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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不同階段的結構特征變化

經濟體由落后貧困逐漸發展到先進富裕的進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前工業化階段、工業化階段以及后工業化階段。將工業化作為合意增長率、紅利釋放同產業結構優化的主線，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國家的工業化是發展經濟的關鍵所在，對于發展中的我國更是如此。國家不斷發展落后經濟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不斷實現工業化的過程。早在上世紀40年代，張培剛作為奠基發展經濟學之一的學者，就已明確提出了這一論點。以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主線作為立足點，將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歷史與實際的劃分。第二，產業結構與工業化緊密相聯。將工業化作為主線，能夠使其與變化結構相關的經濟發展理論形成有效聯結，并且能夠便于將發達國家的歷史進行參照，有效對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情況。第三，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發展階段相連接的紐帶就是工業化。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其經濟結構特征也各有差異，經濟結構特征的不同，能夠從需求與供給兩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的速度造成影響。在農業階段由于技術較為落后，使得長期需求以及供給能力保持在較低水平，決定了農業階段的經濟發展速度長期緩慢。在工業化階段，隨著時間推移資本日益積累增多，不斷提高的生產率以及持續的供給能力，同越來越強的需求相結合，使得經濟能夠快速發展。可以說，在需求與供給兩個方面而言，通過工業化作為主線，能夠將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結構變化以及經濟發展階段有效的鏈接起來。在前工業化時期是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征是經濟隨自然資源分布、產業結構單一、農業為主導產業、資本積累有限、地區差異較大。在工業化時期則是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相對快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基本特征是人們逐漸從事工業活動以獲取更高的收入，工業也逐漸由家庭手工作業發展為機器、化工、汽車等重工業。在后工業化時期則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較為平穩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征是服務業為主導產業，技術水平與生產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城鄉差距普遍存在，隨著服務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區域之間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各類生產要素由傳統的國內配置發展為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

我國的合意增長率與結構變化

合意增長率對應著自然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是在產出、資本與儲蓄比率已知的情況下，將全部儲蓄轉變為所需投資增長率，等于是合意資本產出率與合意儲蓄率的比值。隨著不斷進步的計量方式，已經能夠在理論層面對合意增長率進行度量。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長率對經濟結構領域進行理解，認為合意增長率是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結構相一致或是對經濟結構優化有利。合意增長率就是在經濟結構變化較快的時期，其經濟發展速度也較快，反之，緩慢變化的經濟結構，相對應的合意增長率也會較低。前工業化時期，由于緩慢的經濟結構變化，其合意增長率一直無法提高；工業化時期經濟結構變化逐漸迅速，合意增長率也逐漸提高；而在后工業化階段的不同時期，合意增長率的表現也將各有差異。本文主要結合我國從“一五”開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經濟發展，對我國的合意增長率、紅利釋放及結構變化的規律進行探討。依據《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可以看出我國從1953年至2012年的勞均GDP增長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長率均出現基本相同的變化趨勢及規律。以經濟波動及增長速度為主，同時全面考慮到這一期間我國經濟的制約條件、因素以及實際情況，對經濟發展速度以及經濟結構特征進行分段描述。在計劃經濟時期（1953-1978年），該階段我國主要發展戰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戰略違背了比較優勢原理，由國家強制力作為啟動工業化進程的依靠。1953年的人均GDP僅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為318元，在24年中，勞均GDP增長率為3.6%，人均GDP增長率為4.2%，GDP的增長率為6.3%。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化情況，按照錢納里等就業份額與農業產值的標準來看，其水平極低，遠遠低于起步階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沒有超過2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國的工業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導，重工業投資作為導向驅動，加之城鄉日益分離的二元經濟結構，以及計劃體制中的資源配置，逐漸促進了我國工業化進程，推動我國經濟緩慢發展。在轉軌時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國進入了由市場經濟體制逐漸替代計劃經濟體制的時期，也可以說是迅速變化的經濟結構，轉變工業化戰略，迅猛發展經濟的工業化推進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逐漸由優先發展重工業，轉變為在輕重工業之間，以比較優勢原理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并在三次產業之間協調發展。在轉軌時期逐漸引入市場因素，成為計劃與市場并行資源優化配置的方法之一。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當中，政府投資是核心，忽視了需求、城鄉差異過大等許多不協調的經濟結構而進行的工業化模式。但在轉軌時期，這樣的傳統模式正逐漸被私人投資與政府投資兼顧，需求與供給并重，逐漸縮小城鄉差距，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結構優化的工業化模式所替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轉軌時期的經濟結構也隨之快速變化，并且符合了經濟結構的演變規律，促進了合意增長率。隨著轉軌時期市場因素的不斷作用，逐漸增加的私人投資，促進了農村適度開放，逐漸縮小城鄉二元經濟差距。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國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逐漸增多了物質文化生活等多樣化需求。這樣迅速且良性的經濟結構優化與經濟結構調整，極大程度地推進了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轉軌時期的20多年里，勞均GDP增長率為20.1%，人均GDP增長率為14.1%，GDP增長率為15.8%，較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當屬奇跡。在持續穩定增長期（2001年以后），這也是我國加入WTO以來，進入了全新工業化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工業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邁向了高級工業化的持續穩定增長階段。2000年時，我國人均GDP為7858元，到2012年已經高達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依據錢納里標準，中級工業化向高級工業化過渡的加速發展時期，也是經濟結構巨變的階段，為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自從我國進入持續穩定增長期，伴隨著空前增長的外需，隨之而來的是相對不足的內需，由于我國各地逐步開展重型制造業，以及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使得政府投資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在持續穩定增長期，由經濟增速層面看，我國具有相對較小的經濟波動，并且呈現迅速增長且平穩的態勢。這一時期的勞均GDP增長率為14.6%，人均GDP增長率為10.1%，GDP增長率為11.7%。人均GDP增長率比轉軌時期更高，而GDP增長率則與轉軌時期相同，勞均GDP增長率較低于轉軌時期。由產業結構層面看，第三產業份額正在不斷提高，第二產業份額沒有太大變化，而第一產業份額正在不斷下降。另外，在持續穩定增長期，我國的第三產業就業份額持續超過第二產業，且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成為主導型產業。由此可以看出，我國60年的工業化發展進程，符合結構優化，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在計劃經濟發展時期，屬于政府主導型的前工業化進程起步時期，帶著強烈的隨意性與主觀性的戰略計劃，在配置資源中發揮著絕對的作用，形成了重視供給輕視需求，重視城市輕視農村，重視投資輕視消費，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重視工業化輕視服務化，重視政府投資輕視私人投資，重視國內市場而輕視國際市場等問題，存在許多非優化經濟結構，但這一時期的非優化經濟結構，仍舊起到了優化結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增長。在轉軌時期，是體制轉型及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的時期，在配置資源中，計劃逐漸被市場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導作用。不斷優化城鄉結構，輕重工業化結構也逐漸合理。該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業化發展的普遍規律且迅猛的結構變化，釋放出了龐大的結構紅利效益，有效推動了國民經濟可持續且迅速的提升。在持續穩定增長期，是我國后工業化進程走入成熟與高級階段的發展時期，強勁的外需與低人力資本有效結合，讓全世界關注焦點落在“中國制造”上。在該時期中，經濟結構的改變，既體現出優化趨勢，同時也存在些許惡化因素，從根本上說，一方面持續推動經濟呈現高速增長趨勢，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緩以及對結構進一步調整又意味著巨大的結構紅利還未釋放。

紅利釋放、合意增長率同結構優化

以事后的觀點層面來看，若是將合意增長率看作與經濟結構優化一致的實際經濟發展速度，則可以看出，在前工業化時期，由于緩慢變化的經濟結構，其合意增長率也極低，人均GDP增長率基本等于零。在工業化時期，由于整個過程中，如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投資結構以及需求結構等經濟結構快速的優化，其結構紅利效應由于結構變化的釋放極其明顯，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長率。在后工業化時期，由于時間較短，所經歷的國家也較少，該時期逐漸趨于穩定合理的傳統經濟結構，在與層次逐漸提高的需求之間，所形成的高供給能力水平與高層次需求相對不足，這樣的不斷調試以及不匹配的供求關系，極可能降低合意增長率。就我國現階段來說，以新中國成立為起點，以“一五”計劃為開始，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能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結構變化雖然提高了合意增長率，但是，卻對國民經濟原有的發展潛力造成了阻礙，降低了紅利釋放與結構優化的潛力。第二階段，是從1978年到2000年，該階段結構優化持續且健康，將結構紅利效應充分發揮出來，大幅度的促進了合意增長率提高。第三階段，是從2001年至今，該階段的工業化逐漸成熟，并且呈現高級化發展趨勢，在不斷優化區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城鄉結構的同時，卻對投資結構與需求結構造成了惡化。一方面促進了合意增長率的提高，有利于紅利釋放和結構優化。而另一方面又對結構紅利效益的有效發揮造成了阻礙。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性建議：首先，應該積極促進勞動力進行跨區域與跨產業的流動，充分促進勞動力將應有的結構紅利效應發揮出來。建立起全國一體化、進退自由、規范有序以及鼓勵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以促進勞動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產業，向效率較高的第三產業移動，將勞動力的結構紅利效應最大化釋放出來。其次，應該引導合理消費，促進我國內需消費逐漸替代外需消費，釋放需求結構紅利效應。引導合理消費的宗旨在于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發展，以提高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效率，同時需要對社會保障系統不斷健全完善，引導公民進行適度合理的消費行為，以提升合意資本產出率與合意儲蓄率。最后，應該將政府投資規范化，鼓勵私人投資，最大限度地激發投資結構的紅利效應。政府的投資領域以及規模需要規范化，對民間投資門檻逐步降低，增加民間投資的領域，使市場為主導逐漸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資為主導，提高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作者:高玉蓮 單位:廣州工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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