繞適應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適應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進行的，改變過去單一層次的國家層面的養老保險制度，各省市積極著手建立以企業自愿為原則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即鼓勵建立企業年金，鼓勵個人自愿為原則的個人補充養老保險，充分發揮商業保險對社會保險的補充作用。

二、人才流動中的社會保險價值考量

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對不同地區之間的人才流動影響較大。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人才流動整體呈現“高走”和“東南飛”的大趨勢，一是農村流向城市，縣城流向地市，地市流向省會，省會流向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二是大的風向就是“西北風”，人才向東向南集聚。當然，吸引人才“高走”和“東南飛”的首要因素絕非是當地的社會保險及其體現的價值。但是，在人才的回流過程中，作為人才的個體自然會掂量，以東南相對發達地區為基準參照物，與中西部老家所在城市進行方方面面的比較。此時，兩地之間差異化的社會保險便成為考量因素之一，以養老保險為例，基本養老金水平有差異，保障程度有差別，天平再一次傾斜，心理上的落差和實際的差距，客觀成為影響人才回流的一種阻礙。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對同一地區不同類型社會保險模式之間的人才流動影響明顯。同一地區內人才在不同社會組織之間的人才流動，社會保險的價值考量和權重對比，就現階段而言，具有相對較高比重。以人才在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流動為例，倘若是從企業流向機關事業單位，一般較少考慮社會保險問題；如若是從機關事業單位流向企業，對于個人而言，考慮社會保險問題較多，養老保險方面，企業是否有企業年金；醫療保險方面，是否有補充醫療保險。出現此類情況，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不同的社會組織之間實施了不同的社會保險模式，且存在價值差異。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對不同年齡結構的人才流動影響不同。對社會保險因素重視程度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年齡層次越輕的人才沒有家庭負擔或相對較輕，而且有更多的職業晉升和向上發展機會，在職業流動時更多傾向于選擇薪酬水平高、崗位鍛煉多、晉升機會大，而較少考慮社會保險因素。而年齡較大的人才流動時，“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負重會使其更多考慮社會保險因素，而對工作晉升和崗位鍛煉考慮相對較少。

三、展望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