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層破壞、水資源緊張等生態環境問題影響范圍廣，并且遍及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各國的政治、經濟、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氣候變化、水環境危機、貿易與環境等方面折射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各國和各利益集團之間矛盾與沖突。生態環境問題已經由一般的環境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并成為各利益集團和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科技和外交實力的較量的焦點。

美國作為冷戰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面對生態環境問題全球化和嚴重化這一趨勢，而作出的環境外交政策將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1996年4月9日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學發表了題為《美國外交與2l世紀全球環境的挑戰》的講話。全面闡述環境與美國全球政策的關系，認為：“美國全球政策目標同美國如何處理地球的自然資源問題方面開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1997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年度環境外交報告，報告中宣稱環境外交已經成為美國外交中的一個長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環境問題開始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緊密相連。本文將對生態環境問題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的環境外交政策作一個粗淺的分析。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是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時代背景

生態環境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處置不當，尤其是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造成的全球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所構成的種種現實威脅。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從60年代末開始，以羅馬俱樂部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為標志，尤其是在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之后，許多國家的專家和學者開始從生態環境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和權利斗爭。1979年，勃蘭特委員會曾指出：“過去人們常常是從軍事沖突，甚至是從毀滅角度來理解戰爭，但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環境災難、大規模饑謹等造成的混亂也可能同樣危險。”[2]1992年，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會聚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全球性首腦會議。會議發表了《21世紀議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文件，生態環境問題自此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熱點問題而進入越來越多政治家和學者的研究領域。克林頓總統1997年10月在發達國家地理學會上曾表示,“把一個美好的家園交給下一代是我們的神圣職責。”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中，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使國際政治問題變的尤為錯綜復雜起來。目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已經成為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化

人類很早就注意到環境對政治的影響。但傳統的政治地理學只研究人、國家或領土等

本文作者：胡振良

外交涉及廣泛的法律問題:一方面外交作為國際關系主體間的關系適用國際法;另一方面各國外交政策都有國內法源。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規定外交活動的根本原則。因此,從法學方面研究憲法原則對認識一國外交活動具有重要意義。瑞士現行的聯邦憲法于1848年制定生效,后經過局部修改一直適用至今。它與19世紀其他國家的憲法類似,其有關外交方面的內容并不冗長,但很重要。瑞士外交活動有哪些指導原則,在一個聯邦制的國家中,聯邦與組成聯邦的各州在外交方面有何職權劃分,有哪些權力機關參與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又經過哪些法定程序,簽訂國際條約呢?以下我們結合瑞士的外交實踐對瑞士外交政策所依據的憲法原則進行初步研究。

一、瑞士外交政策的目標和指導原則

瑞士聯邦憲法沒有專門的章節規定外交活動,憲法序論表達了聯邦加強同盟,維護和增進各族團結、力量與榮譽的愿望。如果說榮譽是就世界范圍而言的,那么,維護和發展其榮譽便是瑞士外交之第一條指導原則。接著憲法在有關建立聯邦目的的第2條中寫道:“聯邦的目的為對外保障本國獨立,對內維護和平、秩序、保護各州的自由權利并促進共同的繁榮。’,¹這就明確規定了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標—保障國家獨立。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國家獨立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而中立不在目的之列。1815年的聯邦條例、1832年和1833年憲法草案都曾把維護獨立和中立作為外交目的。但1848年的制憲者沒有把中立作為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其理由是“中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維護國家獨立的措施”,º并且認為“一旦出現特定情況,為了主權可以放棄中立”。1874年的憲法繼承了1848年憲法的這一精神。然而,1848年和1874年的制憲者并沒有忽視中立問題。他們在憲法有關議會和聯邦委員會的職責的第85條和102條中都寫上了維護獨立和中立的內容。聯邦外交文件也曾多次明確指出,“中立是瑞士百年來國際地位的基礎”,是“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1977年瑞士還通過了第89條第5款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凡涉及瑞士加入國際安全組織和超國家共同體的決定須經強制性全民復決。除上面兩種情況外,其他條約如有放棄或損害中立的內容,聯邦兩院應決定將其訴諸非強制性全民復決。可見隨著歷史的發展維護中立已成為瑞士一條重要的憲法原則。然而中立的含義是什么,憲法規定的又是哪種中立原則呢?中立首先是某個國家超脫于某一特定武裝沖突的立場。這種情況下的權利和義務由國際法規定,其內容載入1907年規范陸戰與海戰中諸列強權利和義務的第5和第13號海牙公約¼。第二種是永久中立,即以各列強簽訂的公約為基礎.并逐漸為習慣法承認的一種國際地位。中立負有在任何一地,任何一方參加的武裝沖突中悟守永久中立,不卷入戰爭,不介入沖突的義務。1815年以來瑞士的中立是第二種中立。從字面上推論,格守中立義務會導致瑞士采取某種收縮和孤立的對外政策,但這不完全符合實際。自建立聯邦之后,瑞士一直實行與其國家的中立地位和實際可能相適應的積極的外交政策。由于其資源匾乏,依賴世界市場和資源,瑞士在經濟上采取開放的政策;在政治上,瑞士很早就開展某種稱之為“善意調停”的活動。所謂善意調停是和平地解決國家沖突的一種手段,也就是第三方經過友好的活動使沖突雙方找到妥協的方法。比如在法國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瑞士不僅積極促進雙方的接觸,并在埃維昂談判期間為阿爾及利亞代表團提供住所。從中可以了解瑞士主張的廣義善意調停的含義,就是在國際沖突中主動或應某國要求由聯邦、個人或國際組織,提供各種服務,以便維護和恢復和平。瑞士實行的廣義的善意調停體現在一系列外交實踐中,有些活動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這些活動涉及許多領域:例如參與紅十字運動,代表中斷了外交關系的國家的國家利益,在沖突雙方完全脫離接觸無外交代表的情況下,保護戰俘,促進和解決國際爭端,發展國際仲裁,接受有關的國際委托,歡迎在瑞士的國土上舉行國際會議,設立國際組織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瑞士處在新的形勢下,冷戰和東西方對立使中立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瑞士不是聯合國的成員,需要找出新的方式加強與國際社會的聯系,以便盡義務,圖發展。為此,瑞士在官方文件中明確提出“休戚與共,提供方便和普建邦交”的三項外交準則氣普建邦交是中立固有的要求,它反映了中立國家在戰時保持同交戰各國發展關系的權利。休戚與共是中立的結果和自然補充。它強調瑞士與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系和對國際事務的積極態度,成為它利用中立地位從事各種和平使命的根據。提供方便是積極中立政策的又一個方面,它表明聯邦準備提供各種善意的幫助。在這方面瑞士的外交實踐頗豐。可見,瑞士的中立概念經歷了發展和演變。它是積極的,富有生命力的。總之,維護聯邦獨立是外交活動的最高目標,中立是瑞士外交活動的憲法性原則。后者是對前者的補充,中立是實現獨立目標的手段。

二、聯邦與州之間外交職權的劃分

瑞士的正式名稱為瑞士邦聯,但她卻是一個聯邦制國家。瑞士聯邦憲法不僅規定了聯邦議會和聯邦委員會的外交職能及其權能劃分,而且也規定了聯邦和州在對外交往方面的職權劃分。憲法第八條規定,“只有聯邦政府有宣戰烤和以及與外國締結同盟及條約的權利,特別是有關規定關稅與商務條約的權利。”但這里規定的聯邦締約權不是絕對的,憲法第九條指出“關于公共經濟與睦鄰關系以及警察事項,各州特別保留與外國締結條約的權利。但該項條約不得有違反聯邦或其他州的利益的規定。”作為補充,憲法第十條還規定,“凡各州與外國政府或代表有正式交往時,須通過聯邦委員會的介紹。但關于第九條所列的事項,各州得與低級衙署及其官員聯系。”從上述條款的限定詞“唯有聯邦有權”,“特殊情況下州亦可”,不難看出憲法第二條有關州的權利及與聯邦關系的一般原則(凡未委任于聯邦政府的權利概由各州行使)不適用于外交領域。但各州可依據憲法與聯邦共享一定的外事權。以下擬分別說明聯邦和各州的有關外交職能。(一)聯邦的外交職能1.聯邦締約權憲法賦予聯邦以三項特權:宣戰、烤和、締約。宣戰靖和的內容似有悖于中立國義務。但這里講的宣戰烤和顯然是對外來侵略而言的。至于締約,憲法第八條做了明確的規定。聯邦不僅可以締結政治性條約,還可以締結非政治性條約。第一類條約包括烤和和結盟,但在保持中立的情況下結盟是被禁止的。在瑞士長期的外交實踐中,聯邦締約權被賦予了廣泛的含義。締約對象可以是國家、國際組織及教會等任何國際法主體;條約指一切協議,不論其名稱、締約方數量和締約方式;聯邦可締約的領域也包括法定應由各州行使立法權的領域。但締約必須符合憲法并出自實際需要。可見締約方面瑞士實行的是相對集中的體制。2.聯邦外交方面的其他權力瑞士聯邦憲法第8條以及第85和1()2條的有關條款賦予聯邦廣泛的外交職能。首先,聯邦有對外交往權,負責處理瑞士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如承認國家、建立外交和領事關系、設立外交和領事代表團、提善意調停、參加國際組織、促進國際法的發展和國際法典的編撰。其次,聯邦有權推行有關的對外政策.如與國際組織合作提供共同發展和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援助、提供自然災害援助、促進人權的保護和發展。再次,聯邦有權規范和處理一些與對外政策或多或少有聯系的問題.如給外國留學生提供獎學金.參加國際博覽會和參與其他方面的國際合作。最后聯邦負責對外保護國家的經濟、社會利益和文化民族傳統。為此,聯邦可就一系列廣泛的問題進行立法,如限制外國人介入房地產法,限制外國人移民和防止外來文化控制法。可見,瑞士聯邦外交政策不僅涉及國家間關系.而且也處理與外國人的關系。(二)瑞士各州的對外職能上面已淡到憲法中涉及州的對外職權的兩個條款,即有關簽約的第9條和有關對外交往的第l。條。其他一些條款也涉及州在對外關系中的一些問題。憲法第8、9條規定各州有條約復決權,24條13款提出州的外事咨詢權等。1.州的締約權據不完全統計,自聯邦建立至今,各州簽訂了大約140個國際條約,其中40個是二戰后簽訂的,20個是1973年以來簽訂的。可見由州簽訂的條約是十分有限的,但憲法賦予各州的締約權迄今仍然有效。根據憲法,各州有權與他國簽訂某些條約。簽約和條約的含義是丁L一泛的,但州的締約權是限制性的。這種限制首先是范圍上的限制。原則上,州只能在一定領域即公共經濟、睦鄰關系以及警察事項方一面行使締約權;對州締約權的第二個限制是內容方面的。憲法指出,無論是國際協議(7條2款),還是第9條規定的條約,都“不得有違反聯邦或其他州利益的規定”。這里指出的是不得違反聯邦或其他州的利益,而不僅僅是與憲法、聯邦法或其他州的法律是否相沖突。憲法102條第7款規定聯邦委員會負責審查各州的有關條約是否符合上述要大州如對宙查結果不服,可上訴到聯邦議會如果另一州對某一條約提出異議也要照此程序辦理(見85條5款);對州締約權的第三個限制是程序上的限制。憲法第10條規定禁_1l=各州與外國政府發生直接關系,原則上,是由聯邦淡半lJ、簽汀、批準有關州的條約。一般是州作為有關談判代表團的成員參加有關活動,由聯邦以一州或多州的名義簽約。然而聯邦卻可以授權各州自行簽訂某些條約。例如聯邦建立之初,聯邦議會曾同意保留瓦萊和佛里堡州憲法中關于該州同羅馬教會的關系由雙方協議規定的條款。此外,聯邦還在聯邦簽訂的某些框架性協議或聯邦立法中附帶授權條款,如防止水污染法,國際援助法都有授權各州與外國簽訂某種協議的條款。此外,憲法102條7款規定這類條約一旦締結還要由聯邦委員會批準。這條規定形式上有些重復和多佘,但在特定情況下是有意義的,是瑞士聯邦外交的又一個安全閥。2.各州其他外交職權憲法第10條1款中有關禁止各州與外國政府發展官方關系的內容主要是指州不得與外國建立外交和領事關系,不得與外國政府談判簽約。但在瑞士的領事人員可直接與州政府接觸,后者有權在其職權范圍內與之做答。在瑞士的外交人員、外國政府首腦和成員也可應邀對各州進行禮節性訪問。憲法第10條2款還允許各州發展與外國相鄰的地方政府之間的各種經常性的接觸和關系,以處理一些共同的問題。例如為環保、運輸、領土整治、自然規劃等目的,各州可建立各種地區性混合委員會,進行跨國界合作。近來,瑞士各州這方面的活動相當活躍。此外,應該指出的是雖然各州外交活動受到各種限制,但各州在聯邦對外關系中仍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根據慣例,各州參與聯邦進行的涉及該州權益的國際談判。此外,許多法律都明文規定,聯邦在采取外交措施或簽約承擔某種國際義務之前,要首先向各州咨詢。

一、外交政策分析認知視角的出發點

冷戰期間占國際關系理論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認為外交決策過程是一個理性的選擇過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領導者在追求國家利益時是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在決策的過程中能夠獲得所有決策(選擇)所需要的信息，對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通過一個開放的過程選擇能給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策選擇。這些學者認為，國際體系制約和影響政策的選擇，個人很難對外交政策的結果有任何影響，不同個性的人在同樣條件下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變，但(國家)利益和政策則不會改變。”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學者則認為，外交政策是在復雜的官僚機構中制定的，政策制定過程對效率的追求要求徹底擺脫個人的私心雜念，感情好惡，因此決策機制和過程限制和制約了個性發揮作用，過于強調個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義的陷阱。

辯證唯物主義在強調人的一切心理現象都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認為人的心理對客觀現實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機械的反映，并不像鏡子映照物體那樣。人對現實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長期形成的個人特點、知識經驗、世界觀等密切相聯系的。人對客觀現實世界進行認知的過程不僅受到認知對象(客觀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到主觀因素，如信仰、需要、興趣、知識經驗以及知覺對象對生活和實踐的意義等的影響。外交政策分析的認知視角是與這樣的辯證思維相一致的。這種視角因個人在冷戰結束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冷戰結束的方式而變得更為引人注目。這種認知(個人，個性層次)的視角(理論、方法或模式)通過對決策者及其信仰和認知過程的研究來理解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方面來理解和研究外交決策者與外交決策結果的關系。有的側重于對決策者信仰系統的研究，有的側重于對決策者認識過程的研究，有的則側重于對決策者的信息處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學者則將精力放在對外交決策者個性的研究上。概括起來，這些學者認為決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響，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不一樣的；或受到決策者信息處理方法的影響，一般是比較封閉和保守的(close-minded)，對外界的變化適應是緩慢的，或者對外界的變化有一種抵制態度，拒絕接受這些變化；或者認為決策者對形勢的判斷有時候是不準確的，決策者在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往往受到錯誤認識的影響，或者是根據對現實世界的錯誤認識制定外交政策。這種方法強調對外交決策者及其認知過程的研究，認為不同的決策者參與外交決策可能會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結果。

從認知角度對國際政治的研究開始于1930年代。當時一些學者將一些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運用于對外交決策的研究。他們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國家的特點，對戰爭的態度，公眾感情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等。如所謂的“戰爭開始于頭腦之中”，就是說從發動戰爭者頭腦中一產生發動戰爭的這種想法以后，戰爭的機器就開動了，而不是在戰場上。但是由于這些學者缺乏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的背景，而現代含義上對國際關系的研究則剛剛開始，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缺乏對心理學的了解，因此這些研究并沒有得到國際政治學者的接受。

盡管如此，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一產生，就有不少學者將個人層次和認知的因素作為影響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變量進行研究，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日益引人關注。如沃爾茲在其經典的《人、國家和戰爭》一書中在分析戰爭的根源時提出的第一個意象(image)就是人。這種意象認為，“人的邪惡，他們錯誤行為導致了戰爭，如果個人的美德能夠被普及，就會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闡述這一意象時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學的理論，”“世界歷史的發展離不開創造歷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時期的另一位國際關系理論大家賴特也以同樣的筆調指出，“國際關系不能僅僅局限于政府間的關系，結論不能建立在認為它們(心理學)不能提供足夠的預測和控制的假設的基礎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們必須認識到決定、影響國家政策和行為的人并不是對‘客觀’實際環境的反應。決定我們行為的是我們認知的世界，而不是現實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羅森諾在呼吁建立比較外交政策的理論時提出了影響外交政策的五個層次的自變量，其中一個就是個人，也就是決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 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統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并將這種方法運用到對國際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的是斯布羅特夫婦(HaroldandMargaretSprout)。

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層破壞、水資源緊張等生態環境問題影響范圍廣，并且遍及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各國的政治、經濟、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氣候變化、水環境危機、貿易與環境等方面折射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各國和各利益集團之間矛盾與沖突。生態環境問題已經由一般的環境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并成為各利益集團和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科技和外交實力的較量的焦點。

美國作為冷戰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面對生態環境問題全球化和嚴重化這一趨勢，而作出的環境外交政策將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1996年4月9日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學發表了題為《美國外交與2l世紀全球環境的挑戰》的講話。全面闡述環境與美國全球政策的關系，認為：“美國全球政策目標同美國如何處理地球的自然資源問題方面開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1997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年度環境外交報告，報告中宣稱環境外交已經成為美國外交中的一個長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環境問題開始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緊密相連。本文將對生態環境問題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的環境外交政策作一個粗淺的分析。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是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時代背景

生態環境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處置不當，尤其是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造成的全球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所構成的種種現實威脅。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從60年代末開始，以羅馬俱樂部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為標志，尤其是在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之后，許多國家的專家和學者開始從生態環境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和權利斗爭。1979年，勃蘭特委員會曾指出：“過去人們常常是從軍事沖突，甚至是從毀滅角度來理解戰爭，但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環境災難、大規模饑謹等造成的混亂也可能同樣危險。”[2]1992年，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會聚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全球性首腦會議。會議發表了《21世紀議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文件，生態環境問題自此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熱點問題而進入越來越多政治家和學者的研究領域。克林頓總統1997年10月在發達國家地理學會上曾表示,“把一個美好的家園交給下一代是我們的神圣職責。”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中，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使國際政治問題變的尤為錯綜復雜起來。目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已經成為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化

人類很早就注意到環境對政治的影響。但傳統的政治地理學只研究人、國家或領土等

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層破壞、水資源緊張等生態環境問題影響范圍廣，并且遍及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各國的政治、經濟、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氣候變化、水環境危機、貿易與環境等方面折射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各國和各利益集團之間矛盾與沖突。生態環境問題已經由一般的環境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并成為各利益集團和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科技和外交實力的較量的焦點。

美國作為冷戰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面對生態環境問題全球化和嚴重化這一趨勢，而作出的環境外交政策將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1996年4月9日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學發表了題為《美國外交與2l世紀全球環境的挑戰》的講話。全面闡述環境與美國全球政策的關系，認為：“美國全球政策目標同美國如何處理地球的自然資源問題方面開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1997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年度環境外交報告，報告中宣稱環境外交已經成為美國外交中的一個長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環境問題開始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緊密相連。本文將對生態環境問題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的環境外交政策作一個粗淺的分析。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是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時代背景

生態環境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處置不當，尤其是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造成的全球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所構成的種種現實威脅。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從60年代末開始，以羅馬俱樂部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為標志，尤其是在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之后，許多國家的專家和學者開始從生態環境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和權利斗爭。1979年，勃蘭特委員會曾指出：“過去人們常常是從軍事沖突，甚至是從毀滅角度來理解戰爭，但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環境災難、大規模饑謹等造成的混亂也可能同樣危險。”[2]1992年，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會聚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全球性首腦會議。會議發表了《21世紀議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文件，生態環境問題自此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熱點問題而進入越來越多政治家和學者的研究領域。克林頓總統1997年10月在發達國家地理學會上曾表示,“把一個美好的家園交給下一代是我們的神圣職責。”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中，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使國際政治問題變的尤為錯綜復雜起來。目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已經成為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化

人類很早就注意到環境對政治的影響。但傳統的政治地理學只研究人、國家或領土等

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層破壞、水資源緊張等生態環境問題影響范圍廣，并且遍及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各國的政治、經濟、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氣候變化、水環境危機、貿易與環境等方面折射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各國和各利益集團之間矛盾與沖突。生態環境問題已經由一般的環境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并成為各利益集團和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科技和外交實力的較量的焦點。

美國作為冷戰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面對生態環境問題全球化和嚴重化這一趨勢，而作出的環境外交政策將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1996年4月9日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學發表了題為《美國外交與2l世紀全球環境的挑戰》的講話。全面闡述環境與美國全球政策的關系，認為：“美國全球政策目標同美國如何處理地球的自然資源問題方面開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1997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年度環境外交報告，報告中宣稱環境外交已經成為美國外交中的一個長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環境問題開始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緊密相連。本文將對生態環境問題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的環境外交政策作一個粗淺的分析。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是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時代背景

生態環境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處置不當，尤其是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造成的全球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所構成的種種現實威脅。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從60年代末開始，以羅馬俱樂部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為標志，尤其是在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之后，許多國家的專家和學者開始從生態環境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和權利斗爭。1979年，勃蘭特委員會曾指出：“過去人們常常是從軍事沖突，甚至是從毀滅角度來理解戰爭，但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環境災難、大規模饑謹等造成的混亂也可能同樣危險。”[2]1992年，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會聚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全球性首腦會議。會議發表了《21世紀議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文件，生態環境問題自此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熱點問題而進入越來越多政治家和學者的研究領域。克林頓總統1997年10月在發達國家地理學會上曾表示,“把一個美好的家園交給下一代是我們的神圣職責。”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中，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使國際政治問題變的尤為錯綜復雜起來。目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已經成為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化

人類很早就注意到環境對政治的影響。但傳統的政治地理學只研究人、國家或領土等

當兩國政治關系處于低潮階段，兩國之間的政治與經濟交流中斷，體育賽事往往能夠成為打破僵局的利器。相比嚴肅刻板的政治活動，體育賽事具有非官方性、輕松靈活性、親和力強等特點，卻能解決一些國際社會問題。過去的十年，朝鮮不間斷進行核試驗，各方會談也是反反復復重啟多次，2017年之際朝鮮多次進行導彈試驗，韓國則安置美國薩德系統以應對，雙邊關系處于僵局階段;但2018年年初朝鮮領導人高調宣布有意派代表團參加韓國平昌冬奧會，隨后幾日雙方恢復高級別的會談，商討朝鮮參加平昌冬奧會的事宜;屆時雙邊緊張多年的僵局又一次打破，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得到緩解，這是朝鮮成功核試驗之后以一種自信的政治姿態主動對韓體育外交政治外交，以體育外交為契機朝韓兩國關系將會進入新一輪的緩和與對話階段。在國際歷史上很多國家通過體育外交完成雙邊關系的政治外交破冰，改善雙邊關系。1954年印巴“板球外交”為雙方恢復對話、降低雙邊緊張局勢提供契機;1971年中美“乒乓球”外交開啟新中國與美國的外交巨輪，極具劃時代的意義;2008年土耳其與亞美尼亞“足球外交”對消除雙方長達一世紀的恩怨消除起著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國內學者郝雅燁子在《體育外交在解決國際爭端中的輔助作用研究》一文分析了和平時期運用體育外交輔助解決國際性矛盾的可行性，研究顯示體育外交有助于緩解國際爭端的氛圍，對于解決國際矛盾起著一定的輔助作用;本文認為該文客觀分析了體育外交的意義所在，體育外交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藥引”的作用，完全寄希望體育外交是不成熟的政治行為表現。新時期總書記再報告中指出:新時期是我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為世界做更大貢獻的時期，因此如何通過體育外交這柔性“潤滑劑”助力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體育快速發展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本文認為新時期體育外交更多的是主動出擊，柔性與靈活的表達政治態度，以體育外交為窗口在國際制造輿論宣傳、宣揚包括中國體育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是展示中國大國責任、提升中國人道主義號召力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構建新時期構建體育強國的重要舉措之一;當然不排除謀求尋找合適的契機采用體育外交解決諸如當下美國挑起的對中國的貿易戰等相對棘手的時政問題［1］。

1新時期中國大國外交思維

中共之際總書記在一次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義思想確立為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執政思想，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事業的建設提供思想指南。政治外交、體育外交也是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范疇，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下，我國外交工作的新型大國外交理論體系也基本成型。客觀判斷國際環境，順勢為之;就中國目前發展來看，解決中國安全合作短板，多角度在全球擴大影響力，提升國際事務的話語權是中國外交任務重點和難點所在。明確目標，內外聯動效應趨于明顯;報告指出，新時期中國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兩個構建，實現中國與國際實現共贏的局面，促進中國夢與世界夢的聯通。新時代新型外交理念更加靈活，不拘一格，與世界呈現共振性，協調性、互惠性;共振性、協調性，表明中國在外交過程中不尋求單方面的利益，而是要實現榮辱與共。由此可以看出，新時代中國外交政策主要是向世界表達出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以不拘一格的靈活政策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共贏，傳揚中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中國體育外交屬于中國外交的范疇，遵循中國外交宏觀目標是必然［2］。

2體育外交表達國際政治關系、展示政治態度

體育外交可以作為國家之間表達政治態度的一種工具，主要是分為友好和抵制兩種不同的政治態度。國際歷史中，以體育外交表達政治態度的案例不在少數;1948年法西斯戰敗國拒絕參加倫敦奧運會，1956年新中國因奧委會邀請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加而拒絕參加本屆奧運會。2014年，國家主席應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邀請于2月6日至8日參加索契冬奧會的開幕式，但開幕式之前俄羅斯傳來出現恐怖襲擊的報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是否能夠安全舉行索契冬奧會持懷疑態度，相比西方國家對待此次冬奧會的冷遇，中國國家主席應邀參加索契冬奧會對俄羅斯可謂是雪中送炭，表達對普京、俄羅斯強有力的支持。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參加俄羅斯索契冬奧會，是國家主席執政新年之初首次外出訪問的國家，也是他首次出席境外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兩個第一次，直接明了地向普京和俄羅斯表達出中方對中俄關系、對索契冬奧會的重視，顯示出中國和俄羅斯在重大國際關系如“反恐”問題上意見的高度契合，也顯示著中俄兩國追求世界和平的決心［3］。在索契冬奧會上中俄兩國國家元首對國際重大問題表達出獨立與共識的意見，兩國元首共同與參加敘利亞化學武器海運聯合護航的中俄軍艦艦長視頻通話，展示中俄兩國為維護國際和地區安全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彰顯中俄雙方今后就重大國際問題繼續磋商與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及地區和平、安全、穩定的決心。冬奧會期間，兩國元首達成一致意見:2015年共同舉辦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活動。這完全符合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理念，和平是時代主體，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俄羅斯的利益，更符合全世界熱愛和平人群的利益。國家主席應邀參加索契冬奧會一行，體現著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務實性、靈活性，也體現著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性、不人云亦云的外交路線。一場成功的體育外交，加深主席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之間的友誼、加強兩國民族之間的情感，深化兩國之間的雙邊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

3體育外交助力中國體育文化

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層破壞、水資源緊張等生態環境問題影響范圍廣，并且遍及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各國的政治、經濟、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氣候變化、水環境危機、貿易與環境等方面折射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各國和各利益集團之間矛盾與沖突。生態環境問題已經由一般的環境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并成為各利益集團和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科技和外交實力的較量的焦點。

美國作為冷戰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面對生態環境問題全球化和嚴重化這一趨勢，而作出的環境外交政策將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1996年4月9日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學發表了題為《美國外交與2l世紀全球環境的挑戰》的講話。全面闡述環境與美國全球政策的關系，認為：“美國全球政策目標同美國如何處理地球的自然資源問題方面開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1997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年度環境外交報告，報告中宣稱環境外交已經成為美國外交中的一個長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環境問題開始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緊密相連。本文將對生態環境問題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的環境外交政策作一個粗淺的分析。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是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時代背景

生態環境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處置不當，尤其是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造成的全球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所構成的種種現實威脅。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從60年代末開始，以羅馬俱樂部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為標志，尤其是在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之后，許多國家的專家和學者開始從生態環境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和權利斗爭。1979年，勃蘭特委員會曾指出：“過去人們常常是從軍事沖突，甚至是從毀滅角度來理解戰爭，但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環境災難、大規模饑謹等造成的混亂也可能同樣危險。”[2]1992年，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會聚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全球性首腦會議。會議發表了《21世紀議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文件，生態環境問題自此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熱點問題而進入越來越多政治家和學者的研究領域。克林頓總統1997年10月在發達國家地理學會上曾表示,“把一個美好的家園交給下一代是我們的神圣職責。”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中，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使國際政治問題變的尤為錯綜復雜起來。目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凸現已經成為美國制定環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化

人類很早就注意到環境對政治的影響。但傳統的政治地理學只研究人、國家或領土等

瑞士是以永久中立而聞名于世。瑞士永久中立除了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重要的地理因素之外，與其人民長期來為捍衛和平中立的努力和奮斗是分不開的。瑞士的中立外交政策不僅給瑞士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其他各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并使之成為世界幾百年來從未發生過戰爭的國度之一，同時也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貢獻。永久中立政策使蕞爾之國瑞士變成了舉世矚目的“大國”，成為世界各國心目中的“伊甸園”和學習的楷模。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為瑞士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和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中立的起源和發展

LaNeutralitè“中立”一詞起源于拉丁語，1536年才第一次使用。關于中立的功能含義，在海爾維第(瑞士的別稱)國家最古老的文獻中是用“靜坐不動”來闡述的。瑞士現行聯邦憲法第173條明確規定聯邦議會有權“采取必要措施保護瑞士外部安全、獨立和中立”（注：參見瑞士《聯邦新憲法》，伯爾尼1999年出版，第42頁。）。這個基本憲法的規定使得瑞士在對外關系上奉行四項原則。第一，永久中立原則。即瑞士必須避免戰爭危險，不能卷入爭端，不結盟，它依靠自己“武裝中立”，常備不懈。第二，普遍建交，不分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普遍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第三，休戚與共。中立不等于袖手旁觀，瑞士也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與合作，對遭受重大自然災害的國家給予支援。第四，提供方便。遇有國際沖突，瑞士時常出面斡旋，使雙方互相接觸聯系。[1](P220)“廣結善緣，淡交如水”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

瑞士中立地位的確立是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通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用鮮血贏得的。瑞士位于西歐中心，周邊強國大國林立，它的西南部是法國，東南是意大利，西北是德國，東北是奧地利，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從中世紀以來，歐洲許多國家就力圖控制這塊戰略要地。1291年，施維茨、烏里、下瓦爾登三州結成永久同盟，以便共同對付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擴張，維護自身的安全。到了1513年已擁有13個州成員，這就是瑞士中立的開始。1515年，瑞士軍隊在馬里尼昂(Marignan)被法軍打敗，1516年、1521年瑞士和法國簽定永久和約，保證永不向法國開戰，同時也拒絕法國的敵人通過其各道隘口。這樣處于強國夾縫之中的瑞士，吃一塹，長一智，及時應變采取了高明的外交政策——恪守中立，中庸自保。可以說馬里尼昂戰役是瑞士全面執行中立政策的轉折點。1618年歐洲爆發30年戰爭，瑞士已經奉行了中立外交政策，但仍有大批的瑞士人充當雇傭兵。此時瑞士的雇傭軍不是為了幫助哪個國家戰斗，而是為了他們自己和為國家賺錢，雇傭兵制成為瑞士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瑞士首次嘗到中立給它帶來的益處。1674年中立政策成為瑞士國家行為準則，當時的瑞士經歷了宗教改革的動亂，目睹了歐洲30年戰爭給鄰國造成的苦難，感受與強國為鄰的壓力，終于在當年“國會”上宣布作為中立國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參加戰爭，第一次向歐洲提出自己的對外中立政策。瑞士的中立政策在法國大革命時才得到歐洲主要國家的認可和尊重，使瑞士沒有卷入該世紀的歐洲戰爭之中，為瑞士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貢獻。1814—1815年歐洲召開維也納會議，東道主奧地利外相梅特涅(后成為首相)同意英、俄使瑞士變成緩沖國的意見。列強們承認“瑞士的中立和完整及其脫離任何外國勢力而獨立，是符合整個歐洲政治的真正利益的”。[2](P436)1815年11月20日列強在巴黎簽定了《承認瑞士永久中立的巴黎條約》(TraitedeParis:NeutraliteperpetuelledelaSuisse)。至此，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瑞士的永久中立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3](P280)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瑞士都保持了中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按照“武裝中立”的原則，瑞士動員部隊巡守國境。聯邦政府任命維勒統帥全軍，但瑞士法語區的人民認為他是親德分子，造成德、法語區的人民對立情緒非常嚴重。盡管如此，瑞士政府和人民仍然對交戰國的人民提供人道主義的援助，減少他們所遭受的痛苦。二戰期間，瑞士遭遇南北二個法西斯專制國家的夾擊，形勢十分嚴峻。在這種情況下，瑞士各階層、各民族捐棄前嫌，團結一致，以中立為原則，屏棄法西斯主義，加強邊境守衛，終于使瑞士幸免陷入戰爭，維護了其領土完整與國家獨立。二戰初期，瑞士實施了“內堡計劃”，在全國重要的交通要道、橋梁、隧道、山口等都安放了炸藥，隨時引爆。瑞士是一個山國，橋梁隧道炸毀之后即與外界失去了聯系，“內堡計劃”是最壞的打算。在法西斯陳兵邊境之際，為了防止德、意法西斯的侵略，瑞士軍隊進行了二戰以來的第三次總動員，人員達到40萬。[2](P639)瑞士就是這樣度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武裝中立使瑞士成為一塊難啃的骨頭和一只刺猬；如果沒有武裝中立，富裕的瑞士也許早就成為法西斯德國的囊中之物。

冷戰時期瑞士又由于它特殊的地位，起到了兩大陣營之間的避風港作用。瑞士與東西方國家普遍建立起外交關系，將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經濟模式的不同等因素置之于外。在經濟上實行自由經濟政策，大力發展本國經濟。戰后以來，世界局勢一直不安定，美蘇全方位冷戰，北約華約瘋狂軍備競賽，亞非拉眾多矛盾與熱戰。但是瑞士對于這些問題在政治上采取“兩耳不聞窗外事”和“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策略；在經濟上采取“鐵公雞一毛不拔”的政策，瑞士認為它的每一分財富都來之不易應當珍惜，援助國外反而會使受援國產生依賴思想，同時也會使官員滋生腐敗現象。但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瑞士卻顯得十分慷慨。瑞士的這種相對中立的態度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和理解。許多國際組織機構和國際會議紛紛落戶瑞士，對于各種各樣的國際會議，瑞士不愿意提出也不提出任何解決的辦法與建議，只提供幾張桌子、幾把椅子、幾間房子、幾個廚子，然后大賺銀子。瑞士的這種方式，各國都樂于接受。如前美國總統里根和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舉行過多次會晤，達成了多個協議。1991年前后東歐蘇聯崩潰瓦解，但西方國家并未享受蘇東歐巨變后帶來的“和平紅利”，經濟反而陷入持續衰退，匯率不穩，人心浮動，導致大量的東西歐資金涌入瑞士，瑞士法郎一枝獨秀，成為“避難貨幣”。

摘要：同志在外交領域工作了近十個春秋，在實踐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外交思想的形成大致經歷了準備、形成、進一步發展完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外交思想形成的準備階段（1950年初—1954年底），這一階段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階段：外交思想的形成階段（1955年初——1956年底），《關于執行我國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問題》和《論和平共處》兩份文件的完成標志著外交思想已經形成。第三階段：外交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完善階段（1957年初——廬山會議前），外交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關鍵詞：；外交思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是我黨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是中國共產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后，他轉入外交戰線工作，先后擔任過駐蘇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等職，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和國際問題，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外交領域工作了近十個春秋，在實踐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本文擬就外交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一初步探討，以期更好地認識的外交思想。

筆者認為，外交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

第一階段：外交思想形成的準備階段（1950年初—1954年底）。開始認真研究國際問題和外交政策，尤其細心體會我國的外交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深入研究了駐外使館工作，并對駐外使館工作提出了綱領性意見。這一階段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