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舞蹈事業付出了畢生心力的著名舞蹈藝術家戴愛蓮先生，一直熱情關注本報。早在1998年，戴愛蓮先生為本報撰文《舞蹈:即將失落的文明》，引發了關于舞蹈藝術的大討論。近年來，戴愛蓮仍對舞蹈藝術一如既往地關注。在春節前夕，本報前往戴先生家中問候，又聽她暢談了對舞蹈藝術的理解與熱愛。

很多人在看過舞蹈尤其是芭蕾舞訓練后，感嘆其刻苦，常常評價舞蹈是一門“殘酷”的藝術。可是戴愛蓮說，舞蹈是在解放自己的身體，是無比快樂的。一生涉足過芭蕾、民族、古典、現代等多領域舞蹈藝術的戴愛蓮，回憶自己接受訓練時說，她喜歡練功，一天不上課就覺得難受。舞蹈的表達工具就是身體，身體的基礎技巧打好了，那就可以自由地表達，跳什么像什么，那種感覺是美好的，是一種極高的享受。

戴愛蓮認為，現在中國的舞蹈事業處于很好的發展繁榮時期。演出市場逐漸形成了，很多國外的舞蹈被引進來了。以前，我們看不到國外的舞蹈，在藝術上缺少比較和借鑒，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開始了解世界。我們不能老是和自己比，我們要和別人比，這樣才能增長見識，開闊眼界。另外，現在引進舞蹈也要講究，要引進一流的舞蹈演出，把標準定得高一些。我們中國自己的舞蹈藝術水平也很高，我們的民族民間舞蹈是一個豐富的寶藏，我們在看到別人的高水平表演以后，更應該下力氣發掘自己的寶藏。她對楊麗萍的《云南映象》給予好評。戴愛蓮說，中國的民族民間舞蹈蘊涵著燦爛的文化，目前我們的傳承與發掘做得還不夠，還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戴愛蓮說，進一步發展繁榮中國的舞蹈藝術，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情，是一個需要很多人參加進來的事業，需要很長的時間，很大的精力。所以，舞蹈工作者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戴愛蓮認為，文藝工作不是爭名奪利，文藝工作者沒有必要去講究第一、第二的排名問題，大家各有所長，各有自己的獨到之處，觀眾的欣賞口味也不一樣，能夠滿足一部分觀眾的文化生活需要，就是成功，就是有價值的。文藝工作者要重德，提倡德藝雙馨，互相尊重，互相學習，這樣才有利于發展，有利于推動大家為了中國舞蹈藝術事業的繁榮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過程中長期性結構不合理的現象日益突出。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概念，將重點放在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和效率方面，從而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2017年10月，報告中再次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新常態下經濟存在失衡的風險，其本質原因在于結構性矛盾，而為緩解這一矛盾，僅靠需求側的調控和管理難以深入到結構，而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作用于生產者和勞動者，能夠促進其工作效率與工作積極性的提高，從而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和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新常態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1978年至2011年之間的33年中，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速高達9.9%，但2012-2016年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的平均增速為7.8%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內需增長動力不足，尤其是由于自主創新不足而導致的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和高新技術產業水平相對較低的矛盾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高端需求。因此，我國經濟發展問題的主要癥結不在于投資規模能否進一步擴大，而是應該注重投資機會，從供給側入手，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普遍提高社會的消費傾向。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在于提高創新效率，由資源驅動轉向技術創新驅動，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有效擴張投資需求；將克服收入分配結構性扭曲作為重點，使消費需求與國民經濟增長相適應。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在于供給質量的全面提升，即提高供給與需求的匹配程度。這樣不僅能為消費和供給市場創造更多更好的投資機會，提升產業的競爭力，還能夠吸引并創造更多高質量的需求，從而進一步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發揮消費的帶動作用，促進新常態下的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下的消費需求及特點消費需求進入新階段。2004-2016年，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從37.7%下降至30.1%，接近30%的富足標準，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近年來，在我國就業形勢逐步穩定，工資收入基本保持穩定增長，社會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等多種因素的帶動下，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增長總體上趨于平穩。如圖1所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3821元，同比增長6.3%，2017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3元，同比實際增長7.5%，超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速0.9%。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消費者從最初的溫飽需求、安全需求過渡到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層面，需求的質量逐步提高。消費行為轉變引領消費新常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后，居民的消費行為發生了顯著變化，個性化與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增強。居民消費需求消費行為的轉變也帶來消費增速與消費熱點的變化。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7111元，同比實際增長6.8%。分領域看，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比2012年提高2.0、0.7和1.3個百分點。具體來看，居民食品煙酒消費與衣著消費仍舊保持平穩增長，2017年前三季度，二者分別同比增長5.0%、2.6%、9.0%；消費升級類的商品銷售表現較為突出，如限額以上單位文化辦公用品與通訊器材等商品保持較快增長速度；享受型的消費增長速度加快，占居民消費的比重持續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與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分別同比增長8.9%和13.2%，具體如圖2所示。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物聯網與移動支付的興起與發展，消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服務類、移動端消費成為消費的新增長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釋放消費潛力的價值消費需求是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力量。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穩定增長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同時，由于世界經濟仍舊處于深度調整之中，在國際貿易低迷、出口波動較大的情況下，我國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存在較大的不穩定與不確定性，投資增速出現下滑趨勢。在此情況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2016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3.4%，創下2001年來的新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確定穩中求進的發展目標，實現經濟有質量的增長，在維穩投資的同時，更多倚重消費的拉動作用，釋放消費潛力，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消費潛力的釋放有助于消費轉型升級。我國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形成，但與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相比，消費驅動力的培養是一個長期過程。現階段，我國居民的物質消費遠未滿足，服務性消費大幅度增長，傳統消費與新型消費同時增長。目前，我國高品質商品消費潛力巨大、高品質服務消費潛力巨大、農村消費升級潛力巨大。但我國雖為制造業大國，但存在著大量的低水平過剩產能，供給水平與居民的消費水平無法完全匹配，導致很多現實消費被抑制。因此，提升供給的有效性，激活居民潛在的消費需求勢在必行。通過激活居民的消費需求，釋放消費潛力，從而能夠促進供給方提升產品的有效供給，改革供給結構，促進我國消費的轉型與升級。

制約我國消費潛力進一步擴張的主要因素

經濟下行壓力下，消費動力有所減弱。目前世界經濟的格局仍舊處在深度調整時期，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復蘇態勢并不平衡，我國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國際環境。同時，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進入經濟“新常態”。我國的部分傳統行業和產能過剩的行業受到經濟持續下行與產能過剩調整的影響，其規模與市場份額出現了萎縮，這使得居民對于收入的預期降低，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對居民收入的直接影響逐漸顯現，逐步產生消費滯后影響的效應。從總體來看，由于市場缺乏新的供給力量、就業市場不景氣、收入增長困難等都成為制約消費潛力釋放的主要因素，阻礙了消費結構的進一步升級。消費環境不健全，影響居民消費結構正常升級。由于缺乏較為完備的消費者權益保障體系，我國城市居民的消費環境仍舊不容樂觀，各類消費者權益侵害事件時有發生；市場準入規則及行業規范等的不健全，以及對違法違規經營行為的管理處罰制度不健全，使得經營者的違法成本過低，不利于市場的規范與健康發展。消費市場的不健全不利于消費者獲取消費信息，從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費動機和消費愿望。消費者在不良消費環境中的購買行為普遍趨于謹慎，往往趨向于反復權衡消費收益與可能發生的消費風險，面對不確定性，消費者更容易選擇持幣待購、推遲消費乃至放棄消費，從而壓制了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熱情，不利于消費結構的升級。從農村市場來看，由于農村更易成為城市積壓商品推銷的場所，所以相對城市，農村市場上充斥著更多質次價廉的商品。而農村消費者仍舊以價格作為購物的首要考慮因素，使得大量假冒偽劣商品存在較大的市場空間。農村消費者相對于城市消費者更易掉入“消費陷阱”，受到假冒偽劣商品的侵害。產品有效供給不足，同質化嚴重。我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存在著大量過剩的低水平產能，產品供應雖處于過剩狀態，但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匹配，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不平衡。一是隨著消費結構的多元化，企業無法提供滿足各個層次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二是眾多中小型企業生產的產品技術含量較低，無效供給增加；三是商品的品質安全等問題得不到保障，導致大量潛在消費被嚴重抑制。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果使得原本旺盛的現實消費轉向“儲幣待購”或“需求外溢”，導致國內產品供給的結構性過剩與短缺并存；四是傳統企業普遍缺乏產品創新觀念，產品與服務的供給無法完全匹配新興市場更為個性化的消費需求。例如，由于缺乏原創性、缺乏貼近大眾文化品位的產品，我國文化消費明顯薄弱；由于相關立法的缺失與缺乏商業模式創新，高端個性化消費品的需求被抑制，阻礙了消費潛力的釋放。供需信息不對稱，有效信息不足。在傳統商業模式下，存在經營時間與經營空間的限制，導致消費者無法及時獲取全部商品信息，商家與顧客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無法及時轉化為現實消費需求，大量潛在消費處于睡眠狀態。因此，企業需要及時變革自身商業模式，優化消費的供給方式從而促進消費增長。同時，產品信息質量的不對稱極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有效釋放。隨著我國消費模式向多樣化、個性化轉變，消費者所擁有的質量信息越多，其購買傾向就會越大。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場化質量信息供給機制，消費者對于各類產品質量信息的接收渠道繁雜，信息質量參差不齊，易導致消費者對該類產品甚至整個行業的不信任感，造成市場需求的萎縮和轉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的對策建議

著眼于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優化消費供給結構。隨著互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革，消費需求向高層次、品質化轉變。與此同時，綠色、優質及高端產品的供給相對短缺，造成供需結構的錯配。為解決供需錯配這一問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優化商品消費供給。在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的同時，有針對性地引進國際品牌，建設高端化的購物中心，吸引境外消費回流；壯大自主供給，支持企業的智能化設計和生產，從而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分層次的消費需求，實現供給與需求的有效銜接。第二，提升服務消費的供給。主要從發展生活服務業、發展養老服務業以及發展商旅文化融合等方向，提升服務業的供給水平。第三，倡導綠色消費供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環保意識也逐漸增強，堅持生產、流通和消費全鏈條的綠色化、生態化，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費質量。通過推廣綠色物質產品消費、推廣綠色精神產品消費等可以滿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補齊消費基礎設施短板。通過加大政府投入，可以從兩個領域補齊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第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農村電網改造升級以及農村道路建設的力度，重點解決農村的交通與供電問題對農村消費能力的制約。第二，加速建設4G、光纖寬帶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補齊新興消費等基礎設施建設上的短板，從而實現通訊網絡的全覆蓋。第三，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支持重點旅游線路的建設。第四，優化城市商業網絡布局，合理規劃商業綜合體等大型商業設施，鼓勵閑置流通設施的綜合利用。通過補齊流通基礎設施的短板，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健全法律法規且完善行業標準，進一步優化消費環境。消費環境不理想是制約居民消費潛力釋放的重要障礙之一。尤其是新興消費與流通革命的發展，原有的各大行業監管體系已經無法完全適應流通供給各個領域跨界融合發展的趨勢，消費市場亟需建立新的市場治理與監管體系。首先，政府應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重點完善網購等消費新模式的消費者權益保障，利用“互聯網+”，簡化消費糾紛的解決流程，實現信息的雙向溝通，創新糾紛解決機制，降低消費者的維權成本。第二，推進商務信用體系建設。商業信用體系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消費需求的擴張，完善以信用為核心的內貿流通治理模式，鼓勵開展以信用記錄為基礎的第三方專業評價等，通過行政力量與市場力量的結合對市場上的失信行為進行整治，從而打造良好的信用環境與信用體系，構建完善的社會商業誠信體系。第三，建立完備的消費安全標準，著力提高國內產品的質量，從而提升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完善企業的激勵機制，鼓勵產品和商業模式創新。政府可以通過給予稅收優惠、相關補貼等方式，鼓勵相關企業尤其是高技術企業進行產品的研究與開發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從而完善對企業生產研發的激勵機制。在文化產品方面，建立健全政事分離、管辦分離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產品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著力提高文化產品的供給質量。高技術產品消費方面，應重視信息的價值，政府應給予基于數據信息加工和處理的企業以稅收優惠與財政補貼，從而支持其技術的改進與模式的創新。利用數據的力量實現供應鏈各個環節之間的互聯互通，發揮信息的共享作用，從而提供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中高端化個性消費品和服務產品。與此同時，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的興起使得電子商務全面覆蓋居民生活，鼓勵企業向高水平商業模式發展有利于促進消費的穩定與結構升級，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從而深入挖掘內需，促進經濟的提質增效。

1進一步釋放昆明消費潛力的意義

消費已經成為拉動昆明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基礎支撐。據國家統計局昆明調查隊數據顯示，2017年昆明市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6092.67元，是1980年的67.3倍，2008年的2.62倍，與1980年相比年均增長率為12.05%。扣除近四十年價格上漲因素，2017年昆明市城鎮居民人均消費實際支出3947.97元，是1980年的10.23倍，與1980年相比實際年均增長率為6.49%。但與國內國際化城市相比，昆明消費總量不大，消費結構不夠合理，消費載體基礎性開放合作平臺等服務性消費仍存在差距。一系列促進汽車消費增長、農村消費提質升級、優化消費市場環境的政策紅利出臺，將為促進昆明居民消費升級注入新動力。

2昆明消費經濟發展現狀

2.1昆明消費潛力分析。消費潛力是指潛在的消費，涵蓋一切尚未滿足的符合人性需要的消費。本文通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昆明及西部7個省會城市的消費潛力進行分析排名，并以年末總人口(萬人)、地區生產總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指標作為研究昆明消費潛力的變量體系，用以分析明確各變量因素與消費潛力之間的影響關系。經測算，昆明消費潛力在8個西部省會城市中，綜合排名居第三位(排名依次是成都、西安、昆明、南寧、貴陽、蘭州、西寧、銀川)，如表1所示，昆明消費潛力較為明顯。2.2昆明消費經濟發展特點。2.2.1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增強。從圖1可以看出，2011—2014年昆明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低于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但其兩者的差距逐年遞減，至2015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超過資本形成對GDP增長貢獻率。2.2.2消費結構逐步優化2011—2015年(如圖2所示)政府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占比逐年降低，由2011年的25.30%下降為20.8%，略低于全國26.4%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費占比逐年增加由2011年的74.70%上升到79.20%，略高于全國73.6%的平均水平。2.2.3城鄉消費規模差異依然較大，消費結構差異不明顯。如圖3、圖4所示，2017年昆明市城鎮、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占比圖可以看出，昆明市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異不明顯。圖32017年昆明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占比圖圖42017年昆明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占比圖從圖5可以看出，在消費規模上，昆明城鄉差異依然較大。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昆明調查隊。2.3昆明消費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2.3.1消費對經濟拉動的效能不足2015年昆明最終消費率為48.8%，低于全國51.6%的水平；資本形成率70.2%，高于全國44.9%的水平，昆明消費需求小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還需進一步提升，如圖6所示。2.3.2新型消費模式發展不充分。昆明網絡消費動力不足。2016年4月，昆明網絡消費位列云南第一位，但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昆明的網絡消費水平指數來看，2011年1月為90.88(全國平均96.0)，到2016年4月為104.88(全國平均122.2)，月均增長0.23%(全國平均0.38%)，均低于全國水平。2.3.3居住類消費支出擠占其他領域消費。隨著2000以來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發展，住房消費成為城鎮居民最重要的開支內容，從圖3、圖4看出，2017年城鄉居民用于居住的開支都在20%以上，居住消費日益成為居民消費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昆明居民的住房消費過大，嚴重擠占了居民在其他領域的消費。

3新時期廣州釋放消費力經驗借鑒

2012—2018年，廣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持續保持超過11%的高增速，預計到2020年，達到倫敦、紐約等世界級城市消費規模。隨著廣州傳統商貿加快轉型，以及跨境電商等新興業態的發展，廣州消費實力將繼續名列前茅，經驗值得昆明借鑒。3.1改革流通體制，加快消費升級。廣州開展國內貿易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消費升級。將個性、多元、便利的消費需求作為引導商貿零售業創新發展的目標，培育“零售業＋”的商貿零售業發展模式；以創新發展為理念，推進專業批發市場從單一批發向綜合服務轉型提升；利用電子商務示范城市、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政策疊加優勢推動高端集聚和創新創業良性循環；以物流園區、產業物流集聚區為支撐，著力推進全市工商業、物流企業以托盤為核心帶動的物流標準化應用。3.2落實消費政策，提升消費信心。廣州注重消費政策和理念的研究。以體育消費、信息消費、旅游休閑等中高端消費為新增長點，采取了重構消費新模式，促進消費需求回流、促進商旅文融合、促進國際國內兩個市場融合等一系列有效做法，推動商貿轉型升級，深化內貿流通體制改革，推廣專業市場轉型升級公共服務平臺。3.3強化市場監管，改善消費環境。廣州被商務部和中央編辦確定為全國商務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試點地區。廣州市政府安排資金對擴內需促消費工作和項目給予支持，保障促銷活動的有序開展，落實具體促消費工作措施，對促消費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要及時分析，找出對策，及時總結。

全國、省婦女代表大會的召開，對新時期婦女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揚州市邗江區各級婦聯組織及廣大婦聯干部將積極響應省婦女十一大提出的“爭做時代新女性，推進和諧新發展，共建美好新江蘇”的號召，立足邗江婦女工作實際，圍繞“三創”（創業創新創優），緊抓“兩頭”，突出“三服務”（服務基層、服務婦女、服務大局），做實基礎，活化婦聯工作的載體；做大典型，擴大婦聯工作的影響；做優品牌，放大婦聯工作的效應。

一、更加堅定地推進思想解放

1、更新觀念。一是要樹立“婦聯工作也能出生產力”的自信心；二是要改變“等、靠、要”的被動工作狀態；三是要有苦干、實干加巧干的理念，充分發揮“借”字效應；四是要堅持在“黨政所急、婦女所需、婦聯所能”上，為所當為，為所能為，有所不為；找準工作著力點，“四兩撥千斤”，積極發揮婦聯引領、組織和示范作用，不求事事婦聯組織所為，但求處處婦女受益。

2、準確定位。對婦聯工作的崗位要高起點、高標準、高要求，既要圍繞主業，又要有婦聯特色，要以“特”的思考，體觀“特”的品質。立足邗江實際，就要進一步做優“巾幗創業致富”、“平安家庭”創建等品牌工程，以體現邗江婦聯工作在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中的非常效應。

二、更加堅定地服務經濟發展

2009年是邗江區“強區強鎮、三年倍增”的決勝之年，區委十屆六次全會上提出“要在更高起點上推動邗江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圍繞這一目標，區婦聯將強勢推進，力求“巾幗創業致富工程”展開新局面。

自2月18日始，歷經37天緊張有序的工作，我們嚴格按照全區村級黨組織和第七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要求，精心組織，周密部署，確保了全鎮村級班子換屆選舉年工作如期完成。到3月27日，全鎮24個行政村選出24個村黨支部書記，24名村主任和48名村支部委員、51名村委會委員，9個村實現書記、主任“一肩挑”，支村兩委交叉任職29人。本次換屆選舉，既繼承和發揚上屆好的經驗和做法，又敢于突破，大膽創新。

一、選舉工作的籌劃與安排：“三個原則”和“四個導向”謀篇布局

搞好村級班子換屆選舉，確保廣大黨員和全體村民自由、真實地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基層黨委落實基層民主的職責所在。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對選舉有一個宏觀、整體的把握。

（一）確立選舉的三個原則。一是黨的領導。具體來說，就是指全鎮按照區委的統一部署來抓落實，各村圍繞鎮黨委安排抓開展。在區、鎮、村的結構體系中，區委是龍頭，對全區換屆選舉工作進行統籌安排；鎮黨委是關鍵和樞紐，既指導本鎮的換屆選舉工作，同時又起著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上傳下達；村級黨組織則承擔信息反饋和聯絡工作。分工明確，責任具體。實踐證明，在村級班子換屆選舉中能否堅持黨的領導，是關系到選舉成敗的關鍵因素。二是村民自治原則。村民自治是村集體組織自我管理的法定形式。村級班子換屆選舉，必須始終堅持和突出村民自治的主體地位，自覺還權于民，讓民能當家作主、愿意當家作主。三是民主集中制原則。

（二）明確的四個導向。一是選什么樣的人的問題。一個什么樣的班子，在一定程度決定了一個地方能發展到什么樣的程度。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換屆選舉中，我們旗幟鮮明地表明了態度，換屆選舉就是要將能帶動村域發展、帶領群眾致富的人選入班子。用正確的導向來引導群眾投好票、選好人。但我們必須始終注意的是，引導不是包辦，應確保選舉權始終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不超越，更不能忽略。二是怎樣選的問題。即選舉的組織程序問題。以往村級班子的換屆選舉，一直采取先村委會換屆，再進行黨支部換屆的組織程序，其優點明顯，但其缺點也顯而易見：先村委會換屆，要面對全體村民，工作難度非常大。鑒于此，此次采取了先黨支部換屆選舉，再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工作程序。由于先行選舉產生了支委成員，村黨支部人員和職責得以明確，既穩定了軍心，又有利于基層黨支部對村委會換屆選舉的組織領導，更好的促進工作開展。三是工作如何開展的問題，即選舉的具體日程安排。在某種意義上說，村級班子換屆選舉的關鍵在于選舉程序安排。如何科學合理的安排選舉日程，怎樣協調選舉中發現的各種問題，如何協調，確保換屆選舉按工作日程開展，都必須具體到每天每個人。我們按照全區換屆選舉工作的統一部署，對2月18日到3月25日的換屆選舉工作日程進行了科學安排，對全鎮換屆選舉工作會議、提名候選人、正式候選人公示、正式投票等程序進行了安排，對資料印刷、表格制訂、選票印制等問題都詳細予以明確。按日程、按人員落實到位。四是按什么樣模式選舉的問題。此次選舉，全鎮村級黨組織和村委會換屆選舉采取了“公推直選”的模式。支部書記和支委委員由黨員、村民代表、人大代表、社會賢達等進行公推，確定正式候選人后，再由全體黨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同樣，村委會成員由全體村民提名，在確定正式候選人之后，在法定投票日投票選舉產生。通過公開推薦和提名，最后正式投票選舉產生支村兩委成員，最大限度的保障了黨員和村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基層民主的內涵得到進一步擴展。

二、選舉過程中的組織與執行：嚴把“五關”選好人

一、歷史回顧

在十八世紀，未成年人大約8歲時就要被送去當學徒，去學習技術、承擔責任和接受訓練。在十八世紀后半期，這個做法開始衰退了，導致了未成年人監督的崩潰。其結果是，目無法紀的未成年人有時間投身于反社會的課外活動——犯罪。

由于不受監督和不守規矩的未成年人人數日益增加，被拘留的個體未成年人人數和類型也就隨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紀早期出現了把被拘留的兒童與被拘留的成人分開關押的舉措，專為兒童設置的第一個拘留設施于1825年開啟。紐約收容所收留流浪兒、棄兒，并且關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給他們提供較為積極的環境。在他們被關押期間，要求兒童學習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關押時期持續一到三年。根據在收容所期間他或她的行為表現，一個評估委員會決定對未成年人的關押期限，該委員會必須為未成年人釋放回歸社區做準備。

在監禁期限屆滿之后，把未成年人釋放到一個家庭作為契約雇工在私人住所勞動工作。這已經被視為現行未成年人釋放安置運動的起始階段。契約期間的目的是在社區中監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導歸檔兒童學習工作技能。此外，這個措施也給未成年人提供了一個養育環境，以便努力減少可能引誘她或他實施不法行為的因素。從十九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起先批準了釋放的契約約定的委員會，要求一個官方機關檢查未成年人的進步情況。

在十九世紀末，收容所的契約成分消失了，因為它不再被視為有利可圖了。然而，許多人認為，它沒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稱改變了（Pisciotia，1993年）。契約約定變成了釋放安置或假釋，而且檢察機關變成了假釋機關。唯一的不同是，契約約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釋放給“主人”，而釋放安置／假釋方法把未成年人釋放給他們的家庭或監護人。

二、未成年人釋放安置與未成年人緩刑及成人假釋的比較

摘要:罪犯釋放和安置是一項嚴肅的執法工作。盡管目前法律有所規制，但存在不少問題。在釋放方面，現行法律對釋放的類型規定得不夠全面，罪犯釋放后憑釋放證辦理戶籍登記已經不合時宜，路費發放缺少制度規范，特赦尚缺少具體的實施細則，釋放銜接還缺少法律規制。在安置方面，政府幫助安置與時代要求不相吻合，過渡性安置實體數量明顯不足，缺少民間性質的回歸保護組織，前科報告制度影響刑滿釋放人員的安置就業。針對罪犯釋放和安置存在的問題，亟待從立法層面予以規范，積極探索社會管理創新。

關鍵詞:罪犯刑滿釋放;安置幫教;制度創新

罪犯釋放是刑罰執行的最后一道工序。釋放是監獄將人民法院的判決執行完畢，或者根據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復罪犯人身自由的執法活動。安置是有關部門對監獄釋放人員按照有關規定予以安排工作或者安置生活的一項措施。我國《監獄法》對罪犯的釋放和安置作了具體的規定。從目前法律規定來看，罪犯釋放和安置的法律制度還存在很多問題，亟待進一步完善。

一、罪犯釋放和安置的法律規定

(一)《監獄法》對罪犯釋放和安置的規定。《監獄法》第35條規定:“罪犯服刑期滿，監獄應當按期釋放并發給釋放證明書。”《監獄法》第36條規定:“罪犯釋放后，公安機關憑釋放證明書辦理戶籍登記。”《監獄法》第37條規定:“對刑滿釋放人員，當地人民政府幫助其安置生活。刑滿釋放人員喪失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和基本生活來源的，由當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濟。”《監獄法》第38條規定:“刑滿釋放人員依法享有與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各地認真貫徹《監獄法》，切實把罪犯釋放和安置作為嚴肅的執法活動，取得了比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對刑釋解教人員進行安置幫教，是旨在幫助他們順利回歸社會、防止重新違法犯罪的一項重要工作。近年來，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積極協調有關部門，動員社會力量，認真做好刑釋解教人員銜接、服務管理、教育幫扶工作，積極促進他們順利融入社會。(二)《反恐怖主義法》的規定。《反恐怖主義法》第30條規定:“對恐怖活動罪犯和極端主義罪犯被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監獄、看守所應當在刑滿釋放前根據其犯罪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服刑期間的表現，釋放后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等進行社會危險性評估。進行社會危險性評估，應當聽取有關基層組織和原辦案機關的意見。經評估具有社會危險性的，監獄、看守所應當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議，并將建議書副本抄送同級人民檢察院。罪犯服刑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對于確有社會危險性的，應當在罪犯刑滿釋放前作出責令其在刑滿釋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決定。決定書副本應當抄送同級人民檢察院。被決定安置教育的人員對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安置教育由省級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安置教育機構應當每年對被安置教育人員進行評估，對于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安置教育的意見，報決定安置教育的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決定。被安置教育人員有權申請解除安置教育。人民檢察院對安置教育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這是在法律層面對該類罪犯刑滿釋放后的安置幫教規定得最為詳細的法條。(三)《刑法》的有關規定。《刑法》第37條規定:“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期限為3年至5年。被禁止從事相關職業的人違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規定作出的決定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處罰;情節嚴重的，依照本法第31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對其從事相關職業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規定的，從其規定。”《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免除前款規定的報告義務。”

二、罪犯釋放和安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1概況

太陽主導著日地空間環境及地球生態系統，是唯一可進行高分辨率觀測和研究的恒星，也是人類研究宇宙最基本物質形態（等離子體）及電磁相互作用的最佳實驗室。劇烈太陽活動是災害性空間天氣的源頭，為了更深入地認識太陽活動的機理，揭示太陽大氣中能量傳輸和釋放的精細物理過程，準確預報災害性空間天氣（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本項目依托全球一流的太陽望遠鏡：撫仙湖一米新真空太陽望遠鏡（NVST），對太陽活動進行了長達十年的高分辨率觀測和深入研究，獲得了以下突破性科學發現：一是首次觀測到太陽大氣中的小尺度磁重聯以及磁重聯釋放磁扭纏的過程；二是首次發現小尺度太陽活動觸發大尺度太陽爆發；三是發現了太太陽活動能量傳輸和釋放的精細物理過程研究成果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臺陽大氣中多種新的活動現象。項目研究發表核心論文20篇，18篇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2篇發表在國內SCI天文學術期刊，其中，8篇代表性論文影響因子累計64，SCI他引353次，單篇最高引用110次，1篇入選NatureCommunications亮點，2篇獲英國皇家物理學會頒發的高被引用論文獎（2017-2019年全球天文引用top1%）。核心論文影響因子累計136，SCI他引545次，多項研究被寫入Springer出版的《NewMillenniumSolarPhysics》、《PhysicsofMagneticFluxTubes》、《MagnetohydrodynamicModelingoftheSolarCoronaandHeliosphere》等學術專著中。研究成果獲2016年全國“十大天文科技進展”。項目執行期間多人入選云南省及中科院人才計劃。經第三方科技成果評價，專家組一致認為“該項目基于國內自主研制的觀測設備在太陽精細結構方面取得了重大科學發現，研究成果總體達到了國內領先、國際一流水平，特別是在小尺度磁重聯的高分辨觀測與研究方面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

2重要科學發現

1）利用云南天文臺一米新真空太陽望遠鏡的高時空分辨率數據，首次觀測到太陽大氣中的磁環-磁環之間的小尺度磁重聯以及暗條和色球纖維之間的磁重聯釋放暗條磁扭纏的過程（圖一所示），觀測到與理論模型完全符合的磁重聯事件，提供了完整的磁重聯觀測證據。并通過非線性無力場外推和磁流體力學數值模擬，驗證了這一重大發現，研究結果揭示了一種新的能量傳輸和釋放方式。相關論文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訊》，TheAstrophysicalJournalLetters《天體物理學快報》(美國)和ResearchinAstronomyandAstrophysics《天文和天體物理學研究》(中國)上。研究成果發表后引起國內外同行的廣泛關注，成果在中國科學院首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網站，國家航天局網站，中國科學報及幾十家媒體進行了報道。該論文被《自然-通訊》遴選為等離子體物理方面的亮點文章。2）首次發現小尺度太陽活動觸發大尺度太陽爆發。通過對NVST高分辨率觀測數據的深入挖掘，發現微小黑子的旋轉導致了在同一位置先后形成兩個具有扭纏磁結構了活動區暗條，并觸發大級別太陽耀斑，觀測結果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太陽爆發活動形成的詳細物理過程，而旋轉太陽黑子是磁流繩形成的關鍵原因，也是磁能積累的驅動源（圖二所示）；利用NVST與美國GST望遠鏡的聯合觀測數據，發現新浮小尺度磁流繩的浮現和爆發產生了大級別太陽耀斑和日冕物質拋射，非線性無力場外推和三維磁流體力學數值模擬也重現了這一物理過程，這也是首次定性觀測和定量研究完整的小尺度磁繩浮現過程。這一系列研究結果揭示了此類太陽爆發活動的能量來源和觸發機制。

多篇論文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TheAstrophysicalJournal《天體物理學報》(美國)系列上。3）發現了太陽大氣中多種新的活動現象。例如，首次觀測到扎根在太陽黑子亮橋上垂直震蕩的亮結構（圖三所示），將其命名為“亮墻”，該名稱得到國內外學術同行的公認和使用，亮墻的整體都要比周圍區域明亮，尤其是墻頂的亮度更高，并提出壓力波引起的太陽徑向脈動激發了亮墻的振蕩，而亮墻持續的亮度增強表明存在著持續的小尺度磁重聯或者磁聲波加熱過程；首次發現太陽耀斑期間黑子快速的反向旋轉，該項研究可能預示著耀斑期間伴隨磁場螺度的反向輸運，并首先提出該現象源于耀斑導致的日冕磁螺度的急劇凝聚，從新的角度詮釋了色球耀斑擾動光球的現象，對現有理論提出了挑戰。多篇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訊》和TheAstrophysicalJournal《天體物理學報》上。

單位：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臺

刑事訴訟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9條規定：“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無罪、免除刑事處罰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應當立即釋放。”在司法實務中，特別是在新刑法實施之后，由于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及新刑法對某些犯罪法定刑的降低，被宣告無罪、免除刑事處罰的案件比例加大；

又由于刑事訴訟法第187條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因此刑事訴訟法第209條在司法實務中存在的問題就凸現出來。常見的情況是：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無罪、免除刑事處罰后，被告人被立即釋放，檢察院在法定期間內提起抗訴，而被釋放的被告人無法找到，以致庭審程序不能正常進行，不得不中止案件審理。

進而，檢、法兩院對案件中止之后由誰來負責發現被告人并保證被告人出庭的問題，發生分歧。法院認為，法院沒有偵查手段，在被告人不在居住地及其它所能知道的地點時，訴訟文書無法送達，沒有能力保證被告人到庭，而檢察院作有罪或者要求判處刑罰的抗訴，又有偵查手段，應由檢察院保證被告人到庭；檢察院認為，法院開庭審理案件，當然由法院保證被告人到庭，因為在被告人在押的情況下，不也是由法院提押被告人嗎？

兩種觀點相持不下，因此，對于因宣告無罪、免除刑事處罰而釋放的被告人，在提起二審程序時，如果被告人不到庭，案件盡管只是中止審理沒有終審判決，但在實質上就不了了之，因為在法院在被告人居住地等地點找不到被告人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措施可以采取；而沒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在居住地生活是其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即使被告人在客觀上是為了逃避審判，也無法可施。

【內容提要】基于未成年罪犯所具有的特點，對未成年罪犯執行自由刑的方式與內容也有別于成年罪犯的自由刑，在美國未成年犯罪人的釋放安置是指只在監禁期后在社區里監督未成年人。釋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關進行刑機關（原始刑罰）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處的刑罰，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區里監督未成年人。緊隨具有嚴格時間表的監禁刑之后，設計釋放安置是要幫助未成年人過渡到“真正的世界”。

【關鍵詞】自由刑/釋放安置/未成年罪犯/監獄

未成年人釋放安置是指只在監禁期后在社區里監督未成年人。釋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關進行刑機關（原始刑罰）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處的刑罰，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區里監督未成年人。緊隨具有嚴格時間表的監禁刑之后，設計釋放安置是要幫助未成年人過渡到“真正的世界”。

未成年人釋放安置不是一個新概念，其淵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紀，通常認為它類似于未成年人緩刑和成年人假釋。最近十年來，為了反映刑事司法制度現在采取的更加嚴厲懲罰的態度，未成年人釋放安置已經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個詞條回放了歷史場景，把未成年人釋放安置與未成年人緩刑和成年人假釋聯系起來，并且深入闡述了釋放安置的問題。

一、歷史回顧

在十八世紀，未成年人大約8歲時就要被送去當學徒，去學習技術、承擔責任和接受訓練。在十八世紀后半期，這個做法開始衰退了，導致了未成年人監督的崩潰。其結果是，目無法紀的未成年人有時間投身于反社會的課外活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