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論的所謂網絡暴民，是指在網絡上思想激進、行為激烈、對事件結局的操縱欲望強烈、通過“人肉搜索”等非理性方式追查并公開當事人的真實身份、住址、電話等個人信息，無情責罵和羞辱當事人，從而擾亂當事人的正常生活的部分網民。

一“選擇性接觸理論”與網絡暴民

選擇性接觸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傳播學家拉扎斯菲爾德等人在《人民的選擇》中提出。扎斯菲爾德通過調查后發現：選民的投票立場與他們的既有政治傾向有著密切的關系。既有政治傾向不但決定著人民的政治選擇，而且也制約著人們對大眾傳媒內容的接觸。由此，他認為，受眾接觸大眾傳播信息時并不是不加選擇的，而是更愿意選擇那些與自己的既有立場和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加以接觸，而對與此對立或沖突的內容有一種回避的傾向。他們把這個結論稱為“選擇性接觸假說”。①

1.“選擇性接觸”下的從眾心理

在傳播學中，從眾心理是選擇性接觸的具體體現。在互聯網信息傳播中，很多網民就表現為對事情“人云亦云”、“隨大流”的心理，以尋求一種集體認同的安全感。由于互聯網信息的隨意性，其消息來源和真實性往往很難得到驗證，特別是許多事件的傳播源頭均來自于BBS或博客，對其內容的審查更難以進行。然而廣大網民在看到這些“爆炸性”的信息時，往往直接展開討論，并在部分網民的號召下采取“道德審判”、“懲罰”等行動，既不去調查、懷疑消息來源的真實性與可靠性，也不考慮審判與懲罰行為的合法性，表現出了網民盲目附和的從眾心理。在網絡暴力事件中，經常是一部分“意見領袖”用義憤填膺的口號來煽動普通網民。例如在“銅須門”事件的口號就是“以鍵盤為武器砍下奸夫的頭，獻給受害的丈夫做祭品”。網民在這樣的煽動下，很少有人考察事件的真實性就不假思索地投入到抵制銅須的活動中。結果者見事情鬧得不可收拾，自己承認的消息有捏造的成分。大眾因為沒有對事件做深入調查，一味盲從煽動者，嚴重干擾了當事人的正常生活。

2.“選擇性接觸”引發群體極化

本文所論的所謂網絡暴民，是指在網絡上思想激進、行為激烈、對事件結局的操縱欲望強烈、通過“人肉搜索”等非理性方式追查并公開當事人的真實身份、住址、電話等個人信息，無情責罵和羞辱當事人，從而擾亂當事人的正常生活的部分網民。

一“選擇性接觸理論”與網絡暴民

選擇性接觸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傳播學家拉扎斯菲爾德等人在《人民的選擇》中提出。扎斯菲爾德通過調查后發現：選民的投票立場與他們的既有政治傾向有著密切的關系。既有政治傾向不但決定著人民的政治選擇，而且也制約著人們對大眾傳媒內容的接觸。由此，他認為，受眾接觸大眾傳播信息時并不是不加選擇的，而是更愿意選擇那些與自己的既有立場和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加以接觸，而對與此對立或沖突的內容有一種回避的傾向。他們把這個結論稱為“選擇性接觸假說”。①

1.“選擇性接觸”下的從眾心理

在傳播學中，從眾心理是選擇性接觸的具體體現。在互聯網信息傳播中，很多網民就表現為對事情“人云亦云”、“隨大流”的心理，以尋求一種集體認同的安全感。由于互聯網信息的隨意性，其消息來源和真實性往往很難得到驗證，特別是許多事件的傳播源頭均來自于BBS或博客，對其內容的審查更難以進行。然而廣大網民在看到這些“爆炸性”的信息時，往往直接展開討論，并在部分網民的號召下采取“道德審判”、“懲罰”等行動，既不去調查、懷疑消息來源的真實性與可靠性，也不考慮審判與懲罰行為的合法性，表現出了網民盲目附和的從眾心理。在網絡暴力事件中，經常是一部分“意見領袖”用義憤填膺的口號來煽動普通網民。例如在“銅須門”事件的口號就是“以鍵盤為武器砍下奸夫的頭，獻給受害的丈夫做祭品”。網民在這樣的煽動下，很少有人考察事件的真實性就不假思索地投入到抵制銅須的活動中。結果者見事情鬧得不可收拾，自己承認的消息有捏造的成分。大眾因為沒有對事件做深入調查，一味盲從煽動者，嚴重干擾了當事人的正常生活。

2“選擇性接觸”引發群體極化

互聯網給21世紀貼上了一個劃時代的標簽，網絡技術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新的幸福與希望。然而，當人們還沉浸在網絡傳播的夢幻世界時，網絡負效應諸如信息污染、文化退步、情感冷漠、道德滑坡、人性異化等卻愈演愈烈，正在侵吞我們真實的人類世界，人的憂愁、痛苦、危機和失望等消極情感隨之而來。網絡傳播的負效應折射出媒介控制的必要性，因此加強對媒介的控制，對于媒介的健康發展十分必要。

一、網絡傳播負效應

網絡傳播很難用大眾傳播的概念來定義。首先，它的傳播者不一定是專業化的大眾傳播媒介，網絡上的傳播者除了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還有很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個人。其次，它的傳播對象也不一定都是一般社會大眾，如電子郵件、在線聊天等服務更多地屬于人際傳播的范疇。所以，網絡傳播是指基于因特網上的一切信息傳播活動，既包含電子郵件、網絡聊天這樣的點對點傳播，也包含BBS上的群體傳播，當然也包含由職業傳媒機構所提供的大眾傳播[1]21。網絡傳播的類型主要分為網絡人際傳播、網絡群體傳播和網絡大眾傳播。網絡傳播中的人際傳播主要通過電子郵件和QQ、MSN網絡聊天等形式進行，群體傳播主要通過BBS、博客、微博等進行，而各種媒介的電子版、媒體博客、門戶網站等則屬于大眾傳播形式。網絡傳播將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結合起來，實現了信息的全球化交流，打破了傳統媒介傳播中的不平衡現象，給予更多個體平等的傳播權利，完成了“受眾”向“網民”的轉變，它將昔日的信息匱乏變為今天的信息過剩，營造了一個更為信息化的媒介環境。

(一)網絡傳播負效應現狀

第一，從宏觀信息環境來看，網絡傳播的信息流已經不是往日的“細水長流”，它使人們在信息的大海中變得麻木和弱智。網絡媒體營造了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真實的“擬態環境”。“擬態環境”指的是大眾傳媒在人與現實之間插入的信息環境，“它不是客觀環境鏡子式的再現，而是經過媒介選擇加工后向人們提供的模擬環境”[2]127。誰控制了“擬態環境”，誰就控制了人們頭腦中的現實世界。現代社會是一個由“信息的大量復制”所支配的社會，大眾媒介一方面作為“營利企業”，另一方面作為“宣傳機構”，將廣大受眾淹沒在表層信息的“洪水”中，使他們喪失了對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大眾傳播對現代人來說類似于一種“心理暴力”[2]172。人們被網絡信息所支配，在海量信息面前浪費了大量時間、金錢和精力，同時思考能力的退化使得人們在網絡傳播中處于被動狀態。網絡信息的優勢在過剩的情況下就不再是一種資源，而是一種信息污染和浪費。第二，從公共領域來看，網絡對公共領域的多樣性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成為謠言和虛假信息滋生的溫床。2009年10月12日，一名自稱“閆德利”的在博客上發文，自稱有艾滋病，同時曝光數百名性接觸者，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后經容城警方調查，博文是“幕后黑手”閆德利前男友蓄意誹謗之作，“艾滋女事件”告破。雖然案件水落石出，但是謠言對一個女孩名譽的傷害是無法估量的。在公共領域的一些非正式場合，公眾就一些公共事務進行探討，可以不顧忌任何審查制度，獨立地評判個人、集體乃至政府的相關事務。網絡傳播拓寬了公共領域的疆界，產生了更多主流之外的公共空間，其虛擬性、匿名性特點，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過分開放的DIY舞臺。在BBS、聊天室、博客、微博上，人們可以暢所欲言，而追蹤、確定這些信息的來源卻在數碼空間中變得十分復雜。信息的真假難以分辨，人們對公共領域信任度降低，也成為一些群體性事件和社會恐慌產生的重要原因。第三，從社會生活層面來看，網絡傳播的娛樂化傾向空前加強，侵蝕了人們健康的生活狀態，各種“網絡綜合癥”患者不斷增加。受商業利益的驅使，為了在短期內吸引受眾的注意，獲取更多的利益，媒體沒有過多的時間來思考信息產品的合理化，網絡媒體變成了快速與新奇的傀儡，人們在網絡虛幻樂園中流連忘返，甚至逐漸脫離現實世界，形成了孤獨自閉的性格。網絡游戲造就的新生代“容器人”就是網絡傳播嚴重娛樂化的典型例子。人們沉溺于網絡，不僅會產生嚴重的心理障礙，身體也不能幸免，如視力問題、“鼠標手”、“語言障礙”等都與長時間上網分不開。娛樂本身沒有錯，但網絡傳播對娛樂的異化，導致人們長期沉溺于虛擬世界中，造成身心俱疲，這就背離了使人精神愉悅娛樂的初衷。第四，從文化領域來看，網絡信息“碎片化”和網絡傳播的惡意調侃造成大眾文化的淺薄化。網絡自從誕生就對傳統媒體，尤其是紙質媒介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人們越來越不愿意去閱讀紙質的書籍或者報紙，而傾向于網絡信息的獲取。如今隨著微博的出現，原本的長篇大論被壓縮成140字的信息碎片，人們對信息的理解更加簡單、片面，這種“淺閱讀”使得文化的傳承漸漸缺失，人們開始浮于表象。從胡戈對《無極》的惡搞到古典名著被惡搞，網絡惡搞形成一種影響力，顛覆了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在信息化社會中，各種標簽和搜索引擎似乎給人們帶來了信息檢索的便利，但是，這些便利把人們都變傻了，紛繁復雜的人類社會能夠用一個標簽概括嗎？互聯網正在把人們的思維能力撕成碎片。第五，從受眾角度來看，新生代網絡受眾對他人隱私的非理性關注和推波助瀾導致其逐漸演變成了“網絡暴民”。“網絡暴民”似乎有很高的覺悟，他們高舉法律和道德的旗幟，拷問一切不合理現象；但是他們的“寬容”卻是要置陌生人于死地，他們的“正義”則是極端主義的仇視一切[3]。誠然，沒有網絡傳播的縱容就不會催生這樣的“暴民”，網絡傳播賦予了“媒介審判”新內容，情緒的發泄、獵奇的心理也都包含在其中。這是網絡傳播生態環境異化的表現，并且這種異化正在持續升級。

(二)網絡傳播負效應原因分析

計算機網絡在傳播新聞和信息方面具有媒體的性質，故稱之為網絡媒體，目前主要指全球最大最普及的計算機信息網絡———互聯網，國內也有稱互聯網媒體(InternetMedia)。中國的網絡媒體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興起后，其強大的生命力和獨特的優勢立即展露無疑，并旋即憑借這種種優勢參與到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之中。網絡媒體的參與不僅深刻的影響了政治傳播，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和機遇，增加了維持現實政治穩定的難度。網絡媒體的發展增加了公眾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同時也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

一、網絡媒體的特征分析

(一)網絡媒體的外部性特征

1.具有較強的消解和融合力量網絡媒體的消解和融合力量主要表現在消解傳統媒體(電視、廣播、報紙等)之間的邊界，消解國與國之間、社群之間、產業之間的邊界，消解信息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邊界;由于其融合了傳統媒介之間的信息傳播，使得全民都可以利用新媒體而成為消息者。BBS、博客、微博等新媒體的興起，也讓每個人都成了信息源和“平民記者”，當下的社會已經進入了“全民記者”時代，傳統的新聞運作模式被徹底顛覆。較之傳統媒體，網絡媒體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網絡政治參與作為一種特殊的下與上之間的對話，由于它的交互性，實時性，開放性，匿名性等特點，網民的參與意識極其強烈。網民可以通過論壇等形式對國家大事自由地進行信息交流，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并能痛快淋漓，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深入地交流彼此的觀點。而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階層民眾的廣泛參與，也進一步提升了民眾政治社會化的水平。2011年3月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報告顯示，我國2010年互聯網上網人數4.57億人，其中寬帶上網人數4.50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4.3%。這一數據表明，網絡媒體已經開始走進千家萬戶。

2.保證公眾低成本和高暢通地接收信息數字化信息社會的本質就在于保持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為零。也就是使因距離帶來的摩擦系數降低，接近于零。有研究者提出:“網絡媒體近乎于零費用信息，對受眾多為免費，這對傳統媒體的新聞產品制作成本造成挑戰。”一段網絡視頻，免掉一名局長，也不再是神話。2011年1月，一段名為《居民阻止施工遭碾死執法者冷眼旁觀》的視頻在網絡上迅速爆紅。視頻中有河南省正陽縣水務局等部門在正陽縣慎水河河道施工過程中，當地居民李莉被挖土機碾死，而現場的公安、水利部門工作人員視而不見的整個過程。該段視頻曝光后，駐馬店市有關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對事件展開全面調查后，免去了閔懷民正陽縣水利工程局局長職務。③以互聯網為媒介的博客、BBS以及“微博”等網絡工具的飛速發展，使得網絡將“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的權力牢牢抓在手中，顯示出其巨大威力。

3.與公眾互動性較強公眾不僅可以在網絡上瀏覽各種信息，還可以針對各種信息發表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網絡媒體與公眾之間就產生了即時的互動關系。網絡傳播集大眾傳播、組織傳播、個人傳播于一身，除了網絡媒體針對廣大公眾的點對面傳播之外，公眾與公眾之間也可以通過BBS、QQ群與微博等各種方式，進行點對點、點對面、面對面的實時傳播與互動。因此，網絡媒體的互動既包括媒體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又包括公眾與公眾之間的互動。這兩個層次的互動，成為網絡媒體最吸引公眾的特色功能之一，它們不僅改變了網絡信息的傳播模式，而且改變了網絡信息的傳播內容和效果。

江蘇公務員歷年真題

江蘇公務員歷年真題

第一部分數量關系

(共20題，參考時限15分鐘)

一、數字推理(1~10題)

給你一個數列，但其中缺少一項，仔細觀察數列的排列規律，選擇你認為最合適的一個答案。

江蘇公務員歷年真題

江蘇公務員歷年真題

江蘇公務員04行測真題及答案

第一部分數量關系

(共20題，參考時限15分鐘)

一、數字推理(1~10題)

華南虎事件實際上反映的是民眾對官僚主義的不滿，但是網民并不直接用政治語言來表述問題，不是說政府怎么不作為，或者做得不對，而是使勁地研究老虎的眼睛、胡須怎么樣。大量網民熱火朝天地成天談老虎的眼睛、胡須，實際上誰最難受呢？政府非常、非常難受。政府按過去的意識形態規則，會認為政治問題肯定要在政治的講壇里講，或者在一個政治活動中講。政府因此無以回應，或者很長時間才回應。

這個事情的本質是什么呢？它絕對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是網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張、表達了某種權利意志。同樣的，楊佳襲警案、林嘉祥猥褻女童事件、周久耕抽名煙戴名表事件（網民批判把他趕下臺了）、央視大火也有所反映。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種反映呢？按傳統政治學觀點，這是不可理解的——既沒貼大字報，也沒貼反動標語，也沒有任何的政治反抗行為，就是大家哈哈笑。在哈哈笑之中，網民實際上已經表達了自己的意愿了。這就是我所認為的，現代政治行為正在向這個新的方向轉變，它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不只中國有，全球都有。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都有非常明顯的特征——戲劇化，都有一個生活場景。在林嘉祥事件中，網民創造了那么多的新詞匯，比如：“屁民”，“你們算個屁”，“我是官，我的官多大”等等。老百姓也不說你的做法是政府脫離群眾，也不說你是看不起老百姓，就通過這些有場景、有視覺、很戲劇化的事件，說得你也沒轍。政府還不能說“林嘉祥是好同志”，還得把他的官給撤了。大家注意一下，我們過去說“上綱上線”，也稱“帽子工廠”、“棍子工廠”，都是上升到一個抽象概念去進行政治上的交鋒。但是現在，網民幾乎自始至終沒有把事情正經八百地提出過。這個問題反映的政治現象到底是什么呢？

過去在監獄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很多，但并沒有把民意給點著。今天有人居然在牢里玩“躲貓貓”撞死了，特別有生活色彩，突然網民都感覺到特別亢奮，使勁地說“哎呀，‘躲貓貓’就能把人給撞死”，然后奔走相告。有的人聽了以后很難受，難受以后也沒辦法。我把這些所有事情都概括為網民主張的一種權利，這個權利無疑具有政治權利的性質。

現在各個地方都有很高的積極性，要管（監管）網民，要管這個突然增長的利益群體，但出現一種“治亂循環現象”：你不管網民，網民就亂；一管網民，互聯網就被搞死。

怎樣解開這個癥結呢？從網民的角度來講，他們本來是想借互聯網獲得更大的權利和自由，但是由于對應的責任、義務和規則的缺位，反而使自由遇到了更大的限制。比如說“人肉搜索”，當它遇到個人隱私的時候，應該怎么樣權衡呢？反過來，如果網民的權利經常受到侵犯，他們的反應就是，既然得不到權利，那也不用盡義務；既然不盡義務，那就造“亂”。農村有句話叫做“別人的地里亂撒種”，就是說自己的地要使勁地種，別人的地就可以隨便亂種。這就是為什么在法國革命的時候，要及時推出啟蒙運動；為什么在美國獨立革命的時候，有幾個老頭寫那么幾張紙（憲法），規定了權利和義務。如果等到天下大亂再來制定游戲規則，那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樣的結果了。

關鍵詞：人肉搜索網絡集群行為行為成因信息傳播特點道德表達

[摘要]：“人肉搜索”這一網絡集群行為被社會廣泛關注源于2006年4月的“虐貓事件”，而同年同月發生的“銅須門事件”使它有了“網絡暴力”之稱，參與者被稱為“網絡暴民”。但網民并未因此而進行反思，反而于2007年之后發動了范圍更大、影響更廣的“人肉搜索”。何謂“人肉搜索”？“人肉搜索”為何會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本文試圖分析“人肉搜索”這一網絡集群行為的成因及其信息傳播特點，并對這一現象進行思考。簡要來說，“人肉搜索”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意見的表達。這種網絡集群行為成因包括心理、社會、媒介、技術四個方面，同時，“人肉搜索”的信息傳播具有五個突出特點，一是個性化信息需求得到滿足、彌補信息爆炸時代的信息匱乏；二是傳播眾主體關系提升、信息反饋得到充分表達；三是大規模自發的人工參與促使信息傳播渠道有機融合；四是網絡信息的把關弱化導致部分虛假信息的存在及漫延；五是與傳統媒介互動日趨緊密、互設“議程”。

"Humanfleshsearch":Interpretationofinternetgroupbehavior

Abstract:Theinternetgroupbehaviorof"Humanfleshsearch"startedtoattractwideattentionfromthesocietyinApril2006duetothe"cat-abusingcase".The"BronzeDoor”casewhichhappenedinthesamemonthmadethisgroupbehaviorknownas"Internetviolence",andtheparticipantsbeingreferredtoas"Internetmob."However,someinternetusersdidnotreflectonthisbehavior,instead,"humanfleshsearch”activitieshavebeenlaunchedinabroaderscaleandwithabiggerimpactinandafter2007.Whatis"humanfleshsearch"?Why"Humanfleshsearch"happensmoreandmoreoften?Thispaperattemptstoanalyzethecausesof"humanfleshsearch"andit’scharacteristicsofinformationdissemination.Brieflyspeaking,the"humanfleshsearch"isessentiallyanexpressionofmoralopinions.Thebehaviorhasitspsychological,social,media,technologicalroots."Humanfleshsearch"has5charactersininformationdissemination.Firstly,theneedofpersonalizedinformationhasbeenmettomakeupfortheinformationscarcityintheageofinformationexplosion.Secondly,theriseofcommunicationsubjectandthefullexpressofinformationfeedback.Thirdly,large-scaleofspontaneousparticipationmakestheconvergenceofinformationcommunicationchannels.Fourthly,theweakeningofinternetinformationgatekeeperscausestheexistenceandspreadofsomefalseinformation.Finally,theInternetinteractswithtraditionalmedia,settingagendaforeachother.

Keywords:"Humanfleshsearch",Internetgroupbehavior,causesofbehavior,informationdisseminationcharacters,moralexpression.

伴隨著我國網民群體的逐漸壯大，諸多源發于網民的網絡集群行為對我們的生活、思想、生存與價值觀等方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網絡以信息共享為出發點，打破了地域和時間的界限，為人類拓展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交往空間。在網絡平臺上，人人可以自由信息、表達意見并形成需求共鳴。本文所討論的“人肉搜索”一詞即來源于網絡，是網絡集群行為的典型代表。

一、“人肉搜索”含義及特征

廣義的“人肉搜索”，是指基于互聯網絡，通過求助、發問的方式獲得網友的幫助和回答；這也是人肉搜索最為主要的應用，其大部分時候是在為廣大網民提供幫助。而通常所提到的在社會層面尋找具體的人和線索的人肉搜索機制，只為狹義的“人肉搜索”(本文中論述的概念主要指狹義上“人肉搜索”)，在實際應用當中只占相當小的比例。它具有以下幾種特質:

第一，“人肉搜索”是一種基于網絡的新型搜索工具。它依托于來自五湖四海的網民，利用現代信息科技，變傳統的網絡信息搜索為人找人、人問人、人碰人、人擠人、人挨人的關系型網絡社區活動，變枯燥乏味的查詢過程為“一人提問、八方回應，一石激起千層浪，一聲呼喚驚醒萬顆真心”的人性化搜索體驗。

第二，其建立目的在于通過網站搜索功能，不斷變換輸入關鍵詞來搜索目標，或通過一些較受歡迎的網絡論壇來交換信息，從被搜索的目標對象入手，搜查其本人及朋友的博客、論壇等，從而找出搜索目標的所在地、工作、背景、詳細身份資料等。

第三，“人肉搜索”無用戶身份的限制，其對參與者學歷、性別、能力無特別要求，男女老少皆可參與。此特點有利用在最短時間內發動一定數量個體，迅速揭露一些法律無法觸及事件背后的真相，維護社會道德秩序；同時還可延伸至網絡無法觸及的地方，拓寬人們獲取知識的途徑；充分發動人際網絡的力量，將互聯網“互助、分享”的精神發揚光大。在地震發生后，“人肉搜索”跨越時間空間限制，協助很多災區人民親友團聚，這是對人肉搜索好處的充分體現。而其不利之處則在于經過搜索，一些未經授權公開的個人資料暴露于網絡是對當事人隱私權的侵犯，而人肉搜索的參與者們也將有成長為網絡暴民的趨勢。

二、具有中國特色的“人肉搜索”的發展現狀及負面影響

本文作者：陳進華張壽強工作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作為自媒體傳播本質屬性的公共性不是先天自成的，而是自媒體傳播活動中多元主體互動、博弈的結果。既然是多元主體，又何以可能在縱橫交錯的自媒體傳播過程中達致開放、平等、理性的公共性?又有哪些因素會導致自媒體傳播的反公共性傾向?這些都是討論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困境時不可繞過的核心議題。關于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危機，加拿大學者馬克•萊伯伊概括為“特征、財政和功能”三重危機。③我國學界的相關討論主要存在兩大分歧:一是認為自媒體是否能夠實現公共性取決于體制與制度;二是認為公共性是媒介的天然屬性，一切媒介都具有公共性的基因。④筆者以為，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主要是通過媒介輿論實現的，不同于一般輿論的自媒體輿論不只是一種社會公器，其在本質上體現為參與者的公共精神或者說是公共精神的代言人。因此，那種只管參與、只管言說，不顧是非、不顧責任的“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取向，以及彌漫在權勢下的嬌媚、蠻橫或起哄，都與自媒體傳播公共性理念格格不入，進而導致種種反公共性的自媒體傳播的行為方式，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已成自媒體傳播反公共性的一個尷尬場域。第一，“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自媒體傳播制造了大量的信息垃圾和冗余，甚至產生了謠言、謊言等一系列虛假信息。2011年，微博中就連續出現了金庸“被去世”、日本地震系列謠言、碘鹽防輻射、北京暴雨圖片造假等一系列影響較大的虛假信息，嚴重誤導了大眾，造成自媒體公信力受損和網絡“輿論場”的混亂。這樣的情況并不只發生在中國，美、英、日、韓、印度等國家也都發生過類似事件。受主體隱匿性、內容隨意性等因素的影響，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充滿挑戰和風險，而且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早在丹•吉爾默提出“自媒體”概念時，他就指出:“草根新聞的興起伴隨著嚴重的道德問題，包括真實性和公然欺騙。”⑤自媒體的信息生產者沒有任何準入標準，個人道德素質無法甄別評價，特別是一些網絡水軍混跡其中，虛假信息興風作浪，擾亂人們的視線。一些“自媒體”過分追求新聞速度或者為了追求點擊率而忽略了內容的真實性，導致“自媒體”信息的可信度降低，而自媒體便捷的傳播機制和網民素質的良莠不齊也讓很多人在無意中充當了謠言的“二傳手”。第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自媒體使用者和自媒體平臺經營者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級趣味，植入“三俗”內容，以此來換取點擊率。自媒體的低標準進入使之成為新聞炒作的重災區，甚至出現惡意詆毀中傷他人的事件，而這些負面事件又會在互播過程中成倍放大，致使自媒體公信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根據弗洛伊德心理學，“本我”、“自我”與“超我”共同構成人格，“本我”是人格中最早出現也是最原始的部分，是生物性沖動和欲望的貯存庫。“本我”按“唯樂原則”活動，它不顧一切地尋求滿足和快感，這種快樂特別指性、生理和情感快樂。“本我”由各種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構成，完全處于無意識狀態。自媒體使用者因為自己生產內容，很少受到專業組織的監督，比較容易從“本我”出發，傳播一些有違倫理道德的信息。近年來，網上流傳的各種涉及個人隱私的文字和影像，對他人私生活任意曝光與傳播，無疑極大地侵害了當事人的權利，給他們的正常生活帶來了困擾。又如在汶川地震后，有網絡上的“拍客”直接將受難者的血淋淋的照片傳播出來，這樣的照片在帶來視覺沖擊的同時，也會給觀看者帶來心理上的不適。“拍客”們的這種行為，產生了一種影像暴力，血腥和恐怖的鏡頭培養的只會是某些人的嗜痂癖。

和中國傳統媒體的發展不同，包括民間甚至國際資本在內的商業力量，是網絡媒體得以興盛的重要因素。但是，“三俗”內容在自媒體平臺的大量出現再次提醒我們，簡單的點擊率考量會對網絡媒體的公共性產生極大的侵蝕。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是，點擊率導向、風投資金、商業性的網絡平臺往往忽視培養公眾對國家、社會發展前途的關心與參與，諸如政治參與意識等，這成為商業邏輯與公共性的悖論。第三，“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自媒體傳播關于公共議題的探討面臨被“民粹化”的傾向。Web2．0時代，技術的發展使得草根民眾以以往從未有過的規模介入互聯網的內容生產中，無序的網絡草根傳播，在當下體現出民粹化傾向，主要表現為自由表達、自我放縱、無所顧忌、不拘形式、不守規則等。⑥民粹主義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一方面，它強調平民大眾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把平民群眾的愿望、需要、情緒等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但另一方面，民粹主義抹殺國家、政府和政治精英在歷史進程中的應有作用，它強調對大眾情緒和意愿的絕對順從，哪怕這種情緒和意愿從長遠看明顯不利于社會進步也堅持這種極端平民化的主張，常常通過對大眾的普遍動員而對大眾實施高度集中的操控。在前述的互聯網熱點事件中，“犀利哥”在網上網下被追蹤、圍觀，藥家鑫被網民在微博上“網絡審判”，都屬于民粹化的表現，自媒體也成為很多網民發泄不滿的場所。自媒體使用者以鍵盤做武器，隨便設定靶子，拉開陣勢就罵街，抑或找個不待見的對象潑臟水、踢場子。負面情緒由少數“網絡憤青”、“網絡暴民”挑起，接踵而來的“哄客”又將口誅筆伐變為“眾人的狂歡”。就自媒體使用者來說，我們在肯定其積極意義和價值的同時，也要看到，自媒體既實現了草根民眾的表達，體現了他們的訴求，但也存在上述種種不理性、不道德、不冷靜的情況。正如麥克蓋根所說，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民粹主義從來都具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面性，民粹主義存在著與權威對峙抗爭和妥協合謀的雙重可能。⑦如果我們僅僅看到自媒體使用者數量巨大，被網民熱烈歡迎，而縱容某些人以文化民粹主義的面目出現，那是對更多網民的不負責任。綜上，自媒體這個數十億網民自產自銷的共享媒體正嚴重沖擊著傳統媒介形式，深刻影響著媒體形態的演變進程，而它自身同樣存在著有待甚至無法克服的缺陷。如果任由“負面消息”瘋長和蔓延，自媒體就可能對社會產生極大的破壞性力量。在自媒體引領媒體從傳播向互播轉變的過程中，它自身也正經歷著從新聞自發到新聞自覺的成長裂變，需要進一步加以引導和規范，以防范其公共性價值被弱化甚至被異化。堅守道德底線，化解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困境康德曾說過，有兩樣東西，越是經常而持久地對它們進行反復思考，它們就越是使人的心靈充滿常新而日益增長的驚贊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則。在這個大家都去盯著屏幕而不仰望星空的時代，我們心中的道德法則又將接受怎樣的挑戰呢?自媒體傳播應當在發揮其公共性價值的基礎上實現傳播主體的個性張揚和話語自由，然而現實的問題是:先進的技術手段并不一定意味著使用者倫理的進步，當個性張揚和話語自由侵犯到自媒體公共性倫理本性時，個體話語是否還具有正當性?我們在使用自媒體時，究竟應該堅守何種道德底線?哈貝馬斯指出:“本來意義上的公共性是一種民主原則，這倒不是因為有了公共性，每個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機會表達其個人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見;只有當這些個人意見通過公眾批判而變成公眾輿論(opinionpub-lique)時，公共性才能實現。”⑧查德威克指出，“協商和參與”是互聯網民主的制度選擇。⑨在西方學者看來，從盧梭、托克維爾到哈貝馬斯的觀點，在互聯網上都可以找到新的理論延續，而其中值得我們借鑒的，是如何在機制和運行上確保互聯網成為各種意見合理交流、討論、爭鋒的平臺。自媒體的公共性不僅以自由、民主、正義為其基石，更重要的是以批判與開放為其特征。微博等作為自媒體的代表，實現了社會化媒體產銷合一的內部循環與流動傳播，網民的思想交流和意見的形成，使自媒體公共輿論表現為社會建構的直接意識系統。從理想的規范意義上說，一種意見成為自媒體公眾輿論，經歷了一個“自在的”合理性化過程，即由散亂的“眾議”成為一種比較成熟、明晰的“公意”。作為“公意”，它是大眾意見集約化的結晶，超越了一般私人意見的狹隘立場和視野，有著強烈的理性色彩，是對進入輿論領地的泥沙俱下的意見信息“篩選”與“過濾”之后的精華，在權威性、引導性、前瞻性方面比一般的公眾意見具有更明確的價值指向，因而具有充足的公共性。自媒體公共輿論不是集體中少數人的意識，也不是個人道德意識的簡單相加，而是集體中多數人所持有的占主導地位的傾向性“公意”。然而，從實證的現實意義來看，自媒體輿論由“眾議”變成“公意”的“自在的”的合理性化過程是一個較少受到控制的復雜過程，在這一復雜過程中如何堅守道德底線以最大化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價值，是我們迫切需要研究與解決的問題。自媒體的公共性困境主要源于其不同于傳統媒體的形成機制、輿論立場與主體身份。傳統的新聞機構有自己的信息過濾系統和把關人制度，新聞定位明確。傳統媒體形成的公共輿論不是簡單地單純報道“世界怎么樣”，還在重申“世界應當怎樣”，借助對社會問題、社會事件、公共事務的報道與評價，以特定的價值觀念干預現實，創造新的道德生活形態。而自媒體深刻地挑戰并改變著人們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道德觀念、行為規范和審美追求，帶來了傳統觀念與現代觀念的巨大沖突，使得社會主流價值觀念體系面臨著新一輪的消解與重構。同時要注意的是，自媒體使用者雖然有信息權，但并不是真正的媒體人，很少會深思熟慮，也不像傳統媒體人那樣對道德、公義、社會利益等有著成熟的思考。由此，自媒體一方面催生了許多與之相適應的新的進步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也誘發了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落后的價值觀念，形成了價值觀念的沖突和分裂。自媒體作為當今中國最大的民間輿論場，是一種最具原生態的鮮活民意。但現階段我國自媒體表達的非理性特點仍然十分突出，價值判斷與價值立場不定的無序性問題明顯。正是這種價值觀念體系的斷裂和分裂狀態，助長了信仰危機、道德失范、文化貶值、精神滑坡、價值失落、心靈無所依歸等公共性問題的出現。亞理士多德說，“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自媒體傳播，既是一種社會交流方式，也是一種社會調控方式，同樣應該以實現真、善、美等為目標確立自身的道德底線。因此，自媒體傳播需要設定和堅守與之相匹配的倫理立場與道德底線，方能構建健康有序的自媒體傳播空間。為自媒體傳播設定道德底線進而確立相應的行為準則，是一種對自媒體使用者言論傳播行為進行規范、批判和反思的價值主張。道德底線構成自媒體信息傳播的目的性道德規范，其既對人們參與自媒體傳播行為明確設置某種道德邊界，又保障網民在這種道德邊界基礎上自主活動空間的最大化。

自媒體傳播的道德底線強調人們在參與自媒體傳播中處理好種種復雜的利益關系和多元價值觀念并使之和諧共存。因此，摒棄種種不切實際、不負責任的價值態度，在責任邊界和道德底線的確立中確證自媒體公共性本質，對于當下自媒體的價值定位和價值選擇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桑斯坦指出，即使在美國，互聯網并非一個無政府地帶，“當我們討論接近網絡或新的傳播技術可能途徑時，我們不該認為有些和政府管制有關，有些則無關。這會混淆我們現在正做的事和我們的真正選擇”⑩。本文認為，可以選擇的解決難題的路徑有三:一是提升自媒體使用主體的媒介素養。例如，通過宣傳加強網民參與自媒體傳播時的公共性意識，通過自媒體媒介素養教育等提高網民的價值判斷和選擇能力，強化自媒體自組織和自我凈化功能，使網民在自媒體這個言論最自由的公共空間進行負責任的表述，在行使權利的同時不忘義務，促進我國自媒體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低級到高級劃分成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在自媒體出現的初期，因為互聯網的匿名性和網民基于本能的沖動，網上關于“美女”、“搞怪”的內容比比皆是。那么，當自媒體逐漸成為全社會共同接受的一種文化形式的時候，它就應該向著實現人的高級需要去邁進。因此，自媒體使用者在傳播時，應該關注倫理問題，應該講求人文關懷，而不能一味追求刺激和“好看”。人文關懷集中體現了對人的關心和尊重，它不僅著眼于生命關懷，而且著眼于人性、精神、情感和道德的關懷，把人的生存、人的發展作為報道的價值取向。拍客不是單純的記錄者，還要對社會、對他人有一種責任感，關注更多人的生存狀態，從而建立起這一群體的道德基石。二是構建自媒體平臺虛假信息防范、甄別、處置體系。在自媒體平臺運營者內部，要建立完善的虛假信息防范、甄別、處置體系，通過專門的團隊建設和新技術研發應用，實現虛假信息的傳播預警、真偽內容的快速有效甄別、傳播節點的準確鎖定與懲治，并發動網絡意見領袖積極參與抵制虛假信息，樹立網絡意見領袖在虛擬空間踐行公共性責任的典范。美國學者安德魯•基恩指出，互聯網上“高貴的業余者”可能會“用無知代替經驗，用浪漫主義的幻想代替啟蒙運動以來的智慧和常識……我們在授予業余者權力的同時，削弱了貢獻傳統智慧的權威專家的權力”瑏瑡。因此，網絡運營商應該主動擔當起網絡信息識別和輿論引導的責任，通過技術與人力、物力的投入，在互聯網上建立新的信息流動機制，防止自媒體信息無序流動。三是建立公共權力與自媒體場域之間相互約束機制。從制度建設高度，建立起公共權力與自媒體場域之間相互約束的機制，保持兩者之間適當的張力，為公共性原則的實現提供法制保障。當自媒體的積極效應被不斷放大和接受的時候，同時存在的倫理道德問題等負面影響始終引發爭議。一些自媒體在傳播過程中展現的過于血腥、有違倫理道德的影像，在某種程度上對受眾造成的是“圖像暴力”。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有一個約束的機制。任何作品在特定場合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將它的存在劃定在特定的區域中，而不能隨意地擴散、放大，需要主流的自媒體以及媒介平臺有一定的把握和控制，在傳播的環節上進行篩選、甄別。政府權力和私人勢力可能會剝奪自媒體公共性原則中立特征，但失去約束與限制的自媒體輿論，極可能淪落為謠言的溫床和街頭的流言，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公共領域的成立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間，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