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增長中資本作用的理論分析

資本作為生產活動的基本要素，在經濟增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國民產出的增長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資本的不斷積累；二是社會分工。分工是經濟增長的起點，資本積累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把資本看成是“間接的”或“物化的”勞動，是價值增長的源泉。英國經濟學家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也非常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意義，并集中分析了資本積累問題，認為儲蓄率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約束條件。

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文獻中，資本更是被賦予了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以致唯資本是論。經濟學家認為，資本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高度稀缺資源，資本的形成、規模、結構是影響和制約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約束條件。

根據英國的羅·哈羅德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埃弗賽·多馬提出的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

附圖

由于資本——產出比例被假定不變，產出的增長率取決于儲蓄率，從而論證了要想獲得持續的經濟增長，必須要有穩定的資本形成，否則就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哈羅德——多馬模式得出了一個十分明確的理論：資本的不斷形成，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一、經濟增長中資本作用的理論分析

資本作為生產活動的基本要素，在經濟增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國民產出的增長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資本的不斷積累；二是社會分工。分工是經濟增長的起點，資本積累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把資本看成是“間接的”或“物化的”勞動，是價值增長的源泉。英國經濟學家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也非常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意義，并集中分析了資本積累問題，認為儲蓄率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約束條件。

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文獻中，資本更是被賦予了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以致唯資本是論。經濟學家認為，資本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高度稀缺資源，資本的形成、規模、結構是影響和制約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約束條件。

根據英國的羅·哈羅德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埃弗賽·多馬提出的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

附圖

由于資本——產出比例被假定不變，產出的增長率取決于儲蓄率，從而論證了要想獲得持續的經濟增長，必須要有穩定的資本形成，否則就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哈羅德——多馬模式得出了一個十分明確的理論：資本的不斷形成，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一、西部地區的融資現狀

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從大局出發，實施了優先發展東部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原來相對薄弱，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供給缺乏，自然資源稟賦上的相對優勢也因區位、政策劣勢和投資收益率低下而嚴重削弱，即所謂的“貧困的惡性循環”，從而出現了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從東至西經濟走弱的區域特征。與東部相比，西部地區經濟落后主要表現在經濟總量小和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國國土面積56.85%，全國人口23%的西部地區的GDP比重僅接近于全國的14.8%。導致西部經濟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資不足顯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項。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資產總額分別為4494.32億、5103.74億，僅占全國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更是少得可憐，1999年、2000年分別僅占全國的2.8%、3.0%。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低下影響了資本形成，導致西部地區資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區域資金配置方面明顯呈現東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點：1999年末西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為14498.68億元，貨款余額為13886.74億元，僅占全國金融機構存貨款余額的13.33%和14.81%。這遠遠不能滿足西部大開發對于資本的需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本市場作為融通資金、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途徑，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西部地區在資本市場上偏居一隅，遠遠滯后于其它地區，見表2、表3。

西部地區本身資金積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資金追逐利潤的情況下，一部分西部資金通過銀行間融資體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東部，另外一部分資金又通過資本市場上購買東部大量的證券等方式流向東部。資金逆流的“虹吸效應”使得西部資金“貧血”更為嚴重。

西部大開發需要巨額資金，然而傳統的融資方式已不可能解決西部發展的資金缺口。如果單純依靠西部地區的自身資金積累或者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都是不現實的。當今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導致西部地區發展經濟的不利條件明顯增加。9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資源產品的全球性生產過剩，使西部地區寄希望于憑借資源優勢，進行大規模資源開發，依靠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以加快西部經濟發展的設想面臨嚴峻挑戰。生態環境的脆弱與惡化，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得工業化水平擴張模式存在的條件不復存在，從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其次，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西部大開發依靠改革釋放動力的難度加大。隨著改革的深化推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必須著手解決一些迫切的全局問題，如解決再就業，確保經濟增長，規避金融風險，加強國防等發展難題。中央財政收支更為緊張，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這一比例也僅為15%。近年來，國家所直接掌握的預算內資金已經十分有限，財政預算內資金占全社會固定投資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為1996年的2.7%，2000年雖有所回升但也僅占6.4%。國家財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國家主要財政目標指向被迫調整，用于支持西部開發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國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資金投向西部地區，也只能是杯水車薪。因此，西部地區若仍抱著“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圖依靠中央政府大規模投資啟動西部地區經濟是不切實際的。

二、經濟增長中資本作用的理論分析

一、西部地區的融資現狀

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從大局出發，實施了優先發展東部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原來相對薄弱，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供給缺乏，自然資源稟賦上的相對優勢也因區位、政策劣勢和投資收益率低下而嚴重削弱，即所謂的“貧困的惡性循環”，從而出現了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從東至西經濟走弱的區域特征。與東部相比，西部地區經濟落后主要表現在經濟總量小和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國國土面積56.85%，全國人口23%的西部地區的GDP比重僅接近于全國的14.8%。導致西部經濟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資不足顯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項。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資產總額分別為4494.32億、5103.74億，僅占全國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更是少得可憐，1999年、2000年分別僅占全國的2.8%、3.0%。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低下影響了資本形成，導致西部地區資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區域資金配置方面明顯呈現東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點：1999年末西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為14498.68億元，貨款余額為13886.74億元，僅占全國金融機構存貨款余額的13.33%和14.81%。這遠遠不能滿足西部大開發對于資本的需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本市場作為融通資金、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途徑，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西部地區在資本市場上偏居一隅，遠遠滯后于其它地區，見表2、表3。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國證券報》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區本身資金積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資金追逐利潤的情況下，一部分西部資金通過銀行間融資體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東部，另外一部分資金又通過資本市場上購買東部大量的證券等方式流向東部。資金逆流的“虹吸效應”使得西部資金“貧血”更為嚴重。

西部大開發需要巨額資金，然而傳統的融資方式已不可能解決西部發展的資金缺口。如果單純依靠西部地區的自身資金積累或者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都是不現實的。當今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導致西部地區發展經濟的不利條件明顯增加。9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資源產品的全球性生產過剩，使西部地區寄希望于憑借資源優勢，進行大規模資源開發，依靠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以加快西部經濟發展的設想面臨嚴峻挑戰。生態環境的脆弱與惡化，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得工業化水平擴張模式存在的條件不復存在，從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其次，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西部大開發依靠改革釋放動力的難度加大。隨著改革的深化推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必須著手解決一些迫切的全局問題，如解決再就業，確保經濟增長，規避金融風險，加強國防等發展難題。中央財政收支更為緊張，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這一比例也僅為15%。近年來，國家所直接掌握的預算內資金已經十分有限，財政預算內資金占全社會固定投資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為1996年的2.7%，2000年雖有所回升但也僅占6.4%。國家財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國家主要財政目標指向被迫調整，用于支持西部開發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國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資金投向西部地區，也只能是杯水車薪。因此，西部地區若仍抱著“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圖依靠中央政府大規模投資啟動西部地區經濟是不切實際的。

摘要:自從舒爾茨“人力資本”的理論開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把教育投資當成影響一國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通過運用面板單位根檢驗和面板協整分析這種更加有效的方式綜合數據信息的方法來考察西部財政教育經費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基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西部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二者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財政教育投入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增加滯后期,結論十分穩健。

關鍵詞:財政教育投入;經濟增長;面板數據

一、引言

分析的方法是:對西部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從統計量上看二者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最終分析討論了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變動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引入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從1996—2008年的面板數據,其中因為要考慮到數據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故選西部各省市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GAE)作為教育投入的代表變量,同時,選取西部各省市的人均(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對其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二、模型與計量方法

一、引言

分析的方法是:對西部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從統計量上看二者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最終分析討論了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變動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引入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從1996—2008年的面板數據，其中因為要考慮到數據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故選西部各省市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GAE)作為教育投入的代表變量，同時，選取西部各省市的人均(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對其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二、模型與計量方法

(一)模型與數據來源

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本文亦采用Apergis等(2007)模型來檢測西部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

關于農村金融改革的效率問題，仍然沒有一致性的結論。一部分學者的研究認為，農村新型金融機構有利于農業發展。其一是論證了農村正規金融系統缺乏效率，進而指出農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代表性研究有：Stiglitz等從信息經濟學角度提出的信貸配給模型說明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的產生是金融的誘致性引發的［11］；Brandt等認為國家金融系統作為一個再分配機制，使金融資源從農村向城市分配，貧窮的農民得不到貸款［12］；Bell等從金融市場的“二元性”出發，分析了城市市場與農村市場的溢出效應，說明了正規金融要求擔保會促使更多的貸款者轉向民間借貸市場［13］；汪三貴指出在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存在金融抑制問題，農業企業貸款困難，同時對農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并不多［14］；何廣文指出由于農業的內生性，必然導致正規金融服務缺位［15］。其二是論證了新型金融機構對農業發展的正向效應。代表性研究有：Khandkerchief［16］、Elizabeth［17］認為民間非政府組織寬松的小額信貸使貧困者更好地增加了收入；陳雪飛［18］從滿足農村金融需求、運行效率等方面比較了民間自由借貸與農村信用社的制度性優劣，認為民間自由借貸靈活及時，具有一定的效率；林毅夫等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分析了正規金融機構難以克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問題，而非正規金融機構在收集中小企業的“軟信息”方面具有優勢［2］。相反的觀點則認為發展農村新型金融機構不僅會增加貧困者的負債而且會誘發資金風險。如：Morduch提出鄉村銀行通過向窮困的農戶提供貸款來減輕貧困的效果非常有限，減少貧困更依賴于資助和補貼［19］；馬勇等人認為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的出現雖然能彌補農村金融市場的空白，但即使放開利率管制也不能保證其實現可持續發展，有可能導致農村市場的高風險投資者聚集，加大金融機構的破產概率［20］。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總量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增長，但是總體上，產業結構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因此，作為前述“最優金融結構”假說的一個推論：西部民族地區的農村金融創新，特別是區域性小規模的農業信用合作銀行建立，對于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應當具有正向效應。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基本模型設定本文借鑒林毅夫等（2008）的分析方法，并利用逐步回歸方法進行變量篩選。在此基礎上，把表征農業金融的變量引入到經濟增長總體回歸模型，將基本的計量模型設定為：git＝β1•BSit＋β2•FDit＋φ•Xit＋αt＋μi＋εit（1）其中，git是被解釋變量，在數據中用各地區的人均GDP的增長率grjgdpit來表示。αt和μi分別用于控制時間效應和地區效應。FDit為各地區的銀行體系相對于實體經濟的規模，用于反映各地區的金融深化程度，具體度量指標為各地區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GDP的比例floanit。Xit為其他控制變量，包括文獻已經識別出的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績效的主要因素：rsoeit為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gfdiit為外商直接投資與GDP的比例；galbit為勞動力增長率；finvrit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fcgdpit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rjeduit為人均教育經費增長率；grjtecit為人均技術交易額的增長率；lnrjgdp＿1it為上期末人均GDP的對數值，用于控制經濟增長中的收斂效應。在模型1中，BSit表示地區i在時間t的農業信用合作銀行情況，在數據處理中用各地區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場份額collit來表示，具體變量指標為農村信用合作社貸款余額占各地區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比重。本文認為，在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中，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務功能更加接近于未來農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數據取得上具備完整性和權威性，所以由該項指標能夠判斷農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按照前述假設，β1是本文重點測算的系數。如果假設成立則意味著β1＞0。此外，本文還需要重點解決銀行業結構的內生性問題。因此，尋找合適的工具變量識別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因果關系將是檢驗前述假設的關鍵。（二）數據說明本文采用的數據來自于8個西部民族省區：內蒙古、廣西、云南、貴州、新疆、青海、寧夏和甘肅。考慮到統計指標的一致性問題，選取了在1997－2009年期間各地區關于前述各個變量的數據。具體而言，相關的分省金融數據來自于各年度的《中國金融年鑒》，分省經濟增長相關數據來自各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等。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模型的識別與估計結果在模型

（1）中，αt和μi分別表示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考慮到用于實證的數據來自于上述指定8個民族省區而非隨機抽樣，應當運用固定效應模型而不是隨機效應模型。對模型（1）進行Hauaman檢驗得到的P－value為0．0000，顯示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對模型（1）進行雙向固定效應估計，檢驗時間變量的聯合顯著性，P－value結果為0．0000，說明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較為適宜。對模型（1）的雙向固定效應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估計結果1顯示只包括農村金融合作coll的估計結果；估計結果2加入了文獻已經識別出的主要控制變量；估計結果3加入了反映銀行業規模的變量floan。表2基本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水平下顯著，括號內數據為標準差。在前三列的估計結果中，農村金融合作變量coll的系數都顯著為正。如果農村金融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以解釋為因果關系，則該系統意味著，農村金融合作的市場份額上升有利于經濟增長，從而與本文的理論假說一致。其他解釋變量的顯著性與文獻的研究結論一致，人均教育經費增長率grjedu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西部民族地區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呈下降趨勢；人均技術交易額增長率grjtce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西部民族地區由產業承接和技術溢出，使其增長中的技術含量提高；此外，不存在經濟增長的條件收斂效應。為了剔除銀行的產權性質對估計結果的干擾，本文引入反映國有企業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的變量：國有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rose。如果銀行的低效率主要是由于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貸款偏向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引起，則包括了國有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rose后，農村金融合作指標應該不再顯著；同時，銀行業規模的指標floan應該為正、或者至少不顯著。第4列是引入了國有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rose的估計結果，該變量的估計結果顯著為負，與相關文獻的結論一致。

模型的穩健性檢驗

[內容摘要]我國西部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無論在資源、市場還是在政策方面與東部地區相比都具有明顯的優勢，然而通過我國東西部地區旅游收入效應的對比分析，無論是在旅游總收入方面，還是在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方面，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并且近幾年西部地區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在逐年下降。這與西部地區所擁有的比較優勢完全不相匹配。因此，如何將西部地區旅游業的比較優勢真正轉化為競爭優勢以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是今后西部地區旅游業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西部；旅游業；比較優勢；收入效應

旅游業的發展可以增加一國或一地區的收入水平，從1993年至·2004年，我國全國旅游外匯收入從46.83億美元增加到257.39億美元，增長了449.6%；國內旅游收入從864億元增加到4710.71億元，增長了445.2%。平均增長速度除2003年以外均在10%以上，占第三產業的比重由1993年的10.01%增加到2004年的15.65%，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3.27%增加到2004年的5%，近年來，在全國旅游業大發展的背景下，西部地區旅游業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從與東部地區的橫向比較來看，無論是在旅游總收入方面，還是在對本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方面，西部地區旅游業的發展與其所具備的資源、市場及政策比較優勢完全不相匹配。

一、西部地區發展旅游業的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也有自己的比較優勢，一國或地區應該積極發展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我國西部地區雖然屬于欠發達地區，但它無論是從資源方面、市場方面，還是從政策方面，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相比都擁有發展旅游業的比較優勢。

(一)資源比較優勢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體經濟增長水平不斷提升，但區域經濟卻呈現出非均衡式發展，地區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1978年東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分別是西部地區的1.86倍和中部地區的1.56倍，到2008年則分別擴大到2.60倍和2.14倍。東、中、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變為2008年的61.84%、25.22%和12.93%，說明東部地區的經濟優勢在不斷增強，而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優勢在逐漸減弱。適度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優勢互補的結果，但不平衡若達到一定的限度，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了。因此，分析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尋找平衡發展的對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已有研究多是從資本、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角度分析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而對制度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事實上，區域經濟增長差異不僅與資源稟賦、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相關，而且與制度差異有很大的關系。那么，制度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有什么樣的影響？能否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在保持東部地區增長的同時，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的更快發展，以減少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沖擊？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問題。

二、文獻綜述

新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技術知識、勞動和資本的層面上，即使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制度與個人偏好也是作為外生因素來處理。新制度經濟學則把制度因素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而不是外生變量，從而把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

許多學者就制度對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進行了研究。Grei（f1994）通過回顧地中海地區論文馬格里和熱那亞的海外貿易歷史，分析了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Scully（1988）利用115個國家1960~1980年的經濟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政治開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產權以及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國家實際人均GDP的增長率為2.73%，而制度因素較差國家的增長率僅為0.91%。張光南和李軍（2008）利用英屬和葡萄牙屬殖民地41個國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制度和最優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驗證了制度質量影響政府支出的產出效應和政府規模，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差異。

一、文獻綜述

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的關系一直是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要問題，有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現有文獻主要有以下三類觀點：

第一，經濟增長會擴大收入差距。LundbergandSquire基于聯立方程模型，得出收入不平等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也會促進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張雪玲基于實證分析，得出短期和長期中二者均呈現正相關,經濟增長是收入分配的單向格蘭杰原因,即隨著經濟發展，收入不平等會加劇。

第二，經濟增長會縮小收入差距。陸銘等通過分析得出收入差距對于經濟增長始終呈現出負的影響。經濟增長縮小了收入差距。因此，縮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經濟增長,并反過來促使收入差距縮小,從而可能實現平等與增長相協調的目標。

第三，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間是非線性關系。Kuznets最早提出了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呈“倒U”型關系，即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經濟發展會擴大收入差距，當經濟發展超過一定水平后，經濟發展會促進收入差距的縮小。陳昌兵分析了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間的相互作用機制，經濟增長會通過不同的途徑影響收入差距，其會通過人力資本途徑縮小收入差距，而物質資本途徑卻增加了收入差距。王少平等通過分析得出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由正向逐漸平滑轉換為負向，且負效應呈逐年增加趨勢。郭娜等利用非線性協整模型，得出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由促進轉變為阻礙，誤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表明行業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長期穩定關系，對短期的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沒有顯著影響。呂煒和儲德銀從理論上分析二者間是倒U型的關系，并得出東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正相關，但中部和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張濤等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庫茲涅茨曲線在中國顯著存在，而且當人均實際GDP達到20000元左右時，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隨著人均GDP的進一步增加而逐漸下降，與跨國面板的實證結論一致。由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區域差異較大，有一些文獻分區域對我國的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分析。陳安平基于實證分析，得出在全國和東、中、西部地區,存在著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多樣關系。王亭喜等基于實證分析，得出在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縮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擴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縱觀以上主要文獻，我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但沒有給出實證結果，也沒有指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的系數差別。因此，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本文使用門限面板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這樣可以區分出不同經濟增長階段，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從而詳細分析二者間的關系。由于二者關系可能存在區域差異，可使用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更好地反映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影響的區域差異。

二、結論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