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1

現代高新技術的進步與文學藝術的發展處在深刻的矛盾之中，處在命題與實際上的悖論之中。我們在研究它們相互關系中的正面影響的同時，有必要注意它的負面效應。

我們不能不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與生命思維的許多神秘的同時，也大大壓縮了人類想象的空間，摧毀了不少“詩意棲息”的社會生態環境，嚴重沖淡了溫馨和諧的人文情感。人們驚呼科技產業化時代藝術人文精神的喪失，驚呼現代科技對傳統藝術精神和藝術魅力的瓦解，驚呼經典意義上的藝術價值受到越來越大的藐視。

有人估計，科學與藝術的“整合”可能成為21世紀的一個趨勢。可是，科學與藝術畢竟是人類存在和需求的兩個相對獨立的方式和基本分支。李政道博士說：“科學與藝術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們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的。”（注：李政道主編：《科學與藝術》，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這是對未來高科技時代前景的一種有遠見的預測。但這里的問題是：科學與藝術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那么，這枚“硬幣”是什么呢？我以為，這枚“硬幣”就是人性本身。科學是人的求真、求規律性的本能的產物，藝術是人的求美、求情感性的本能的產物。就說它們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追求的目標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這個“真理的普遍性”在兩者之間是有原則差別的。科學為人性的某一個方面服務，藝術亦為人類的某一個方面服務，如果把科學淪為藝術的手段和工具，或者把藝術淪為科學的手段和工具，那么，符合人類的真正的“創造”基礎就會遭到雙重打擊。“硬幣”的“兩面”永遠應該是“兩面”，即使是“不可分的”，也不能“整合”成“一面”，否則，人類的精神結構勢必帶來人為的缺陷。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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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高新技術的進步與文學藝術的發展處在深刻的矛盾之中，處在命題與實際上的悖論之中。我們在研究它們相互關系中的正面影響的同時，有必要注意它的負面效應。

我們不能不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與生命思維的許多神秘的同時，也大大壓縮了人類想象的空間，摧毀了不少“詩意棲息”的社會生態環境，嚴重沖淡了溫馨和諧的人文情感。人們驚呼科技產業化時代藝術人文精神的喪失，驚呼現代科技對傳統藝術精神和藝術魅力的瓦解，驚呼經典意義上的藝術價值受到越來越大的藐視。

有人估計，科學與藝術的“整合”可能成為21世紀的一個趨勢。可是，科學與藝術畢竟是人類存在和需求的兩個相對獨立的方式和基本分支。李政道博士說：“科學與藝術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們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的。”（注：李政道主編：《科學與藝術》，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這是對未來高科技時代前景的一種有遠見的預測。但這里的問題是：科學與藝術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那么，這枚“硬幣”是什么呢？我以為，這枚“硬幣”就是人性本身。科學是人的求真、求規律性的本能的產物，藝術是人的求美、求情感性的本能的產物。就說它們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追求的目標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這個“真理的普遍性”在兩者之間是有原則差別的。科學為人性的某一個方面服務，藝術亦為人類的某一個方面服務，如果把科學淪為藝術的手段和工具，或者把藝術淪為科學的手段和工具，那么，符合人類的真正的“創造”基礎就會遭到雙重打擊。“硬幣”的“兩面”永遠應該是“兩面”，即使是“不可分的”，也不能“整合”成“一面”，否則，人類的精神結構勢必帶來人為的缺陷。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不言而喻。從文藝學的角度來看，顧影自憐地抗議技術對藝術的壓制和不戰而降地接受技術對藝術的收編，都毫無必要。我們要做的是冷靜地考察科學技術怎樣影響了藝術的“出場”。

作為人類進化制作活動的手段和作為一種器具或物品的技術會對藝術產生影響，但這只是表層的現象。技術通過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種觀念，這觀念是技術賴以理解世界并展開改造制作活動的出發點，如生物工程技術便顯示出這樣的觀念：生命組織中隱含著代碼且代碼以一定的組合方式決定著生命體的狀貌。技術觀念表明了人類通過科技對人與世界關系的一種理解，因而它對人的精神生活產生著支撐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認為，科技帶來的社會生活變革包括“美學感覺”的變化，即技術形成了一種新的空間感和時間感（注：〔美〕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1984，第211-213頁。）。從藝術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來看，作為人類理解自身存在狀態和一種意識交流的形式，藝術從技術那里領受的影響，大多發生在有關生命形態和人際交流的技術觀念范圍內。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態和交流方式的技術，才可能在其產業化的過程中將它所賴以產生的技術觀念注入藝術。在現代高新技術中，生物工程（其隱含觀念是：生命體的性狀是由代碼及代碼組合方式確定的）和電子信息技術（其隱含觀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間狀態下進行一種代碼化的非物質性交流）對藝術的感悟方式影響最為直接，因為它們暗含了一種對藝術最為關切的人生問題的解答視點。

我們可以參照杰姆遜關于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三階段理論來考察一下二百年來科技與藝術的關系史：19世紀是工業化的初級階段，經典物理學和進化論構成技術觀念，現實主義成為文藝主流；20世紀初至60年代是工業化階段，基本粒子理論和系統論構成技術觀念，現代主義成為文藝主流；70年代以來是高新技術產業化階段，基因學說和微電子技術構成技術觀念，后現代主義成為文藝主流。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里，一定時代的藝術發展，必然和一定時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相關聯，并且這種關聯往往會呈現出異常復雜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反思現代性的文化思潮中，商品經濟時代與藝術發展間的關系僅僅被描述為一種單一的矛盾、對立的樣式，即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不利于藝術發展的。有學者將此概括為以審美性對抗現代性的文化批判思潮（注：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99頁。）。這種思潮可謂淵源流長，從盧梭、康德、施勒格爾、席勒經尼采、波德萊爾到本雅明、阿多諾、福柯，莫不如此。就連對啟蒙主義理性無比贊譽的黑格爾也發出了市民社會不利于藝術發展的悲觀論調。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來，人們往往愿意將馬克思重新定格為一個反抗現代性的美學斗士。應該說，在西方反思現代性的特定語境中，如此解讀馬克思，有著為應對現實社會矛盾而重構思想資源的內在邏輯訴求和實踐目的，然而，在歷經百年現代化挫折、近二十年剛剛踏上現代化征程的當下中國，盡管我們已歷史地遭逢到時代與藝術發展間的對立與矛盾，但一味重復西方反思現代性語境中的話語，是否會讓我們在走出教條主義地解讀馬克思學說的誤區后，又步入另一個脫離當下中國實踐而再次誤讀馬克思學說的誤區呢？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1857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了“物質生產的發展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條件下，傳統的充溢審美理想的藝術創造與發展的確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且不言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時代的工具理性毀滅人類藝術發展現狀的猛烈批判，就連19世紀的歌德也曾在《藝術與手工業》一文中談到近代沒有對“真正的藝術作品”的產生創造必要的條件，在真正的藝術作品的創造上沒有多大進展，在一定意義上藝術創造能力仿佛是在萎縮，甚至有理由擔心真正的藝術作品既找不到自己適宜的土壤，也找不到自己適宜的氣候。“阿基里斯能夠同火藥和彈丸并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并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13頁。）浸潤德國文化傳統的馬克思，同歌德、席勒、黑格爾一樣，都是古希臘文藝的熱情而深沉的崇敬者，都把古希臘的藝術視為楷模，衷心予以禮贊。在此意義上，他對資本主義時想、完美藝術的萎縮，其惋惜、痛苦之情和同時代人并無二致，甚至，他的判斷比歌德、黑格爾更激烈：“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頁。）但是，如果僅以此作為馬克思分析、理解資本主義時代與藝術發展間關系的惟一結論，則差之遠矣。

我們不能忘記，在馬克思學說關注社會歷史運動的哲學語境中，其根本的問題意識是人類社會形成、發展的邏輯行程，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必然性規律，以人的自由自在為生命指歸的審美設問同樣是不可能超越歷史發展規律的。因此，馬克思在指出資本主義時代與藝術發展間的矛盾現象時，所要闡明的本質問題也就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人類歷史無法繞開的一種必然形式。從道義上，馬克思可以說“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注：馬克思：《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頁。）但從科學上，“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3頁。）這就是說，現時代盡管不利于甚至敵對于古典形態的藝術的發展，但由古典形態藝術熏陶出來的審美意識既無法阻遏古典形態藝術的衰亡，也無法阻遏由現存社會矛盾催生出來的新的藝術作品及新的審美意識，因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5-296頁。）換言之，我們可以在審美情感上去鐘情古希臘藝術的不朽魅力，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去抨擊資本主義物質生產方式造成社會的全面異化和個性自由的全面喪失，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把古今藝術理解為一個模式，更不能把古典藝術形態作為衡量今天藝術形態的惟一標準，并由此全盤否定當下社會藝術發展的可能性，把時代與藝術發展間的關系任意地簡單化。

馬克思說：“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12頁。）在商品化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的精神生產有著自身的特殊秉性，新的藝術形態是否進步，必須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關系中加以比較和考察，同時看它與以前的藝術發展相比，是否提供了新東西，而這些新東西又是否同人類藝術發展的基本趨勢相一致。柏拉威爾似乎更準確地闡述了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既不同意那種進步是一帆風順、整齊劃一，普及于各個方面的幼稚的看法，也反對頌古非今的觀點。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預見到這樣一個未來，這種未來能把生產借助于現代生產方式而達到的豐滿充實與歷史早期的簡單純樸的世界的和諧融睦結合為一。”（注：柏拉威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393頁。）商品經濟時代固然窒息了古典審美理想的藝術發展，但不斷擴大的商品生產在刺激人們物質需求的同時，也必然刺激人們的精神需求，同時，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技術發明不僅增強了生產者的生產能力，而且也增強了生產者感知對象的能力，其中當然包括審美感知能力。“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也為材料提供需要。……消費對于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于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5頁。）客觀地看，在商品經濟時代，說勞動者在勞動過程和閑暇時間中都全然被異化，完全喪失了審美情趣，恐怕不合常情。即使是資本主義條件生產出來的迥異于古典藝術的新形態藝術品，也依然能夠滿足大眾的審美需求，只看到商品經濟時代對藝術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本雅明與阿多諾關于大眾文化的爭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問題的復雜性。

【編者按】由本刊編輯部與文藝報社、武漢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藝的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針對高新技術時代文藝的發展方向及其特征、網絡文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對文藝功能的深刻影響、時代與藝術發展的矛盾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討。本期除以筆談形式刊發的一組文章外，還重點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龔育之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崇杰教授的兩篇專題論文，前者在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進行的人文思考中論述了“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后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藝術進步的概念、高新技術時代藝術形式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精神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不同時代的文藝可以有著不同的功能，如原始部落進行狩獵、戰爭行為時，用歌舞的文藝形式作為對于勝利的祈禱，這里有巫術功能；宗教活動中往往也要采用音樂、誦詩的文藝形式，這里有儀式功能；而在當代都市生活中，文藝可能承擔青年們情感宣泄的功能。在當代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藝功能發生了重要的變遷。其突出變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引導－規范功能：目標重建

文藝在公眾生活中可能起到一種引導思想和行為的方向、規范人們活動的路徑的作用。關于這一問題，中國古代的孔子強調詩、樂的倫理價值，古希臘柏拉圖對于文學創作的激烈批評，都以這一認識作為依據。當代藝術也不是沒有引導和規范的意義，只是這種引導和規范已經不同于過去時代的具體狀況了。美國社會學家里斯曼曾經寫過《孤獨的人群》，書中提出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引導模式的重大變化。杰姆遜對此有一段評述，他說：“里斯曼認為歷史上有三種社會形式，或者說有三個歷史時刻：第一是所謂傳統的社會，第二是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第三則是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不管叫什么名稱，在每一個社會都有相應的權威，體現在人們的價值觀、行為及動機中，……在論述這三種社會時，里斯曼用了‘引導’這個概念，即什么引導著人們的行動，社會中的人們又是怎樣被引導的。”（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弗·杰姆遜教授講演錄》，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52頁。）所謂的三種引導，就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傳統社會代代相傳的“傳統引導”，工業革命之后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爭取個人成功的“內在引導”，以及當代社會體制化條件下，某種組織的力量取代了過去個人的作用，不太強調個人，從而出現“他人引導”的模式。里斯曼這些說法可能有些理想化，過分強調了不同歷史階段的差異，不過，他認為社會的引導機制會隨著歷史演變而發生變化的觀點是有合理性的。

摘要：本文就目前我國對“大傳媒”推廣情況進行分析，認為要加快我國數字電視發展、推動我國進入數字電視時代，就必須重新認知數字電視產業的內涵，并以此重新定位數字電視。

關鍵詞：媒體匯流數字電視內涵定位

在數字科技時代，科技的發展已讓以往個別獨立的產業與科技漸漸模糊了彼此的界線，由此產生了匯流的觀念，即以前獨立、分離的產業差別界限已經模糊化，如：電信、計算機、視聽產業、出版業和其它內容提供者等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差別界限已經消失。可以說，科技匯流使得平面媒體、廣電媒體、電話、有線電視及因特網的藩籬逐漸模糊，形成媒體匯流。

其中，電視媒體首當其沖，面臨數字化后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也因匯流所帶來的質變而讓以往壁壘分明的各項媒體有了相互融合的機會，而數字電視便是媒體相互融合的最好例子，也是目前在科技與媒體匯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數字電視匯集信息、電信及傳播于一身，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大傳媒”。數字電視除了提供免費及付費的多頻道業務，未來亦可提供移動信息服務或電信服務。它將匯集廣播電視、平面媒體、因特網等特性，瞄準使用者的個人需求，增加使用者的內容選擇權，提供互動性的信息內容和定向性的內容服務。

然而，雖然政府積極進行電視數字化的推廣，且制定了相關日程及推廣辦法，相關經營者也在做市場開拓工作，數字電視數字機頂盒的增長速度卻遠遠不如預期。根據國家廣電總局2006年的統計，數字電視總戶數目前僅有300多萬戶，普及率占全部用戶的5％。以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微小和進展緩慢的市場規模實不足以維持數字多媒體服務的運行，因而導致數字電視平臺運營和頻道節目經營停滯不前，連帶影響數字電視機如液晶電視(PDP)及高清晰電視(HDTV)的市場普及和相關產業的發展。

數字電視推廣速度的緩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沒有真正了解數字電視產的業內涵以及定位，自然不能在此基礎上刺激與提高消費者對數字電視的需求，達到具吸引力的市場規模，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資金與人力的投入。

【編者按】由本刊編輯部與文藝報社、武漢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藝的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針對高新技術時代文藝的發展方向及其特征、網絡文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對文藝功能的深刻影響、時代與藝術發展的矛盾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討。本期除以筆談形式刊發的一組文章外，還重點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龔育之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崇杰教授的兩篇專題論文，前者在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進行的人文思考中論述了“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后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藝術進步的概念、高新技術時代藝術形式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精神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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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高新技術的進步與文學藝術的發展處在深刻的矛盾之中，處在命題與實際上的悖論之中。我們在研究它們相互關系中的正面影響的同時，有必要注意它的負面效應。

我們不能不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與生命思維的許多神秘的同時，也大大壓縮了人類想象的空間，摧毀了不少“詩意棲息”的社會生態環境，嚴重沖淡了溫馨和諧的人文情感。人們驚呼科技產業化時代藝術人文精神的喪失，驚呼現代科技對傳統藝術精神和藝術魅力的瓦解，驚呼經典意義上的藝術價值受到越來越大的藐視。

【編者按】由本刊編輯部與文藝報社、武漢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藝的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針對高新技術時代文藝的發展方向及其特征、網絡文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對文藝功能的深刻影響、時代與藝術發展的矛盾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討。本期除以筆談形式刊發的一組文章外，還重點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龔育之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崇杰教授的兩篇專題論文，前者在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進行的人文思考中論述了“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后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藝術進步的概念、高新技術時代藝術形式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精神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不言而喻。從文藝學的角度來看，顧影自憐地抗議技術對藝術的壓制和不戰而降地接受技術對藝術的收編，都毫無必要。我們要做的是冷靜地考察科學技術怎樣影響了藝術的“出場”。

作為人類進化制作活動的手段和作為一種器具或物品的技術會對藝術產生影響，但這只是表層的現象。技術通過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種觀念，這觀念是技術賴以理解世界并展開改造制作活動的出發點，如生物工程技術便顯示出這樣的觀念：生命組織中隱含著代碼且代碼以一定的組合方式決定著生命體的狀貌。技術觀念表明了人類通過科技對人與世界關系的一種理解，因而它對人的精神生活產生著支撐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認為，科技帶來的社會生活變革包括“美學感覺”的變化，即技術形成了一種新的空間感和時間感（注：〔美〕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1984，第211-213頁。）。從藝術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來看，作為人類理解自身存在狀態和一種意識交流的形式，藝術從技術那里領受的影響，大多發生在有關生命形態和人際交流的技術觀念范圍內。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態和交流方式的技術，才可能在其產業化的過程中將它所賴以產生的技術觀念注入藝術。在現代高新技術中，生物工程（其隱含觀念是：生命體的性狀是由代碼及代碼組合方式確定的）和電子信息技術（其隱含觀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間狀態下進行一種代碼化的非物質性交流）對藝術的感悟方式影響最為直接，因為它們暗含了一種對藝術最為關切的人生問題的解答視點。

【編者按】由本刊編輯部與文藝報社、武漢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藝的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針對高新技術時代文藝的發展方向及其特征、網絡文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對文藝功能的深刻影響、時代與藝術發展的矛盾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討。本期除以筆談形式刊發的一組文章外，還重點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龔育之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崇杰教授的兩篇專題論文，前者在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進行的人文思考中論述了“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后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藝術進步的概念、高新技術時代藝術形式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精神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文化等級秩序的制度化和藝術對意義的深度追求，是構成傳統語境中確認藝術經典的基本依據。然而，在伴隨現代科技發展而出現的后現代文化中，卻存在一種消解傳統文化等級秩序和深度追求的傾向。伴隨高雅文化在后現代文化中的淡出，藝術已經走入一個無經典的，或者說無從確認經典的時代。面對這樣一幅現實藝術景觀，我們不得不思考，藝術是否真的不再需要經典。如果說經典的實質在于它代表并維系著藝術作為藝術而不可能為其他物品所取代的獨特價值，那么這個問題的另一種提法甚至可以表述為，人類是否不再需要藝術？

提出這樣的問題并非多余。現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發展方興未艾，以此為動力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正在加快。這說明作為后現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體化生活和消費性藝術，至少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仍將是現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況且在科技與市場的互動關系中不斷注入的高新技術含量，將使它變得越來越新穎和宜人。在這樣的時代趨勢中，波德里亞所說的那種只與它的有限主體聯系的“稀缺、珍貴、惟一的物品”，（注：〔法〕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第11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藝術作品，是否還會存在？它是否會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一直“朝著另一種論述（即商品與消費）滑去”，（注：〔法〕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第112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并最終在生活藝術化的符號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這樣的認識來看高新技術時代經典藝術的命運，我們會發現：盡管高新技術的發展及對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危及到經典藝術的生存。但是，人們對經典藝術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適應文化變遷需要的新的經典確認原則正在形成，信息技術的內容革命則將為經典藝術提供嶄新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文化等級秩序的制度化和藝術對意義的深度追求，是構成傳統語境中確認藝術經典的基本依據。然而，在伴隨現代科技發展而出現的后現代文化中，卻存在一種消解傳統文化等級秩序和深度追求的傾向。伴隨高雅文化在后現代文化中的淡出，藝術已經走入一個無經典的，或者說無從確認經典的時代。面對這樣一幅現實藝術景觀，我們不得不思考，藝術是否真的不再需要經典。如果說經典的實質在于它代表并維系著藝術作為藝術而不可能為其他物品所取代的獨特價值，那么這個問題的另一種提法甚至可以表述為，人類是否不再需要藝術？

提出這樣的問題并非多余。現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發展方興未艾，以此為動力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正在加快。這說明作為后現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體化生活和消費性藝術，至少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仍將是現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況且在科技與市場的互動關系中不斷注入的高新技術含量，將使它變得越來越新穎和宜人。在這樣的時代趨勢中，波德里亞所說的那種只與它的有限主體聯系的“稀缺、珍貴、惟一的物品”，（注：〔法〕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第11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藝術作品，是否還會存在？它是否會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一直“朝著另一種論述（即商品與消費）滑去”，（注：〔法〕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第112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并最終在生活藝術化的符號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這樣的認識來看高新技術時代經典藝術的命運，我們會發現：盡管高新技術的發展及對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危及到經典藝術的生存。但是，人們對經典藝術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適應文化變遷需要的新的經典確認原則正在形成，信息技術的內容革命則將為經典藝術提供嶄新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當代全球性的高新技術熱潮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高新技術向商品化、產業化、國際化方向發展，不僅引起了相關技術和產業的不斷變化，而且引起了生產方式、經濟結構、思想觀念、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變化。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業，尤其是被稱為第四媒體的網絡業的巨大發展而變得明朗、敏感和尖銳起來的“全球化”問題。

美國是現代信息技術的發源地和最先進的國家。美國人成功地將自己的技術優勢迅速轉換成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作為這種轉換中介和目的的，卻是文化。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電視臺成為美國電視的轉播站；當今傳播于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由美國和西方國家壟斷；美國電影產量僅占全球電影總產量的7%，卻占據了全球電影總放映時間的一半以上。這些美國文化產品在占領別國文化市場的同時，也輸入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對別國文化構成明顯沖擊。這種現象引起我們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問題。托夫勒曾預言：“誰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網絡，誰就將擁有整個世界。”可見對信息網絡的控制絕不單純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它還必然伴隨一種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語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憑借先進的傳播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權。這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構成威脅，對一些發達國家同樣構成威脅。法國司法部長雅克·圖邦認為，英語占主導地位的互聯網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為此，法國人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在法國互聯網上進行廣告宣傳的文字必須譯成法語。當時的法國總理希拉克就提出，這是“要確保莫里哀和加繆的語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們已經意識到，在技術層面日益趨同的形勢下，文化才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