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朱熹哲學“既是生命哲學，也是深層的生態哲學”。本文從生態倫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朱熹對生態倫理產生的原因、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在自然中的功用和行為實施等方面的觀點，挖掘其哲學體系中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精華，以期為當前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倫理依據和思想資源。

論文關鍵詞：朱熹；生態倫理思想；現代啟示

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是一種全新意義的倫理學說，它研究人類對待生態環境的道德態度和在生態中人的行為規范準則，最終目的是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以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從生態倫理學的角度而言，朱熹哲學“既是生命哲學，也是深層的生態哲學”…，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本文從生態倫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朱熹哲學體系中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精華，以期為當前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倫理依據和思想資源。

一

眾所周知，倫理道德的產生發展與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類才能從關注個人的生存發展權力擴大到關注世間一切有生命的物體的生存權力。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倫理是人類由關注自身生存進而以惻隱之心推及世間眾生的終極結果。從這個角度看，朱熹對“仁”說的闡釋，正是立足于生態倫理的產生原因上來說明的。

朱熹仁說的核心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所謂“仁者，心之德”，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故語心之德，雖其意攝貫通無所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日仁而已矣。請試論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貞，而無所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朱熹繼承了二程“天地以生物為心”的觀點，認為天地之心，其德包括元亨利貞，以春夏秋冬的秩序運行。而人之心，此德是心之全德，包括仁義禮智四德(四性)，而仁統包四德。所謂“仁者，愛之理”。朱熹指出：“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作仁，仁卻是無形影；既發后，方喚作愛，愛卻有形影。”朱熹以為仁是愛之體，愛是仁之用，兩者是體現體用關系的統一整體；仁因愛而存在，脫離愛談仁，仁呈現無形影之狀；愛是仁的根本表現，離開仁的支持，愛不復存在。這種仁中之愛是一種廣泛普遍的、由人及物的理性之愛，這既是人類道德層次提高的體現，也是人類實現生命價值的一種情感需要。

【內容提要】中國佛教的生態倫理思想主要是“緣起性空”的生命現、“依正不二、萬物一體”的整體觀、“泛愛萬物”的博愛現、“眾生平等”的平等觀。認真學習、研究、總結這些寶貴的思想，對我們解決生態危機有重要的啟示。

當今世界，科技高度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但是過度的開發和掠奪也使人類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環境污染嚴重，溫室效應使全球變暖，河流、海洋污染，森林面積銳減，人口爆增。生態危機已不再是哪個人、哪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人類亟需解決而又十分棘手的問題。為了實施可持續性戰略，人類不僅用法律、政治等手段而且用生態倫理道德來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佛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源淵流長，博大精深，有豐富的文獻資料，其中包含許多寶貴的生態倫理思想。認真研究、總結這些寶貴的思想，對我們解決生態危機有重要的啟示。

佛教起源于印度，進入中國并獲得發展大約是在公元一世紀（西漢末期）。隨后在中國獲得巨大發展，并與中國玄學合流，因此出現了佛學的中國化。中國佛教核心依然是緣起論。它認為，萬事萬物都是諸條件和合產生的，在宇宙中沒有不變的實體，條件是在不斷變化的，事物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在佛教中，“緣起”一詞的含義，是指現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種種條件和合形成，不是孤立的存在。佛陀的弟子阿說示說：“諸法因生者，彼法隨因滅，因緣滅即道，大師說如是。”（《大正藏》卷3,P876），“因緣”就是事物產生的原因、條件，萬法由條件而生，由條件而滅，超越了條件性，就是涅pán＠①得道。在此，因是引生結果的直接、內在原因；緣則是外在的起輔助作用的間接原因，這樣，因緣又被稱為“內因外緣”或“親因疏緣”。因緣的聚散導致了事物的生滅，佛教稱之為因緣集、緣生、緣滅、緣起。《雜阿含經》說：“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大正藏》卷2,P12）因緣起故，萬物無常無我，現象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佛教稱之為“空”。當然，佛教概念的“空”并不是沒有，不是絕對意義的無，只是說“云何即空，并從緣生，緣生即無主，無主即空。”（《摩訶止觀》卷一）這里，“緣生”，即因條件和合而成的事物。佛教認為：“佛法所提示的‘緣起’世間眾生相依相存的道理……逐漸成為現世建立生態倫理規范的基本原理。”[1](P17)

由于“緣起說”把整個人生和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看作是因緣和合而成，也就是說，小至微塵，大至宇宙，旁及一切生靈，包括人類都是多種原因、條件和合而生，即一切事物都是互為條件、互相依存，這樣整個世界都是瞬息萬變的，而這就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因此，佛教認為萬法無常無我，在這個世界上獨立不變、自我存在、自我決定的實體是不存在的，任何東西都是相對的、暫時的。因此，佛教要求人們破除對事物包括生命的執著，以“無我”的胸懷應對大千世界，打破人自身的優越感和在世界上的優先性，以求得解脫。日本著名學者阿部正雄評價佛教建立在無我基礎上的解脫說是反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是宇宙主義的。他說：“佛教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見解可以提供一個精神基礎，在此基礎上當今人們所面臨的緊迫問題之一——環境的毀壞——可以有一個解決方法。作為佛教涅pán＠①之基礎的宇宙主義觀點并不把自己視為人的附屬，更準確地說，是從‘宇宙’的立場將人視為自己的一個部分。因此，宇宙主義的觀點不僅讓人克服與自然的疏離，而且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又不失卻其個性。”[2](P247)

佛教一貫的追求就是對整體、大局的把握。佛教認為，任何事物，都只在整體中方可確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如同一束蘆葦，相互依賴方可聳立。為論證其整體性的概念，佛教發揮直覺思維的優勢，提出了“全息”的思想，通俗地說，就是個體和整體的完全融通，佛教喻之為“芥子容須彌，毛孔收剎海”。芥子、毛孔是十分微小的，而須彌、剎海則意味著寬廣，這就表明，任何小的事物，都蘊含了宇宙的全部信息。在中國佛教中，天臺宗和華嚴宗將全息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

天臺宗從“性具”的角度闡釋了這一思想。“性”就是指法性、真如，或者稱之為本、理、體；“具”指具有具足。“性具”則是指世界上的每一事物，本來具足大千世界的一切本性。智yǐ＠②提出的“十界互具”、“一念三千”均體現了全息的精神。“十界互具”是指世間的“六凡四圣”（即地獄、惡鬼、畜生、阿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十界）中的每一界都互相具有其他九界，因此，一切皆平等互具，共具善惡。在此前提下，又作了充分的發揮，十界互具，共有百界。而法界又與三種“世間”互具，一法界具十法界，三十種世間，于是就有了三千種世間。智yǐ＠②認為，三千種世間中的每一法都自然具足其他諸法。而人的一個念頭，也就具足宇宙全體三千世間，因此稱為“一念三千”。“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大正藏》卷46,P54）

道家思想認為由“道”生出天、地、人等宇宙萬物。道教主張“道法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認為“天道”與“人道”是一致的，同時主張“歸真返樸”的人生宗旨．其中具有若干有價值的合理因素。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在很大程度上均是人為因素所引起的。

是人性的異化所導致的結果。道教的生態倫理思想，給人類提供了發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來愈顯其獨特的價值，值得認真研究。

一、問題的緣起

生態環境的惡化是人類自身所造成的。要想擺脫這種危機走出困境，還要靠人類自身的醒悟和能力去加以解決。這其中除了靠發展科學技術、調整社會結構以及對自然保護實行立法之外，還必須從價值取向的角度重新審視與檢討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在20世紀中期，人們為了珍惜和善待自己所生存的外在環境，而創造了生態倫理學這門應用學科。它試圖借助道德手段來緩解人與自然的矛盾、取得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1923年德國人施韋澤在他的《文明哲學：文化與倫理學》一書中指出，由于現代技術經濟實踐的破壞性后果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所以應當尋找科學措施、法律措施，同時也尋找道德措施去禁止人們對自然的一些做法。人類應當從自然的全局出發來認識自己與自然交往行為的正當與否。至此．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形成。盡管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科學誕生于20世紀中期，但這并非意味著生態倫理思想是現代人的專利。實際人類文化的傳統中，尤其是在中國老莊道家文化傳統中就存在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雖然這些生態倫理思想是樸素的、直觀的，但卻為現代生態倫理學的萌動，做了良好的文化鋪墊。

道家的生態倫理思想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它的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整體觀念之上。通過“道”的范疇體現出來。“道”是道家哲學的核心范疇。在老子看來，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而道就是這個整體的本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因此，“道”是“天地之始一萬物之母”。

科技倫理學的建構

20世紀6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倫理學正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包含一系列分支學科、邊緣分支學科的學科群組。科學技術倫理學作為介于科學技術學與倫理學之間的交叉性邊緣學科，作為應用倫理學、職業倫理學的新興分支學科，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后果的日趨凸顯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熱切關注。1．對科技倫理學學科理解的分歧(1)從學科演進的發展規律看楊懷中在《科技倫理學研究之內涵》中指出，科技倫理學是科學技術學與倫理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門交叉學科［14］，所以，對科技倫理學進行研究要聯系科技的倫理本質、科技發展與道德進步的互動。(2)從研究學科生成建構上看楊懷中指出，就研究科技道德現象而言，科技倫理學既有職業倫理學的一般性質，又有自身的特殊規定性。它實質上是一種職業倫理學。劉則淵和王國豫認為:“科技倫理學并不等同于職業倫理學和責任倫理學。要達到技術的和諧目的，必須從技術的決策、創造、生產、傳播、使用各個環節，從技術的工程過程、經濟過程、文化過程各個方面，對技術進行社會建構;這不只是工程人員的責任，而且也是社會各界的共同責任。這是一種基于技術社會建構論的技術倫理觀。”［15］還有一些學者主張:技術倫理是對高技術發展中出現的倫理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一套倫理法則或規范，進而發揮駕馭、控制和引導技術發展的作用。王國豫和劉則淵等人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倫理道德的正確引導”［16］，“甚至有必要對科學研究，特別是對一些高新技術的應用作倫理上的評價，或給予一定的制約與引導”［17］;認為“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防止其濫用，不讓潛在的危害轉變為現實;另一方面有助于科學研究認清自身的局限或某種不足，以便及時糾偏補納，改善其理論與技術”［15］。(3)從學科關注的研究領域看科技倫理學起源于倫理學的應用，即科技中的倫理問題，是一種應用倫理學，研究的是具體科技領域中的道德問題。有學者認為，科技倫理學就是以科學技術為控制對象的科學技術控制論。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標準來建構科學技術的未來走向，可能會使人們對科技倫理學的存在產生質疑。謝懷建、王貴明在《科技的倫理與倫理的科技》一文中指出:“倫理對科技的規范與限制可以有效于一時而無法維護長久。相反，科技對倫理的作用與影響才是根本的、決定性的，持久而深遠的。”［18］2．科技倫理學建構的必要性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和技術活動都承載著一定的價值，技術和倫理密切關聯。可是，當前國內大部分學者對是否有必要建立科技倫理學及其與其他一般倫理學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上產生了一些爭議，甚至一些對立的觀點。眾所周知，“科技本身是否存在倫理問題”決定了科技倫理學能否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成立。甘紹平說:“如果不能對科技本身有無倫理之問題做出一個肯定的回答，則科技倫理這一概念及由這一概念所代表的這門學科就不成立。”［19］(1)國內有些學者認為沒有必要建構科技倫理學在孫道進看來，研究科學和技術的倫理問題，就是“科學技術的倫理化”問題，因此“抽象的烏托邦主義”的“科學技術倫理”易導致科學技術的停滯與消亡，這對于科學技術本身恰恰是非人道的、不倫理的。另外，“科技倫理”的價值訴求與其執行后果相反，正形成“科技倫理”悖論。孫道進說:“科技本身是否存在倫理問題仍是個問題，而科技領域的職業倫理又不能視為科技倫理學成立的要件，那么，我們只能這樣說:科技倫理學，它是一門難以成‘學’的‘科學’!”［20］(P60～61)因此，孫道進對建構科技倫理學的必要性持否定態度。王國豫在《技術倫理學的理論建構研究》中認為“謝懷建、王貴明、廖小平等人將技術倫理學的作用理解為對科學和技術的限制和阻礙，指出技術倫理無法阻擋科學技術的發展。既然阻擋不了，就應該任其自然發展，其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到時候自然會得到解決，因為倫理必然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正如現代社會對安樂死從拒絕到接受的轉變一樣。”［15］(2)大部分學者認為有必要建構科技倫理學目前，大部分學者承認技術倫理學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關于技術倫理的研究對象還存有一些爭議，或者定位于“探尋科技人員在其科技活動中是否涉及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涉及倫理道德問題”或者定位于“對倫理的預見性”和對“技術的導向”［21］。楊懷中認為技術倫理學應包含三項內容: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它需要研究技術與倫理道德的關系;作為一種職業倫理學，它需要研究科學技術道德現象;作為應用倫理學，它還需要研究具體科學技術領域中的道德問題［22］。張小飛認為科學技術倫理學應該關注技術的負面效應;同時他指出技術倫理學具有廣泛性、差異性以及復雜性。他在《現代科技倫理問題表現及特征的哲學探究》一文中對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認為科學技術這種在許多人看來“無所不能”的特性促使了人類物質欲望的不斷膨脹，人對物質欲望的不斷追求與科學技術相互促進，構造了一個“物化”的世界，使人的生命價值帶上了濃重的物化色彩。物質財富的占有和享用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重要參數，追求自由的生命價值服從于對物質利益的價值追求，在進化和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人的創造欲望和潛能，人的生命的精神價值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被消解，這顯然背離了人的自我實現的初衷［23］。江雪蓮認為:“科技倫理學研究的是如何使倫理道德要求內化為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整體性倫理機制，使社會的決策程序的設定或社會結構的調整符合倫理道德價值的要求，與其說科技倫理學專注于研究個別境遇下的個體行為選擇，不如說它更重視通過各種方式在社會普遍討論和廣泛交流的基礎上反復權衡、比較，而選擇的普遍性的社會行為模式;科技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由于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緊迫問題，對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往往是生死攸關的課題，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只能在不同的利益權衡、不同的價值判斷與抉擇中通過各種商討和探索不斷地推進問題的解決”［24］。

我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研究現狀

當前，我國正致力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倫理學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者在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頗豐，推動了近現代應用倫理學的不斷前進。但在中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國內的學者對于中國古代的科學思想和科技道德挖掘較少，關于技術“雙刃劍”以及生態等日益嚴重的問題，并不是在現代社會才出現的。即使在原始社會也不例外，生態問題在狩獵經濟時代也已存在，據史料記載，我國在夏代就有在春夏季節禁止任意捕殺小動物和砍伐森林的禁令，由此可以推斷那時就有因為無節制的開發自然資源的行為而危及人類生存的現象。所以，當今的學者有必要對中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史進行梳理和研究。徐少錦主編的《科技倫理學》是國內較早涉獵古代科技倫理思想起源、形成和發展的專著。書中詳盡的論述了中國遠古神話中所包含的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的一致以及中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萌芽等信息。另外，在他發表《中國傳統工匠倫理初探》中，將官營工匠制度性倫理準則歸納為遵行程度、毋作淫巧、物勒工名和工師效功四個方面。《管仲及其學派的科技倫理思想》一文中指出管仲及其學派在生態倫理、工匠倫理等方面具有卓越的見解。《中國傳統師德及其現代價值》在勾畫傳統師德產生與發展脈絡的基礎上，概括出六大師德規范。《孔子科技倫理思想探析》中認為孔子具有求真殉道的治學倫理、知德統一論與無神論傾向、惜生愛物的生態倫理與資源倫理思想以及將自然美與倫理美結合起來的比德教育方法，這些思想對中國傳統科技倫理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對當前科技倫理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國內一部分學者對中國古代科技倫理的某些領域進行了較為細致的研究。例如，何兆雄在《中國醫德史》中把扁鵲的醫德品格概括為“認真負責，不顧個人得失”、“隨俗為變，不避風險”、“謙虛謹慎，不圖名利”、“反對鬼神迷信，宣傳群眾，相信醫學”、“防微杜漸的預防思想”五個方面。［25］是一部專門研究中國科技倫理思想史的分支學科發展史的專著。該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中國醫德起源與形成的寶貴資料。陳萬求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蘊藏著博大精深的生態智慧，從宏觀上看，這些生態倫理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底蘊、“萬物平等”的生態價值取向以及“節用愛物”的生態倫理實踐。并提出這些思想盡管帶有某種樸素的直觀或頓悟的性質，卻都是人類生態倫理智慧的一部分，具有“奇跡般深刻”，值得我們今天在深入探討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價值時認真分析和汲取。［26］楊明亮在《農業科技道德》一書中闡述了神農氏和后稷的神話傳說中所包含的農業科技倫理萌芽，認為農家的農業技術高尚品格，是農學家職業道德思想的雛形。［27］(P52～55)王前的《中國科技倫理史綱》，是我國第一部論述中國倫理思想史的專著，該書沿著工程技術倫理、環境倫理、醫學倫理和學術倫理四條主線，敘述了從先秦至現代科技倫理思想的發展，認為先秦時期是我國科技倫理的萌芽和成長的時期。并指出后來人們的各種科技倫理觀念和道德行為，都與先秦時期科技倫理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聯系。該書還提出了“以道馭術”的概念，即技術行為和技術應用要受倫理道德規范的駕馭和制約。徐朝旭在《中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一書中指出:中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禁忌、生產祭祀禮和神話。先秦時期，一部分的禁忌和生產祭祀禮轉化為具有科技倫理屬性的禮。遠古神話折射出原始先民在探索和改造自然中形成了某些道德品格和精神特質，它們是中華民族進入文明時代以后的一切科技道德的原發點。先秦時期，科技倫理形成的歷史條件已經具備，一般道德原則開始應用到科技倫理領域，產生了一些科技倫理范疇，個別科技人員的科技道德品格初步養成，這些都是科技倫理形成的顯著標志。全書通過對古代科技人員活動的探討，歸納出中國古代主要科學倫理規范和技術倫理規范，分析了儒家文化對古代科學倫理形成的影響，比較了儒家、墨家和道家的技術價值觀。全書深入研究了農耕文化時間觀的形成及其科技倫理意蘊，認為農耕文化時間觀是在農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調節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時間觀念系統。此書還闡述了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的文化淵源、現實原因、科學前提、哲學前提和主要內容。［28］盡管國內學者對中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史的研究仍算是一個比較薄弱的領域。但是他們的努力研究為后繼者更加全面、更科學地把握科技倫理思想提供了線索。

現代科技發展的困境

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大大增強了人類改造外在客體世界的能力，但同時高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問題也逐步成為科技倫理學研究的熱點。國內學者認為有必要對現代科技發展困境展開倫理學的討論。當前，現代科技發展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倫理困境劉大椿指出:近代以來，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相互促進，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利用抽象的理論和實證方法，人實現了對自然過程的部分揭示與控制，主體的價值得以充分的彰顯。但與此同時，當科技成為人們追逐物質利益的有效手段之后，科技發展逐漸打破了傳統的價值信念體系，使人類進入了快速變遷的世俗化時代。他多次指出，科學與技術活動中的倫理問題己成為現代科學技術實踐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嚴重問題。［29］李醒民指出:“科學家應該為科學的應用承擔某種有限的道德責任，但是究竟怎么承擔或如何承擔，卻面臨諸多困境。”［30］他以愛因斯坦為典型案例，論證了科學技術工作者的重大倫理和道德責任。這在鄒志勇的《愛因斯坦的科技倫理思想研究》一文中有所體現。鄒志勇指出:“李醒民從科學探索的動機、科學追求的目的、維護科學自主、捍衛學術自由、科學活動的行為、對研究后果的意識、對科學榮譽的態度等七個方面，論述了科學家的良心及其道德內涵和加強科學技術道德建設的現實意義。”［31］當然，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問題也涉及科學界的學術倫理問題。有學者認為，科學界頻頻出現學術不端行為，建構和完善科學規范已迫在眉睫。根據科學規范的抽象程度或強弱程度、科學規范調整的對象、科學活動的階段或目標、科學家的權利和義務，提出了科學規范的具體分類，并闡述其各自的功能。［8］殷正坤在《高科技時代的和諧社會》報告中指出:高科技為一部分人創造了富裕而舒適的生活，卻反而進一步加劇了世界范圍內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在高科技最為發達的國家里，它沒有被用來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事業，卻反而成為推行霸權主義、屠殺無辜平民的手段;高科技發達的國家里仍然存在著許多社會矛盾和問題，人們盲目崇拜金錢、社會風氣敗壞，許多人喪失人生理想，不重視自身的價值和尊嚴而淪為物的奴隸，這與和諧社會的價值標準相去甚遠，并認為發達的科學技術和高度的物質文明并不會必然為人類創造出一個和平、幸福、和諧的社會。［32］2．生態困境盧風在《21世紀科技的生態學轉向》報告中指出:造成生態困境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現代科技本身是有片面性和缺陷的”:一是設定的機械論世界觀把非人的一切都看作機械性的對象，而看不到自然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也看不到自然事物的內在價值;二是還原論的方法論認為只要認識了構成事物的基本單元，就徹底認識了事物;三是重分析，輕綜合，過分重視對特定對象的分析、“解剖”，不重視事物與其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四是征服性、擴張性的技術設定只有人才是主體，非人的一切都是機械性的東西，因此只是供人類使用的工具。擴張性、征服性科技使人類空前強大，但又把人類置于巨大的危險之中。［33］史兆光在《海洋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倫理視閾》一文中指出:“剖析海洋環境污染、海洋資源掠奪性開發、海洋技術負面效應對海洋生態平衡的影響，說明建立全球性海洋可持續開發倫理觀的必要性，即破除人類中心觀念，樹立公平原則，明確人類沒有理由剝奪海洋生物對海洋自然資源與環境享用的權利。”［34］作者其實就是對由海洋科技引發的倫理問題進行研究、探論。

摘要：近30年來，港臺的荀子研究方興未艾，以對性惡論的不同理解區分道學論和文學論；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己突破并超越唯物唯心的二維思維模式，與人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結合而創新迭出。特別是從1987年開始，學界更側重于荀子倫理思想的道德規范、道德教化、應用倫理等方面的研究，從而使研究不斷引向深入。然而，現階段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學界去克服。

關鍵詞：港臺；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綜述

臺灣的荀子研究目前方興未艾，碩士論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論文的總數也將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專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學生書局，1982年版)、陳大齊《荀子學說》(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事業委員會，1954年)、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館，1966年)、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年)等，內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經濟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學思想”等方面。而國內從建國以后至1976年，由于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荀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1977年后近30年，荀學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方興未艾、如火如荼，特別是與歷史學、人學、經濟學、生態學等新興學科相結合，產生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著述不斷、創建迭出。本文試對港臺及國內這一歷史時期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狀況做一番梳理，以為研究者提供一點可資參考的資料和線索。綜述主要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專著和論文為分析原本而展開。

一、港臺地區荀子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來港臺荀學研究一種意涵就是補孟子內圣學的不足，由于過去這三十多年來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學者在臺灣“中國哲學界”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建立了一種“道德形上學”的論述架構，有部分臺灣的儒學研究者可能是針對該派主張“孟子為儒學正宗”之論而闡揚荀子的。

這一時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類：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陳大齊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復觀、韋政通、勞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滌生、周群振等比較突出，他們基本上都在發揚師說；其三是臺大中文系的老師龍宇純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師熊公哲，他們的格調比較近于傳統訓詁之學；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戰后的“新西學”來講論荀子義理的臺大中文系老師張亨；其五是輩份較低的大學老師；其六是近十年來有著作輸入臺灣的一些大陸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馬積高等；其七是少數有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歐美學者，如柯雄文等。

論文關鍵詞：佛家生態倫理思想生態文明建設

論文摘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化解生態危機的必然選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也有助于完善生態文化體系。佛家的生態倫理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維相一致的思想穎拉，認真挖掘佛家思想中蘊含著的生態倫理觀念，對于豐富生態倫理學的理論體系，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啟示:要羊重生物的生存權利;要擴大對生態文化的宣傳;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觀念。

佛教起源于古天竺，進人中土并獲得發展大約是在公元1世紀。隨后在中國獲得巨大發展，并與中國的玄學融合，因此形成了佛學的中國化。中國佛教作為世界著名宗教之一，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佛家的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尊重生命、保護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雖帶有樸素的直觀性質，但卻彰顯了人類對生命和生活的感悟，不斷在人類道德演進過程中被認同，進而鑄就了人類生態倫理的智慧。

一、佛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概述

(一)萬物一體的生態和諧觀

佛家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主張“萬物一體”，即人與自然之間是沒有明顯界限的，生命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佛家認為，生命主體和生存環境作為同一整體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一切現象都處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因果聯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離開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法界通融”。佛家把人與世界的關系看成是心與世界的關系，即“一心二門”。“一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本，是世間的物質和精神等一切現象的本質，也是眾生本來具有佛性的依據，這一表述帶有哲學本體論的意義。“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前者是說心具有無量的本有的功德，能產生人世和出世的善因果，它顯示出心本性的一面;后者是說人世和出世的一切現象是真如本體的相和用，它顯示心表象的一面，這與儒家“天人合一”的觀點是相通的。

論文關鍵詞:環境倫理;自然主義;人道主義;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論文摘要:通過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本解析，以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共產主義三向緯度為基礎探究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思想，以人與自然的本質的統一和人的發展與自然界的復活的統一—“兩個統一”展現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的人文關懷，最終用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觀指導當代社會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中并沒有“生態哲學”或“生態倫理”的概念表述，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一系列經典著作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論述并不鮮見，其中蘊藏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稱《手稿》)，是馬克思早年研究經濟學、哲學時形成的重要理論成果。《手稿》由于包含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核心理念的環境倫理思想，因而在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解讀《手稿》中的環境倫理思想，對于深化環境倫理學的研究，保護現代人類和改善生態環境，構建適合人類生存發展的生態型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以三向緯度為基礎探究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思想

馬克思哲學的生態倫理觀是在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共產主義三個維度上闡發的。自然主義的生態道德情感是指對大自然的尊重、關心和熱愛之情。人道主義的生態道德觀是指人道地善待大自然，實現物質勞動和精神創造的統一，科學認識和藝術欣賞的統一。共產主義的生態道德信念是指共產主義的實現對生態道德的生成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人類經歷了20世紀的輝煌，并帶著困惑進入21世紀。21世紀的人類應該如何發展?從上個世紀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得出了21世紀是一個知識經濟時代和可持續發展的時代，其中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對于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來說，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思想，特別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內涵豐富，我們挖掘其中的積極合理因素，對維護生態平衡，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必將產生有益的啟示。

一、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豐富內涵

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儒家把整個自然界看作是個統一的生命系統，既表現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理性，又體現了保護自然的道德精神。儒家認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愛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萬物。

(一)“仁民愛物”的惜生重生觀

孔子奉著惜生、重生的原則，主張用生態從善的道德情懷來對待自然界，對自然界及自然界的萬物施以愛心。提倡天道生生，仁愛萬物，將義、禮、仁等倫理道德范疇推廣至自然界。《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言說：“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這表明孔子懂得維持生態平衡的道理，包含有對于獸類、鳥類、魚類不可過量捕殺、珍愛生命、尊重生命的含義。人對萬物應持一種同情的善待態度，否則就是不入道，所謂“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這意味著對自然的態度與對人的態度不可分離，惜生與愛人憫人同為儒家思想題中應有之義。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現了這一觀點，指人類對搏殺生物要有限度、有節制；捕魚用釣魚竿而不要用大繩網，不用箭射殺巢宿的鳥，以免破壞生態平衡和資源的再生，造成資源枯竭。在孔子看來，保護動物，既是仁愛精神的體現，也是熱愛自然環境、維持生態平衡、保護人類自己的手段。這種生態平衡觀體現了孔子反對無節制的獲取自然資源和毀滅生物物種的思想，也體現了孔子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棄惡向善的價值取向。孔子將對待動植物的態度與對待人等同并列起來，反映的不只是人對人的倫理道德，而是對待動植物和大自然的博愛之倫理。孔子把對待動物的態度看作是道德問題，初步實現了由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拓展，這是其偉大高明之處。

孟子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熱愛生命的“仁愛”思想，第一次明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態道德與人際道德的關系問題。他說：“君子之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認為君子之愛包括對親人的愛，對百姓的愛和對自然物的愛三部分，這三種愛是“仁政”的重要內容。親親必須仁民，只有仁愛百姓，讓百姓安居樂業，親人的幸福才有保障。與此同時，仁民又必須愛物，只有珍愛保護自然萬物，百姓的安居樂業才有物質保障。這是一種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他把仁民與愛物相提并論。可以看出，孟子認為愛已愛人是不夠的，還應進一步把這一愛心擴展到自然萬物，這才是真正的“愛”和“仁”。在他看來，道德系統由生態道德和人際道德兩部分構成，人際道德高于生態道德，“仁民”是“愛物”的前提，通過“仁民而愛物”這一途徑可以實現生態道德和人際道德的統一、人與自然的和諧。

內容摘要：根據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現狀，我國提出要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切合當代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一種嶄新的發展理念，其中蘊涵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發掘科學發展觀中蘊涵的經濟倫理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經濟倫理思想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

人類的經濟倫理思想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涉獵廣泛。批判地繼承和借鑒以往人類歷史上優秀的經濟倫理思想，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倫理困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目前，我國被視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繼美、日、歐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經濟支柱。然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涌現出了一系列諸如倫理道德失范、生態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擴大等經濟倫理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些問題，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能否和諧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能否提高，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能否實現等重大問題。因此，我國政府立足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在充分肯定了倫理道德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的基礎上，提出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用“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科學發展觀是在新世紀新階段提出的切合當代世界發展趨勢的一種新的發展觀，其中蘊涵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它從經濟倫理的層面，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方向，充分體現了一種集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穩定、貧困的消除、平等的促進、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于一體的發展理念。

經濟倫理思想與科學發展觀

論文關鍵詞:科學發展觀倫理思想傳統以人為本

論文摘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蘊涵著豐富的倫理精神，主要包括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理念、公正平等的倫理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等。我們認真挖掘傳統倫理思想中的精華部分，會發現科學發展觀中的重要理念都能從傳統倫理思想中找到文化淵源，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及其內涵

長期以來，以同志、鄧小平同志、同志為核心的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我們黨不斷探索和研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取得了重要成果。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上的發展既面臨著歷史性機遇又面臨嚴峻的挑戰。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從發展的全局出發，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四個方面。我們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從此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十七大”同時提出要深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而將科學發展觀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論與實踐高度。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在準確把握世界發展趨勢，認真總結我國發展經驗，深人分析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緊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吸取人類文明進步的新成果，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進一步明確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二、科學發展觀的倫理精神

科學發展觀內容豐富，涵義深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同時蘊涵著豐富的倫理精神。其倫理精神主要包括:“以人為本”的人文價值取向、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理念、公正平等的倫理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時代倫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