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會問題是社會學上的一個特定稱謂。社會問題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問題，泛指一切與社會生活有關的問題，狹義的社會問題特指社會的病態或失調現象。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問題一般取其狹義所指。

二、社會問題新聞的特性

社會問題新聞的特性是和社會問題的特征和新聞特性的有機疊加。社會問題具有普遍性和變異性，復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壞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會問題信息一旦通過大眾傳媒傳播開去，新聞的表征便會顯現出來，使社會問題新聞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

(1)社會性

新聞是社會生活的記錄，所有的新聞信息傳播一定程度上都帶有社會的印記，無論這種社會性是強還是弱，是顯在的或是隱藏的。但社會問題新聞與一般的新聞相比，其顯示的社會性無疑更加強烈、明顯和昭然若是。

摘要：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各種社會問題紛繁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多變、復雜的社會問題現實給我們的社會問題新聞寫作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文在詳細介紹了社會問題新聞特性之后，從三個方面詳細探討了新形勢下社會問題新聞寫作的宏觀把握。

關鍵字：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新聞寫作宏觀把握

一、引言

社會問題是社會學上的一個特定稱謂。社會問題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問題，泛指一切與社會生活有關的問題，狹義的社會問題特指社會的病態或失調現象。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問題一般取其狹義所指。

二、社會問題新聞的特性

社會問題新聞的特性是和社會問題的特征和新聞特性的有機疊加。社會問題具有普遍性和變異性，復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壞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會問題信息一旦通過大眾傳媒傳播開去，新聞的表征便會顯現出來，使社會問題新聞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金融危機引發的社會問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和建議進行闡述。其中，金融危機引發的社會問題從失業加劇、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大量的工人失業、城鄉調查失業率遠高于登記失業率、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問題是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社會矛盾增多,社會沖突加劇、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從而導致失業人數大量增加進行論述。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和建議從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就業乃民生之本,是關系國民切身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就一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一般是正相關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會保障是促進社會安定團結、使社會發展進入良好循環的社會穩定機制的調節機制進行論述。本文對金融危機引發社會問題解決有著參考指導的意義。

一、金融危機引發的社會問題

(一)失業加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大量的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城鄉調查失業率遠高于登記失業率。中國社科院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稱我國城鎮失業率已經攀升到9.4%,中西部地區的失業率超過10%,其中大中城市失業率約10.1%。而在這龐大的失業大軍中,又以農民工和大學生最為嚴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全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機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今年共有2500萬農民工就業面臨很大壓力。除了農民工就業面臨困難之外,大學畢業生等新進入勞動者群體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據教育部的統計,從需求方來看,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周期的影響,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有明顯下降,就業崗位嚴重不足。

(二)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收入差距問題是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體制之后,由于社會勞動力流動性提高,經濟社會越來越融入全球體系,新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興起,高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低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導致勞動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而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城鄉差距。中國社科院最近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過去的17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2007年,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已降為36.3%,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3.1%,后者比前者高近7個百分點;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差高達近萬元。加上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大量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失業,必然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城市是人口和社會經濟活動高度集中的場所。現代城市正以較快的速度發展，據報道，世界城市人口正以每周100萬的速度增長，如果保持現在的發展勢頭，到2050年，將有65億人生活在城市，超過今天世界的總人口。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結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據歷史資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現至少已經有五千年歷史，工業化以來城市化速度不斷加快，這個過程表現是兩個形式：一個數量的增多，第而是人口規模的擴張。所以以往都是農業世紀，從21世紀全球真正進入城市化世紀。

國內外城市發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負兩個方面效益：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能夠集約利用土地，能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時能夠促進教育、健康和社會服務的進行，因此很多專家都是非常主張中國應該走大城市圈的道路，他們出于大城市圈的理念正是跟城市化正面效應相結合。據他們所預測，中國在未來的10年左右，每個城市圈將聚集兩到三億人，這樣就能把中國大部分人口集約到沿海地區，置換出我們內地的土地和資源。這也是我們城市報告的一個設想。

另一方面城市化又給我們帶來很多負面東西，主要就是一系列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對我們的人們健康也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主要表現三個方面：一個城市氣侯的變化；另外環境污染，包括水、空氣、噪音、固體廢棄物污染等等，二、淡水、化石的污染；三、伴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城市中也出現了許多的社會問題，例如就業、人們婚育觀念的變化、家庭暴力、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使得人口數量、質量、結構分布與城市社會經濟協調發展，顯得非常重要。

隨著社會階層構成發生的深刻變化，社會觀念也有碎片化的現象，即原有的社會階層經由社會觀念達到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生了某種斷裂，社會觀念的利益化和個體化傾向明顯，過去圍繞改革方式、路徑和方向而產生的左與右、激進與保守、自由與權威之間的觀念分野，已經被圍繞關鍵性社會問題而產生的新的陣營組合所取代。今后，社會觀念的沖突將圍繞著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健康、環境等具體的社會問題展開，隨著問題的變化，爭論的陣營也不斷重新組合，這是社會觀念沖突發生的一個新變化。

一、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

1、就業問題

摘要：通過對貴州省農村空置宅基地基本情況進行問卷調查和實地訪問，獲得了詳實的調研資料，在此基礎上，分析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空置宅基地社會問題對貴州社會經濟文化產生的不利影響，據此提出幾點建議。以期對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生態環境保護、民族團結和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產生些許建設性的意義。

關鍵詞：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空置宅基地；社會問題

農村宅基地屬農村建設用地，農村空置宅基地是指宅基地荒置（無建筑物）、宅基地上建筑廢棄或建筑物無人居住若干年以上的農村宅基地[1]，這是學者界的解釋；國家相關法律對農村空置宅基地規定見于1995年國土資源部頒布的《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52條規定空閑或房屋坍塌、拆除兩年以上未恢復使用的宅基地，不確定土地使用權。已經確定使用權的，由集體報經縣級人民政府批準，注銷其土地登記，土地由集體收回。本文所講的農村空置宅基地偏向于學者界的解釋，因為其范圍涵蓋比法律規定的要寬泛。貴州農村山川秀美，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底蘊豐厚，發展山地旅游經濟有著得天獨厚條件，旅游經濟收入占貴州經濟收入占有一定比重，所以貴州的鄉村治理相對于其他省份更為重要。鄉村治理涉及軟硬件的治理，農村空置宅基地問題直接影響鄉村的硬件條件的改善，間接影響鄉村軟件文化的繼存，因而分析并解決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空置宅基地問題尤為重要。

一、對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空置宅基地調查的基本情況

經過對貴州黔西南和黔東南的兩個縣6個村莊調查得出，每個村莊都有20%以上的住宅呈現空置狀態，空置時間3—10年不等，有的甚至超過15年之久，造成空置的原因主要兩大種：第一農民工長期外出務工定居外地；第二隨著農村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農村建房熱潮不斷興起，但由于宅基地管理制度落后，政府部門對農民建房缺乏引導、規劃與管理，任意選址建房、任意空置宅基地現象層出不窮；調查發現有些少數民族聚居區（如黔東南的凱里地區）其具有傳統建筑特色的老房子連片廢棄，景象讓人唏噓、心生悲涼；因貴州典型山區的地理屬性，農村房屋90%依山而建，錯落不齊，新居舊房雜混一起，村容村貌受到很大的影響；調查還發現：一方面，近九成的村民對“自己”的空置宅基地怎樣處理態度并不明確，基本都是持棄之可惜留之無用的放之任之的態度，政府、村集體無具體宅基地騰退措施；另一方面，面臨分戶的新生代農民普遍無宅基地建房，申請宅基地也毫無門路，村集體或地方政府也沒有采取相應措施幫這些需地農民取得宅基地，宅基地大量空置與宅基地需求緊張形成一對強烈矛盾。

二、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空置宅基地社會問題產生的不利影響

中國共產黨第**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全面分析了形勢和任務，研究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如下決定。

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取得了重要進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不懈努力。黨的**大以來，我們黨對社會和諧的認識不斷深化，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決策部署，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的成效。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擁有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種有利條件。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同時，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我們仍將長期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綜合國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政治長期保持穩定。同時，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特別要看到，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我們黨要帶領人民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健全；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摘要」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房地產市場已發展起來，房地產的買賣、租賃等行為日趨活躍，由此也產生了為數不少的房地產糾紛案件。此類案件現已構成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存在的新情況、新問題很多，亦有多年以來未徹底解決的老問題。筆者結合審判實踐，對其中的幾個常見問題做了調查分析，在此略抒己見。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房地產市場已發展起來，房地產的買賣、租賃等行為日趨活躍，由此也產生了為數不少的房地產糾紛案件。此類案件現已構成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存在的新情況、新問題很多，亦有多年以來未徹底解決的老問題。筆者結合審判實踐，對其中的幾個常見問題做了調查分析，在此略抒己見。

一、預售商品房按揭

按揭是英語"MORTGAGE"一詞的粵語音譯，是一種擔保方式，指在樓宇建筑期內，商品房預購人將其與開發商（預售方）簽訂的《商品房預售合同》中預購人所應擁有的全部權益作為貸款的抵押物抵押給銀行，同時商品房預售方作為貸款擔保人，并保證銀行為第一受益人，如預購人或擔保人未能依約履行還款責任或擔保義務時，銀行即可取得預購人在《商品房預售合同》內的全部權益，以清償其對銀行的所有欠款。

預售商品房按揭是一種特殊的擔保方式，銀行為按揭權人，預購人為按揭人，擔保人一般是銷售商品房的開發商。預售商品房按揭與抵押有相似之處，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抵押。一般抵押權的標的是債務人提供的、其自己享有所有權或經營權的財產。而在商品房按揭期間，商品房實際上并不存在，按揭人無法取得所購商品房的所有權，他向按揭權人提供的擔保是在將來某一時間取得樓宇的權利，它是一種期待性利益，而非以實體形式存在的樓宇。商品房按揭的出現將期待性利益引入抵押標的范疇，豐富了我國傳統抵押標的理論的內容。

預售商品房按揭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政策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工具”，［1］當前我國社會是一個深受公共政策影響的社會。而任何公共政策的產生，不能不說都是由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當社會問題出現時，公眾總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并促使其采取相應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過政策輸出的形式實現對社會問題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認為是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基本路徑，是政府實現對社會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論及公共政策時，基本都強調其對社會問題消解的功能和價值。然而，在實踐過程中，隨著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續執行，我們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公共政策也是社會問題產生的顯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會問題的同時，又制造次生社會問題的例子在我國普遍存在。例如，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為了防止草場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場承包”政策，在執行后卻出現草場資源碎片化的現象，難以實現對草場的統一管理，導致草場的進一步退化和沙化;隨著我國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的執行，我國“失獨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結構”的出現使得家庭的養老問題逐漸凸顯;我國城鄉二元戶籍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流動人口管理問題和“三留人員”問題逐漸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除此之外，我國一些旨在消解社會問題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現了引起新的社會問題的現象，如收入分配政策與貧富差距問題、城市化與“城市病”問題、產業政策與環境問題、土地政策與失地農民問題等等。可見，公共問題的產生與公共政策生成之間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從公共政策視角看待社會問題的成因，這不僅能夠拓展我們原有對社會問題“何以形成”的知識圖譜，也能夠使我們更謹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蘊含的風險。當前我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中對此還未充分重視。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基于當前我國公共政策的實踐活動，審視和反思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剖析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政策緣何又會引致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而對此必須要從社會問題是如何被納入我國政府的公共政策議程以及如何轉化為公共政策內容以及如何被執行的政策過程中去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把握社會問題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輸出中被不斷建構起來的或者是隱性蘊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當前我國社會問題解決的政策路徑

隨著我國社會的改革變遷，尤其是進入轉型時期以來，社會發展逐漸觸及深層的體制和制度弊端，社會矛盾不斷摩擦升級，同時科技進步給社會公眾生活帶來的未來不可預知性也不斷增強，這使得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存在的風險和威脅呈現遞增趨勢，宣告著我國風險社會的來臨。在風險社會中，社會問題突破了傳統邊界，變得更加紛繁復雜。傳統意義上我國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危害性后果，社會公眾通過感官是能夠自我體察和認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夠被每個遭受其后果的社會個體所定義，也容易被處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識，如失業問題、住房問題、犯罪問題等;而我國非傳統意義上社會問題的出現，社會公眾對其危害性的知覺就很成問題，“完全超出了人類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賴于相應的專業知識才能夠發現其存在并判斷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專業知識積累的限制，有些非傳統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危害也可能不會及時和完全地被意識到，即出現了社會學家貝克所說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轉基因問題、放射性問題和霧霾問題等。當前，我國社會問題就是傳統社會問題與非傳統社會問題的重疊交織，加劇了社會的可治理難度。總體來看，社會問題是“公眾的問題，即不是個人的困擾，而是社會中許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煩”，［4］這意味著社會問題的存在導致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戰。基于此，解決社會問題就成為了社會公眾普遍認可的必然選擇。但是由于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危害是群體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會公眾或是漠不關心或是有限參與，而身處危害之中的社會公眾則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夠，這都決定社會難以聚合足夠的能量實現對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在代議制的治理語境下，社會公眾多仰仗政府機構這種“集體保護網”來應對各種社會問題。經過社會公眾的不滿、社會利益集團的呼吁、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以及社會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社會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升并演變為社會熱點問題，促使政府加以解決。而政府中的精英們最為習慣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將社會問題納入政策路徑的解決過程中來。

二、政策過程視角下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

政策過程要經歷政策議程設立、政策方案設計、政策方案抉擇、政策方案輸出、政策方案的執行、政策方案的調整與終結等階段。政策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可能成為制造新的社會問題的環節。一直以來，我國的政策過程明顯呈現出“黨政主導”的傾向和態勢，這是黨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國謀求發展和穩定過程中不斷確立和強化的結果。建國后，面對地理差異大、民族構成多樣、發展程度低且地區差異高、社會秩序不穩等經濟社會變革的現實基礎，以黨政為核心的治理結構成為了推動我國改革變遷的最強動力，也是改革變遷得以穩定開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黨政為核心的治理結構在我國所取得的驚人發展成果，這使得我國的改革變遷逐漸慣性地依賴于黨政力量。而作為推進改革變遷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黨政主導”政策過程的局面。因為這樣，在我國的政策系統中，對于一個社會問題的認知和解決，往往體現出這樣的特點:不僅是從純粹的知識和技術層面進行的，強調對社會問題的知識和技術干預，而是還要兼顧政治因素的考量;不僅受制于社會各方力量博弈結果的影響，而且更多地還體現著黨和國家的意志;不僅融入著公共倫理關懷，而且更受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治理思維的影響。政策議程的設立是公共政策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即對社會問題的界定并將其納入政策議程的階段，是社會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的過程。反言之，“政策問題建構就是對社會問題進行認識和管理的過程。”［5］由于社會問題的紛繁復雜，因而必須要對進入政策系統的社會問題準確地進行界定，避免在相應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問題建構錯誤”。若社會問題在界定過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錯誤，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隱藏著政策風險，進而衍生出新的社會問題。而要準確界定社會問題，首先必須基于客觀事實對其進行審視，包括對問題的成因進行歸總、對問題的惡性程度進行判定、對問題的消極后果進行確認以及對問題解決的前景進行預期等。可以說，脫離以客觀事實作為社會問題界定的基礎，那么問題就可能被改變，或被夸大或被縮小，甚至是被隱匿起來，尤其對于非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更是如此。實際上，政府往往具備更多地知識和技術優勢能夠準確把握社會問題的全貌，而普通的社會公眾則缺少基本知識和技術途徑的支撐，而在尋求知識和技術幫助時又因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棄，這往往導致有關社會問題的客觀事實被政府所左右。建國后，我國一直片面把“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和“穩定壓倒一切”作為指導一切改革發展的重要參照標準，并成為了決定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關鍵指標，進而不斷內化成為各級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追求的“元目標”。因此，在政策過程中，當所認為的社會問題的解決與所追求的“元目標”相互沖突時，各級政府官員在界定社會問題時就會故意忽視或隱瞞社會問題的惡性程度，或者回避有關社會問題的關鍵信息，其意圖就在于即使存在社會問題也不會對經濟發展構成阻礙，同時也不會因為引發社會的高度不安而導致社會的不穩定。雖然具有知識和技術力量的政府體制外的專家學者以及具有問題意識及信息傳播聚集能量的新聞媒體同樣是問題界定的參與者，能夠補充和修正政府對社會問題的客觀事實的界定結果，但是在“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中政績觀扭曲的黨政領導在問題界定上卻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掌握著社會問題建構的話語權，這使其難有發揮作為和影響力的空間。基于此，對社會問題本身的“建構錯誤”基礎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強人意的。一直以來，我國各級政府關于環境問題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關環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發現就是基于經濟發展的考慮而對環境問題不夠重視的結果，忽視了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導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難以發揮真實作用。另外，要準確的界定社會問題，還必須要基于社會價值的角度對其進行詮釋。“事實追問”決定社會問題的客觀狀況，而“價值追問”則決定看待和解決社會問題應該擁有的立場。從應然層面來說，在社會問題的界定中，必須要從社會價值角度對其進行審視，這直接決定著政府是否站在社會公眾的立場來建構“他們的”問題，是否重視社會問題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并關注社會問題解決的社會意義，使得社會問題的界定最終能夠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價值追問。而在社會問題界定中社會價值的生成，不僅需要政府本身的價值自覺，更需要社會公眾能夠在問題界定中具備表達其價值立場并且不被忽視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國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中社會公眾對于社會問題的界定往往處于被“邊緣化”狀態，政府在問題界定中過大的權能導致其更多偏重從政治價值、經濟價值和管理價值的角度來決定對待社會問題的立場，而社會價值在各種價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視掉了。可以說，對于社會價值的忽視也是導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會問題出現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國城市外來人口問題所形成的外來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為弱勢群體的外來人口在問題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價值的角度對城市外來人口問題進行認知，將其更多地與影響社會治安聯系起來，卻忽視了外來人口的基本權利保障問題，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標多是針對對外來人口的管制。隨著政策的不斷執行，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和平等就業等逐漸成為了不斷被討論和關注的社會問題。政策方案的設計、抉擇與輸出是政策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包括對解決社會問題各種備選方案的提出、從備選方案中抉擇唯一的解決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會公布等政策環節，可以將其統稱為公共政策的制定階段。政策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就是決定運用各種政策資源形成對社會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的過程。要探討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為何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就需要從過程維度的決策程序和結果維度的具體政策內容中進行分析。決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證政策質量的前提。猶如社會問題界定階段一樣，我國在公共政策制定階段同樣呈現出“黨政主導”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產生相應的公共政策，對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認定往往是由政府單獨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風險評估主體，當政策存在嚴重的社會風險時，難以通過“社會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對其進行糾正。目前，雖然在制定公共政策過程中采取了聽證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體操作中卻存在著“對聽證會的動員宣傳不夠、聽證事項及相關信息透明度不夠、有可能被利益集團的成員不恰當利用、聽證的臨時性和隨意性大且對聽證意見缺乏成熟的回應制度等問題，聽證會易于走過場，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階段，由于決策程序的諸多不合理，常常導致有些政策風險在制定過程中沒有被發現或被重視，甚至是在明知有風險的前提下政府仍將其付諸實施，而這樣的政策一旦被實施，政策風險的存在就成為了制造或者擴大一些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內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質量的關鍵。面對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往往會形成不同的備選方案，這些備選方案是面向該社會問題的不同的解決思路和策略，其內容呈現出針對該問題解決的不同的價值取向、資源投入、預期收益以及政策彈性等。對于備選方案的抉擇過程，就是對每個備選方案的利弊進行權衡后進行選擇的過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員的價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質等原因導致所抉擇的方案并非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與社會公眾的長遠利益相背離的，這樣的政策出臺就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也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政策方案的執行、政策方案的調整與終結是政策過程的最后階段，是與公共政策制定階段相對獨立但又相互銜接和依賴的階段，是將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諸實施，實現對社會問題解決的過程。隨著政策的不斷執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斷得以呈現和釋放，而經過實踐證明一些政策方案雖然通過執行過程逐漸實現了對目標社會問題的解決，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階段的認知局限而出現未能充分預測和考慮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階段的價值偏差所忽視或放任的一些潛在的隱患和后果，在執行過程中又不斷衍生出諸多新的社會問題;而一些政策方案則由于在執行過程中的偏離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從應然層面上來看，當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同時伴生新的社會問題時，基于政策現有的“收益—風險”的綜合評估，必須對政策的可行性進行重新審視。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形成的“風險等級高且可控性弱，同時社會公眾對后果容忍度逐漸變弱時”，［7］這樣的政策就必須及時進行調整甚至終結。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卻是:諸多被執行的公共政策，雖然早已經被人們發現與一些社會問題形成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且未來繼續執行所形成的問題風險將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調整或者終結在很長時期內始終沒有實質性進展，政策依然在持續執行。為什么會如此?合理的解釋是，在“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中政策調整或終結的權力普遍掌控在黨政主體手中，黨政主體對政策效果的評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價值立場是判斷或決定政策是否調整或終結的依據。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當黨政主體認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時，往往會利用科學和技術專家關于一項公共政策的綜合評定報告或是統計數據為政策繼續執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撐，向公眾傳遞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并沒有他們想象中嚴重。在價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學和技術的神圣武裝之下，科學和技術專家關于政策風險的“結論”往往使人不能質疑，甚至是利益受損的政策對象在“結論”面前也開始懷疑自己價值要求的正當性，這就使得政策得以繼續執行。然而，當“價值中立”的科學和技術面對“不能摒棄掉價值判斷”的公共政策時，讓科學和技術理性完全排擠掉價值判斷，讓科學和技術專家的話語權掩蓋和取代政策對象的話語權，對政策看似客觀性的評價實質上就不夠客觀了。更何況是，有時科學和技術專家受制于黨政主體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對政策的評判或是統計數據也并不能完全呈現出政策的所有“事實”，而只是服務于黨政主體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缺少話語權的政策對象，對于政策的調整或是終結始終是一個局外身份，社會問題隨著政策的持續執行而不斷惡化。

摘要：從政治角度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不僅是一種政治要求或工作部署，而且其背后有著深刻的邏輯理路，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深化和創新。從歷史邏輯看，馬克思主義從誕生到與各國實踐相結合的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政黨一直將政治工作作為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從理論邏輯看，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觀點、立場在新時代的運用、發展與創新。從現實邏輯看，其堅持了問題導向、目標導向，是統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現實所需，是實現百年奮斗目標的政治要求。

關鍵詞：經濟社會問題；邏輯理路；政治經濟學

一、歷史邏輯：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演進的生命線

從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到列寧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實踐相結合，再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相結合，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后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都十分強調用政治眼光看待和處理重大社會經濟問題。在這樣一個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政黨一直將政治工作作為經濟社會工作的生命線。

（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用政治眼光觀察分析經濟社會問題的探索

1.馬克思、恩格斯樹立了用政治眼光分析觀察經濟社會問題的典范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期，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社會生產力超過了過去所有世代創造的生產力之和，資本主義打破了舊的封建國家機器，聯通了整個世界市場，與過去的世代相比，這是人類的進步。但是，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恩格斯卻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必然被共產主義所取代的重大政治命題。這個結論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站在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的根本立場上得出的結論。通過這種分析，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以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的方法論。即立足社會矛盾分析社會問題，找出社會利益的最大關切，馬克思、恩格斯得出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式，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每個人將實現自由全面地發展；立足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確了社會變革的價值立場。同時，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指出了“路”和“橋”的問題，也指出了引領這樣一個社會的變革，需要革命的方式，需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來組織、領導革命。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確立了共產主義社會這個遠大的政治目標，確立立足于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這個根本政治立場，強調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作為政治領導力量，而遠大的政治目標、堅定的政治立場、堅強的政治領導力量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的鮮明特征。2.列寧對用政治眼光分析處理經濟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入實踐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用政治眼光分析經濟社會問題還在理論層面探討，那么，列寧則將這一理論通過俄國革命引向實踐，并在實踐中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經濟觀進行了繼承和發展。十月革命前，俄國理論界對于在落后的、發展不平衡、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小農俄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存在著極大的爭議。自由民粹主義者宣揚“主觀社會學”，鼓吹英雄，而蔑視群眾，否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斷章取義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俄國“經濟主義者”對經濟斗爭盲目崇拜，認為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進行自發性經濟斗爭[4]。列寧站在政治的高度對這些錯誤理論進行了批判，指出俄國的革命是人民群眾的革命，不是少數政治家的革命，要“從資產階級制度本質中必然產生的出路，這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5]列寧進一步指出，“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這就指出了2022年2月領導俄國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是無產階級政黨，代表的必然是無產階級的利益，體現了列寧以政治眼光分析社會革命問題的原則和立場[6]。針對盲目崇拜經濟斗爭的觀點，列寧指出這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立場，“根據經濟利益起決定作用這一點決不應當作出經濟斗爭（等于工會斗爭）具有首要意義的結論，因為總的說來，各階級最重大的‘決定性的’利益只能通過根本的政治改造來滿足”[7]，并提出把經濟斗爭、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有機統一起來。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用政治眼光觀察分析社會經濟問題主要體現在如何用政治眼光評價俄國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歷史貢獻，如何選擇過渡時期的道路以及政策問題。列寧以靈活的政治眼光分析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合理性的問題，對“歷史誤會”論予以有力回擊，認為那些污蔑俄國十月革命的教條主義者根本不懂“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勢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8]。這就從政治敏銳性、政治靈活性、政治創造性的高度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維護了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針對過渡時期的政策和道路選擇問題，列寧主張把政治原則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做出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過渡。面對國內對“新經濟政策”的曲解，列寧從政治角度進行了批判，確立了政黨決策要符合實際，要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重要的政治原則，這體現了一種政治膽略、政治勇氣以及政治擔當。

摘要：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業的發展前景一派大好，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給旅游管理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成為旅游行業進一步發展的桎梏。下面，筆者將和大家一起探討旅游管理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解決的方案，使旅游管理更加規范，從而促進旅游行業的良好和諧發展。

關鍵詞：旅游管理；社會問題；生態平衡；可持續發展；治理措施

1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

（1）旅游發展與生態保護不協調過去，很多旅游資源地在開發時，人們一味追求經濟效益，沒有生態保護意識，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方式，使得資源開發和自然生態平衡產生消極影響，兩者之間出現沖突，其中最嚴重的就是人們的大不合理開發破壞大自然的生態平衡。當今，旅游業并不是理想中的“無煙產業”，沒有污染，人們在客觀的經濟效益的驅使下，往往會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豐厚的經濟效益會造成生態自然環境的損壞，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也在逐漸地被侵占，城市建設破壞了旅游整體環境的和諧美。（2）旅游經營管理的水平較低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旅游企業也是越來越多，但是這些企業規模比較小，大都是個體經營，沒有雄厚的實力，管理水平較低，其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并且，我國很多旅游地的管理模式還是處于計劃經濟時代，不能適應市場競爭調節模式，經營權和所有權不相分離，導致旅游資源的開發效率低下，管理不規范，制度不完善，職責不明確，市場競爭不公平，管理系統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這無疑加大了主觀管理難度，降低了客觀專業性。我國省市各個旅游協會都屬于群眾組織，相關的政府部門只是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但是旅游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脫節現象，造成旅游協會在監管過程中不能起到真正的調節內部矛盾的作用，從主觀上，不愿意去管理，不敢去管理，也不會管理。不能實現其調解和協調的作用，因為，旅游協會在社會上的認可度逐漸下降，使其處于被動和擱置的狀態，間接影響了旅游行業的發展。（3）旅游在線營銷方法滯后隨著科技的發展，信息化的普及，旅游業的管理營銷也隨之網絡化，逐漸向在線化趨勢發展，從當下營銷現狀可以看出，雖然在網上訂購機票、車票、門票的人越來越多，但是由于網絡發展還不完善，在線營銷還會出現很多的問題。第一，并不是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技術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第二，網絡營銷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其安全性不能保障；第三，在線營銷服務水平還需提高；第四，各個旅游網站的設計缺乏特色，不能標新立異；第五，缺乏專業的在線網絡營銷人才；第六，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導致在線營銷行為缺乏約束力，不能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2旅游管理問題的主要治理措施

雖然近幾年旅游業發展非常迅猛，但管理問題和社會問題也突顯出來，為了使旅游業管理機制更加完善，市場秩序更加規范，管理更加有序，緩解并解決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保證旅游業的良好發展，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了一些相關的解決措施。（1）將旅游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新《旅游法》的正式頒布和實施，旅游業的不良風氣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各個地區存在著差異性和特殊性，在實際旅游管理中，新的問題層出不窮，也有部分頑疾非常棘手，惡性違法侵害旅客權益事件時有發生。所以，在《旅游法》的規制下，各個地區旅游景點還需要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立法部門適時出臺《旅游法》的實施細則。積極響應《旅游法》的相關精神，讓《旅游法》真正成為人們旅游的保障，以促進旅游業的規范化和有序化，為有關部門的依法監管和游客的出行以及旅游企業的合法經營提供法律上的保障。（2）逐步完善監督，明確管理的相關責任因為旅游業管理工作比較繁重，存在的社會問題復雜而棘手，因此，需要把內、外部監督機制有機結合起來，賦予旅游協會一定執法權，并建立專門的政府旅游執法部門和執法隊伍，高效率地解決旅游糾紛，處理突發案件或者群眾投訴，共同維護旅游市場秩序，在景點上還可以設立管理委員會，使旅游管理服務體系更加完善，為游客和旅游企業營造一個安全、規范、有序、和諧的旅游環境，以促進行業的整體健康發展。（3）科學規劃，實現旅游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不管是在開發旅游資源的過程中，還是在旅游管理的過程中，都要提倡綠色旅游和生態旅游的新理念，提高游客的環保意識，遵循自然規律。在一些節假日，我國各個景點都會迎來旅游高峰期，但是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在管理上忽視了景點能夠承受的旅客容量，不但破壞了優美的環境，還降低了景點的服務質量，所以，要想真正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一定要做到科學規范和管理，積極倡導可持續發展理念，以保障旅游業的良性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旅游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高，間接地帶動了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對于擴就業、增收入，促進生態環境改善等方面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