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對國際法和國內法理論分析，以及對于《歐洲憲法條約》的具體分析，包括對其形式結構和具體內容的分析，認為歐盟法從國際公法最終會演化為國內法。歐盟法的演變最終會把歐盟帶入聯邦制國家的未來。“歐洲憲法”雖然現在還沒有歐盟各國完全通過，但最終肯定會被歐洲和世界所接受。歐盟法將會是引領國際法向國內法演變的先驅，甚至對世界法的出現是一個佐證。

關鍵詞：適應；市場；加強；財務；管理

1《歐洲憲法條約》概述

1.1產生背景

德國外長菲舍爾在洪堡大學的演講率先提出歐盟制定憲法的問題，菲舍爾認為，聯邦和民族國家之間進行主權分割的前提條件是簽訂一項《歐洲憲法條約》，他說，“從合作的加強走向《歐洲憲法條約》——《歐洲憲法條約》正是完全一體化的前提條件——這個步驟需要我們有意識的重新建設歐洲。”隨之，引發了一場“歐盟是否需要一部憲法”的大討論。2004年10月29日，歐盟25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在羅馬簽署了《歐洲憲法條約》（TreatyEstablishingaConstitutionforEurope）。條約規定歐盟全部成員國根據本國立憲程序批準后方能生效。如獲得所有成員國和歐洲議會的批準，條約將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

1.2新條約談判

中、美服務貿易結構演變

從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中，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的變化幅度最大，其他服務部門變化很小，雖然旅游服務下降的比較大，但這3個部門一直是三大出口部門，而相對于知識密集型的服務貿易，如保險服務、金融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對中國服務貿易的貢獻較低，變化不大且三者占比之和近11年均不足3%，因此，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而美國的出口結構呈“高端化”趨勢（表2）。近10年中，只有運輸、旅游服務的出口比重不斷減少，且旅游服務的下降幅度較大，約降低了11%。金融服務的上升趨勢最明顯，其次是其他商業服務及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其他服務所占的比重都較低，變化不明顯，美國的這種演變表明服務貿易出口結構正在向“高端化”結構演進。以上是定性分析中美服務貿易結構的演變趨勢，為了更確切地說明演變情況，在此選取勞倫斯指數進行定量分析。計算公式為：L=（1/2）Σni襔Eit－Eit-1襔Σit=Xit/ΣniXit其中，L表示勞倫斯指數，Xit表示一國在n年出口i產品的貿易額，Eit表示n年i產品的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例。勞倫斯指數的取值范圍為[0，1]，取值越接近0，說明該產品的出口變化幅度越小。表3、4分別是整理計算出的從2000~2011年和2000~2010年中美兩國服務貿易各部門的出口勞倫斯指數。由下表可以得到，2000～2011年我國服務貿易整體勞倫斯指數為0.0604，變化不大，但高于美國2000～2010年的指數值0.0412，說明美國的服務貿易發展較成熟完善，貿易結構優化程度高于我國，因此結構變化不大。其在各服務部門中，我國在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3個部門的貿易結構變動最大，其次是建筑、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通訊服務，這些部門均大于美國的變動幅度，而技術、知識密集的保險、金融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的貿易結構變動最小，且低于美國的結構變動。可見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還是以傳統服務貿易部門的結構變動為主，雖然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通訊服務變動高于美國，但是變化不大，且主要以低附加值為主，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貿易的變動最小，對我國整體服務貿易結構的改善貢獻微弱。美國的保險、金融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服務貿易結構變動都大于我國，說明科技創新性還在不斷的強化和發展，貿易結構也在不斷的優化中。表32000～2011年我國服務貿易各部門勞倫斯指數表數據來源：根據自我國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平衡表》2000至2011年數據整理。表42000～2010年美國服務貿易各部門勞倫斯指數表數據來源：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

影響因素

1．高知識、高技術人才如圖所示，2010年我國大學生粗入學率達到25.95%，雖然近年來國家一直推行高等教育擴招的政策方針，使得我國大學生入學率得到了相應的提高，但是與美國94.81%的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導致現代服務業所需的高知識和高技術人才極為缺乏，制約了我國金融服務、保險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知識密集的服務貿易的發展。缺乏高素質人才，傳統服務部門得不到提升，現代服務貿易不能好的發展，導致服務貿易總體地位低，貿易結構低端，此要素已成為我國服務貿易發展上的一大障礙。圖1中美兩國大學生粗入學率（%）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DI數據庫、WorldBankWDIDatabase。2．科學技術水平大量的高素質人才資本為美國服務貿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才使美國服務最終實現技術創新成為現實，從而出口高端服務產品，改善其服務貿易結構，例如美國近年來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比重的不斷上升，并成為第二大出口部門。而各國所擁有的科學技術主要通過科研、技術開發等方式不斷積累。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發支出國，2007全年研發投入達到3690億美元，占到當年GDP的2.68%，超過歐盟27國的2630億美元和整個亞洲區的3380億美元，2008年研發投入達到了3980億美元。而我國2007年研發投入只有664.17億美元，占當年GDP的1.40%，2010年研發投入1043.22億美元，雖然研究投入在不斷增加，但和美國還有一定的差距。3．服務業的發展圖2中美服務業就業人數所占的比重（%）資料來源：UNCTAD、UNCTADstat數據庫、《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從1984年起美國國內服務業產值占當年GDP比重就已超過60%，2009年達到80%左右，2010年美國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81.2%，可見服務貿易在美國中的重要性。與美國相比，我國服務業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較低，從1978年占比的23.9%上升到2010年的43.1%，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也不斷上升，1978～2010年比重由12.2%到34.6%，雖然當前我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已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但由于我國第一、二產業比重大，第三產業比重較小，致使服務貿易雖然增速較快，但對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對策建議

①大力發展人力資本。近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雖然發展的很快，但受教育的人數比重還是比較低，因此，應擴大教育投入，逐漸改善人才的選拔制度，使更多的人能接受高等教育，實現人力資源到人力資本的轉變，增加人力資本的積累，并重視現代服務專業化人才的培養，根據自身教育體制的現狀，站在國際化的視角，緊跟服務貿易發展趨勢，不斷完善人才培養機制，調整相關的專業設置，有計劃地增設與服務貿易相關的緊缺專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輸入新生力量。②提高技術創新能力。要加大我國的科研投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雖然近些年我國越來越重視科研創新，研發投入不斷增加，但是占國內GDP的比重還是比較低。但是要注重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經費投入，不可過分傾斜于試驗發展，保持R&D內部投資結構的合理性，擴大科學技術知識含量，促使現代高新的金融、保險、專有權利特許費和使用費等知識技術服務的發展，改善服務貿易結構。③增強服務業的物質資本積累，發揮其聯動性。服務業的物質資本積累主要采取以下兩個對策，一方面，加大對服務業的投入，引導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促使服務業成為我國的第一大產業，來增強服務業的整體競爭實力，為擴大服務貿易的出口打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應注重服務業的內部結構調整升級。我國金融業、計算機服務業以及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所占的比重偏低，有待于加強。

韓國建國之初，經濟十分混亂落后。這一時期經濟趨于保守，主要實施的是進口替代的政策。而到了60年代以后，韓國才正式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貿易政策，隨后經歷的各種貿易政策的改變主要都是以出口為導向為基本路線而做的部分調整。本文主要介紹韓國貿易政策的演變，并探究各個階段實施各項貿易政策的原因，最后得出結論，希望能夠給我國經濟轉型提供些許借鑒。

1韓國貿易政策的演變綜述

1.150年代的進口替代內向型戰略

這一時期，韓國的貿易基本上是對美國的雙邊貿易，主要實行的是以高關稅壁壘和嚴格的進口限額而實現非耐用消費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替代策略。該策略在當時具有明顯的保護性色彩。這樣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內產業的發展，內向型的進口替代策略雖然使得國內一些企業獲得了保護，但這些企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等嚴重依賴外國企業，國內購買力低下，出口不振最終導致進口大量增加，赤字擴大。因此，進口替代內向型的經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了很多經濟問題。為了改善當時的經濟狀況，60年代初特別是樸正熙軍人政府上臺始，韓國經濟政策經歷了進口替代內向型經濟到出口導向外向型經濟政策的轉變。

1.260年代至今的出口導向外向型政策

1.2.1樸正熙時期的貿易政策（1961～1979年）：出口增長第一的理念樸正熙時期，制訂了四個五年計劃。針對韓國60年代初的經濟現狀，確立了貿易立國、出口第一的方針。以下根據韓國加入關貿總協定為分水嶺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描述：①1961~1967年入關前的貿易政策。這一時期主要是韓國實施第一、二個五年計劃的階段，韓國正式確立了“貿易立國”、“經濟增長第一”、“輸出立國”的策略，其實質就是發展“出口導向型”外貿發展策略。②1967年入關至1979年的貿易政策。入關之前，韓國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致力于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入關之后，在堅持貿易立國的基礎上，最突出的特點在于第三個五年計劃中關于大力發展重化工業的策略，也預示著韓國要經歷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變。

摘要從最初的古鋼琴到鋼琴的發明，再到逐步完善的現代鋼琴，論文鋼琴已歷時三百年，其歷史就是人類文化所經歷的三百年。鋼琴藝術涉及了人們的物質精神領域，涵蓋了時代精神與流行元素，其內涵博大精深。隨著社會的發展，鋼琴已不只是一件樂器，它是一種文化，同時也是一種商品，更確切的說是一種產業。

關鍵詞鋼琴演奏鋼琴藝術鋼琴產業

鋼琴自其誕生之日起，已歷時三百年。鋼琴歷史三百年，就是人類文化所經歷的三百年。鋼琴幾乎無處不在，哪里有音樂，哪里就需要鋼琴。當談論鋼琴時，我們也許不只是談論一件樂器，而是在談論與之有關的千頭萬緒。它涉及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物質的和精神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有形的和無形的，具體的和抽象的，以及個別的和一般的。

從古鋼琴到鋼琴的發明，鋼琴從最初的名不見經傳到風靡全球。鋼琴的誕生，給人類的音樂和生活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精神享受。其文化內涵博大精深，涵蓋了與之有關的時代精神與流行元素。它曾經擔任過西方文明東征的使者，從而在東方社會成為了西方文化的代表。隨著社會的發展，鋼琴如今已經不只是樂器，它是一種文化，同時又是一種商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產業。與之有關的鋼琴廠，琴行在市場上不斷地得到需求，進而增多和發展，專職鋼琴教師的出現和與日俱增的學生人數，成為一個新型音樂文化市場的推動者。加上行政因素，官方考級等使鋼琴市場的含金量日益劇增。而與此同時，鋼琴琴譜和教材及鋼琴唱片的大量使用也使得出版商分得了一杯羹。鋼琴儼然成為了一個超級的百變明星活躍在現代化社會的流行文化之中。

一、鋼琴的演變

通常人們認為鋼琴有近300年的歷史，即1709年由意大利制琴大師巴爾托洛奧·克里斯托福里所創制的現代鋼琴為前身。在以后的200年，又不斷改進完善，方成為我們看到的現代鋼琴。

摘要：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結合實踐觀察，回顧實用觀和體驗觀兩種對立研究范式，探討不同消費觀念的哲學基礎，以及當代消費者研究領域內的體驗的轉向，并對體驗轉向的演變進行分析和述評。對研究范式的分析和述評能幫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費觀念，從不同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有助于管理實踐者理解消費的性質和動態。

關鍵詞：消費研究范式；范式轉向；實用性消費；體驗性消費

在當代商品化社會里，消費無處不在。我們為整理文件而購買一盒燕尾夾，為消遣娛樂而花費不菲的價格購買迪士尼門票，為身份和體面而購買名牌衣服和包，為結婚而購買上好的戒指，也為好友相聚而購買可口的茶點。顯然，以上這些不同的消費行為，具有不同的意義。購買燕尾夾，是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門票則是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則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讓自己顯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價；而戒指，則是一種符號或標志，告訴別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點酒品則是一種滿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團體或社區。消費研究領域已有具體概念闡釋上述各類消費現象，可分別稱之為實用性消費、體驗性消費、區分性消費、符號消費和趣味性消費。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著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蘊含著從實用觀向體驗觀研究范式轉向的思想。本文在國內外現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實踐觀察，試圖探討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回顧消費者研究領域中的實用觀和體驗觀兩種對立研究范式，探討其哲學基礎，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費行為。其次，簡述這種轉向的歷史演變以及這些趨勢對當代消費社會的影響和作用。本文對消費范式的梳理和述評，能幫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費理念，從不同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并為企業如何合理區分不同類型的消費者提供支撐。

一、消費的實用觀和體驗觀轉向

在當代消費領域中，依據對商品的認識，存在兩種對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實用觀，它關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實用性功能，如訂書機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訂起來；二是體驗觀，它關注產品所提供的享樂、游玩、審美、刺激、象征等愉悅品質的價值，如跑車、休閑、畫展、跳傘等。實用觀將消費對象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的工具，強調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是主體對客體的外向性行為，以哲學中的實在論為基礎，注重消費對象的實質屬性。而體驗消費觀，則將消費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悅人的情感，助其滿足對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憶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這種觀點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轉向的延續，即將關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學中的意向論為基礎，強調人的主體能動性，人對消費對象的意義賦予和操縱。1.消費的實用觀傳統的實用觀認為消費者對于產品價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強調產品實質屬性的表現（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產品特性或產品效用方面的價值（Bettman,1979），認為消費者均理性地將產品作為實現其生活和工作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這種目標既可以是一些實用性目標，如填飽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會性目標，如贏得他人的承認、接受或羨慕、取得社會地位等。這種研究視角以個人或家庭為研究單位，強調個體理性，認為個人或家庭行動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計的基礎上做出消費選擇。主要代表有“消費者決策過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決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處理模型”（Bettman,1979）與顧客行為模型（En-geletal.,1995）等。這些模型以系統性的觀點，將消費行為視作一種解決問題的理性過程：先確認需求，接著處理信息，再評估方案，最后制定購買決策等。消費者在整個過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現，將商品的有形品質及其實用性作為價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顯然，實用觀的工具理性消費范式留下了許多解釋盲區（Sheth,1979），無法解釋一些自目的性、滿足情緒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費現象，如各類趣味性的休閑活動、感官愉悅、白日夢、審美消費以及消費過程中想象的、情緒的和鑒賞性（appreciative）體驗等；也無法解釋以群體為單位的群體性、聚眾性消費行動，如狂歡節、節日聚會等。為克服信息處理主導研究范式所預設的消費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出現了“體驗的轉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費的體驗觀轉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寬營銷的概念》中，將體驗消費現象納入營銷范疇。此后，體驗和享樂性價值不斷獲得消費研究學者的認可。Kotler（1972）認為，“營銷人員的責任在于創造有吸引力的價值”，而“價值是完全主觀的，其值如何仰賴于消費者如何理解和認知該商品”，如同產品的物質實體一樣，產品的美學和無形特征也可以產生消費價值，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組織的“消費者美學與符號消費”第一次營銷大會的主題。消費者創造消費意義和價值的主體性開始獲得研究者的認可，市場研究不再局限于傳統產品如肥皂、豆類罐頭和刀具等，參觀博物館或歌劇欣賞、冒險、游戲等亦成為合理的研究課題。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發表了他們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費的體驗方面”。Holbrook等人從精神現象學出發，以意向性認識論為基礎，提出了消費的“體驗觀”。他們將消費者作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僅僅是使用者；認為消費是一種伴有各種象征意義、享樂回應和審美標準的主觀意識狀態，以滿足消費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較側重消費對象實質屬性的實用觀，體驗觀強調消費者對于消費對象的主觀、個人化的體驗和感受，探求消費者對產品符號、美學、意象和幻想意義的反映，注重感覺和樂趣，關注消費對象的象征性品質，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構成，重視對多感官體驗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體驗觀認為所有商品，無論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號/象征意義（Levy,1980）。所以，像騎單車和滑雪活動等，消費者均可主觀施加象征品質（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見，體驗觀擴大和補充了以理性為基礎的實用觀消費模型。體驗的轉向表征了消費研究領域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以及研究焦點的演變，反映了對消費意涵認識上的轉向。過去，消費一詞一直被定義為消耗、浪費、揮霍，被理解為一種經濟損失，是對物質實體的消耗。體驗觀的轉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體，物不再僅僅是其實質構成，還包括其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體驗視閥下的消費，正如波德里亞在其《物體系》所述，是“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

二、消費研究范式的演變

1柘林湖主要生態環境問題

1．1湖泊流域水質總體穩定，水環境依然脆弱

1．1．1柘林湖水質整體處于III類，部分入湖支流相對較差由《2000－2011年柘林湖水質狀況報告》的監測數據可知，近10年來柘林湖湖體水質由2003年的I類水質下降到Ⅱ類;再從2004年開始下降到Ⅲ類水質，持續到目前一直保持在Ⅲ類水質。其中高錳酸鹽指數、氨氮、總磷和總氮4項指標的變化趨勢圖如圖1和圖2所示，總磷和總氮維持穩定在Ⅲ類，高錳酸鹽指數和氨氮穩定在Ⅱ類［5］。由于柘林湖湖泊水面積較大，水質空間分布差異較大，總體水質較好的情況下，沿岸帶及部分庫灣水質明顯差于湖心和壩上處水質，局部入湖水域還存在一定污染問題，水環境依然脆弱。

1．1．2柘林湖水體整體呈中營養狀態，但在部分季節局部湖灣水體中藍藻成為次優勢類群之一，局部湖灣生態安全問題需引起重視在2010－2011年的調查中發現在枯水期和平水期，湖區的浮游植物類群1石臼湖概況石臼湖位于南京市西南部的蘇皖交界線上(31°23''''～31°33''''N，118°46''''～118°58''''E)，又名北湖，面積207.65km2，屬于構造型淺水湖泊．它是由古丹陽湖分化而成，經胭脂河與秦淮河相連，由江蘇省溧水、高淳和安徽省當涂這3個縣共同管理．石臼湖地處北亞熱帶江南濕潤區，季風氣候顯著，年平均溫度為15.7℃，年降雨量1046mm，年蒸發量1106.1mm，平均水位6.92m，平均水深1.67m，蓄水量3.5億m3，湖水主要依靠地表徑流及大氣降水補給，具有明顯的枯水期和豐水期［13］．湖區周圍有豐富的植物資源，包括水杉和意楊等喬木樹種;茭筍和蘆葦等挺水植物;茨實、菱和浮萍等浮水植物及湖灘蔓生莎草．近幾十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人類生產活動，如廢水排放、圍湖造田及過度養殖等已嚴重威脅石臼湖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根據石臼湖江蘇段地表水環境監測資料顯示，近幾年石臼湖大部分湖區水質已處于Ⅳ～Ⅴ類狀態，水體生態系統退化明顯［14，15］．

2材料與方法

2.1樣品采集受百年一遇的春旱影響，石臼湖大面積湖區干涸．2011年5月采集了石臼湖已干裂湖底的沉積物樣品(31°29''''N，118°57''''E)，見圖1．采樣選取了無人為擾動的3個20cm×30cm樣品采集區(SJ-1、SJ-2和SJ-3)．采樣時，首先去除掉沉積物表面薄薄的一層，然后分層采集0～30cm之間的樣品，每層厚度0.5cm．采樣過程中，所用的鐵鏟事先清洗干凈，凡是樣品要接觸的地方，手及其它物品都避免直接與之接觸．樣品采完稱濕重后立即置于冰上，運至實驗室放入冰箱中－40℃冷藏．對SJ-1和SJ-2樣品進行了有機碳、氮元素測定，得到結果具有較好的一致性．考慮到分子有機地球化學實驗周期較長以及SJ-2樣品的分析結果更加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選取了SJ-2樣品進行210Pb定年及正構烷烴和單體碳同位素的分析測試．

本文作者：李德鵬宋昕宇單位：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

陣的戰斗隊形由密變疏

戰斗隊形是陣的外在表現形態，其實質是將松散的戰斗力量凝聚的一起，發揮最大作戰效能，是現代系統理論在軍事領域的實踐應用。在冷兵器時代，古人注意到了一條重要的原理，即是同樣數量的士兵，由于戰斗隊形的不同，而顯示出不同的戰斗力，特別是弱軍由于組成了一些嚴格的戰斗隊形，而常常擊敗人數眾多、隊形雜亂的強軍，從而產生了陣的雛形。由于武器裝備受限，在冷兵器時代，陣的戰斗隊形非常密集，常常是士兵肩并肩排成整齊的隊形與敵進行搏斗。在熱兵器時代，由于火器的使用，單位面積殺傷力的增大，戰斗隊形由以前“集團”作戰的性質，開始過渡到疏開隊形作戰的性質。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步兵與步兵的間隔成十幾米的散兵隊形，其進攻和防御的正面縱深進一步加大。在機械化時代，坦克與坦克的間隔約為百米，并一直成為今天的法則，其戰斗隊形更加疏散。在信息化時代，全球化通信，無縫隙協同，超視距打擊，使戰斗隊形在全球內散布，雖然戰斗隊形更加疏散，但聯系卻更加緊密，一體化聯合作戰逐漸顯現。

陣的戰斗編組由簡變繁

戰斗編組是陣的基本元素，陣的實質就是根據戰場情況，將各戰斗編組進行排列組合，以產生最大的作戰效益。冷兵器時代的戰斗編組相對比較簡單，其陣形分布在平面空間內，只有步兵、車兵、騎兵、弓兵等少量兵種，各兵種進行排列組合的編組形式也比較簡單。在熱兵器時代，不但出現了陸海空三大軍種，各軍種里又分為許多兵種，其陣形分布在陸海空三維空間內，將這些戰斗力量進行排列組合的編組形式變得復雜多變。在機械化時代，其戰斗力量的類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基本一致，但是在技術層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編組形式更加靈活多變。在信息化時代，出現了陸海空天電五維空間，新的兵種力量不斷涌現，如天軍、網絡部隊等，從數學理論上講，每出現一種新型戰斗力量，其戰斗編組形式的數量都呈指數增長。所以，在信息時代，陣的各個戰斗編組形式單靠人的思維能力已不能解決，還要靠計算機進行科學的輔助論證。

陣的指揮手段由少變多

人水和諧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文明得以延續和發展的載體。從古到今，水孕育文明、浸潤生命、滋養歷史、點化自然，激發熱情，引人哲思。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水資源需求量越來越大，而容易開發利用的水資源卻越來越少，面對大幅增加的干旱現象，人類社會顯得更加脆弱，財產、生活甚至生命損失也在逐漸加重。氣象干旱是降水與蒸發不平衡而形成的持續的水分短缺現象，主要表現為水量不足，因此降水量的時空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干旱的時空分布。我國受到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的影響(中國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陸－亞歐大陸，面臨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巨大的海陸熱力差異形成了夏季降雨豐沛、冬季寒冷干燥的東亞季風氣候。年際之間季風的不穩定性是造成中國干旱頻繁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干旱災害頻繁發生，且近幾十年來有逐漸加重的趨勢。

1我國近年來旱災發生情況

旱災是世界上影響面最廣、造成農業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類型［1］，世界上有近一半的國家干旱嚴重［2］。中國旱災頻繁，而且相對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因此旱災是造成農業經濟損失最嚴重的氣象災害［3］，據統計，中國每年旱災損失占各種自然災害的15%以上;每年因旱災減產糧食50億kg;20世紀50－80年代因旱災損失的糧食占全國糧食損失量的50%［4］。近50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膨脹，水資源短缺現象日趨嚴重，在全球變暖和北方干旱化的背景下［5］，全國受旱面積和受旱成災面積均呈現上升趨勢，全國有77．4%的省區旱災增加。表1是對近年來我國旱情演變情況的匯總分析。長期以來，我國飽受干旱的困擾，從表1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大部分省市，尤其是南方地區，旱情并沒有減輕，反而有逐漸加重的趨勢，給人民生活和農業生產等造成了嚴重的影響。2010年10月份以來，華北、黃淮等冬小麥主產區基本沒有有效降水，旱情出現早且發生面積較大。持續的旱情對小麥的正常發育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據農業部農情調度，截至2月24日17時，河北、山西、江蘇、安徽、山東、河南、陜西、甘肅8省冬小麥受旱面積571．13萬hm2，其中嚴重受旱面積104．47萬hm2。受旱面積比旱情最嚴重時(2月9日)減少201．87萬hm2。8省累計澆灌麥田0．07億hm2次，比2月23日增加34．4萬hm2次，累計投入抗旱作業農機具962萬臺套。

2干旱給農業造成的影響

農業生產活動是由一系列的工作環節所組成的，從作物的初始播種到最終收獲，各個環節都必須順應農時依次展開，這樣才能保證農業生產活動的順利進行。但是，由于很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農業生產的各環節并不是在每一年都能夠順利進行的，農事活動很多時候，會遭到破壞。旱澇是我國主要的氣候災害，干旱和洪澇等氣候災害的頻繁發生給我國的國民經濟，尤其是農業生產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響［6］。干旱災害，嚴重影響著農產品的生產供給和糧食安全，是我國農業生產的最大風險。1978年以來我國的土地成災和受災面積數據(表2)。從圖1和圖2的變化趨勢圖中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來，我國旱災導致的受災和成災情況一直處于相對較嚴重的狀態，并且成災率沒有下降的趨勢，這說明，由于社會的自身抵御能力有限以及其對旱情的重視不夠等原因，導致旱災發生時沒有得到較好的治理。

3糧食產量與成災面積的關系

黨的十七大把堅持黨管干部原則，作為形成干部選拔任用科學機制的首要原則。這也是我們進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中國共產黨的干部人事制度的特征是對各類人員進行集中統一的管理，建設一支精干的干部隊伍，確保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實施。這套人事制度體現了黨管干部原則，其間經歷了幾種形態的演變。

一、集中統一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干部制度建設從起步到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適應革命戰爭需要的干部管理體制。從黨的成立到遵義會議前，黨的制度建設表現在干部管理體制上就是側重于黨員管理制度、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的建設，干部管理體制的建設只是初步的。從遵義會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瓦窯堡會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運動和黨的七大，黨糾正和克服“左”的錯誤，確立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此基礎上，黨的干部管理體制建設取得長足發展。具體表現在，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統一管理干部的體制。為了適應對敵斗爭形勢的需要，中央決定對干部實行統一管理。1938年，中央決定在敵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區、地、縣、市、分區的黨委設立組織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調和分配等工作。1941年10月，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規定，除了軍隊干部外，黨的干部都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下，由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組織部統一管理。1948年11月，中央組織部發出了《關于組織部門業務與報告請示制度的通知》指出，中央組織部的11項經常性任務之一，便是挑選、配備、調整及重新訓練干部。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干部管理培訓監督制度，使黨的干部管理體制和方式更加完善。延安時期，黨中央根據干部隊伍素質的實際和斗爭形勢的需要，先后就干部學習、在職干部教育、辦理黨校、審查干部、吸收知識分子、干部交流等問題下發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逐步建立了干部學習教育培訓、干部選拔、干部考核、干部審查、干部調配與交流等制度。建國前夕，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央關于準備五萬三千個干部的決議》、《中央關于各級各項干部配備基數的規定》、《中央關于大量提拔培養產業工人干部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為奪取全國政權作了充分的組織準備。

二、高度集權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中國成立后，黨形成了高度集權的全面執政體制，在干部隊伍管理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權的干部管理模式。建國初期，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展開，干部數量劇增，干部種類趨于多樣化，干部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鑒于此，1953年11月，中央下發了《關于加強干部管理工作的決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級管理干部的制度。分部分級管理方式的前提仍是在中央及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其典型特征是高度集權。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針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干部隊伍建設的新要求，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統與配套建設，先后建立了干部錄用、考核、獎懲、培訓、工資、交流、退休等一系列的制度。黨的八大以后，干部制度建設有許多的創新，也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和觀點。如黨要管黨，后備干部制度，等等。三、科學民主制度化的干部管理模式

改革開放以后，原有的選任干部的方式與體制，已越來越不適應任務轉換的需要，迫切要求進行變革。

一如果有人要我對我的哲學論文所堅持的基本論點用幾句話作個概括，我就說：馬克思創立了一門新科學，即歷史的科學。我還補充說：這一科學發現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理論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確指出：這一事件是不可逆轉的。理論事件。在馬克思以前，所謂“歷史大陸”一直被宗教、倫理、政治、法律等意識形態觀點，即被歷史哲學所占領著。歷史哲學自認為能夠反映社會和歷史的進程，其實它只是用虛假的概念把社會和歷史的真實運動掩蓋起來。這種欺騙性決不是一種偶然，它是歷史哲學的一個職能。這些意識形態觀點無非是實踐意識形態的理論小分隊(宗教、倫理、法律觀念、政治觀念等等)，而實踐意識形態的基本職能就是復制階級社會中的生產關系(即剝削關系)。馬克思正是在同這些意識形態觀點決裂的同時，才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用《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開放”了“歷史大陸”。列寧說得好，馬克思只是為一個龐大的領域奠定了“基石”，這一領域由馬克思的繼承人繼續進行了探索，它的規模之大和問題之新要求人們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歷來是并將越來越是一場激烈和無情的階級斗爭的對象和焦點。馬克思證明，人類歷史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歷史，因而歸根到底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還指出了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各種形式；這一切都和階級的利益是直接沖突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擊馬克思。相反，被剝削者、首先是無產者，則認識到馬克思的科學理論是“他們的”真理，他們接受了這個真理，并把空當作他們在革命的階級斗爭中的一件武器。這一認識在歷史上有個名稱，叫做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或列寧所說的融合)。這種匯合、結合或融合既不是自發產生的，又不是輕而易舉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和傳播前，工人運動受到了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觀點的影響。經過在意識形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長期斗爭，這一結合終于才開始形成，并具有歷史的存在。由其實現和存在的條件所決定，這種結合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階級斗爭的制約，它就要在同威脅其存在的各種偏向和危機進行的激烈階級立場中不斷地得到維護，這些偏向和危機過去有第二國際的叛賣，今天則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有一個事實是無可懷疑的：一百年來，人類的全部歷史就取決于工人運動(以及被壓迫民族的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現已發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結合。凡有一點歷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從此已成為主宰世界歷史舞臺的現實。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二我們完全可以滿足于以上的認識。但如果要進一步探索“歷史大陸”(不論我們在這場斗爭中占何地位)，或要積極地理解無產階級斗爭的現代形式(問題的方面不同，但實質相同)，我們就應該進一步提出以下的問題：馬克思的科學發現必須具備什么條件才能成為可能？表面看來，這個問題似乎是繞圈子，其實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個理論問題，其實卻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現實意義的政治問題。三我在過去發表的幾篇論文中曾經指出，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是一種“斷裂”，是同以往意識形態歷史觀的一次“決裂”，這究竟意味著什么？我談到了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斷裂”或“決裂”，這意味著什么？我還論述了意識形態，這又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我們只是進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們現在就要闡明這一分析的意義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們承認了一項事實。我們注意到出現了一個具有理論意義的事件，即是在歷來被意識形態觀點所占領的一個領域里，出現了一種科學的歷史理論。我們暫且先把意識形態這個名稱擱在一邊不談。我們還指出了馬克思的理論和意識形態觀點之間存在著不容抹煞的區別。為此，我們對比了二者的理論概念和行使職能的方式。關于理論概念：我們指出，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歷史哲學中陳舊的基本概念，這些嶄新的概念在舊觀點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歷史哲學談到人、經濟主體、需求、需求體系、市民社會、異化、盜竊、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談到“社會”――的地方，馬克思就用生產方式、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形態、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階級、階級斗爭這類概念。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馬克思的概念體系和馬克思前的概念體系之間，不存在繼承的關系（即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把這種無繼承關系、這種理論差別、這種辯證的“飛躍”叫做“認識論斷裂”和“決裂”。關于行使職能的方式：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行使的職能完全不同于馬克思以前的舊觀點。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概念體系是按照科學“理論”的方式行使其職能的，它所面對的對象具有“無限性”（列寧語），也就是說，這個“基本”概念體系必定要不斷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不斷地產生認識。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概念體系是為了無止境地求得新認識而確定臨時真理，而新認識本身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更新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識形態舊觀點的基本理論不但不能擔負起產生新認識的臨時真理的職能，相反卻實際上作為歷史的真理，作為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絕對的認識而出現，總之，作為一個不發展的封閉性體系而出現，因為如果一個體系沒有科學意義上的對象，它在真實中永遠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馬克思的理論同以往的觀點有著根本的差別，我們把這種差別叫做“認識論斷裂”和“決裂”。此外，我們把以往的觀點稱之為意識形態的觀點，我們把業已確認的“認識論斷裂”或“決裂”當作馬克思主義科學同它的意識形態史前期之間的一種理論中斷。應該說明，這不是一般科學和一般意識形態之間的理論中斷，而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同它自身的意識形態史前期之間的理論中斷。然而，我們根據什么說馬克思的觀點曾經是意識形態的觀點？或者用另一個問題來問，我們賦予了意識形態一詞以什么含義？不論不論人們賦予意識形態以什么含義，意識形態觀點的額角上或心臟里都不打上意識形態的印記。相反，它卻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現。它只是從外部和在事后――從存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觀點出發――才能被確定其性質。我想說的是：馬克思主義科學不僅已經作為科學而存在，而且作為歷史的科學而存在。確實，任何科學一旦在理論歷史上出現并被證明為科學時，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論史前期（它同理論史前期已經決裂）看作是謬誤、錯誤和非真理。科學實際上就是這樣來對待它的理論史前期的，這種對待是科學歷史上的一個階段。但是，總有這么一些哲學家，偏要從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他們以這種自反實踐（回溯）為依據，卻要建立起真理與謬誤、認識與無知、科學與意識形態（其條件是意識形態一詞不采用馬克思主義的含義）相對立的唯心主義理論。這種自反實踐（回溯）也可應用于馬克思主義科學，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科學一出現，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謬誤，它甚至還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含義上的意識形態。它進一步指出，它的理論史前期之所以是謬誤，恰恰因為這是意識形態，因而它實際上就把理論史前期當作意識形態看待。它不僅出了錯誤，而且又提供了錯誤的歷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許把科學同它的史前期之間的“斷裂”牽強附會地當作真理與謬誤、認識與無知之間的唯心主義的對立。這一空前的差別和優越性有什么原則這依據呢？有以下的事實為根據：馬克思創立的科學是社會形態歷史的科學。據此，這門科學首次賦予意識形態概念以科學的內容。意識形態不是單純的幻覺（謬誤），而是在社會機構和社會實踐中存在的表象群；它們屬于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階級斗爭中確立其地位。馬克思創立的科學之所以把屬于它史前時期的理論觀點說成是意識形態，這不僅為了宣告這些觀點是錯誤的，而且為了指出它們曾自認為是正確的，曾經被認為并繼續被認為是正確的，同時也為了提供這種必然性的理由。馬克思與之相決裂的理論觀點（簡單地說，即歷史哲學）之所以能稱作意識形態，因為它們是在復制特定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中承擔著必要職能的實踐意識形態的理論小分隊。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科學同它的意識形態史前期之間的“斷裂”既不涉及科學與意識形態相差別的理論，也不涉及認識論。它關系到另外的東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國家和上層建筑在內的上層建筑的理論，另一方面是認識產生過程的物質條件（生產）、社會條件（分工、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條件和哲學條件的理論。這兩種理論歸根到底都屬于歷史唯物主義。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向馬克思的科學理論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條件下，它才能在與之相決裂的意識形態觀點中“脫胎而出”。四馬克思主義導師（首先是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寧）都清楚地意識到，單是承認新科學的誕生還不夠，必須對新科學誕生的條件作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科學原則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里，我們可以找到關于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正是這種分析的初步形式。一如果有人要我對我的哲學論文所堅持的基本論點用幾句話作個概括，我就說：馬克思創立了一門新科學，即歷史的科學。我還補充說：這一科學發現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理論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確指出：這一事件是不可逆轉的。理論事件。在馬克思以前，所謂“歷史大陸”一直被宗教、倫理、政治、法律等意識形態觀點，即被歷史哲學所占領著。歷史哲學自認為能夠反映社會和歷史的進程，其實它只是用虛假的概念把社會和歷史的真實運動掩蓋起來。這種欺騙性決不是一種偶然，它是歷史哲學的一個職能。這些意識形態觀點無非是實踐意識形態的理論小分隊(宗教、倫理、法律觀念、政治觀念等等)，而實踐意識形態的基本職能就是復制階級社會中的生產關系(即剝削關系)。馬克思正是在同這些意識形態觀點決裂的同時，才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用《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開放”了“歷史大陸”。列寧說得好，馬克思只是為一個龐大的領域奠定了“基石”，這一領域由馬克思的繼承人繼續進行了探索，它的規模之大和問題之新要求人們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歷來是并將越來越是一場激烈和無情的階級斗爭的對象和焦點。馬克思證明，人類歷史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歷史，因而歸根到底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還指出了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各種形式；這一切都和階級的利益是直接沖突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擊馬克思。相反，被剝削者、首先是無產者，則認識到馬克思的科學理論是“他們的”真理，他們接受了這個真理，并把空當作他們在革命的階級斗爭中的一件武器。這一認識在歷史上有個名稱，叫做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或列寧所說的融合)。這種匯合、結合或融合既不是自發產生的，又不是輕而易舉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和傳播前，工人運動受到了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觀點的影響。經過在意識形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長期斗爭，這一結合終于才開始形成，并具有歷史的存在。由其實現和存在的條件所決定，這種結合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階級斗爭的制約，它就要在同威脅其存在的各種偏向和危機進行的激烈階級立場中不斷地得到維護，這些偏向和危機過去有第二國際的叛賣，今天則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有一個事實是無可懷疑的：一百年來，人類的全部歷史就取決于工人運動(以及被壓迫民族的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現已發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結合。凡有一點歷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從此已成為主宰世界歷史舞臺的現實。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二我們完全可以滿足于以上的認識。但如果要進一步探索“歷史大陸”(不論我們在這場斗爭中占何地位)，或要積極地理解無產階級斗爭的現代形式(問題的方面不同，但實質相同)，我們就應該進一步提出以下的問題：馬克思的科學發現必須具備什么條件才能成為可能？表面看來，這個問題似乎是繞圈子，其實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個理論問題，其實卻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現實意義的政治問題。三我在過去發表的幾篇論文中曾經指出，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是一種“斷裂”，是同以往意識形態歷史觀的一次“決裂”，這究竟意味著什么？我談到了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斷裂”或“決裂”，這意味著什么？我還論述了意識形態，這又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我們只是進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們現在就要闡明這一分析的意義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們承認了一項事實。我們注意到出現了一個具有理論意義的事件，即是在歷來被意識形態觀點所占領的一個領域里，出現了一種科學的歷史理論。我們暫且先把意識形態這個名稱擱在一邊不談。我們還指出了馬克思的理論和意識形態觀點之間存在著不容抹煞的區別。為此，我們對比了二者的理論概念和行使職能的方式。關于理論概念：我們指出，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歷史哲學中陳舊的基本概念，這些嶄新的概念在舊觀點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歷史哲學談到人、經濟主體、需求、需求體系、市民社會、異化、盜竊、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談到“社會”――的地方，馬克思就用生產方式、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形態、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階級、階級斗爭這類概念。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馬克思的概念體系和馬克思前的概念體系之間，不存在繼承的關系（即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把這種無繼承關系、這種理論差別、這種辯證的“飛躍”叫做“認識論斷裂”和“決裂”。關于行使職能的方式：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行使的職能完全不同于馬克思以前的舊觀點。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概念體系是按照科學“理論”的方式行使其職能的，它所面對的對象具有“無限性”（列寧語），也就是說，這個“基本”概念體系必定要不斷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不斷地產生認識。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概念體系是為了無止境地求得新認識而確定臨時真理，而新認識本身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更新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識形態舊觀點的基本理論不但不能擔負起產生新認識的臨時真理的職能，相反卻實際上作為歷史的真理，作為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絕對的認識而出現，總之，作為一個不發展的封閉性體系而出現，因為如果一個體系沒有科學意義上的對象，它在真實中永遠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馬克思的理論同以往的觀點有著根本的差別，我們把這種差別叫做“認識論斷裂”和“決裂”。此外，我們把以往的觀點稱之為意識形態的觀點，我們把業已確認的“認識論斷裂”或“決裂”當作馬克思主義科學同它的意識形態史前期之間的一種理論中斷。應該說明，這不是一般科學和一般意識形態之間的理論中斷，而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同它自身的意識形態史前期之間的理論中斷。然而，我們根據什么說馬克思的觀點曾經是意識形態的觀點？或者用另一個問題來問，我們賦予了意識形態一詞以什么含義？不論不論人們賦予意識形態以什么含義，意識形態觀點的額角上或心臟里都不打上意識形態的印記。相反，它卻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現。它只是從外部和在事后――從存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觀點出發――才能被確定其性質。我想說的是：馬克思主義科學不僅已經作為科學而存在，而且作為歷史的科學而存在。確實，任何科學一旦在理論歷史上出現并被證明為科學時，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論史前期（它同理論史前期已經決裂）看作是謬誤、錯誤和非真理。科學實際上就是這樣來對待它的理論史前期的，這種對待是科學歷史上的一個階段。但是，總有這么一些哲學家，偏要從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他們以這種自反實踐（回溯）為依據，卻要建立起真理與謬誤、認識與無知、科學與意識形態（其條件是意識形態一詞不采用馬克思主義的含義）相對立的唯心主義理論。這種自反實踐（回溯）也可應用于馬克思主義科學，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科學一出現，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謬誤，它甚至還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含義上的意識形態。它進一步指出，它的理論史前期之所以是謬誤，恰恰因為這是意識形態，因而它實際上就把理論史前期當作意識形態看待。它不僅出了錯誤，而且又提供了錯誤的歷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許把科學同它的史前期之間的“斷裂”牽強附會地當作真理與謬誤、認識與無知之間的唯心主義的對立。這一空前的差別和優越性有什么原則這依據呢？有以下的事實為根據：馬克思創立的科學是社會形態歷史的科學。據此，這門科學首次賦予意識形態概念以科學的內容。意識形態不是單純的幻覺（謬誤），而是在社會機構和社會實踐中存在的表象群；它們屬于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階級斗爭中確立其地位。馬克思創立的科學之所以把屬于它史前時期的理論觀點說成是意識形態，這不僅為了宣告這些觀點是錯誤的，而且為了指出它們曾自認為是正確的，曾經被認為并繼續被認為是正確的，同時也為了提供這種必然性的理由。馬克思與之相決裂的理論觀點（簡單地說，即歷史哲學）之所以能稱作意識形態，因為它們是在復制特定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中承擔著必要職能的實踐意識形態的理論小分隊。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科學同它的意識形態史前期之間的“斷裂”既不涉及科學與意識形態相差別的理論，也不涉及認識論。它關系到另外的東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國家和上層建筑在內的上層建筑的理論，另一方面是認識產生過程的物質條件（生產）、社會條件（分工、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條件和哲學條件的理論。這兩種理論歸根到底都屬于歷史唯物主義。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向馬克思的科學理論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條件下，它才能在與之相決裂的意識形態觀點中“脫胎而出”。四馬克思主義導師（首先是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寧）都清楚地意識到，單是承認新科學的誕生還不夠，必須對新科學誕生的條件作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科學原則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里，我們可以找到關于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正是這種分析的初步形式。

但愿關于“來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義概念（思想的起源、內在性等等）而把我們引入歧途。這個“經典性”理念特別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馬克思的發現歸結為個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幾個不同的和獨立的理論成分的會合（三個來源）。其次，它認為這一會合已產生了與加入會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嶄新結果，這種“飛躍”或“質的跳躍”屬于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范疇。然而，恩格斯和列寧并不以此為滿足。在有關馬克思主義科學誕生的問題上，他們不是要維護一種單純內在性的和單純“認識論”的觀點。他們指出，這三種理論成分都有物質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歷史為實踐背景，在這一歷史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決定性變革，新興的資產階級同封建的貴族進行的幾百年的階級斗爭，還有無產階級初期的階級斗爭行動都占著主要的地位。總之，他們指出，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是現實（經濟現實、政治現實、意識形態現實）的理論反映。現實雖然在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時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蓋，因為這些理論成分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性質。關鍵的問題在這里就被提出來了。確實，承認三種理論成分的會合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誕生，這還不夠。必須考慮這種意識形態的會合怎么能分離出科學和產生了“決裂”。換句話說，必須考慮，當會合發生時，馬克思主義思想怎么和為什么能從意識形態中脫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轉移產生了這一奇妙的變革，究竟馬克思的發生了什么變化，才揭開了偽裝，改變了原有的含義和發現了未被認識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論斷，以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馬克思轉移到了無產階級的嶄新立場上來，他才有效地實現了理論的會合，并從中產生了歷史的科學。五為了闡明這一點，我們可以生產力地回顧一下青年馬克思思想“演變”的各個“階段”。從《萊茵報》的激進自由主義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記錄的革命決裂，相距只有四年時間：青年馬克思在這一革命決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號，宣告“把我們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聲稱新哲學從此不再要“解釋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這四年里，我們看到萊茵河畔的一位資產階級子弟從激進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和哲學立場轉變到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接著又轉變到共產主義唯物主義的立場（空前的革命唯物主義）。我們再進一步說明這一“演變”的幾個方面。我們看到青年馬克思既改變了思考對象（大體上說，他從法律轉到國家，又從國家轉到政治經濟學）又改變了哲學立場（他從黑格爾轉到費爾巴哈，轉到革命唯物主義）和政治立場（從資產階級的激進自由主義轉到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再轉到共產主義）。這些變化是逐級上升的，又是相互緊密聯系的。然而，我們不能把這些變化當作一個無結構的整體而混同起來，因為每次變化都在不同的階段出現，并各自在青年馬克思思想演變過程中起著不同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在以對象在前臺出現的這一過程中，政治立場（階級立場）占著決定的地位，但哲學立場占著中心的地位，因為正是哲學立場確保著政治立場與思考對象之間的理論聯系。這在青年馬克思的經歷中可以得到經驗的驗證。政治的確使馬克思從一個對象轉到另一個對象（大體上說，從新聞法轉到國家，再轉到政治經濟學），但轉變的實現每次都以一種新的哲學立場的形式表現出來。從一方面看，哲學立場是階級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立場）的理論表現；從另方面看，政治立場的理論表現（以哲學立場為形式）又是政治立場同思考對象保持理論聯系的條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學確實是政治的理論代表，我們就可以說，青年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學立場體現著他進行思考的階級理論條件。既然如此，為新科學的建立奠定基礎的1845年決裂首先表現為一次哲學的決裂，表現為對以往哲學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對一種前所未有的哲學立場即將誕生的宣告，這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們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貫穿著這種驚人的辯證法。如果對《手稿》進行仔細的研究，人們可以衡量出馬克思在撰寫《手稿》時經歷了多大的理論危機（馬克思從沒有把這部《手稿》發表，也從沒有談到過它）。《手稿》的危機在于政治立場和哲學立場在思考對象――政治經濟學――中發生沖突，從而產生了無法解釋的矛盾。當馬克思撰寫《手稿》時，他在政治上是個共產主義者，他力圖要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為他的共產主義信念服務，因而他把所謂“異化勞動”（他當時還不能想到這是資本主義剝削）放在頭等很重要地位上；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理論難題。在理論方面，他站在小資產階級的哲學立場上，力圖要把黑格爾的思想引進到費爾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過異化來研究勞動和通過人來研究歷史；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政治難題。《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無情的記錄，它記錄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場和階級理論立場在意識形態的范圍內，與同一個對象相比較時出現的不可克服的危機。我們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找得到這場危機的結局，或至少對危機結局的宣告：一種“新的世界觀”的“萌芽”（恩格斯語）。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閃光中，發生改變的不是馬克思的政治立場，而是他的哲學立場。馬克思徹底地拋棄了費爾巴哈，他同只是“解釋世界”的全部哲學傳統決裂，并朝著革命唯物主義的新路前進。這一新的立場是馬克思的政治立場在哲學中的反映。我甚至認為，馬克思朝著無產階級的理論立場（哲學立場）邁出了決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這里，政治仍然是決定性因素，即馬克思在政治斗爭中更加明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一邊。從理論角度看，哲學仍然占著中心地位。因為馬克思從這一階級的理論立場出發對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將朝著一個嶄新的方向發展：同一切意識形態觀點相決裂，從而奠定和發展歷史科學的原則。為此，我想冒昧地對“三個來源”的理論解釋一下。三種理論成分（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會合，只是在青年馬克思轉到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和理論立場上來以后，才能夠產生其效果（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沒有政治轉變，任何轉變都不會發生；而沒有哲學的轉變，政治轉變就不可能找到為科學地認識其對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論表現。我想再補充說幾句話。首先這是為了指出，由《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所宣告的新哲學立場僅僅是一項宣言；它沒有被和盤托出；這一哲學立場將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后來的政治和理論著作中，以及更廣泛地在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的歷史中，默默地或公開地逐漸得到制訂；這一制訂工作是科學和馬列主義政治實踐作用于哲學立場的結果。其次這是為了指出，采取無產階級的哲學立場（即使在“萌芽”狀態）對創建歷史科學，也就是說，對分析階級剝削和階級統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階級社會中，階級剝削和階級統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層意識形態表象所遮蓋，因而變得神秘莫測，而歷史哲學等等就是意識形態表象的理論形式。為了揭穿這些形式的真相，我們必須擺脫這些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清除”作為這些意識形態的基本理論表現的哲學信仰。因此，必須拋棄統治階級的理論立場，站到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的一邊，從而暴露這些理論形式的真面目。僅僅接受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是不夠的，必須使這一政治立場上升為理論立場（哲學立場），以便去認識和思考從無產階級觀點所能看到的各種現象的前因后果。不經過這個轉變，歷史科學的產生是不可思議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開頭，我不要補充說，我們從歷史科學的誕生所繞的彎并不是為了炫耀博學，相反這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因為，對青年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應該是我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即為了分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和統治的新形式，為了確實能夠正確地把工人運動和馬列主義理論結合起來，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站到無產階級的理論立場（哲學立場）上來，也就是說，從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出發，通過對統治階級的全部意識形態進行徹底的批判，制訂出無產階級的理論立場。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我們可以說，沒有無產階級的理論立場（哲學立場），就不會有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