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月16日）下午，浙江代表團討論同志的報告。代表們在發言中一致擁護同志的報告，認為十七大報告是一個與時俱進、與民同心、催人奮進的報告，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報告精神，必將極大地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省委副書記夏寶龍說，十七大報告鮮明提出，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這深刻回答了當代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問題，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第一，旗幟指引方向。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一條能夠引領當代中國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確道路。第二，旗幟凸顯主題。新時期以來，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都是緊緊圍繞堅持、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進行的。第三，旗幟凝聚力量。事實證明，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成為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才能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

省政協主席周國富說，十七大報告是一個振奮人、鼓舞人、激勵人的好報告，是指導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強大思想武器。他說，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只有堅持科學發展觀，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避免發展中付出資源環境、社會穩定等方面的代價。我們必須全面理解和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浙江新的實踐中取得新的業績。

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王華元說，十七大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總結過去五年工作實事求是，闡述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鼓舞人心，對科學發展觀的論述非常精辟，我們完全擁護和贊成。

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說，十七大報告高瞻遠矚、總攬全局、關注民生。一是堅持改革開放。二是推進科學發展。三是高度關注民生。

景寧畬族自治縣沙灣鎮張莊村黨支部書記藍曉娟說，這五年是山區困難群眾最幸福的五年。黨中央堅持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中央領導親民愛民，真扶貧、扶真貧，增強山區發展動力，使困難群眾生產生活有了保障，切實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記者周詠南金波來源：新華網浙江頻道）

在電影電視文學創作這一后起之文學樣式中,浙江作家有較久遠的歷史。早在20年代,史東山就投身早期電影文學作品的創作。那時,他對電影的認識,完全建立在唯美主義的基礎上,如創作的《楊花恨》、《同居之愛》,都是寫男女之情的,過度渲染了這種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盡管如此,史東山畢竟是最早滲透到電影文學創作中的浙江人。因為他,浙江人染指電影文學可推至20年代初期,給20世紀浙江電影電視文學的創作開了一個好頭。但真正從電影文學角度接觸電影的,恐怕要從夏衍算起。有人因此稱夏衍為中國電影的奠基人,這并不為過。左聯成立后,共產黨對電影加強領導,組建電影小組,夏衍曾參加了這一活動,并且是編劇委員會的主要成員。1933年,夏衍(化名丁一之)編寫的由明星公司拍攝的第一部左翼電影《狂流》終于誕生,這也是夏衍第一部電影劇作。該劇以“九•一八”后,長江流域水災為背景,第一次在電影作品里尖銳地揭開了農村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電影運動后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創作任務,在《狂流》中第一次得到了正確的實踐。不久,夏衍又以蔡叔聲的化名,把茅盾的小說《春蠶》改編成電影劇本。劇本和它的原著一樣,通過老通寶一家為養蠶育繭而奮斗、掙扎、終于失敗的經過,再現了中國農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和高利貸者的重重盤剝下,一步一步陷入破產的境地。《春蠶》忠于原著的改編,被稱作是中國“新文壇與影壇的第一次握手”。隨后,夏衍寫了表現婦女覺醒的《脂粉市場》,通過百貨公司女店員的遭遇,揭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里,剝削階級只把婦女當作商品,所謂婦女經濟獨立、職業平等,實際上只是一種欺騙。女主人公最后毅然離開公司,走進街頭人群中的結尾,是有深刻寓意的,它含蓄地指出了婦女的解放是以整個社會解放為前提的,婦女要獲得自己的解放,必須投身到整個社會解放的群眾斗爭的行列中。另一種以婦女為題材的電影劇本是反映婦女走向獨立生活道路的《前程》,它透過關于女藝人生活的題材,從女伶蘇蘭英的生活歷程中,提出嶄新的主題:依靠男人的寄生生活,并不是一個女人的“前程”,要獲得人格的獨立和自由,必須自食其力。這個主題,在當時,應該是有現實意義的。夏衍還寫過(包括和他人合作)其它一些劇本,像《時代的兒女》、《上海二十四小時》、《壓歲錢》等,都是一些經得起時代琢磨的作品。顯然,他對中國電影的開拓與發展盡了篳路襤褸之功。

除了夏衍之外,其他的浙江劇作家也在現代期為電影文學的創作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沈西苓曾經從事過左翼電影活動。1932年,沈西苓計劃寫作一個以上海女工生活為題材的電影劇本,夏衍把從事工人運動時調查所得的關于包身工的材料提供給他。當夏衍寫出了不朽的報告文學巨篇《包身工》時,沈西苓也寫出電影文學劇本《女性的吶喊》。作者以大量的事實,圍繞女主人公葉蓮的遭遇,勾畫了洋場惡少胡大少爺、工頭陳大虎凌辱包身工的無恥嘴臉,暴露了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把頭勢力互為一體榨取女工血汗的血腥罪行,同時通過葉蓮為中心的幾個女工的非人生活,展示了包身工被剝削、被壓迫、被凌辱的凄慘境遇。這是沈西苓電影版《包身工》的面世,它的反帝色彩是相當鮮明的。

沈西苓還作有抗戰題材的作品《鄉愁》和反映舊社會杭州西湖搖船女悲劇的《船家女》。1937年問世的反映青年出路問題《十字街頭》,標志著沈西苓創作思想的日益成熟與發展。劇作描寫了30年代四位失業的大學生老趙、阿唐、劉大哥、小徐的苦悶和覺醒。劉大哥是個剛毅的青年,在民族存亡關頭,回北方家鄉參加抗敵工作去了。小徐消沉懦弱,企圖自殺,被老趙搭救后,回老家了。阿唐是個樂天派,以給商店布置櫥窗糊口。老趙則對生活充滿信心。顯然,作者通過了一群知識分子的不同性格和生活道路的描寫,肯定了堅定地斗爭著的劉大哥,批判了消沉的小徐,而對于老趙們,則著重描寫了他們的失業和貧苦、彷徨和掙扎,最后選擇了投身社會之路。《十字街頭》生動地反映了30年代知識青年處在人生選擇的十字路口的精神面貌。沈西苓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中華兒女》,這也是作者抗戰時期唯一創作的作品。它由四個短故事組成,總的主題是描寫中國不同階層的人們如何進行抗戰,反映抗日群眾的覺醒和斗爭。尤其是主題歌,“屈辱地活著有何用,戴天的仇恨尚未雪,咬緊牙關向前進,誓將敵人滅”,唱出了人民的戰斗的聲音。袁牧之也是解放前影響全國的重要的電影工作者。1934年創作的《桃李劫》,是作者寫作的第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劇本中的陶建平、黎麗琳是一對富有正氣、耿直不阿的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起初抱著為社會謀福利的熱烈幻想從學校走進社會,由于對所遇到的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表露出一次又一次的義憤和反抗,遭到社會黑暗勢力的抵制和打擊,以至幻想破滅,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作品再現了這個黑暗社會中正直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悲憤、痛苦、反抗和掙扎,對社會提高了深沉的控訴。1937年,袁牧之創作了深刻描寫都市下層生活的《馬路天使》。該劇生動地再現了30年代都市下層社會貧苦市民歌女、妓女、吹鼓手、剃頭匠、小販等的苦難生活,同時反映了這些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團結互助、正直善良的優秀品質。無論是老王、小陳、小紅、剃頭匠、小販或失業者,都是以朋友的歡樂而樂,以朋友的痛苦而痛苦,體現了勞動人民相互之間同甘苦、共患難、勇于犧牲自己的高尚品德。作品通過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的命運的展示,抨擊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現象,歌頌了勞動人民人性的至善至美。史東山,在30、40年代創作熱情進一步激發,推出的一批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其主要作品具有明顯的進步傾向。如《長恨歌》、《狂歡之夜》等,反映了30年代的社會現實,在讀者和觀眾中產生了深刻影響,已基本體現出這一色彩。1938年,史東山完成了抗戰爆發后第一部正面描寫抗日戰爭的劇作《保衛我們的土地》。劇作選取了從“九•一八”到“八•一三”這個時期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通過劉山夫婦的覺醒和老四的墮落以及兩者之間的對比和斗爭,暴露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罪行,鞭撻民族的敗類,歌頌反抗侵略、保衛祖國的英雄人民。

《保衛我們的土地》表達出當時中國人民要求抗戰的民族愿望和愛國主義的莊嚴主題。1947年,史東山編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名《勝利前后》),轟動了國內外。作品以抗戰開始到抗戰勝利初期為背景,通過救亡隊員江玲玉、高禮彬的經歷,并有意和周家榮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對比,暴露國民黨反動派抗戰時消極逃跑、勝利后劫收發財、荒淫無恥的罪惡行徑,從一個側面概括了戰時和戰后國民黨統治區社會生活的真實。由于它的深刻的暴露性,受到廣大觀眾和社會輿論的熱情歡迎。在上海“孤島”活動的柯靈,其“孤島”時期的主要電影作品是《亂世風光》。它以戰亂中逃難失散的孫伯修、凌翠蘭家庭的演變,揭示了“孤島”生活的兩面:一方面,發國難財的奸商在交易所里興風作浪,過著荒唐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物價飛漲下呻吟的貧苦市民,卻受著二房東的剝削,在街頭冒雨排隊買米,在為生存而含淚供人消遣。作者以相當敏銳的觀察力,較為深刻地揭露了“孤島”這兩種天壤之別的生活。桑弧的第一個電影劇本是1941年的《肉》,1942年還有《洞房花燭夜》和《人約黃昏后》等劇本的誕生。1947年的諷刺喜劇《假鳳虛凰》,是他戰后的第一個作品。作品用諷刺喜劇的形式,揭露了舊社會爾虞我詐的生活方式。大豐公司經理張一卿企圖用儀表堂堂的理發師楊小毛向征婚的范如華求婚來騙得一筆錢彌補他投機生意的虧空;范如華并非富家之女只是個寡婦,希望用征婚的辦法來物色一個財貌雙全的依靠,維持她不勞而獲的生活。作者就借助于這些利用旁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和企圖用金錢來收買一切的可恥行為,對他們進行無情的嘲笑。整個劇本富有喜劇色彩,情節結構巧妙,人物形象生動,對話風趣,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建國后的創作,在外地的浙江籍新老作家如夏衍、柯靈、林杉、黃宗江、季康等,不時有佳作問世。如夏衍,建國后的主要作品是名著的改編本,有《祝福》、《林家鋪子》等。電影文學劇本《祝福》由魯迅的同名小說改編,在忠于原著、保持原著神韻的基礎上,作者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增加了祥林嫂再婚后與賀老六和解以及祥林嫂砍門檻等情節,豐富了人物性格,增強了戲劇性,是名著改編的優秀范例。《林家鋪子》由茅盾小說改編而成。劇本也十分忠實于原作,但也作了必要的豐富。劇作加強了時代背景的描繪和渲染,對林老板的性格作了改動,增加了他壓迫零售商的情節。這樣的設計,反映出林老板既是被壓迫者、又是剝削者的兩面性,從而深刻揭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社會現實。這也成為名著改編的樣板。柯靈仍然表現出改編的天賦,1963年,他根據夏衍的同名話劇改寫電影文學劇本《秋瑾》,塑造一個憂國憂民、為民族興亡英勇獻身的女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并展示了女革命家豐富而復雜的精神世界。他還根據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改成電影劇本,揭露舊時代國民黨特務統治的罪惡。

此劇制片后未曾公映。季康作有文學劇本《五朵金花》,這是一部描寫少數民族地區青年勞動和愛情生活的喜劇。副社長金花的車壞了,途中得到鐵匠阿鵬的幫助,兩人相戀,約定來年相會。第二年,阿鵬如約而來,找遍了蒼山洱海,巧遇積肥模范、拖拉機手、飼養員、煉鐵能手四朵“金花”,造成一系列令人好笑的誤會,最后在蝴蝶泉邊找到了他心愛的那朵“金花”。劇本通過阿鵬尋找金花的經歷,表現了白族人民勤勞、智慧、能歌善舞的民族風情和他們在祖國大家庭里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熱情。謝晉和他人一起把關于浙江越劇的故事寫進了電影劇本《舞臺姐妹》,劇本通過竺春花等越劇姐妹在解放前所走的不同道路和解放后的人生選擇,闡明了做戲與做人的人生哲理。黃宗江、石言的《柳堡的故事》,描寫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的1944年春天,新四軍某部班長李進與農村姑娘二妹子在柳堡發生一段純潔動人的愛情故事,表現了在革命隊伍中,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革命利益、革命集體又應關心個人的主題。黃宗江還作有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農奴》,通過強巴的血淚生活史,發出了落后、殘酷的西藏農奴制度必須消滅的強烈吶喊。可以說,這些作家的加盟,使建國后的浙江電影文學的創作增色不少。比較而言,在浙江省內本土上進行電影文學創作的作家人數并不多見,起步也晚,大概始于1958年的年代。50、60年代只有一些戲曲電影文學劇本,也都是原先戲曲本子的變異,如顧錫東的《蠶花姑娘》、貝庚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胡小孩的《花燭淚》等。浙江省電影文學劇本作品的增多,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的新時期。80年代有張思聰等的《何處不風流》、童汀苗等的《流亡大學》拍成電影,并在全國播放。東海艦隊的李云良一度成為全國知名的青年電影劇作家,他的《愛情與遺產》等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作家姚云還因創作《小刺猬奏鳴曲》獲得優秀少年兒童故事片作者特別獎。90年代,黃亞洲等創作的電影劇本《開天辟地》,獲得第10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并且出現了電視文學劇本的創作與電影劇本創作齊頭并進的好局面。浙江不斷推出反響強烈的電視劇本,如《魯迅》、《華羅庚》、《女記者的畫外音》、《中國神火》、《中國商人》、《喂,菲亞特》等,女作家王旭烽根據自己創作的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20集電視劇本《南方有嘉木》、程蔚東的“中國系列”和對茅盾作品的改編,已成一道獨特的風景。加上一些作家加盟影視文學劇本的創作,如薛家柱、楊東標、錢林森、呂建華、杜文和、章軻、王彪、韓煒等,浙江影視文學創作的隊伍顯得十分壯觀。

在影視文學劇本的創作中,黃亞洲無疑是一個極有創作激情的既涉足電影又牽連電視的雙棲作家。由他創作的影視作品,實在難以記數,但不乏精品。其中電視劇本《野姑娘茉莉花》、《東方大港》、《上海滄桑》、《日出東方》、電影作品《紅杜鵑•白手套》、《開天辟地》、等影響極大。《野姑娘茉莉花》取材于改革開放年代的浙江農村生活。韓家老三“野姑娘”茉莉花從農大畢業后,回鄉任副鄉長。她立意創新,卻遭到打擊。但她頂住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自強不息,一步步地走上副縣長的重要領導崗位。她的“野”勁兒終于得到了人民的認同。該劇被搬上屏幕后,獲1993年第11屆“金鷹獎”優秀電視劇獎。與汪天云合作的主旋律電影《開天辟地》,則以紀實風格反映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劇本凸現了中國最早覺悟的知識分子陳獨秀、、等接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影片通過北京長辛店、上海小沙渡等最早爆發的工人運動,《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問世,營救陳獨秀,講演,三次論戰,湖南等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留法支部集會,京城脫險,共產國際代表抵滬,“一大”會議風波,移會嘉興南湖,終于在1921年7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再現”,突出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艱難曲折和所具有的開天辟地的偉大歷史意義。劇作家的大手筆,贏得了一片叫好聲。該劇獲得“五個一工程”優秀影片獎、廣電部1991年優秀故事片獎等。編劇黃亞洲及合作者汪天云獲中國電影第10屆“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程蔚東也是浙江新時期極有代表性的影視文學作家,他改編自茅盾作品的電視劇《春蠶•秋收•殘冬》和《子夜》,從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對文學名著作了既忠于原著又符合新的審美觀念的處理,曾經引起影視劇壇的注目。他的“中國”系列作品,是他獨特視角的體現。如電視劇本《中國神火》,這是我國第一部全景式地反映“兩彈”創業史的電視文學作品。劇本展現了1955—1964年間我國“兩彈”的研制和發射的歷程,塑造了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和人民解放軍官兵的藝術群像。該劇獲得“五個一工程”優秀電視獎和第12屆“飛天獎”長篇電視劇一等獎。《中國商人》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商業正在發生的變革為背景,講述了三家國營大商場在現代商戰中的表現,塑造了以大東百貨大樓總經理田雨、新世紀購物中心總經理羅維莉和農民商業城總經理辛萍萍為代表的一代新型社會主義商人形象。由此可見,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重大事件的重視,是程蔚東影視文學作品的立足之點。自然,這也是當代浙江影視作家共同的立場。浙江影視作家往往站在時代的前列,對正在發生的重要事件做迅速的反映,并從主旋律層面打響。早在80年代初期,浙江劇作家就推出了《女記者的畫外音》,《新聞啟示錄》等時代弄潮兒的電視作品。如張光照的《女記者的畫外音》,以女記者到雙燕服裝廠采訪為線索,描寫了年輕廠長在改革道路上的追求、探索和奮爭。劇作取材于浙江某襯衫廠的真實事跡,故事接近于報道劇的風格,有較深厚的生活氣息和時代特色。這是中國電視上較早反映改革題材的、對中國電視藝術發展起重要影響的成功之作。它的成功之處,主要在于作品中跳動著鮮明的主旋律,既贊頌立志改革、大膽創新的精神,又抨擊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落后行徑,真實地再現了改革現實的時代風貌。該劇曾獲第2屆“金鷹獎”優秀單本劇獎、第4屆“飛天獎”單本劇一等獎。張思聰等編劇的《喂,菲亞特》,也是一部反映改革的電視文學作品。劇本描寫90年代一群青年的命運以及他們性格的成長,展現了社會歷史的風云和變遷。菲亞特是流行于溫州的小型出租車,主人公丁志方就是通過它才走上市場經濟的改革之路。該劇也以其主旋律的色調,獲得“五個一工程”獎。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在其推動下,浙江經濟也取得了快速發展。浙江對外貿易呈現出增長速度快、總量大、在全國對外貿易總量中所占比重大、私營經濟總用突出、外貿順差大、出口產品多處于產業鏈低端,產品附加值小等特點。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在國外市場進入門檻大幅降低的刺激下,浙江對外貿易更是呈現出爆發式發展。但是,由于浙江對外貿易的的擴張多屬于依靠大量消耗資源、能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擴張方式,所以對內會造成資源、能源價格上漲,環境破壞嚴重,對外會引發貿易摩擦,頻繁遭遇雙反調查。做為中國的外貿大省,依靠粗放型的外貿擴張方式顯然是難以為繼的,為實現由外貿大省向外貿強省轉變,必須實現浙江對外貿易的轉型升級。

1浙江對外貿易的現狀和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國家外貿促進政策的刺激下,浙江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進入新千年后,中國順利加入WTO,浙江的外貿發展更是迅速增長。綜合分析,浙江外貿發展總體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1外貿總值迅速擴張,順差大幅增加。

1978年浙江進出口總額只有0.7億美元,1986年,我國的改革開放由農村擴展到城市,從而進入全面改革局面,當年浙江進出口總額為12.9億美元,其中出口10.9億美元,進口2億美元。到2005年浙江外貿進出口總額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73億美元,隨后僅用三年時間,2008年就突破了2000億美元關口,達到2111億美元。到2008年,浙江進出口總值達到2111.3億美元,其中出口和進口值分別為1542.96億美元、568.4億美元,與1986年數據相比,分別增長了163倍、141倍和282倍。

外貿總值快速擴張的同時,浙江外貿順差也大量增加。2002年浙江以169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居全國首位,2004年浙江的外貿順差總額又在全國首次超過300億美元,與全國的貿易順差基本持平。近年來,浙江貿易順差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巨額貿易順差的存在,一方面為我國帶來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從此我們再也不必擔心因外匯供應不足而影響國家關鍵技術和設備的引進進程。但是大量的外匯結余增加了人民幣的匯率壓力,導致人民幣的升值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熱炒的話題,并據此頻頻向中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出口的迅速擴張對國外同等產品和替代品造成了致命打擊,為了維護本國生產者和民眾的利益,國外政府往往會通過反補貼、反傾銷等方式限制中國產品的出口。

《浙江創傷外科》雜志是由浙江省教育廳主管、溫州醫科大學主辦、浙江省臺州醫院、中國醫科大學紹興醫院、慈溪市人民醫院協辦的以創傷醫學為主要內容的學術性期刊。本刊已加入《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萬方數據系統科技期刊群”、“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中文生物醫學期刊文獻數據庫（CMCC）”、“中文科技資料目錄－醫藥衛生”等國內外知名檢索期刊數據庫，已被波蘭哥白尼數據庫文摘收錄。

本刊連續被評為浙江省期刊優秀獎、集體先進獎及評為優秀期刊質量獎。

《浙江創傷外科》雜志國內外公開發行，CN33-1253/R，ISSN1009-7147，刊期為雙月刊、頁碼為160頁、開本大16開，全部采用銅版紙印刷，包裝精美，定價每期8.00元，全年48元，逢雙月底出刊。本刊宗旨：面向臨床、服務臨床；面向基層、服務基層。本刊欄目設專家講座、論著、臨床研究、診治分析、經驗交流、病例報告、文獻綜述、護理園地等，歡迎廣大醫學院校師生、醫療科研機構、各級醫療衛生單位、縣鄉基層醫院的廣大醫學衛生人員、醫藥廠商、個體醫生及其他醫學衛生人員踴躍來稿和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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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浙江經驗，推進率先發展，最緊迫、最根本的是讓思想來一次飛躍。誠如李源潮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的：“學習浙江經驗，要按照市場化的思路、國際化的眼光、現代化的理念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和建設，推動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沒有深刻的重新審視，就沒有深刻的思想解放。對照浙江，我們最大的差距在思想解放；學習浙江，我們首要的任務也是思想解放。對于鎮江而言，我們要實現“立志兩率先，奮力兩步走，爭當蘇南后起之秀”的目標，解放思想更具迫切性、現實性。尤其需要我們在這樣幾個問題上，進一步突破思維瓶頸。

要重新認識富民優先的內涵。浙江經驗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深刻道理：富民優先既是一種發展理念，也是一種發展模式；既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發展的手段。以富民優先的思路抓發展，就是要以富民的成果來檢驗發展的成果。要使人民群眾成為發展成果的享受者，首先要成為率先發展的參與者，真正讓廣大人民群眾成為創造財富的主體，真正把廣大人民群眾引導到率先發展的第一線。從領導工作的角度，要把以民為本、富民優先的原則，充分體現到抓全局、定決策、辦實事的各個環節，始終把富民工程放在各項工作的第一位。去年以來，我們通過3個多月的深入調研，以今年市委、市政府1號文件的形式下發了《關于加快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意見》，不僅向全市上下進一步明確了市委、市政府富民優先的鮮明工作導向，而且明確了一些突破性的政策舉措和工作舉措，力求在富民優先的道路上邁出新的步伐，加速提升鎮江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水平。

要重新認識民營經濟的活力。在浙江，民營經濟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不是習慣認識上的小打小敲，而成為搏擊商海的主導者；不是起步階段的家族管理，而成為機制創新的先發者。經濟學家分析：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有四大奧秘：一是小題大做，溫州都是小商品，但是卻形成了大產業；二是舉輕若重，以輕工業為主的經濟卻成為重量級經濟；三是“無中生有”，創造出令人驚嘆的“零資源現象”；四是內外并舉，是“走出去”的經濟。可以講，沒有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沒有浙江經濟的今天，民營經濟表現出了特別強的動力機制、特別高的市場化程度、特別明顯的富民效應。現在，民營經濟在我省已經成為繼鄉鎮企業、開放型經濟之后的第三次經濟大潮，新一輪發展機遇已經撲面而來。在這樣的機遇面前，我們要切實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充分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要求，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的要求，大力消除對民營經濟的偏見和歧視，徹底改變那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做法和規定，真正把民營經濟作為富民優先的主體工程、龍頭工程、一把手工程。

要重新認識全民創業的潛能。浙江的民富水平令人驚嘆，全民創業的精神更讓人欽佩。全民創業，創造了極大的社會財富，積累了極大的個人財富。在浙江，人人想當老板、人人爭當老板、人人都有創業沖動，那種“走遍千山萬水，歷盡千辛萬苦，不怕千難萬險”的開拓精神，那種“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拼搏精神，那種“敢冒天下人不敢冒的險、敢吃天下人不愿吃的苦、敢賺天下人看不起眼的錢”的創新精神，那種窮時能吃苦、富了也能吃苦，打工能吃苦、當老板也能吃苦的奮斗精神，使浙江人辦成了不少別人辦不成的企業，開創了別人無法開創的事業，培育了外地無法長大的產業，創造了大家難以想象的經濟奇跡。這種全民創業、自主創業的精神，就是浙江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原動力；這種蘊藏在民間的創業激情和創造力，從來就不能低估，只要黨委、政府傾心引導、傾力扶持，創業熱潮就能一浪高過一浪。對鎮江而言，激勵全民創業，一要靠輿論引導，在全市上下確立“創業者光榮、創業者有功”的價值導向和輿論導向，讓全民創業、自主創業、艱苦創業成為鎮江精神的內核；二要靠政策推動，民營經濟有著不可遏止的內在動力，但這絲毫不意味著我們黨委、政府可以袖手旁觀，對于我們鎮江這樣民營經濟發展很不充分的地區而言，必須把民資的內力和政策的外力結合起來，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三要靠能人帶動，從某種意義上講，民營經濟就是能人經濟。鎮江鄉鎮企業、國有企業中不乏“能人”，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讓“能人”走向自主創業的前臺，成為帶動全民創業的“領頭羊”。

要重新認識營造環境的重要。浙江經濟是“老百姓”的經濟，政府所起的作用就是一個字：“放”，放手發展，放膽實干。一個“放”字，放出了活力、放出了財富、放出了一片新天地。在浙江，一切遵守法律的投資、創業和創新活動都受到鼓勵，一切有益于富民強市的勞動都得到承認和尊重，一切所有制經濟類型都享受公平競爭的待遇，一切合法勞動收入和合法非勞動收入都得到保護。正是這種自由、寬松、平等的環境，催生了民營經濟的崛起和騰飛。鎮江要創造投資創業環境的新優勢，必須要在軟環境上“放”得更徹底，進一步放寬領域，放低門檻，務實誠信、優質服務，突破關鍵性制約因素；在硬環境上突出差別競爭、提升品位，充分利用鎮江獨特的區位優勢、豐富的長江岸線資源和各類工業園區，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載體，力爭通過幾年時間努力，形成外來投資與本土創業齊上、鋪天蓋地與頂天立地并進的局面，把鎮江打造成為資本活躍集聚、人才競相涌入、創業氛圍濃厚的熱土。

赴浙江學習考察后，感慨萬千，我認為浙江改革發展的主要特點和經驗：一是經濟實力雄厚。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速快，運行質量高，發展氣魄大，人民生活水平高;二是產業特色鮮明。工業所占比重大,且已形成塊狀經濟,知名企業和大個企業較多;三是體制機制靈活。浙江在發展過程中，比較早地認識到了單一所有制的弊端，比較早地進行了市場取向的改革，形成了靈活的機制優勢和舉全民之力、集社會之財推動發展的良好局面。2003年，民營經濟占全省GDP的70．1％，全國工商聯公布的中國民營企業綜合實力500強中，浙江占188家，居全國首位。在“中國十大民營企業”排名中，浙江占4家。我們要以這次考察為契機，認真學習浙江經驗，統一思想，堅定信心，進一步調動全市上下的積極性，瞄準建設經濟強市、文化名市、旅游大市的目標，奮力譜寫邯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我認為邯鄲市與浙江等沿海先進地區經濟發展上的差距，主要差在民營經濟這一塊。要實現全市確定的宏偉戰略目標，把邯鄲建設成為經濟強市，加快民營經濟發展是重要的途徑，也是必然的選擇。認真學習借鑒浙江經驗，就必須強力組織民營經濟發展的新突破，盡快把民營經濟培育成為市域經濟的主體。

一、要在思想上再放膽。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也作出了國家保護非公有制經濟合法權益，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的明確規定。理論是實踐的指南，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當前，我們要進一步解除一切思想禁錮，切實消除一切對發展民營經濟的疑慮，堅決擯棄一切對民營經濟的偏見，樹立“發展民營經濟光榮、為社會做貢獻有功”的思想觀念，像浙江人那樣，放心放膽放手發展民營經濟。

二、要在認識上再提高。當前，我國大力提倡發展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大力提倡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與生俱來的天然優勢，近年來在中國蓬蓬勃勃，發展極快。在沿海發達地區，民營經濟早已成為當地經濟和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成為新生的主力軍。相比之下，我們這里民營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因此，必須奮起直追。對于民營經濟來說，能發展多快就發展多快，能占多大比重就占多大比重。民營經濟自主投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具有機制靈活、適應市場能力強等特點，是最具爆發力的經濟增長極。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市要縮小同先進地區的差距，亟須民營經濟的新突破。

三、要迅速壯大民營經濟群體。我市民營經濟總量少，企業個頭小。要把民營經濟培育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首先要擴充數量，進而提高運行質量、增加科技含量。在量的擴張上，一是全方位擴大開放，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催生一批新企業。要緊緊抓住沿海產業向內地梯度轉移的機遇，千方百計擴大同浙江等沿海地區的合作，引進項目、引進資金、引進技術、引進品牌、引進管理、引進人才。要以民營企業為招商主體、項目主體，促其各類生產要素與沿海地區對接，盡快把企業做大做強。一要在洽談項目上下功夫，爭取比去年取得更大的成效。二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鼓勵支持社會各界有膽有識之士投身發展民營經濟，自主創業興業。要在市場準入、政策扶持、信貸發放、場地提供、簡化手續等方面，為民營經濟發展大開綠燈，使民營經濟脫穎而出，大展身手。四、要在政策上再放活。從我市民營經濟發展的現狀看，發展氛圍還不夠濃，政策運用還不夠活。要放手發展民營經濟，必須堅決取消一切對它們的限制性、歧視性政策規定。國民待遇，人人平等。凡非國家禁止的領域，一律讓民營經濟進入，凡是國有企業享受的待遇，一律讓民營企業享受。要在不違背國家法律的前提下，制定更加靈活的地方政策放水養魚，對民營經濟實行先發展，后規范，先予之，后取之。要在“鼓勵”二字上做文章：鼓勵民營企業參股、控股、收購、租賃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城鎮經營、基礎設施建設、農業開發、旅游開發等社會公益事業和新興服務業，鼓勵金融資金向效益好信譽好的民營企業傾斜、各類人才向民營企業流動，鼓勵民營企業進行機制、技術、管理、制度創新，向外向型、科技型、集團化發展。

五、要進一步優化發展環境。環境不夠寬松是制約和妨礙我市、我區民營經濟發展的突出因素，要解決經濟發展環境上存在的問題，一靠教育。主要是通過教育使各部門、各級公務人員牢固樹立企業至上的服務意識，依法行政，提高效率。二靠制度。要借鑒外地的經驗，實行“優化發展環境工作考核制”和“妨礙經濟發展環境責任追究制”，消除一切發展民營經濟的羈絆。三靠政策。加大政策對民營經濟發扶持力度，在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條件下，讓政策向民營經濟傾斜，保障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加快民營經濟建設步伐。四靠人才。要加強與先進地區的交流與合作，換腦筋、拓思路，特別要注重引進高級人才，廣辟人才渠道，重獎開放功臣，重用開放能人，服務全區民營經濟發展。

復興區作為我市的重化工業區和城鄉結合部，區情特點鮮明而獨特，蘊涵著巨大的發展潛力。轄區內市屬以上大中型企業眾多，工業經濟相對發達，經濟總量和社會貢獻在全市19個縣（市、區）中分別列第一和第二。我市確立的“工業立市”之路，更將使轄區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必將給復興區的發展帶來大好機遇。復興區的經濟走勢，潛力在民營、活力在民營，希望在民營。我區民營企業較多，且大多已經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面對民營企業的進一步投資興業、擴張規模的有利時機，我們要在思想上放心放膽、政策上放寬放活、工作上放手放開，激發民營主體的發展積極性，按照“民營當先、民營突破”的要求，繼續把發展民營經濟置于突出位置，認真落實有關優惠政策，積極搞好服務，支持民營企業通過兼并、聯合、重組等形式，參與國企和集體企業改革，讓民營經濟在邯鄲復興這塊得天獨厚的適生環境里，像雨后春筍般地叢生，得到充足的陽光雨露和肥力，長成一棵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

一、浙江地方金融發展概況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僅在浙江省各級行政區域范圍內設立的，受浙江各級地方政府行政事權管轄的法人金融機構及其融資業務。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機構僅包括以下幾類：注冊地及法人總部在浙江的銀行機構，包括股份制商業銀行（浙商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民營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及注冊地在浙江的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一）地方銀行業。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浙江省內唯一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浙商銀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長迅速、發展良好，2016年末資產總額13548.55億元，在英國《銀行家》雜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銀行業1000強”榜單按總資產位列第131位。資產質量在主要商業銀行中保持相對優良水平，2016年不良貸款率為1.33%，低于全國商業銀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額7362.44億元，較年初增長42.68%，貸款總額4594.93億元，較年初增長33.02%。城市商業銀行：浙江省的城市商業銀行大多從城市信用社改制而來，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以來，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業銀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業銀行資產總額超過26000億元人民幣，20年間增長超過100倍。其中，寧波銀行和杭州銀行的發展尤為引入注目，兩家銀行都已在國內A股上市，在英國《銀行家》雜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銀行業1000強”榜單中，寧波銀行排名175位，杭州銀行排名第209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主要包括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及其信托、租賃及財務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農信系統各項存款余額16429.8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0954.3億元，存貸款總量居全省銀行業第一。浙江農信系統承擔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農戶貸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業貸款，支農支小貸款存量、歷年增量、服務覆蓋面均居全省銀行業第一。民營銀行：2014年3月，銀監會公布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方案，其中浙江占據兩席，分別是溫州民商銀行和浙江網商銀行。兩家民營銀行2015年營業以來緊密圍繞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社區居民、三農，提供個性化、有針對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務，不但經營良好，而且不良貸款率低，其中浙江網商銀行不良貸款率低于1%，民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甚至為0。浙江省的民營銀行發展開局良好。（二）地方證券業。浙江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最活躍的省區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內上市公司總數299家，位居全國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國中小板上市公司總數的16.37%，位居全國第二；創業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總數的10.16%，位居全國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證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貨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優良的創新創業環境，浙江私募基金行業持續發展壯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國基金業協會完成登記，管理資產規模2711.22億元，位居全國第五。相比浙江規模巨大的證券市場，浙江證券公司數量較少，整體盈利能力與行業平均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競爭力偏低，綜合實力偏弱。（三）地方保險業。截至2016年，總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險公司有3家，農村保險互助社1家。在銀行、證券、保險三大業態中，浙江地方保險業規模最小。浙江保險業發展整體環境有待提高，法規體系不健全，導致保險事故認定，事故理賠糾紛問題突出。居民尚無完整的保險觀念，對于新穎的投資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為人情保險，主要是儲蓄型商品或傭金導向商品為主。以浙江省省會杭州為例，杭州的保險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發達國家的保險深度則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長期壽險保單持有量僅0.4件，而發達國家人均1.5件，臺灣更是達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產險投保率僅為5%，公眾責任保險的投保率不到10%，而發達國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聯網金融發展概況。浙江省創新創業氛圍濃厚，是互聯網金融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冊為“互聯網金融”“財務管理”“投資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務外包”等企業數量近20萬家。浙江省擁有全國超過1/3的互聯網企業，掌握大量的數據資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螞蟻金融的推動，省會杭州更是被稱為“中國移動支付之都”，從2011年到2015年，在全國337個城市中，杭州的數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動支付、征信領域、理財業務、網貸和互聯網保險等各個領域，杭州都居于全國首位。浙江省互聯網金融發展有著眾多優勢，包括政策環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動），經濟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小微企業數量眾多，民間財富充裕），基礎設施完善（完善的網絡設施，發達的網絡經濟），以及突出的創新創業氛圍。浙江互聯網金融市場需求龐大，發展前景廣闊。浙江省的企業主體99%以上是中小微民營企業，產生出龐大的投融資需求，而小微企業的融資特點使得浙江互聯網金融有巨大的市場和發展空間。浙江省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新興業務領域和業務形態不斷產生。例如，P2P、股權眾籌、互聯網支付、互聯網金融產品銷售平臺等企業快速增長。以支付寶、余額寶為代表的新興互聯網金融機構對整個金融體系產生了“鯰魚效應”，極大地促進了金融體系的變革和效率提升。未來浙江互聯網金融發展將在推動互聯網金融企業規范經營的基礎上，著力支撐杭州打造互聯網金融中心，促進銀行金融機構與互聯網金融融合發展。（五）浙江地方金融發展存在的問題。首先，金融產業發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銀行業發展最好，實力最強，以浙商銀行、杭州銀行、寧波銀行為代表的地方銀行業盈利能力強，發展迅速，許多指標在全國同行中處于領先地位。浙江地方證券業和保險業發展滯后，法人機構數量少，綜合實力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為代表的浙江省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相關業務領域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處于領先地位，但也存在螞蟻金融一家獨大，其他互聯網金融機構有待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其次，公司治理有待進一步市場化，部分金融機構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關系不明確，在人事任免、經營運作中仍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創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問題，而金融行業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業，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公司的競爭力。以銀行業為例，存貸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來源，金融產品創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銀行業缺乏懂經濟、法律、會計、產業等知識的復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場和熟練運用各項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專業型人才。一些金融機構人員在學歷層次，知識結構，服務意識上存在不少問題，這在一些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浙江證券期貨行業對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強，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國際化程度高的一線城市。保險業內精通保險、擅長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別是核保、核賠、風險管理等專業型人才和管理、營銷、培訓等經驗型人才缺乏，成為限制保險業發展的主因瓶頸。

二、臺灣金融業發展概況

臺灣金融業在1990年以前屬于政府管制的壟斷行業，金融機構多為公營，數量少且享有高獲利。1991年開始，臺灣開放設立民營銀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匯管制逐步放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迅速增加，對業務范圍的限制也逐步放寬。同時，逐步推進金融國際化進程，鼓勵金融機構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增設外資銀行分支機構，放寬其業務限制，核準外匯指定銀行設立境外金融業務分行，成立臺北外幣拆借市場，提升臺北的國際金融地位。進入21世紀，臺灣當局頒布“金控法”，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動混業經營，做大做強金融業。截至2016年底，臺灣本地銀行數量為40家，外商銀行在臺分行29家，基層金融機構（包括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部）333家，另有證券公司119家，保險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經過20多年的發展和改革，臺灣改變了過去公營銀行機構占主導的金融面貌，許多金融指標已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其金融機構、金融工具以及融資渠道日趨多元化，金融體系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程度也獲得了很大的提高，臺灣金融體系已經煥然一新。（一）臺灣金融業發展具備的優勢。臺灣金融業發展起步早，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金融改革使臺灣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具體而言，臺灣的銀行、證券和保險業有如下發展優勢：1.臺灣銀行業：臺灣銀行業歷經利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業務綜合化、資產價格泡沫化的考驗，對企業金融、消費金融、財富管理、風險管理、客戶關系管理有完整的經驗，民營銀行在經過消費金融風暴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后培養了大量拓展市場及風險管理的人才。臺灣銀行機構針對華人社會需要，發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經驗，業務經驗和系統及服務效率，皆非外資銀行可比擬。具體而言，臺灣銀行業具備如下優勢：（1）熟悉金融控股經營模式。相比大陸的金融分業經營，臺灣金融業熟悉金融控股運營模式，并具有較強的公司治理機制。（2）金融產品買賣上具有比較優勢。臺資銀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豐富經驗，能為客戶提供全功能的資產管理業務，規避風險、進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戶消費觀念上的開放式服務模式，使其零售銀行業務的品牌運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優勢。（3）擁有較高素質的人才。臺灣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訓練投入大，中高級從業人才海外經驗豐富，從業人員普遍素質較高。（4）有豐富的農村合作金融經驗。臺灣農村合作金融歷史悠久，在為農戶生產和生活籌措資金、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5）有豐富的中小企業融資經驗。臺灣被稱為“中小企業王國”，臺資銀行在其中小企業由小到大、進而成為國際性大企業過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臺灣證券業：臺灣證券業發展時間較長，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證券交易機制和法律體系，并且具有長期的市場經驗，金融市場成熟度高，通過證券市場融資的成本和難度低，臺灣當局對證券轉換的限制比較少，對投資者的保護也比較完善。許多中小企業都可以通過證券市場獲得融資，并且這些上市的中小企業集中于高科技行業，因此證券市場發揮了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相比大陸，證券業者經營成熟，投機性小。3.臺灣保險業：臺灣保險業在1994年全面開放后，發展迅猛，目前臺灣已躋身世界保險業發達地區行業，保險深度居世界第一位。臺灣保險市場已經相當成熟，可以接受各類型之保險商品，居民保險意識強，2011年人均壽險保單達到2.16張，超過發達國家水平。臺灣保險業者具有將商品設計結合市場需求導向的實務經驗，若兩岸保險業能合作，臺灣業者提供經驗、創新及人才，大陸業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險市場。（二）臺灣金融業發展存在的問題。臺灣金融機構創新能力相比跨國金融機構較弱，利差依然是銀行主要獲利來源，證券業的主要收入來源為經紀業務手續費，缺乏國際資產管理經驗、商業咨詢服務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設計等。由于臺灣市場狹小，推動自由化后金融機構數量猛增，但隨著臺灣制造業大量外移至大陸及東南亞，導致銀行、證券、保險各業都普遍存在客戶流失、競爭過度的問題。據統計，過去10年來，臺灣銀行業凈利差平均1%多，2016年為1.38%，在亞洲地區（不含日本）最低，臺灣的保險業市場也已達到飽和狀態，據統計，臺灣的人年繳保險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約為17%，是世界最高。證券業同樣也面臨產業發展瓶頸，除了內部過度競爭的因素以外，外部影響主要是香港已轉型成進軍內地市場的一個重要籌資中心，許多在大陸投資的臺灣企業開始至香港掛牌上市，這使得臺灣本地的證券業者流失重要客戶。此外，由于臺灣薪資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導致人才流失加劇，據統計，2011年至2015年金融業流失1.5萬人才，居各行業之首。因此臺灣金融業者必須尋求向外發展的機會，而臺灣70%的對外投資和貿易均在大陸，由此可見大陸市場對于臺灣金融業者的意義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的合作互動

（一）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合作的意義。臺灣金融業發展比大陸早30年，其在金融民營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建設上有許多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可供大陸同行參考。通過對浙江和臺灣兩地金融業發展現狀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臺灣金融業在綜合實力、管理水平、服務效率、風險意識和控制、業務經驗以及金融人才等領域有比較優勢，此外臺灣金融機構熟悉金融控股經營模式，熟悉混業經營，在金融品買賣上具備優勢。浙商銀行正是看重臺灣銀行機構人才、業務經驗及風控方面的優勢，與臺灣玉山銀行在2010年簽署了合作備忘錄，由玉山銀行協助浙商銀行進行人員培訓及中小企業融資與風險管理。浙江地方金融發展雖然歷史較短，但伴隨著大陸經濟的起飛成長非常快，浙商銀行、杭州銀行、寧波銀行的資產與存貸款規模已趕上并超過了臺灣同行。浙江民營經濟發達，企業家勇于開拓創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領市場經濟之先河，非常適應市場化運作。近年來大陸的互聯網金融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互聯網金融發展水平已領先于其他國家。而浙江是中國大陸互聯網金融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新興業務領域和業務形態不斷產生，極大地促進了金融體系的變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聯網金融領先于臺灣。臺灣是浙江省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資的臺商超過6800家，對臺經貿合作是浙江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合作互動對浙江而言不僅有利于金融業本身的發展，更是進一步加強浙臺兩地經貿合作的重要推手。通過兩地金融業的合作互動，對浙江而言，能進一步吸引優質臺資企業到浙江來投資。而對于臺灣金融業而言，浙江金融市場具備足夠的吸引力，一方面臺資企業眾多，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臺商積極轉向大陸內需市場的開發，轉型升級需要金融業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經濟發達，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臺灣金融機構如若切入浙江市場，能擺脫其在島內過度競爭的困境，開拓廣闊的市場空間。相比一般外資金融機構，臺灣金融機構具備文化語言優勢，而金融業是與文化密切相關的行業，人才的溝通交流對合作的達成與成功的取得至關重要。同文同種的文化優勢使得浙臺兩地金融業更有可能實現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大產業，浙臺兩地還沒有實現互設金融機構或參股、合資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較少，主要有以下幾項：1.2010年浙商銀行與臺灣玉山銀行簽署合作備忘錄議，雙方開展人員培訓和技術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與（臺灣）光陽投資有限公司實現股權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悅動創業投資有限公司。3.2014年臺灣裕隆汽車在杭州發起設立了“裕國融資租賃有限公司”。4.2016年臺灣裕隆汽車在杭州發起設立了“裕隆汽車金融公司”。相比浙臺兩地緊密的經貿關系，雙方的金融合作顯然滯后，這勢必影響經貿合作的深入發展，因而這一領域的合作亟待推動。（三）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未來合作機會分析。臺灣銀行機構（及所屬金控集團）與大陸國有銀行及股份制銀行相比，規模小很多。國有及股份制銀行已經紛紛與外資合作，臺資銀行機會不多。但浙江地方銀行機構目前已經實現與外資合作的銀行僅有5家，實現股權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見表1）。臺灣銀行機構平均資產規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臺資銀行與浙江地方銀行的股權結構較類似（民營資本為主），客戶類型亦類似（以中小企業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機構存在與臺資金融機構合作的空間和機會。

摘要：本文立足于生態經濟化建設，在了解生態經濟化樣本稀缺性特征的基礎上，結合“浙江樣本”的具體情況，詳細研究了基于稀缺性特征推進生態經濟化發展的路徑與方法，并從落實生態資源有償化、優化生態保護補償戰略等多個維度進行了分析，最終達到了推進生態經濟化發展的目的。

關鍵詞：稀缺性；生態經濟化；“浙江樣本”

生態化經濟建設是浙江省經濟發展的新方向，早在習主政浙江開始，有關“美麗浙江”、“綠色浙江”的生態化發展模式就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與推廣，成為解決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矛盾的有效手段。實踐經驗證實，“浙江樣本”對于基于稀缺性為導向的生態經濟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對于其他地區的生態經濟建設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因此應該得到相關人員的關注。

一、生態經濟化的特征研究

根據“浙江樣本”的實踐情況，基于稀缺性的生態精細化建設呈現出以下幾點特征：1.實現了資源無償使用到有償使用的轉變。本文所講述的資源主要是指各種社會資源與自然資源，其中自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與實物資源。就生態經濟化建設本身而言，其自然資源具有稀缺性的特征，這種稀缺性體現在了生物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多個方面[1]。浙江省在長期發展中，早已經深刻認識到生態經濟化本身所具有的環境特征，并通過一系列的管理條例與政策手段來對這些內容加以明確為。例如在《浙江省土地管理實施辦法》中，詳細指出了拋荒費、土地補償費、地面附著物補償費等各類土地價格，并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全省的推廣；在2012年出臺的《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條例》中，深化明確了浙江省相關海域使用權管理的相關內容，實現了使用權管理的有法可依。總體而言，根據“浙江樣本”的經驗可以發現，為了能夠進一步規范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相關行為，這種資源的有償使用能夠促使社會生產的規范性，最終為加快生態經濟化建設奠定了必要的基礎。2.從環境的無償使用到有償使用。從生態經濟化發展的角度來看，企業的污染排放成本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特點，并且污染物在各污染企業之間的交匯有助于提高企業綠色生產水平[1-2]。針對這種情況，“浙江樣本”進行了進一步的嘗試與實踐。例如，嘉興市頒布了《嘉興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權交易辦法》，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污染權有償使用，并將市場機制應用其中，深化了當地對環境“有償使用”概念的理解，促使排污企業能夠規范自身的行為。同時，浙江省的生態平衡資源的有償使用不再局限在人對人之間的補償上，還體現在生態用水、生態用氣等多個方面。例如在《關于建立西部鄉鎮生產補償機制的實施意見》中，浙江省從地級市為單位，從多個維度開始對環境進行補償，并提高了相關資源向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轉移，保證了全省生態經濟化發展水平。

二、生態經濟化發展路徑分析——基于“浙江樣本”的經驗

環境倫理與低碳旅游的辯證統一

倫理是一種規則，環境倫理與低碳旅游在根本上是人與自然的統一。人類和旅游環境生態系統間的矛盾———環境的污染、破壞和惡化。旅游者的社會責任等問題，必須提到行為主體———人類環境倫理道德標準高度，即處理人與旅游環境間關系時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如旅游生態標志標準的提出，包括綠色環球21(GreenGlobe21)、綠色旅游企業計劃(GreenTourismBusinessScheme)、可持續旅游環球90年代行動戰略(Globe90’sActionStrategyforSustainable-Tourism)、北歐生態酒店標志(NordicEcolabellingofHo-tels)和綠色承諾(CommittedtoGreen)。國際標準化組織提出的ISO14000系列標準及其指南，核心是環境管理體系以及認證所必需的審計程序，還規定了三套方法:生命周期評價、環境表現評價以及環境標志。NataliaTa-batchnaia－Tamirisa等(1997)在夏威夷用投入—產出的方法對旅游者的能源需求評估，探索了能源利用與旅游目的地之間的聯系［1］;StefanGossling(2002)也認為能源利用是旅游業影響全球環境的重要方面［2］;SusanneBecken(2002－2003)則從利用模式、能源利用與交通方式等多個角度，對旅游能源利用進行研究［3］。低碳旅游的關鍵是旅游產業系統的生態化，即如何模仿自然生態系統來構造旅游產業的生態系統;其次，構造旅游產業生態系統的目的是通過旅游企業與企業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組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產品的產業鏈條，形成旅游物質、能源實現旅游產業價值鏈的全程生態化。低碳旅游是促進旅游產業生態化的重要途徑和促進手段。以千島湖為例，淳安縣“發展低碳經濟，打造低碳城市”的道路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總體看，經過20余年的發展，千島湖旅游的業態已經從過去的純觀光型向休閑度假型加速轉型，探索出了一條頗有代表性的千島湖湖泊旅游發展模式。在堅持“保護第一、生態優先”的前提下，積極推進生態經濟化、經濟生態化，明確提出了“以湖興縣、蝶變淳安”的發展總戰略，注重舉牌經營、差異競爭，并定位為湖泊旅游、休閑旅游、低碳旅游的目標，最具優勢的生態產業、最具帶動力的引擎產業和以湖興縣的先導產業，大力實施旅游強縣戰略，致力打造長三角首選、全國一流、世界知名的國際旅游休閑度假勝地，初步走出了一條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低碳生態旅游”的發展新路。

旅游利益相關者的策略

利益相關者包含行業協會、政府及酒店科技部門等力量。圖2碳倫理導向的“低碳金字塔”策略低碳時代已經來臨，低碳旅游的實現必須基于政府旅游企業旅游者等各相關利益者的視角，通過開發低碳旅游吸引物、建設低碳旅游設施、培育碳匯旅游體驗環境以及倡導低碳補償等來實現。20世紀80年代，德國提出了綠色酒店的概念。美國的酒店管理組織和綠色環保機構也開始制定并推廣綠色酒店標準。90年代，綠色環球21(GreenGlobe21)、綠色旅游企業計劃(GreenTourismBusinessScheme)、可持續旅游環球90年代行動戰略(Globe90‘sActionStrat-egyforSustainableTourism)、北歐生態酒店標志(NordicEcolabellingofHotels)和綠色承諾CommittedtoGreen)相繼提出。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的核心是環境管理體系以及認證所必需的審計程序，還規定了對實施環境管理體系的三套方法:生命周期評價、環境表現評價、環境標志。其中環境管理體系(EMS)標準、環境審核(EA)標準、環境標志(EL)標準、生命周期評價(LCA)標準、產品標準中的環境因素(EAPS)標準是針對產品的標準。國家旅游局剛剛批準了舟山群島海洋旅游綜合改革實驗區方案，今后舟山將成為郵輪旅游、游艇旅游、禪修旅游、運動旅游、養生旅游、海釣旅游基地。這些新的旅游業態，將配合浙江旅游從觀光旅游轉向休閑度假旅游、低碳旅游逐步轉型。仙居則通過搭建浙江休閑觀光農業、油菜花節慶、浙年低碳生活鄉村游等倡導低碳旅游。利益相關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延伸責任，政府、企業、中介等上下游。通過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研究，讓生產者更加關注其產品的環境友好性能，使社會各成員都承擔保護環境的相應責任。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政策，如資源稅、碳稅碳會計、鼓勵設碳設施生產、能源效率達標、廢棄物處理達標、產品認證等強制性的辦法，行業協會、企業等可以通過相關信息、利用市場和消費者力量、環境標志、環境信息標志等等來實施，從而使生產者為其產品引起的環境危害承擔行政責任(高碳罰款、責令整頓)、經濟責任(物耗、能耗)、刑事責任等，引導旅游低碳化、生態化發展。碳關稅傳導到省內大量中小出口企業，相當于國內征收碳稅。而在國內尚未實施碳稅的情況下，這種傳導機制會導致出口企業與內銷企業的巨大競爭力落差，從而導致大批出口企業轉型或者倒閉，對于浙江的外向型經濟的挫傷顯而易見。低碳旅游是一種減緩氣候變暖和緩解旅游生態環境壓力的新技術經濟范式，必須充分利用低碳及相關科學技術。一座中等規模的三星級飯店，一年大約要消耗1400噸煤的能量，可向空中至少排放4200噸二氧化碳、70噸煙塵和28噸二氧化硫。一座建筑面積在8萬至10萬平方米的大型飯店，全年消耗大約13萬至18萬噸標準煤。酒店能源費用的支出占營業費用的比例已達8%至15%。如今越來越多的客人對于環保酒店產生了興趣，酒店在環保方面的努力也成為客人的重要考慮因素。以千島湖洲際酒店集團為例，“綠色節能”的新型網絡系統最多可節能25%，它的產品和自動控制解決方案符合ASHRAE和LEED標準，外加綠色認證。此外，包括CLXI系列和iLux燈光系統，CHV－TSTAT自動調溫器，C2N－SDC窗簾控制模塊，代替了一些老產品并且使其更省電。總之，旅游業作為浙江戰略性支柱產業，在“兩創”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通過發展低碳旅游與產業生態化的實施，促進旅游生態環境良性發展，促進旅游地社會經濟系統對物質性資源在時間、空間、數量等方面的最佳運用，建立起旅游經濟發展與所在的區域生態環境協調共生的關系，使旅游業既是生態環境與旅游資源的利用者，又是生態環境建設者和資源持續利用的維護者。

本文作者：李冬工作單位：浙江旅游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