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農民工社會流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深圳、蘇州、北京、成都四個城市的個案訪談資料表明：農民工城市社會地位的獲得受到諸多制度性障礙的限制，主要表現在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農民工主要通過教育和技能實現向上流動，而逆向流動則是他們面臨城市社會排斥的一種無奈選擇。[關鍵詞]農民工；社會流動；地位獲得；向上流動一、問題的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改變，階級階層關系也有了很大調整。以兩大階級為基本單元的二元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城鄉二元板塊逐步瓦解。特別是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走出農村，進入城市打工。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認為，目前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事實上，農民工已經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群體。近年來，國內學者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流動非常關注。李培林認為農民工的流動具有三重含義：一是在地域上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較發達地區的流動；二是在職業上從農業向工商服務等非農產業的流動；三是在階層上從低收入農業勞動者階層向其他較高的職業階層流動。李強從職業流動的角度考察了農民工的初次與再次職業流動情況，認為農民工的職業流動和工作變動較為頻繁，農民工初次職業流動后職業地位普遍上升，農民工的再次職業流動地位變化微小。王春光認為，社會關系網絡成為農民工得以流動的主要社會機制，強關系有助于農民工獲得信息、經濟和精神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卻難以使他們實現更大的社會地位的“躍進”和提高，這也是農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動上的一個主要原因。國外學者對社會流動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個較為龐大和固定的研究領域。在有關中國社會流動問題的研究中，邊燕杰從總體上考察了中國1980年以來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狀況，認為市場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崛起，使得過去以城鄉分割、工作單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類這些制度化區分得以瓦解，社會流動幾乎成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幾百萬農民現在工作(在非正規部門)和生活在城鎮。趙耀輝以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為例，考察了移民網絡(migrantnetworks)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角色，通過回歸分析證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經驗的移民對于后來的移民具有積極和重要的影響。在社會流動研究中，一般根據流動的方向，把社會流動分為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根據社會地位獲得的穩定情況，分為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我們認為，從地位獲得的穩定情況看，目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主要是代內流動；從流動方向看，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主要是從城鄉二元分割的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流動，帶有向上流動的意義。概括起來，目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有以下幾個特點：(1)從自發性流動逐步向制度化流動過渡。從整體來看，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最初是純粹自發性流動，近年來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引導，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會流動。(2)就業狀態的不穩定性。流動農民工主要是在城鎮的第三部門就業和流動就業。(3)不受地域和戶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動。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工與城鎮體制內的職工相比，在人身依附關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們的流動往往不受戶籍和身份檔案關系的制約。本文以描述研究為主，試圖通過對農民工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城市地位獲得等方面個案資料的分析，考察農民工社會流動的特點和影響因素。本文的資料來源于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合作完成的“中國農民工社會保護研究”課題的調查資料。課題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間，對深圳、蘇州、成都和北京4個城市的2600余名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對109個農民工進行了個案訪談。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調查的個案訪談資料，對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情況進行定性分析。二、農民工的城市社會地位獲得社會分層的經典理論認為，個人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是由多個維度決定的。韋伯(M.Weber)強調了階級、地位和黨派(或者權力)這些維度。地位維度對社會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對于這一點，韋伯強調，地位群體傾向于圍著他們自己劃一個圓圈，來限制地位群體內部親密的社會互動、婚姻和其他關系。這樣，地位群體就發展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等級”。農民工流動到城市以后，雖然自身經濟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們面臨著新的環境適應與城市融入的問題。農民工這些農村社會的精英流動到城市以后，面臨著在城市社會分層中尋求自身地位的問題。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體傾向于劃一個圓圈，來限制外來人口的城市融入。這個圓圈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社會排斥，成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制度性障礙。這些制度性障礙表現在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戶籍身份制度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長期以來，在城鄉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下，城市和農村形成了兩個相對隔離的社會。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形成兩種差異很大的生活方式。農民要想改變其生活方式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中，在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是不可能的。市場經濟雖然瓦解了戶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戶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消除，“市民”和“農民”仍然是區分社會等級的一個重要標準。農民工的社會排斥首先表現在戶籍身份歧視上。[案例1]男，30歲，未婚，四川省白沙縣人，小學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進城務工。問：實際上，他們還是看不起你們，對嗎?答：其他的人對我們還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對你打工仔，對你這個農民哪，不是看成一樣的人，是分成兩樣人，你是打工的始終是打工的，你是農民始終是農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還以下。[案例2]女，34歲，已婚，甘肅省涇川縣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進城打工。理發店女工。問：你覺得農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嗎?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覺得你是農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視的。在社會群體的構成關系中，地緣關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連接方式，地域認同是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在外出流動的過程中，除了戶籍身份排斥外，農民工還面臨著從農村向城鎮、從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案例3]男，42歲，已婚，陜西省咸陽市乾縣薛錄鄉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開始外出務工。物業管理員。問：您在廣東也呆過，現在又在蘇州，您與當地人打交道多嗎?答：唉!我的一個最大的感覺是，廣東人有一種排外的心理。為什么說他排外呢?因為很多企業在招人的時候，都有一個附加條件——講白話的優先，或者有的企業干脆就只要會講白話的。這個條款就使很多外來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認為廣東是有歧視的?，F在正在推廣普通話，您廣東人學普通話學不會，反過來要其他人去適應你，這是沒有辦法的。[案例4]男，30歲，已婚，江蘇省鹽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軍人。1998年開始外出打工，已累計在外打工7年。問：上海您去過嗎?答：去過，我去過一次。排外的。打個電話，明明一個市話，公用電話，我不知道，你就客氣一點兒跟我說這個是市話，講話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農民工的社會排斥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戶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種延續。通過訪談我們發現，農民工對社會生活和文化認同等方面的排斥反應強烈，而對經濟(勞動力市場)排斥則沒有太多的怨言。當然，這并不表明沒有經濟排斥，而是農民工自身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農民工進城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與城鎮勞動力“搶飯碗”，他們所從事的也大多是城鎮勞動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極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城鎮勞動力寧肯享受國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也不愿就業，而農民工則更多從事著勞動力市場上那些不被人們看好的職業。三、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途徑社會流動理論認為，個人地位的變遷與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關。個人出生以后的社會流動受兩類因素的影響：一是天生的因素，二是社會的因素。但是，現實社會中遺傳性繼承(geneticheritage)要弱于社會性繼承(socialheritage)。如果個人天生的智力因素對于個人的社會位置來說更重要的話，社會流動就高。如果個人的培育決定于其父母的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話，社會流動就低。農民工的向上流動受先賦性因素影響較少，在流動過程中，個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決定其向上流動的主要因素。[案例5]男，29歲，江西省黎川縣人，高中學歷，某日資企業職工。1997年南下深圳，在該企業工作已經8年，目前已經從一名普通的一線工人晉升為人事主管。問：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您一路晉升的過程?答：我剛進這個公司時作了3個月的清洗工，3個月以后，我被轉去模具制造部門，負責6臺工具的維修。當時內部招聘技術員是需要考試的，考試之前還要部門領導寫聯絡書，我當時并不知道有這個考試，所以就沒有申請?？荚嚹翘欤铱吹皆S多跟我一樣的年輕人拿著筆去考試，當時我正在干活，我感覺機會來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跟著去考試了，結果我考了第2名，但是內部考試要求筆試第一。由于我的主管對我的印象特別好，給了我很高的評價，我也就因為為人好當選了。問：那您進了這個部門之后怎么樣呢?答：進去了之后也同樣很吃苦。在我來之前我的活是由兩個男孩分擔的，他們干了兩年還只是技術員，而且又累，就不干了。我進去之后頂他們兩個人的活，工作量特別大，當時車間里的溫度達到40多度，每天干完活都汗流浹背，跟洗了澡一樣，非常累。我一邊維修設備，一邊學著裝卸材料，我又學會了開叉車，還考了駕駛證。我干活很賣力，得到了上司的賞識，他們向日方的老板反映了我的表現，幾個月以后，我被提升為班長，又在這兒干了1年。問：您被提升為班長后最大的收獲是什么?答：最大的收獲是薪酬增加了，但是責任增大了。再有就是與同事和上級接觸的機會多了，能讓更多的同事了解我，了解我的優點和缺點。問：那您接下來又換了工作嗎?答：是的，1999年到2001年，我被調去給國外的產品下訂單，負責組織對外催貨、聯絡，也負責班組溝通、質量檢查。問：那個時候您的工作已經從工人走向管理崗位了吧，您滿足嗎?答：感覺很滿足，但是心里想還要往上爬(神采奕奕地笑)。問：然后您成功了，是嗎?答：是，2001年11月1日，我進入了公司的總寫字樓，負責管理6個部門。問：您自己也說了，您的學歷不高，那是什么因素使您成功的呢?答：我來自農村，本身的條件并不好，到城市里發現我學的東西既不是我的特長，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我就決心一定要學習，給自己充電，不斷地向上爬。問：那您都進行了哪些充電活動呢?為什么要求自己不斷學習呢?答：我正在攻讀“安全管理工程”專業的大專文憑，要兩年以后才能拿到。我想沒有大學文憑，要想往高處發展是不可能的。長江后浪推前浪，畢業生越來越多了，競爭也越來越強。現在公司員工的工傷意識越來越強烈，各個企業都需要有專門的人才控制、管理這方面，我拿了這個文憑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還考了駕照什么的，為以后做準備。這些課都是周六、周日上的，平常還要上班，周末又要上課，有時候感覺有一點點累。但是還總是想堅持就是勝利，兩年時間很快的。問：好，那希望你的夢想能夠早日實現。我們的訪談快要結束了，您還想說點什么呢?答：想說的話就是一定要堅持學習，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學習、讀書是對人生以后的投資。由于家庭背景造成了農民工后來的劣勢，要靠自己的努力來彌補。農民工和城市市民是一樣的，都是人，只不過是出生的背景不同。在城市里有的時候不是別人在歧視他，而是自己沒有把握住機會。當年和我一起進廠的還有一個差不多大的男孩，他干了5年，還在最底層，最后走了。原因就是他的工作責任心不強，工作也不夠努力。所以我覺得農民工在城市里要自己相信自己，要比別人更努力，一定也能夠取得成就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社會是一個結構剛性的社會，個人的社會流動受到嚴格限制。一個現代的開放的社會，必定是階層間社會流動通暢的社會。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主要依靠先賦性因素，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更多的是依靠自致性因素?，F代社會中，教育在個體地位獲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文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社會向上流動的通行證。我們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農民工通過教育和技能培訓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能夠更大程度地實現向上流動。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學習專業知識，比如在業余時間通過學習法律、外語等專業知識，獲得大?；蚋叩奈膽{，實現向上流動。二是憑借個人良好的個性品質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勞、踏實肯干等個性品質，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藝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機會，比如結識上層人士，理順“人脈”等。四是通過婚姻關系或者其他途徑。但從總體來看，真正實現向上流動并得到城市社會認可的農民工在總體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四、農民工的逆向流動對于農民工未來去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在城市還是回到農村兩個方面。從社會流動的角度看，我們把從城市回到農村的流動稱為逆向流動。白南生、何宇鵬的研究發現，近年來，因外地就業困難而返鄉的被動回流呈上升趨勢，因個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產生的回流呈下降趨勢，以回鄉投資為目的的回流僅占回流勞動力的2.5%。[9]我們在訪談中也發現，很多農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業，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幾年工，然后回家繼續務農，或者學門手藝回去辦企業當老板。[案例6]周某，男，20歲，四川省內江市資中縣茅庵鄉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開始外出打工。問：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遠留在城市里嗎?答：不愿意。問：為什么?答：因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業的話，沒有辦法，可能你連怎樣種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維持。如果是在農村，不管怎么樣，至少還可以種點東西吃，有土地，自己種自己吃。[案例7]男，38歲，北方人(籍貫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現在張家港市長橋鎮賣水果。訪談時在蘇州火車站候車廳接人。問：那您是準備長期在外面嗎?答：在我們北方有句話：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幾年，還是會回去的，這里畢竟不是家鄉。問：您沒想過把戶口落在這里嗎?答：沒有，我如果想辦法可以把戶口落下，是對我用處不大，家里的地也會被收回去，我覺得不劃算。小孩也不上學，要戶口意思不大。上述個案中，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還是經歷了很多風雨流動在城市就業多年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把回鄉作為未來生活的選擇。我們不禁產生一種疑問：既然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是一種向上流動，為什么還有很多人要回到家鄉呢?我們認為，農民工的逆向流動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盡管從農村流動到城市、從農業流動到城市就業是一種積極的向上流動，但是，由于農民工城市社會地位的獲得面臨諸多制度性障礙，造成他們社會流動的渠道僅僅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流動的單一化，而難以進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鄉就成為農民工重新獲取社會地位，實現地位轉移、贏得社會聲望的最好選擇。這種選擇不是因為農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諸多外部因素。五、結語在談論農民工問題時，很多研究者都把農民工的社會流動看作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種進步，是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力量。例如，鄭功成認為，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與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標志。白南生、何宇鵬認為，農村勞動力候鳥式的流動正是逐步實現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方式，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體制轉型的貢獻。透過農民工現象本身，凸顯出來的是中國固有的傳統農業社會結構和現代工業社會結構之間的體制矛盾。我們認為，農民工的社會流動需要積極的政策干預，這不僅是現實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也是事關中國社會結構發生質變的大計。為此，以下幾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1.農民工社會流動的制度化。通過對農民工社會流動的分析，可以發現，農民工的社會流動從自發的“民工潮”，逐步發展到依靠老鄉、朋友等強關系建立起來的鄉土性勞動力市場，再到政府有意識的組織和引導，大致經過了“盲目—有序—制度化”幾個階段。無論是從單純就業的角度考慮，還是從整體城市融入的角度考慮，加強針對農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訓，建立職業培訓制度，使之有組織地進入勞動力市場，是實現農民工社會流動制度化的重要舉措。2.農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如何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取消農民工的身份標簽?我們認為，農民的身份標簽不取消，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就是一句空話；農民的身份標簽不取消，針對農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臨下的同情和憐憫，而非保障基本權利滿足和實現社會公平的長遠舉措。取消戶籍身份制度，與公民基本權利相關的政治權利、就業權利才有了實現的可能性；取消戶籍身份制度，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障礙才能真正消除；取消戶籍身份制度，農民工融入城市后其社會地位的獲得才能得到根本保障。3.農民工的社會流動與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關于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選擇，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出過“小城鎮”理論，主張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大力推進小城鎮建設，實現農民“離土不離鄉”的城市化模式。當時的討論中，亦有發展大中城市、吸收外來人口的觀點。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似乎為中國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選擇的可能性。2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是，大、中城市規模越來越大，而就地發展非農產業、實現鄉村城鎮化的例證也不計其數。從長遠來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層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客觀事實，農民工的社會流動和回流，恰恰佐證了中國實現城市化道路絕不可能是單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