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的歷史演革表明，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最為密切，它始終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現實的發展而發展。完全可以說，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自己的政治學理論，每一種政治理論也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政治學家由于所處的經濟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場和價值觀不同，分析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對上面這些現實政治問題的認識也極不相同。現當代以來，各國政治學家提出的各種各樣觀點、學說和思想，大體上可歸入以下不同的政治理論或政治思想流派：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精英主義、社群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等。

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近代以后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自我和個人，它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特別是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它認為，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以及保證這種自由選擇權在公正的環境中得以實現，是自由主義的根本價值。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一旦個人能夠充分自由地實現其自身的價值，那么個人所在的群體和社會，也必然能最終實現其公共利益。根據自由主義的邏輯，個人的利益和行為是分析和觀察一切社會政治問題的基本視角。一切復雜的歷史事件、社會制度和政治運動等等，最終都可以被約簡為個人行為，所以自由主義的方法論是個人主義或“原子主義”。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繼承了傳統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但它把強調的重點放在保證個人實現自由權利的社會公正上。新自由主義尤其強調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對實現個人權利的極端重要性，主張國家的中立性，反對國家對社會和個人事務過多的干預，積極倡導公民社會的作用，竭力維護社會的多元主義價值。由于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西方古典價值的弘揚，所以它又被稱為“新古典主義”；由于它始終強調個人主義的價值，所以它也被稱為“新個人主義”；由于它宣揚多元價值和多黨政治，所以它還被稱為“新政治多元主義”。

新保守主義

與自由主義一樣，保守主義也是西方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征，是極其重視現存的傳統、秩序、等級和自由的價值，認為這四大政治價值高于其他任何價值，維護這些價值是國家的根本任務。與此相適應，保守主義反對任何激進的社會改革，認為傳統和秩序壓倒一切。由于傳統和現存秩序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社會政治背景下，有極不相同的含義，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保守主義的意義也各不相同。當代的新保守主義在秉承保守主義經典價值的基礎上，特別強調憲政秩序的重要性，倡導一種“憲政的民主”。新保守主義一方面強調國家對于維護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主張加強國家的權威。另一方面，它又竭力反對國家通過大規模干預社會經濟的方式推行福利國家政策，認為福利國家對個人自由具有災難性的后果。新保守主義反對一切激進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反對社會主義、多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激進的政治思想都是促進人類文明墮落的腐蝕劑。

新馬克思主義

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和推進各項工作的行動指南。在新的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把“三個代表”的要求落實到廣大基層，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們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總體部署，認真學習，熱烈討論。通過座談會、領導談心、個別訪談等方法，多種形式廣泛地、認真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找出了自己存在的突出問題，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下面就結合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實際認真的進行剖析。

一、存在的突出問題。

1、理論學習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對政治學習不夠主動，學習不能經常化。以前自己對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只注意主要觀點的學習，只是把學習當作一種任務去完成，不能主動的、經常的、系統的去認真學習和研讀，注重業務知識和計算機技術方面的學習，淡化了政治理論學習，有時還把政治理論學習當成一種負擔，認為是占了自己的時間。往往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一忙起來，就把政治理論學習放松。二是理論聯系實際不夠。沒能把政治理論學習同自己的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自覺的運用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去認識事物、分析問題，用理論去指導解決在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遇到問題有時無從下手或者工作結果與付出的努力有一定差距。

2、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行業存在的不正之風，社會上出現的各種丑惡現象，特別是解放后已經徹底消滅的、販毒吸毒又死灰復燃。在黨內政令不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部分地區和部門時有發生。這些現象使我對黨能否消除腐敗有些擔心。二、對反對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動的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認識不足。總以為自己是堅決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但沒從思想深處去想。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區，國際反動勢力把新疆作為對我國推行“西化”、“分化”戰略的主要目標，公開支持新疆境內外的民族分裂主義的活動。自從目睹了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種種表現和危害后，我才認識到這場斗爭是多么復雜，必須堅持長期斗爭。三、對“”的危害性認識不足。黨中央英明果斷地做出的“關于取締非法組織的決定”是深得人心的。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初聞時，認為練練功有什么問題。通過學習才知道李洪志及其“”是什么貨色，逐步認清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說及“法輪大法”反科學、反人類、反政府的反動本質及危害。我才認識到這場斗爭的尖銳性、復雜性。

3、工作作風不夠扎實，存在急于求進的情緒。一是接到任務，有時首先想到的是怎樣盡快完成，而不是怎樣做到最好，特別是任務多、壓力大的時候更是如此，存在應付以求過關的想法，導致工作缺乏耐心，產生急躁情緒，影響工作效果，沒有時刻以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創新意識，沒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局限于上級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時產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動而無行動的狀態；三是對有關的政策法規研究少，工作方法簡單，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公仆意識淡漠，群眾觀念減退。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由黨的根本宗旨決定的，也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近幾年，受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的影響，自己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追求現實，隨大流，對工作的熱情降低了。以致于公仆意識淡薄、群眾觀念減退。沒有密切聯系實際，關心群眾疾苦，幫助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以及群眾切身利益方面的問題，主動性和自覺性遠遠不夠。如對窗口的同志，一般電腦有問題，都是他們找上門來了，才去處理，缺乏主動到窗口去找問題，發現問題，缺乏自覺到窗口去幫助同志學習電腦知識。

[摘要]“社會政治”是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政治社會”思想源于亞里士多德,是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而“社會政治”思想始見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后被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指的是無階級社會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社會政治”理論與19世紀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有著根本的區別,其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提出和研究,對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發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史上,關于“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兩個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社會政治”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兩個術語,并不是同時出現的。要了解什么是“社會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會”一詞的含義和由來。一、“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的思想起源關于“政治社會”的思想,從其思想淵源來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第一個提出和系統論述了“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的概念。《政治學》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所有人類的每一種作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那么我們也可說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即政治團體(城市團體)。”[1](第3頁)看來,他把實施統治和被統治的“城邦政治”稱為“政治團體”(如亞氏稱一種“海太利”的組織為“政治社會”)[1](第98,483頁)。西方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即“政治社會”的觀點,其理論始源就是直接來自這里。不過亞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團體)視為“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即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認為社會團體同政治團體是有區別的。后來,人們使用政治社會的內含又有所變化:稱政治社會即指國家社會。盧梭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在寫作《社會契約論》的過程中,曾明確地將國家體制稱作政治社會,把國家、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等詞,幾乎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1。這就為西方“政治社會”說奠定了基礎。盧梭以“社會契約”理論假設,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國家同社會完全混同了起來。使后來的西方思想家們把有國家存在的社會看做是一個亙古的“政治社會”。19世紀初,孔德、斯賓塞雖然提出用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會”的范圍內。“社會政治”的思想,到19世紀70年代才萌發出來。摩爾根發表《古代社會》一書,實現了人類學的革命。該書從社會進化論觀點出發,運用社會實證的方法,詳細地考察了人類“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的“兩種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認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產生于社會(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發生于國家(civitas)。他指出:“人類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邁步,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2](第3頁)“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在古代,構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它們是順序相承的幾個階段。后來,同一地區的部落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從而取代了各自獨占一方的幾個部落的聯合。這就是古代社會從氏族出現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后,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2](第6頁)又說:人類社會“政治的萌芽必須從蒙昧社會狀態中的氏族組織中尋找”。對于這種政治的萌芽,摩爾根稱為government,以區別政治社會的politics。[2](第4頁)

這就十分明白,摩爾根已經把整個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叫社會的政治方式,把產生國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稱為“政治社會”。在這里,摩爾根已經超出了以往資產階級思想家關于國家、社會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社會政治”的理論。恩格斯就是以摩爾根提供的材料為依據,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原始社會中的“government”,即無階級社會的政治,首次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詮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就是他們兩人在理論與事實的結合上,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兩個基本的概念作了區分,為建立“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社會契約論》到《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時間上從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間相隔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思想家關于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演變。從霍布斯到盧梭,再到邊沁,經歷了17世紀的“自然的社會結構論”、18世紀的“市民社會論”的演進,那末,到19世紀及以后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就逐漸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現代社會“是一種以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的社會”[3](第87-88頁),開始在一定意義上把政治(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來對待。幾個世紀一直將政治、國家、社會視為同一的“社會共同體”、政治社會即國家社會的社會契約論主流派的傳統觀點,首先受到了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師――黑格爾的挑戰。黑格爾從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將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及市民社會概念與孟德斯鳩的國家觀相調和,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別。黑格爾在對人的“社會化”進行社會分析時指出:人的社會化過程,需要依靠經濟利益關系和倫理世界的理性關系的結合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一是需要作出經濟關系層面的“市民社會”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層面的“國家”分析。在黑格爾看來,所謂“市民社會”就是指連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只有在這樣的市民社會里,每個人才有條件以自身為目的,同其他的人發生關系。黑格爾說:個別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來規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社會聯系的鎖鏈中的一個環節。”[4](第201頁)在市民社會里,實現的只能是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關系,市民社會只是一個“中介的、否定的環節”。要將個體與共同體完全統一起來,融合為一體,那還需要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是人實現“社會化”必要的理性基礎。所謂“國家”,在黑格爾看來,它是“倫理世界”和“倫理理念現實”[4](第253頁)。“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4](第261頁),“個人本身只有作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4](第254頁)。黑格爾出于唯心主義的本性,把國家(即道德倫理關系)看做是決定性因素,而市民社會(即經濟利益關系)是被決定性因素,使兩者因果關系發生了顛倒。但他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區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19世紀西方現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生適度分離的歷史新趨勢,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某種現實性的狀況,這對以后的思想家們思考、分析關于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黑格爾把國家當做“最高倫理的表現”加以崇拜,在事實上美化了當時德國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現出黑格爾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賓塞在19世紀初期和中期分別提出社會進化實證論和社會有機整體論,建立起了現代社會學的基礎,從而使20世紀中期有可能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社會”,建立一門“政治社會學”。在傳統的政治學家們眼里,政治社會主要指政治國家和政治權力;而在孔德、斯賓塞以及后來的政治社會學家那里,政治社會學則主要是強調對國家政治的社會分析,這種學科視野雖然擴大了研究政治社會的眼界,但沒有跳出原有“政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經比較充分地暴露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熱衷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會領域,抽象地強調社會有機整體,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回避已經尖銳起來的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他們的這種政治社會觀表現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現代西方“政治社會學”,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仍然繼續著古典政治社會學抽象的社會觀。所以,政治社會理論與我們所稱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本質的區別。

二、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會政治”的方法論基礎

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唯物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形態的經濟關系中,特別是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有了剩余和社會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的事實中,分析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和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第257頁)。《共產黨宣言》就是根據這一基本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什么是階級政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同勞動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政權所發生的“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5](第281頁)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將人們的社會認識眼界引向階級社會的歷史最深處,跨進前人所沒有探索過的階級政治關系的新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史、政治史在認識上的一個新突破。恩格斯后來在寫《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時總結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6](第740―741頁)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將社會中的政治歸結為觀念的東西,而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切政治觀念,最終都應歸結為社會物質關系。所有受階級關系制約的政治,說到底,它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然而,非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其經濟基礎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之間是否發生必然的關系呢?這是一個關系到要不要將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到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明確回答。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立了自己的唯物歷史觀和階級政治論以來,也一直試圖從一般唯物史觀上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他們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還是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人們只要仔細研讀這些重要文獻,就不難發現,他們在思考和論述關于史前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事實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層建筑問題(即不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到底怎樣)時,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假設基礎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實,來證實他們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辯證法原理和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真實性和正確性。這個愿望直到他們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來實現。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仍以極大的熱情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及其他人類學知識。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說得很明白:“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明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7](第1頁)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史前社會的史實,“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7](第14頁),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社會歷史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理解這一點,不僅對于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社會觀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歷史政治觀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一整體社會歷史觀說明,階級和階級的政治,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歷史現象。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于還沒有產生真實可靠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知識足以說明史前社會為何物,人們的認識視野中雖然提到了“原始社會”,但對其實際狀況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論中的所謂“人類自然狀態”說,也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理論假設,不足為據。某些關于原始血緣家庭的論著,也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講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社會生產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頁),但他們認為,不能輕信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史前時期”的種種描述。[5](第79―80頁)他們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初步確認了人類“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要素”[5](第78―81頁),并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發展的起點。但是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設想:在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著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形態,還沒有可能確切地知道史前社會的具體生活狀態,因而也就談不上論及原始社會的人們到底怎樣過“政治生活”的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兩人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認定“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第272頁),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階級政治斗爭的政治的一個重要緣由。也正因如此,在他們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將國家與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摘要]“社會政治”是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政治社會”思想源于亞里士多德，是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而“社會政治”思想始見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后被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指的是無階級社會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社會政治”理論與19世紀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有著根本的區別，其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提出和研究，對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發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史上，關于“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兩個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社會政治”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兩個術語，并不是同時出現的。要了解什么是“社會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會”一詞的含義和由來。一、“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的思想起源關于“政治社會”的思想，從其思想淵源來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第一個提出和系統論述了“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的概念。《政治學》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所有人類的每一種作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那么我們也可說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即政治團體(城市團體)。”[1](第3頁)看來，他把實施統治和被統治的“城邦政治”稱為“政治團體”(如亞氏稱一種“海太利”的組織為“政治社會”)[1](第98，483頁)。西方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即“政治社會”的觀點，其理論始源就是直接來自這里。不過亞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團體)視為“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即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認為社會團體同政治團體是有區別的。后來，人們使用政治社會的內含又有所變化:稱政治社會即指國家社會。盧梭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在寫作《社會契約論》的過程中，曾明確地將國家體制稱作政治社會，把國家、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等詞，幾乎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1。這就為西方“政治社會”說奠定了基礎。盧梭以“社會契約”理論假設，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國家同社會完全混同了起來。使后來的西方思想家們把有國家存在的社會看做是一個亙古的“政治社會”。19世紀初，孔德、斯賓塞雖然提出用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會”的范圍內。“社會政治”的思想，到19世紀70年代才萌發出來。摩爾根發表《古代社會》一書，實現了人類學的革命。該書從社會進化論觀點出發，運用社會實證的方法，詳細地考察了人類“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的“兩種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認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產生于社會(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發生于國家(Civitas)。他指出:“人類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邁步，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2](第3頁)“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在古代，構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它們是順序相承的幾個階段。后來，同一地區的部落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從而取代了各自獨占一方的幾個部落的聯合。這就是古代社會從氏族出現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后，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2](第6頁)又說:人類社會“政治的萌芽必須從蒙昧社會狀態中的氏族組織中尋找”。對于這種政治的萌芽，摩爾根稱為Government，以區別政治社會的Politics。[2](第4頁)

這就十分明白，摩爾根已經把整個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叫社會的政治方式，把產生國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稱為“政治社會”。在這里，摩爾根已經超出了以往資產階級思想家關于國家、社會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社會政治”的理論。恩格斯就是以摩爾根提供的材料為依據，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原始社會中的“Government”，即無階級社會的政治，首次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詮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就是他們兩人在理論與事實的結合上，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兩個基本的概念作了區分，為建立“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社會契約論》到《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時間上從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間相隔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思想家關于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演變。從霍布斯到盧梭，再到邊沁，經歷了17世紀的“自然的社會結構論”、18世紀的“市民社會論”的演進，那末，到19世紀及以后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就逐漸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現代社會“是一種以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的社會”[3](第87-88頁)，開始在一定意義上把政治(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來對待。幾個世紀一直將政治、國家、社會視為同一的“社會共同體”、政治社會即國家社會的社會契約論主流派的傳統觀點，首先受到了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師——黑格爾的挑戰。黑格爾從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將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及市民社會概念與孟德斯鳩的國家觀相調和，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別。黑格爾在對人的“社會化”進行社會分析時指出:人的社會化過程，需要依靠經濟利益關系和倫理世界的理性關系的結合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一是需要作出經濟關系層面的“市民社會”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層面的“國家”分析。在黑格爾看來，所謂“市民社會”就是指連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只有在這樣的市民社會里，每個人才有條件以自身為目的，同其他的人發生關系。黑格爾說:個別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來規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社會聯系的鎖鏈中的一個環節。”[4](第201頁)在市民社會里，實現的只能是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關系，市民社會只是一個“中介的、否定的環節”。要將個體與共同體完全統一起來，融合為一體，那還需要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是人實現“社會化”必要的理性基礎。所謂“國家”，在黑格爾看來，它是“倫理世界”和“倫理理念現實”[4](第253頁)。“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4](第261頁)，“個人本身只有作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4](第254頁)。黑格爾出于唯心主義的本性，把國家(即道德倫理關系)看做是決定性因素，而市民社會(即經濟利益關系)是被決定性因素，使兩者因果關系發生了顛倒。但他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區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19世紀西方現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生適度分離的歷史新趨勢，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某種現實性的狀況，這對以后的思想家們思考、分析關于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黑格爾把國家當做“最高倫理的表現”加以崇拜，在事實上美化了當時德國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現出黑格爾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賓塞在19世紀初期和中期分別提出社會進化實證論和社會有機整體論，建立起了現代社會學的基礎，從而使20世紀中期有可能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社會”，建立一門“政治社會學”。在傳統的政治學家們眼里，政治社會主要指政治國家和政治權力;而在孔德、斯賓塞以及后來的政治社會學家那里，政治社會學則主要是強調對國家政治的社會分析，這種學科視野雖然擴大了研究政治社會的眼界，但沒有跳出原有“政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經比較充分地暴露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熱衷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會領域，抽象地強調社會有機整體，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回避已經尖銳起來的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他們的這種政治社會觀表現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現代西方“政治社會學”，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仍然繼續著古典政治社會學抽象的社會觀。所以，政治社會理論與我們所稱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本質的區別。

二、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會政治”的方法論基礎

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唯物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形態的經濟關系中，特別是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有了剩余和社會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的事實中，分析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和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第257頁)。《共產黨宣言》就是根據這一基本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什么是階級政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同勞動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政權所發生的“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5](第281頁)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將人們的社會認識眼界引向階級社會的歷史最深處，跨進前人所沒有探索過的階級政治關系的新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史、政治史在認識上的一個新突破。恩格斯后來在寫《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時總結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6](第740—741頁)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將社會中的政治歸結為觀念的東西，而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切政治觀念，最終都應歸結為社會物質關系。所有受階級關系制約的政治，說到底，它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然而，非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其經濟基礎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之間是否發生必然的關系呢?這是一個關系到要不要將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到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明確回答。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立了自己的唯物歷史觀和階級政治論以來，也一直試圖從一般唯物史觀上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他們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還是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人們只要仔細研讀這些重要文獻，就不難發現，他們在思考和論述關于史前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事實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層建筑問題(即不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到底怎樣)時，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假設基礎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實，來證實他們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辯證法原理和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真實性和正確性。這個愿望直到他們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來實現。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仍以極大的熱情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及其他人類學知識。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說得很明白:“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明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7](第1頁)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史前社會的史實，“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7](第14頁)，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社會歷史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理解這一點，不僅對于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社會觀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歷史政治觀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一整體社會歷史觀說明，階級和階級的政治，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歷史現象。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于還沒有產生真實可靠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知識足以說明史前社會為何物，人們的認識視野中雖然提到了“原始社會”，但對其實際狀況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論中的所謂“人類自然狀態”說，也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理論假設，不足為據。某些關于原始血緣家庭的論著，也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講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社會生產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頁)，但他們認為，不能輕信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史前時期”的種種描述。[5](第79—80頁)他們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初步確認了人類“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要素”[5](第78—81頁)，并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發展的起點。但是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設想:在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著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形態，還沒有可能確切地知道史前社會的具體生活狀態，因而也就談不上論及原始社會的人們到底怎樣過“政治生活”的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兩人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認定“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第272頁)，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階級政治斗爭的政治的一個重要緣由。也正因如此，在他們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將國家與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共和主義政治理論的起點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政治思想傳統（Pocock，1975）。與共和主義傳統聯系在一起的名字包括：羅馬共和國時期的西塞羅；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國的一些作家，尤其是馬基雅維里——《李維史論》（theDiscourses）的作者“天才的馬基雅維里”（thedivineMachiavel）；英國內戰和共和國時期及其后的詹姆斯·哈林頓（JamesHarrington）、阿爾杰農·西德尼（AlgernonSydney）以及其他一群不甚知名的人物；18世紀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諸多支持共和國（republicorcommonwealth）的理論家，這些理論家——共和派（thecommonwealthmen）（Robbins，1959）——受到了約翰·洛克以及后來的孟德斯鳩男爵的重大影響；事實上，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將洛克和孟德斯鳩視為自己陣營中的人。他們的文獻還包括《加圖來信》（Cato’sLetters，TrenchardandGordon，1971）和大西洋彼岸美國的《聯邦主義者文集》（FederalistPapers，Madison,HamiltonandJay，1987）。

由共和主義者塑造的政治思維方式與政治思想習慣在今天依然有效，他們與眾不同的主題就是：盡管自由的事業從根本上說取決于法律和國家——這主要是因為人民只有在憲法之下才能享受他們的自由，但是，掌權者仍然是一種內在的威脅，人民不得不盡力“讓無賴保持誠實”((。因此，自由的代價就是公民美德（civicvirtue），這種美德既包括積極自愿地參與政府，也包括對統治者保持永恒的警惕。美國的共和主義者傾向于取消君主制，而英國的共和主義者則滿足于用憲政制約國王。孟德斯鳩（Montesquieu，1989：70）i明白無誤地指出，英國是一個“隱藏在君主制形式之下的共和國”（Rahe，1992：524）ii。

我本人在共和主義思想傳統中發現了一個令人極為振奮的思想和理想資源，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夠揭示其理由（參見Pettit，1997）。iii不過，應當指出的是，在挖掘這一富有靈感的傳統過程中，我并非孤軍奮戰。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歷史學家如約翰·波考克（JohnPocock，1975）、昆廷·斯金納（QuentinSkinner，1978、1983、1984）不僅向我們展現了共和主義的思維方式，而且他們還向我們證明，它可以為當代政治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特別是，斯金納已經證明，它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理解自由的方式，而我本人的論證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另一方面，卡斯·森斯坦（CassSunstein，1990、1993a、1993b）iv等法學家則追溯了19世紀后期美國獨特的共和主義傳統，并強烈地主張這種傳統對美國的憲法做出了與眾不同的解釋，而且更一般地說，它為我們理解政府的作用提供了一種深刻的洞見。犯罪學家和控制理論家，像曾經和我進行過密切合作的約翰·布萊斯懷特（JohnBraithwaite，BraithwaiteandPettit，1990），v在共和主義傳統中發現了一套令人信服的思想，它既能說明我們應該對一個控制系統（regulatorysystem）——比如說，刑事司法體系——提出什么樣的要求，又能說明我們對如何滿足這些要求應該持有什么樣的期望（AyresandBraithwaite，1992）。vi當然，在最近一些年來開始描繪共和主義的路線并試圖積極吸收共和主義思想資源的諸多評論家中，他們只是突出的幾個代表而已。vii

我本人探究共和主義政治理論的路徑是將重點放在自由觀念（thenotionoffreedom）上，這是共和主義思想家們普遍接受的觀念，而且其他的共和主義主張都是由這一理想推導出來的。在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我將介紹共和主義的自由理想，然后在第二部分中我將力圖展現這一理想對于當代政治思想的意義。

1.共和主義的自由理想

貢斯當的路線（TheConstantconnection）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具有豐富的內涵，其基本特征是目標性、主體性、超越性。

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

長期以來，雖然眾多專家學者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就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一系列改革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和實踐，但教學改革的原創性成果甚少，教學實效性難以從根本亡得到提高。對此，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精神指導下如何高水平、高質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意識形態的教化功能須進行創造性教學嘗試，只有以更適合時展的新樣式、新手段、新途徑等實施教學，才有可能在更深層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任務，所以進行創造性教學的研究和實踐顯得尤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的豐富內涵

創造性教學，是指教師在充分發揮主體能動作用的前提下以創新思維為基礎，制訂創新方案，通過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種全新的信息傳輸和信息分布，把教學內容播送到各個教學環節，集成至目標點上，促成學生創造性地學，最終實現教學目的。創造性教學就是在現有教學活動中發展起來的，是教師在對教育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充分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創造性完成教學任務的過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是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運用現代教育規律，以與時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為指導而進行的各種教學改革的理論探討和實際操作，旨在突破傳統教學模式的束縛，通過吸收、運用最新教育成果，發現和創造新的教學模式，創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學活動，從而能／頃利地實現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道德修養轉化為大學生個人的世界觀和品德素質，內化為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形成對知識及透過知識對整個世界的科學的價值評價，從而使社會意識向學生個體意識轉化。此種教學活動應內在具有兩個相互關聯和制動的方面：一是教師的創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發的學生創造性地學。其中，教師的創造性地教是基礎和前提，正是由教師的靈活多樣賦有創新的教學啟動了學生主體能動性從而自我煥發出蘊含著創新的學習活動；而這種創新又是教師創造性教學的強化劑。

我們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務必要遵循以下幾個方面：

【內容提要】較為系統地介紹了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20世紀上半葉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多元主義集團政治理論，精英主義集團政治理論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論等。并對不同時期和不同派別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比較和評析。

【關鍵詞】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精英主義/決策過程

【正文】

在當代的美國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團政治研究已成為一個重要方面。伴隨著美國利益集團政治的發展，理論家們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觀點，主要包括：1)美國早期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2)多元主義集團政治理論；3)精英主義集團政治理論；4)后多元主義集團政治理論；5)集團代表制理論。這些理論反映了理論家們對當代美國利益集團政治的不同看法，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美國政治生活的現實，為研究和分析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美國早期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

（一）詹姆斯·麥迪遜的集團政治理論

政治理論課具有很強的理論知識性、思想性、實踐性的特點，對于提高學生的思想和科學文化素質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把三者有機統一起來，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

一、寓思想性于知識性之中

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本質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學生不能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是必要的。應依據教材內容，深入淺出地闡述基本概念，論證基本原理，強化基本觀點，開發學生智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論知識性之中，一是要體現教學內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嘗觀點、方法；二是在教學過程中要始終堅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學生提高思想政治覺悟，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斗的遠大理想奠定科學的理論基礎。

一些學生對學習政治經濟學有兩種傾向：視為理論過時了，否認真理的普遍性；機械靜止地認為有的現行政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從而降低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為此必須用理論的科學性打通學生的思想，說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發展，應根據社會進步和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條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決現實問題，不能把真理當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學生對社會上腐敗問題的滋生蔓延，錯誤認為是由于改革開放造成的，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這就必須說理透徹，啟迪學生辯證思維。

政治理論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師純理論化、模式化說教，學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會產生厭倦情緒。如果不能解決學生的思想和現實中的具體問題，學生會感到理論離他們遙遠，從而會淡化學習興趣，甚至對理論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論課教學要走出誤區，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增強實效。

教學應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終為培養“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的合格人才，做為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四有”體現了合格人才的素質要求，為此應堅持在傳播知識的同時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視了哪一方面都是顧此失彼的傾向。

政治理論課具有很強的理論知識性、思想性、實踐性的特點，對于提高學生的思想和科學文化素質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把三者有機統一起來，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

一、寓思想性于知識性之中

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本質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學生不能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是必要的。應依據教材內容，深入淺出地闡述基本概念，論證基本原理，強化基本觀點，開發學生智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論知識性之中，一是要體現教學內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嘗觀點、方法；二是在教學過程中要始終堅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學生提高思想政治覺悟，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斗的遠大理想奠定科學的理論基礎。

一些學生對學習政治經濟學有兩種傾向：視為理論過時了，否認真理的普遍性；機械靜止地認為有的現行政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從而降低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為此必須用理論的科學性打通學生的思想，說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發展，應根據社會進步和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條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決現實問題，不能把真理當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學生對社會上腐敗問題的滋生蔓延，錯誤認為是由于改革開放造成的，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這就必須說理透徹，啟迪學生辯證思維。

政治理論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師純理論化、模式化說教，學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會產生厭倦情緒。如果不能解決學生的思想和現實中的具體問題，學生會感到理論離他們遙遠，從而會淡化學習興趣，甚至對理論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論課教學要走出誤區，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增強實效。

教學應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終為培養“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的合格人才，做為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四有”體現了合格人才的素質要求，為此應堅持在傳播知識的同時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視了哪一方面都是顧此失彼的傾向。

一、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的基本內容

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思想觀點相互關聯、相互貫通，與馬列主義、思想所包含的國際政治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有三句話，第一句是反對霸權主義，第二句是維護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或者叫聯合和合作。”[1](P415)這三句話不僅是中國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的基本原則,也是鄧小平國際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據此，我們把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冷戰時代結束以后，世界加快向多極化發展，但國際局勢依舊動蕩，地區性沖突與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強，而心的矛盾和沖突都具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色彩。對此，鄧小平指出：“現在不發達國家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是發達國家的需要。發達國家欺侮落后國家的政策沒有變。”[2]（P319）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在許多國家煽動動亂，實際上是搞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要控制這些國家，把過去不能控制的國家納入他們的勢力范圍。”[2]（P348）

推行強權政治的一些國家，往往借口“人權”、“民主”等問題，任意干涉別國內政，對發展中國家說三道四。鄧小平認為，就民主而言，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并不是不需要民主，“民主是我們的目標。”[2]（P285）但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世界上那末多伊斯蘭國家就根本不可能實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P359）就人權而言，“真正說起來國權必人權中要得多。”[2]（P345）“西方的一些國家拿什么人權、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搞強權政治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資格講人權，他們上海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從鴉片戰爭心略中國開始，他們傷害了多少中國人的人權！”[2]（P348）在鄧小平看來，談人權離不開國權，人權首先由國權保障的人的生存權、發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