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問題的理論出發點

緩解乃至消除階層、地區以及城鄉差異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之一，這就要求我們在各個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一項緊迫任務就是改進我國的鄉村治理。關于鄉村治理，尤其是關于村民自治這個我國近年來實施鄉村治理的新措施，許多學者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對我國某個或某些村莊的治理進行細致的描述與分析，而較少聯系其他國家在鄉村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也較少放在我國宏觀政治體制改革的背景中去考察。我們選取發達國家德國、轉軌國家匈牙利、以及人口大國印度作為研究對象，就是希望通過比較分析，看看這些國家在鄉村治理的體制和操作方面對我們有哪些啟發。

就鄉村治理而言，考察面很多，例如選舉、政府職能、財政收支體制等。這些問題我們也將有所涉及，但不是我們的線索。我們考察的線索是鄉村公共事業（如道路建設、校舍修建、飲用水供應、垃圾處理等等）的決策、融資、實施與監督過程；考察的主要內容是圍繞這些公共事業的建設，厘清這些國家決策權力在鄉村基層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是怎樣分配的、這些公共事業是怎樣融資的（特別是各級政府在融資過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這些公共事業是怎樣實施與監督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慮到改進鄉村治理的基本目標之一是要促進鄉村公共事業的建設、改善鄉村的生產與生活環境，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我們的分析在理論上參照治理的分析框架。治理理論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理想的目標模型，各國的現實狀況與這個理想模型相比較一定是有差距的，我們要分析這個差距，同時找出形成這些差距的原因，進而討論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什么樣的經驗和教訓。

根據治理理論的分析框架，完善的公共品供給應該具備以下九個要素：（1）合法性，即關于公共品提供的決策被自覺認可和服從；（2）透明性，即有關的決策和執行過程是公開的；（3）責任性，指的是有關管理人員對其行為的負責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為公共管理的最高準則；（5）回應（responsiveness），它的基本含義是，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的和負責任的反應；（6）有效，主要指公共品的決策和執行富有效率；（7）參與，指決策和執行的過程有人們的廣泛參與；（8）廉潔，指有關的決策人員奉公守法、清明廉潔，公職人員不以自己的職權謀私；（9）公正，即不同性別、階層、種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享有公共品的服務方面是平等的①。

一個國家在公共品的提供問題上，是否符合以上九個標準，能否達到上述理想狀態，取決于一系列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表明，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關系、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大眾傳媒的開放程度等都是影響善治的變量。理論上，一個國家經濟越發達，在公共品的提供上就會越充分，決策人員就越有經濟資源去回應居民對公共品的需求。因為回應充分，所以也容易在“公正”和“有效”方面有好的表現。健全的民主制度則是合法性、透明性、法治、參與和廉潔的保障。中央和地方的適當分權可以提高決策的效率，也有助于厘清各級政府的責任。傳媒的開放程度對監督的影響很大，開放的媒體有助于治理過程的公正、廉潔、透明和高效。這些方面都是我們要研究的。不僅如此，我們還要研究鄉村的經濟、社會、人口規模和構成等要素，因為它們對鄉村公共品的提供也有很大的影響。

摘要:鄉村治理有助于實現鄉村振興。當代大學生作為同新時代共同前進的一代，在扎實學好專業基礎知識的同時，更應該結合自身專業技能，積極參與到助力鄉村治理的社會實踐中，成為鄉村振興的生力軍。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會計系的案例體現了新時代大學生積極參與社會實踐調查，聚焦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形式助力鄉村建設。后續仍需通過多方的引導與支持，才讓高校大學生參與鄉村治理的實質大于形式，發揮高校人才的積極作用，高效助力鄉村振興。

關鍵詞:鄉村振興;大學生;鄉村治理

0引言

鄉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10月18日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在走訪清華大學時曾指出“當代中國青年是與時代同向同行、共同前進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負重任。”當代大學生作為時代新人，應將自身專業知識技能與實際相結合，通過開展例如防詐騙知識進鄉村、直播帶貨、聯歡晚會等形式多樣的活動為鄉村治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高效助力鄉村振興與鄉村發展。

1大學生助力鄉村治理工作的社會背景———以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會計系為例

自2018年1月1日以來，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會計系積極開展“浙中調查”，聚焦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實況，已深入金華周邊9個縣(市、區)基層，全景式、常態化地描述了浙中地區農村發展現狀，為全面助力鄉村振興，打響校地聯動品牌，全面提升大學生實踐技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會計系師生共走訪農戶635家，累計完成入戶問卷635份，開展行政村問卷調查18份，形成圖文調研筆記2400余篇，為出具本年度“浙中調查”報告取得一手數據和資料。調查問卷通過對村民個人收入水平、鄉村目前發展狀況、對于大學生助力鄉村治理看法等多個方面進行數據收集、整理、分析，以幫助有關機構了解目前金華市鄉村治理現狀，制定鄉村未來發展規劃。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會計系“浙中調查”社會實踐活動，為大學生助力金華鄉村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數據支持與價值導向。據結果顯示目前金華市大部分村民收入均達到小康水平。同時當下正值建黨一百周年，其中黨的十八大提出建黨百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也為金華市鄉村治理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村民對鄉村環境和文化治理也具有一定的期盼，希望鄉村向著文明宜居、和諧美麗進一步發展。這也說明鄉村治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是一項順應民心、結合實際的工作。鄉村振興和發展離不開青年一代的奮斗，新時代的有志大學生正是鄉村振興戰略中的新興力量，有責任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投身到鄉村治理事業之中。展現新時代大學生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助力鄉村治理事業發展。

摘要:通過對古代皇權與紳權、近現代“鄉紳”自治和新中國的“村民自治”歷史演變與發展歷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發現，我國鄉村治理呈現出國家層面行政化與鄉村層面自治化齊頭并進的變化軌跡。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要實現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規范性，建構符合實際的鄉村治理模式，滿足農業、農村、農民現代轉型的迫切要求，走鄉村善治之路，并承擔起鄉村振興的歷史重任，必須尊重“鄉土中國”的歷史基礎和發展規律，反思單一行政化的近代做法和沉痛教訓，發揮村民自治的當代元素和民主價值。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治理;演變鄉村振興戰略要求

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所謂鄉村善治，即如何通過有效的管理實現鄉村經濟社會的良好運行和有序發展。構建有效的鄉村治理模式是推動鄉村治理規范化、制度化、現代化和實現鄉村善治的重要內容和關鍵環節，而分析和梳理我國鄉村治理模式的歷史演變與發展歷程，并從中得出經驗和啟示，則是構建有效鄉村治理模式的前提和基礎。

1皇權與紳權

古代的皇權與紳權存在較大差異。從結構上來看，皇權主要涉及法度制定權、重大決策權以及最高行政權。紳權則來源于皇權以外，既作為一種自保手段達到制衡皇權的目的以實現其工具性，又通過傳統、規范、文字等服務和影響皇權并進而影響整個社會以實現其教化意圖。在中國古代，唯有熟知傳統、規范、文字的特殊人物才為“士”，基于此形成的紳士階層并由此而來的紳權往往是一種教化權力。這種非正式的權力與皇權在博弈中維系著幾千年的大一統社會并構成獨特的“雙軌政治”，即皇權和紳權并存，皇帝和紳士共治，上通下達、來去自如。實踐中，皇權實現衙門內事務的處理，紳權則擔負衙門外區域的自治，其憑借特殊的社會地位和私人關系，向各級衙門甚至皇帝本人施壓，自下而上，修改政令，發揮效力，限制皇權。基于皇權與紳權的復雜關系而形成的“縣政鄉治”，即農村社會的自治化是古代國家治理結構在這一層次上的主要體現。我國古代的“鄉”長期以來形成的士紳自治，類似于社會管理組織，發揮著秩序維持、調解鄉里、教化民眾和規范民風的作用。這種寓于鄉土之中的社會管理組織不同于正式官僚體制中的衙門而實行自治和自我管理，原因在于皇權的邊陲是縣政，縣衙是最基層的政權單元，皇權和紳權的邊界相對清晰，官治和自治的范圍相對明確。然而，皇權和紳權并非孤立獨行，兩者具有兼容性和排斥性。所謂兼容性是指，皇權的利益訴求自上而下必然要延伸至鄉村社會，從而要求士紳自治與中央統治完全連通，這樣可以有效節約皇權統治成本，達到以族權控制鄉村的目的。所謂排斥性是指，紳權在自治過程中自下而上把壓力和訴求透到上層，從而實現對皇權的制衡，避免皇帝為所欲為，王朝更迭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種兼容性和排斥性充分體現了鄉村社會自治的特點，也反映出皇權與紳權的低水平制衡。在這樣的體制下，中國古代農村社會發展必然停滯，激烈沖突和改朝換代不斷上演，反復打破與反復建立簡單循環，根本原因就在于低水平的古代農村社會自治化缺少對權力的民主化改造。

2近現代“鄉紳”自治

「內容提要」本文應用治理的分析框架，比較研究了中國與德國、匈牙利和印度的鄉村治理狀況，主要從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制度、政府間責權分配、鄉村治理結構、鄉村公共事業融資結構以及鄉村治理的監督機制等幾個方面比較了各國的成績和問題，重點討論了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的啟示。

「關鍵詞」鄉村治理/責權分配/融資/監督

一、分析問題的理論出發點

緩解乃至消除階層、地區以及城鄉差異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之一，這就要求我們在各個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一項緊迫任務就是改進我國的鄉村治理。關于鄉村治理，尤其是關于村民自治這個我國近年來實施鄉村治理的新措施，許多學者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對我國某個或某些村莊的治理進行細致的描述與分析，而較少聯系其他國家在鄉村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也較少放在我國宏觀政治體制改革的背景中去考察。我們選取發達國家德國、轉軌國家匈牙利、以及人口大國印度作為研究對象，就是希望通過比較分析，看看這些國家在鄉村治理的體制和操作方面對我們有哪些啟發。

就鄉村治理而言，考察面很多，例如選舉、政府職能、財政收支體制等。這些問題我們也將有所涉及，但不是我們的線索。我們考察的線索是鄉村公共事業（如道路建設、校舍修建、飲用水供應、垃圾處理等等）的決策、融資、實施與監督過程；考察的主要內容是圍繞這些公共事業的建設，厘清這些國家決策權力在鄉村基層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是怎樣分配的、這些公共事業是怎樣融資的（特別是各級政府在融資過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這些公共事業是怎樣實施與監督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慮到改進鄉村治理的基本目標之一是要促進鄉村公共事業的建設、改善鄉村的生產與生活環境，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我們的分析在理論上參照治理的分析框架。治理理論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理想的目標模型，各國的現實狀況與這個理想模型相比較一定是有差距的，我們要分析這個差距，同時找出形成這些差距的原因，進而討論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什么樣的經驗和教訓。

摘要：鄉村治理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內容。重慶三峽庫區的鄉村治理，因其獨特的社會和經濟背景而具有特殊性，如大量的人口負載，治理主體弱質化以及三峽工程移民是一種由政府主導的非自愿移民等等。當重慶市在“百萬移民”的任務中占85％時，三峽庫區“鄉村治理的困惑”這一問題，便已經超過了其地域概念。

關鍵詞：鄉村治理；重慶三峽庫區；人口超載；困惑

一、視角、理路及問題的提出

三峽工程建設是中國20世紀末國家加速工業化戰略的重要體現，并因其“百萬移民”和庫區生態重建而為世界關注。10年來，三峽工程建設的成功、“開發性移民”政策的創造性實踐以及對庫區生態保護的強化等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無論是三峽庫區生態重建還是該地區社會結構變遷及社會建設，都是一個長期過程，而對這一過程做“歷史的”和“正在發生的”兩個維度的檢視，是事物發展的應然要求。

社會建設是一個系統，并與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社會建設，是該系統基于進化的漸變過程。但三峽庫區的社會建設，因地區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大規模工程建設和由此產生的“百萬大移民”而具有特殊性，即三峽庫區的社會建設包含著社會結構變遷的內容。

在三峽庫區“百萬移民”的遷建與安置中，由政府主導的行政性、大規模工程移民的非自愿性和工程建設進度加快等多種因素使然，促成了“百萬移民”的安置進程呈現出四個特征：安置時序的約束性，安置方式的受限性，工程建設加速對安置規劃構成“倒逼機制”和安置過程帶有完成行政任務的“色彩”。在這四個特征的交互作用下，三峽庫區的社會轉型有別于因漸進工業化導引的社會轉型的速率和方式而具有突發性；因而整個三峽庫區的社會回應能力——在一定社會結構中公眾依據社會和自身價值準則，參與對公共政策的應答、認同、實化及實踐(互動)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時，這種“有限”不僅僅表現在人們認知、心理和個體承受能力等方面，而且還表現在三峽庫區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的社會條件不良、生態環境脆弱、土地資源承載能力低和產業基礎極度薄弱等方面。

[摘要]公共選擇理論從理性的經濟人假設出發分析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公共管理組織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體制及制度上的缺陷造成鄉村兩級公共組織為各自利益進行博弈，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過度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失范的主要原因。完善制度、規范政府行為、培育自治性組織和提高鄉村人員素質是治理鄉村關系失范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公共選擇鄉村關系治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層社會。在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型期，建設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鄉村關系治理的現實實踐中，鄉村關系到卻出現了一些失范現象。其中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改革和發展的難題，嚴重制約了鄉鎮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闡釋鄉村關系失范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宗族傳統厚重之特征分外明顯。通過徐揚杰、王思治、李文治諸學者的研究，人們已越來越認同這一結論，即：“到明清時期發展到頂峰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不是古代宗族制度的直接延續，而是宋以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新的家族制度，它以祠堂、家譜、族田和族長族權為形態結構方面的主要特點。”（徐揚杰，1999：14）由此，對傳統中國的鄉村治理乃是包含宗族因素在內的“鄉紳自治”說，盡管少數學者表示過相左的意見，但多數人均予以認可。那么，在中國歷史上，宗族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是穩定不變、還是曾經歷不同的歷史演變？如果曾有演變，那又是如何變化的呢？其變遷蘊涵著怎樣的規則和意義？顯然，分析和理解這些問題，對于討論宗族在當今中國鄉村治理中的現實處境與意義有著重要的價值。

對于宗族在傳統中國鄉村治理中的功能變遷，學界的研究已較為深入。如項繼權（2002）在一項歷史考察中認為：在不同的時期，家族與國家的關系及家族的治理方式不盡相同。春秋戰國前，家族治理表現為家國不分、周王的一族治理；東漢至南北朝時代則表現為少數豪門大族對社會的控制，而宋代以后則是大眾化的家族對社會的組織與管理。時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官府依然依托家族來行使權力，主導著鄉村基層社會的治理，盡管同時又力求以地域性行政組織取代家族組織，以削弱其權力和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家族宗族受到嚴厲的限制，已喪失了組織和行為上的合法性，已不再成為鄉村社會治理中的組織形式。在對贛皖10個村的田野調查中，筆者也曾發現：在20世紀百年間，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前半葉居主導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階段即1949年至1979年間，宗族作用潛存著，沒有合法、正式的地位；第三階段為1980年以來的20年間，宗族的作用凸顯，但不如20世紀上半葉那么強大。（肖唐鏢等，2001：12-13）但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歸納均是對宗族功能的表層性揭示，概括性、尤其是學理性嚴重不足，難以顯示各自的內在特性。

本文認為，自明清時期至今，宗族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經歷了從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影響者、再到非正式治理者的轉變。角色轉變的時點，分別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和20世紀70年代末。限于篇幅，本文擬借助史家所使用的史料、以及筆者所組織完成的贛皖10個田野調查資料（肖唐鏢等，2001），集中考察前兩種角色的變遷狀況，即自明清至1970年代宗族的治理角色變遷。文章將從歷史考察著手，按時序分別考察宗族在明清時期、晚清至民國時期（即20世紀上半期）、解放以來至“”結束（1949-1978）三個時期的角色特征，最后，再對“正式治理者“與“非正式影響者”兩種角色進行初步的比較分析。

一、宗族治理的全盛時期：明清時期

在明清及其前，國家權力的正式設置止于縣一級，在鄉和村則實行地方性自治。那么，這種自治是如何實現的？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那實際上是由鄉紳與宗族來共同治理鄉村（吳晗、費孝通，1988；鄭振滿，1992；趙秀玲，1998：175-204；弗里德曼，2000）。正如有學者指出：“宋元明清宗族制度的總體特征是通過祭祖及建祠堂、選族長、修族譜、設族田、建族學使之組織化，其歷史發展的趨勢是體現其民間社會的普及和自治化。新的宗族制度與國家政權分離，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該時期引人注目的歷史內容。”（常建華，1998：38）

在明初，朝廷采取打擊強宗大族的政策，但自明中葉以后，士大夫開始了宗族組織化的建設。嘉靖八年，明政權正式建立鄉約制度，弘治年間在全國實行保甲法，但據研究，這兩項制度均發生了同宗族制度相結合的情形，“鄉約、保甲實施過程中，增強了宗族組織的自治化和政治化”。另一方面，戶籍制度的世襲化與賦役制度的定額化，也促成了宗族組織的政治化和地域化。從嘉靖開始到萬歷時期，宗族請政府批準族規家訓的活動形成了高潮，以支持其對宗族子民的控制權和教化權。（常建華，1998：43-46）隨之而來的是宗族司法權的強化和族長權威的形成，宗族加強了對鄉村社會的控制。

第一條為鞏固農村家園清潔行動的成果，進一步美化村容鄉貌，不斷提升農村人居環境，根據省、市有關規定，結合我縣實際制定本暫行規定。

第二條本縣轄區內所有開展并通過農村家園清潔行動市級驗收的鄉鎮、行政村（不含居委會）的長效管理工作，均適用本規定。

第三條本規定所稱的農村家園清潔行動長效管理主要是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以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改善生態環境為目標，通過鄉鎮、行政村的共同努力，做到衛生有人抓、垃圾有人掃、堆放有設施、運輸有設備、垃圾及時得到處理，持續長久地保持鄉鎮鎮區干凈衛生、村容整潔、鄉風文明。

第四條縣農村家園清潔行動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縣家園辦）負責對本縣各鄉鎮、行政村的農村家園清潔行動長效管理工作的日常管理、檢查巡查和考核評比。

第五條縣農村家園清潔行動領導小組成員單位要充分發揮各自職能，密切配合，齊心協力，共同抓好農村家園清潔行動長效管理工作。

第六條各鄉鎮、行政村要利用各種形式廣泛宣傳農村家園清潔行動的目的意義，教育村民珍惜、保護整治后的良好環境，大力倡導“環境衛生，人人有責”的文明新風，逐步改變農村的陳規陋習，引導村民養成良好的生活衛生習慣。

中國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村稅費改革的實行，農村迎來了農業免稅的“后稅費時代”。這對廣大農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利好”。但進入“后稅費時代”后，鄉村治理依然面臨著種種現實困境，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一、鄉鎮政府職能轉換遲緩

稅費改革通過取消稅費和加強政府間轉移支付來實現鄉鎮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力圖將國家——農民的“汲取型”關系轉變為一種“服務型”關系，這就為鄉鎮政府的職能轉變指明了方向，在取消農業稅之后，鄉鎮政府應該從原來的“收糧催款”政府轉變成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在取消農業稅三年后的今天，鄉鎮政府的這種職能轉換并不是那么理想。據吳理財在安徽、湖北、重慶等地的調查表明，大部分的被訪者反映鄉鎮政府“工作作風老一套，行政命令多”、“鄉鎮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差”、“鄉鎮政府職能沒有轉變”。[1]

究其原因，可以用“無心無力”這四個字來概括。

（一）所謂“無心”也就是鄉村干部的管理理念陳舊，不愿主動去進行這種職能的轉變。在農村稅費改革實施之前，收糧收款是鄉村干部的一項主要工作，或者說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精力都放在稅費和實物的征繳上。因此，鄉村干部的所有的工作定式和思維方法,也都習慣于圍繞著如何在規定的時間，足額完成當年的稅費和實物的征收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有征收工作的艱難，但很多鄉村干部還是滿足于自己征收工作中所樹立的權威形象。而農業稅取消后，雖然使鄉村干部從單一繁瑣的收糧收錢中解脫出來，但同時也使他們感到手中的權力沒了，自身的價值不大了，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這種錯誤認識必然會對鄉鎮職能轉變造成阻力、帶來負面影響。

（二）所謂“無力”主要有兩方面的情況，其一是鄉鎮政府的財政危機使其無力為農民服務。廢除農業稅后，絕大多數農村鄉鎮政府，尤其是中西部農村鄉鎮政府，面臨最大的困境就是嚴重的財政危機。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測算的數據顯示,在農村稅費改革前，全國鄉鎮一級每年大約需要3700億元才能維持合法生存，即使按總支出的70%計算,每年至少也需要經費支出2590億元；但在近幾年的農村稅費改革過程中，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僅為1643億元(其中2001年為33億元，2002年為245億元，2003年為305億元，2004年為396億元，2005年為664億元)，如果加上地方政府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平均每年經費來源只有750億元左右，收支相抵后仍相差1840億元。例如目前河南省的地方財政總收入為537.5億元，地方財政總支出竟然高達1115.5億元，收支相抵后仍缺口資金578億元。

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增強其戰斗力、凝聚力和創造力

2006年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將以鞏固和擴大農村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建立健全常抓不懈的工作機制為主線，以深入開展農村黨的建設“三級聯創”活動，全面加強農村基層組織陣地建設為重點，切實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

文件提出：要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題，在全國農村深入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

解讀：當前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正在全國農村深入開展。各級黨組織要緊密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和“三農”工作實際，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題，扎實有效地加以推進。

一是要著眼于生產發展、生活寬裕和影響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主要問題的解決，努力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認真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明確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深化農村改革的工作思路。制定和完善增強村級組織服務功能、鼓勵和引導農民發展各類專業合作組織、保護和調動農民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等方面的具體措施。千方百計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

二是要著眼于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群眾最關心的重點問題的解決，積極推動和諧農村建設。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制定和落實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的具體措施。引導農民破除封建迷信，移風易俗，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尊重農民意愿，加強環境衛生整治，改善村容村貌。積極化解各種矛盾糾紛，維護農村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