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是20世紀末人類最重大的事件，它涉及了三十多個國家，影響著大約16.5億人的生活。從1989年柏林墻倒塌算起，轉軌已經持續了十余年，而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0多年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學界對轉軌的評論和預測性文章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其中的很多文獻都存在著方法論上的缺陷，最明顯的就是用一種想當然的理想模式與轉軌現狀進行以偏概全的比較，而不考慮轉軌過程中各國所面對的不同的經濟和政治約束，并且對轉軌的目的也存在著很模糊的認識。本文嘗試從方法論抽象思維和實證分析兩個角度討論轉軌效益的評價問題，并對轉軌的目的進行論證。

一、對轉軌效益評價的方法論思考

轉軌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經濟學界對轉軌的準備不足，而轉軌的迅速推進又使經濟學家們不得不立即做出反應，薄弱的沉淀產生的自然是經不起檢驗的理論；而且經濟學家們在分析轉軌問題時大多采用當代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然而無論是新凱恩斯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其產生的土壤和服務的對象都是當代西方后資本主義社會，而轉軌需要解決的卻是如何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模式變遷。正是這種方法論上的先天不足導致了轉軌國家經濟實績和理論預期的巨大背離，其所引起的廣泛困惑使人們對曾經極受尊崇的轉軌經濟學分析范式產生了懷疑。

經典轉軌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論基礎局限性的影響，忽視轉軌國家具體情況和轉軌實踐的歷史特殊性，強調現象層面和具體特征，而忽視了對轉軌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論和現實間的巨大鴻溝使傳統的轉軌經濟學分析方法越來越難以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導，轉軌效益評價的合理性成為緣木求魚。

2004年5月，基于國際主流媒體和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宣傳和認可（Ramo，2004），“北京共識”問世，提出：對于轉軌國家，不僅要解決體制問題，更要解決發展問題，轉軌中的路徑選擇對兩個問題的解決至關重要，各國應該結合各自國情，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似乎預示轉軌經濟學在分析范式上要產生新的突破。[1]（P16-24“）北京共識”的內核實際上認同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分析轉軌問題時，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原理出發，結合具體國情進行研究。“北京共識”實際上強調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即從本國的現有基礎條件出發，“摸著石頭過河”，通過政策試行中的實際效果確定政策的可推廣性，在改革中不斷運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證轉軌效益為前提，以生產發展，人民滿意為目標，“小步快走”式的進行轉軌。

中國學者根據本國國情研究了轉軌過程中的“成本——收益”問題，這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學界對轉軌經濟學研究所做出的獨創性貢獻。轉軌過程中實施成本與摩擦成本的區別、轉軌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則、轉軌過程中收益的存在都體現了這種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轉軌過程的考查時，研究者發現節約成本和擴大收益的原因不僅來自轉軌，同時還受到既有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約束。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都隱含著發展水平對轉軌速度、路徑的制約。

通過對董事長轉軌改革報告的學習，我受到極大的振憾和振奮。董事長這次轉軌改制的思想和舉措，如春風化雨，滋潤著全公司干職的心。登高壯觀天地間，改革的戰鼓催人奮進；大江東去勢不回，改革發展迭高潮！

回首上半年，我感慨萬千。雖然騰龍建材因市場、價格等客觀原因沒有取得理想的效益，但我還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也獲得了相應的收獲：企業的內部管理不斷的加強；各項消耗費用不斷的下降；銷售陳欠款不斷的壓降……。隨著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國家的宏觀政策，市場不穩定因素的增多，騰龍受到了新的挑戰。為了沖破企業發展的極限，居安思危，持續發展，騰龍就必須加快轉軌改制。 首先，我對這次公司轉軌改制表個態：我全力支持改制、參與改制、投身改制，服從安排，無論干任何工作對自身做到“五個增強”：

一、增強自身加快發展的原動力。在工作中做到“三防三樹”，一防自滿情緒，樹立繼續奮進的思想；二防畏難情緒，樹立敢為人先的思想；三防工作上過得去的情緒，樹立爭創一流的思想。

二、增強自身開拓的創造力。一是觀念創新。向董事長學習，用全新的思維，全局的眼光，對公司做全面的思考。二是思路創新。圍繞運行、管理、效益，增新思路，加快發展。三是方法創新。以變應變，不斷地研究市場對策，找出企業發展的新方法。

三、增強自身真抓實干的戰斗力。一是講實情況。根據實情辦事。二是出新點子。及時向領導回報有益騰龍發展的好方法、好看法。三是提好建議。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為騰龍謀發展。四是嚴把關口。嚴把分管工作的消耗關、指標關、效益關。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四、增強自身維護團結的凝聚力。一是堅持民主集中制，不違反原則。二是多通氣交流，不隨便猜疑。三是堅持公正辦事，不因人而異。四是以誠相待，不陽奉陰違。五是相互支持配合，不分工分家。做到對外一張臉、一個聲音、一個形象，形成一個團結戰斗的集體。

一、問題的提出

行政壟斷從形式上主要分為行業性行政壟斷與地區性行政壟斷，也就是通常說的“條條分割”和“塊塊分割”。行業性行政壟斷主要是政府為保護特定的行業及其經濟利益而實施的專營，意在排斥和限制潛在進入者參與競爭；地區性行政壟斷則是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權力設立市場壁壘，限制產品、技術和勞務的自由流動。從本質上講，行政壟斷是將市場排斥在外，阻礙“無形之手”發揮作用，而以公共權力這只“有形之手”來配置資源。作為轉軌經濟中的一種特殊現象，行政壟斷主要依靠公共權力來獲取產業的獨占地位或達到區域市場封鎖的目的。行政壟斷易造成資源配置低效、收入分配不均、地區封鎖、市場分割等諸多問題，且直接影響完善統一的大市場體系形成，因而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行政壟斷的形成可能跟歷史因素和體制遺留問題有關，但其得以延續和存在的現實基礎是什么？其內部的形成機理是什么？對以上問題的研究對中國現階段的行政壟斷改革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通過梳理有關行政壟斷成因的文獻，主要分為行業性行政壟斷和地區性行政壟斷兩個方面，系統探討國家理論和政府角色，并重點剖析轉軌經濟中的政府的雙重角色以及由此引發的政府行為對公共利益的兩種偏離。基于政府行為對公共利益偏離的分析框架，分別對行業性行政壟斷和地方性行政壟斷的形成機理進行分析，并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予以經驗解釋，提出有關行政壟斷改革的路徑和建議。

二、文獻回顧與述評

由于行業性行政壟斷和地區性行政壟斷的形成原因和運行機制有著較大差異，所以我們對兩方面的文獻分別進行梳理。對行業性行政壟斷的探討，學者們大多將政府機構假設為經濟人，作為獨立的利益集團與壟斷廠商進行博弈的經濟角度進行解釋。于華陽、于良春（2008）把行政壟斷定義為中國轉軌經濟體制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并從制度需求和供給的視角，對行政壟斷形成根源與運行機制進行分析。張偉、于良春（2010）構建了規制機構與壟斷廠商間的重復博弈模型以分析行業行政壟斷產生及維持機制，如果規制機構更多考慮經濟增長、規制機構與壟斷廠商間存在旋轉門以及規制權力相對集中的條件下，無論壟斷廠商具備何種產權性質，廠商主動型行政壟斷都有可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出現。對地區性行政壟斷的成因的爭論主要集中于財政分權（于良春，2011）、政治激勵（周黎安，2004）、政府職能幾個方面。于良春等（2011）認為，地區性行政壟斷形成的原因不在于政府競爭本身，而在于現行的政府競爭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缺陷，現行財稅制度下的事權與財權不對稱、轉移支付體系不健全、財政支出不透明使得地方政府間的同質性較差，競爭的起點不公平，是導致地區性行政壟斷的重要的現實原因。周黎安（2004）從地方官員的政治晉升博弈入手，強調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對地區間經濟競爭和合作的影響，認為地方政府經濟職能的越位和失位是導致行政壟斷出現的原因之一。現有文獻對行業性和地方性行政壟斷成因的解釋，主要局限于規制經濟學的框架內，基于對政府角色單一假設基礎上，圍繞利益集團、設租抽租、政治均衡等核心概念進行的，缺乏對政府角色的分析，忽視了政府同時具有仁慈、自私、公正的多重性格。下面我們擬對國家理論和轉軌經濟中政府角色進行深入探討，并以此為框架來分析行業性行政壟斷和地區性行政壟斷的形成機理。

三、國家理論與轉軌經濟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有關國家和政府的論題向來就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從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到洛克的《政府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霍布斯的《利維坦》、密爾的《代議制政府》，再到布坎南《公共財政論》、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們一直都試圖回答“國家何以出現”、“什么是好的國家制度”、“政府的職能邊界在哪里”等一系列的基本問題。下面我們對國家的相關理論進行梳理，并分析轉軌經濟中中國政府的職能和角色。

【內容提要】俄經濟轉軌的基本內涵是私有化、自由化、西向化和休克化，基本特點是官僚性、強制性和政治性，它是由西方國家策動，少數人出于政治動機，打著改革旗號，利用政權強制推行的官僚買辦壟斷經濟模式。休克療法造成4大惡性循環，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國有資產大流失，其破壞程度遠遠超過了希特勒侵蘇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西向化造成資金大量外流、企業破產、對西方國家的嚴重依賴。這種模式禍國殃民，使國力衰竭。擺脫這種模式，尋求經濟振興新途徑，是俄新政府的迫切任務。

【關鍵詞】俄羅斯經濟轉軌金融危機西向化休克療法

【作者簡介】王金存，1936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732)

俄羅斯金融危機引發了更為全面、激烈的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同時也引起了俄羅斯國內對其社會經濟轉軌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擬就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主要矛盾及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讀者。

(一)俄羅斯經濟轉軌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進民主派代表人物蓋達爾等人主持的俄羅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顧問的協助下，提出了內容龐雜而激進的經濟轉軌規劃，其基本內涵大體可概括如下幾個方面：

「內容提要」中俄兩國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制度的過渡中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也因而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主要探討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兩國改革選擇不同道路的原因，從宏觀和微觀視角分析兩國改革的績效差異以及普京時期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調整是否意味著對前一時期俄羅斯改革道路的否定，希望通過對俄羅斯轉軌道路的反思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提供借鑒。

「關鍵詞」中國/俄羅斯/轉軌道路/比較

俄羅斯作為蘇聯的繼承者和中國一樣都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的國家，在相同的國際環境、相似的制度背景下兩國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改革道路，分別成為“激進”與“漸進”改革方式的代表。俄羅斯以葉利欽總統為代表的自由派掌權后，在很短的時間內徹底推翻了蘇維埃政體，建立了議會民主、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確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運動為標志的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短短的時間內包括所有制結構的轉換、價格、工資和匯率機制的自由形成、盧布的內部可兌換等市場經濟的基本結構初步形成。而中國則是在堅持了共產黨領導和既有的政治格局的情況下，保持強有力的宏觀控制體制，逐漸地進行經濟改革的各項試點和推廣工作，市場經濟制度的框架在不斷地摸索中逐步建立起來。兩國不同的改革道路和方式產生了不同的效果，也因而引發了國際國內政界和學界廣泛的關注和探討。

一、兩種改革道路選擇的原因分析

轉軌以前中俄兩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可以說兩國的轉型有著極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實上兩國改革的初始條件是有很大差異的，而正是這種差異決定了兩國改革道路選擇的不同，俄羅斯在進行經濟轉軌以前的蘇聯時期，已經經歷了50-60年代赫魯曉夫時期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徹底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幾十年的改革探索沒有觸動舊有管理體制的根本，沒有解決蘇聯經濟的滯脹問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只是經濟陷入負增長，蘇聯的國際經濟政治地位也呈下降態勢。在蘇聯解體前夕，整個社會已經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的漩渦之中。如果談到激進與漸進的問題，蘇聯后期幾十年的改革探索應該是漸進改革的一種實踐，但顯然是失敗了。在這種背景下作為蘇聯繼承人的俄羅斯，盡管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改革計劃，但實際上面臨的可選擇的道路是有限的。

蘇聯后期戈爾巴喬夫實行自由化和公開化方針，一時間西方各種經濟政治理論和思潮紛紛涌入，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為社會的一種潮流，市場和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迅速替換掉舊有的僵化體制步入現代西方文明成為蘇聯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們的夢想。

摘要：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急速膨脹，債務風險凸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特別是隱性債務風險已經成為威脅我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研究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表現，并提出防范與控制的對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務；債務風險；防范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建立與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債務的形成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有其特殊的誘因。當前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急速膨脹，債務風險凸顯，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已經成為威脅我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

一、地方政府債務概念、范圍界定及其形成機理

所謂地方政府債務是指地方政府作為債務人由于過去的交易或事項而引起的將會導致經濟資源外流的政府現有責任。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主要包括省（以及省級政府）、地（或地級市）、縣（或縣級市）、鄉（鎮）四級政府負債。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普遍，表現形式多樣：地方財政應支未支，應撥未撥，應補未補；地方債務擔保，國企改革支出，對下級財政救助；超越正常權限發生的擔保或允諾承擔償還責任的債務，其中包括部分外債和對國內金融機構的債務；在地方政府直接干預下形成的國有企業、國有政策性投融資機構債務；地方政策性投融資公司的呆壞賬損失和投資損失等。從總量上看，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數以萬億元計，并可能隨時間推移而繼續放大。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國近40%的縣一般預算呈赤字狀態，鄉鎮基層債務額已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一級凈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負債則超過2500億元。此外，鄉鎮政府的債務每年還以200多億元的速度在遞增.

世界銀行專家哈納·波拉科瓦（HanaPolackova）把政府承擔的所有債務分為兩類：直接債務和或有債務。直接債務是指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承擔的債務，是可以根據某些特定的因素來預測和控制的債務。或有債務是指由某一或有事項引發的債務，是否會成為現實要看或有事項是否發生以及由此引發的債務是否最終要由政府來承擔。直接負債和或有負債又可以從債務風險的角度進一步劃分為兩種類別：顯性債務，即被法律或者合同所認可的政府債務；隱性債務，即政府反映公眾和利益集團壓力的道義上的義務。這種劃分，實際上表明了兩類債務風險：一是直接債務風險，由財政直接承擔的風險，相當于世界銀行所講的直接顯性債務；二是間接財政風險，由財政間接承擔的國家預算體系以外的債務。根據這一分類方法，可以粗略歸納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矩陣，如表1所示.

一、中俄體制轉軌路徑選擇的歷史考察

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問題，多數經濟學家已達成一致看法，即中國體制轉軌踩出了一條“漸進”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徑的選擇行為本身，經濟學家們存在著認識差異。實際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改革道路，其初始階段壓根兒談不上關于改革模式的鑒別與自覺選擇問題，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設計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為設計過程。改革來自于食不果腹的農民，之所以改革是因為原農業體制下的作業方式已不能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是窮則思變。在市場經濟模式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之前，各個改革階段的改革方略，與其說是設計的結果，不如說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產物。值得慶幸的是，也正是這種非人為設計的改革進程，成為中國改革績效突出的原因。因為非人為設計的制度演進，正符合市場體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質[2]。即便是“漸進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績效引發中外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之后，在與蘇聯東歐改革績效的比較過程中提出來的，這也表明了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并不具備事先的設計和理論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點、缺乏理論指導的改革實踐、制度創新從舊制度中孕育并誕生等等特征，都說明了中國經濟體制變革道路的自發性、非主觀選擇性。

但俄羅斯的體制變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羅斯體制變革不僅包括經濟體制變革，還包括政治體制變革，其激進式的“休克療法”一方面是對漸進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試錯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為改革前提的“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結果。我們對相關文獻的檢索發現，俄羅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并非從選擇“休克療法”才開始的。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無論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極端否定，還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經濟體制”，直到戈爾巴喬夫修修補補的經濟體制變革，前蘇聯各屆領導人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其推行的經濟改革實質上就是在計劃體制內調整的漸進模式改革。但無論是哪個階段的改革，雖不同程度地觸及了傳統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體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滯不前或者左右搖擺，不僅沒有實現經濟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維”等意識形態沖擊下引發了經濟衰退和各種社會危機。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以大推進的業績為市場化模式改革奠定堅實基礎之際，前蘇聯還深陷于經濟改革的搖擺之中而不能自拔。

勞而無功的前蘇聯體制內改革，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派認為是改革目標與蘇聯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結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須以徹底地否定舊體制為前提，而對體制的徹底否定，不可能在舊體制中進行，而激進的“休克療法”正是否定舊體制的理想途徑。以戈爾巴喬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維”為轉折點，前蘇聯政府在推動經濟體制變革的同時，把政治體制的變革作為經濟變革的前提，最終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臺和“休克療法”的實施。

二、經濟體制改革第一行動集團的目標差異

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力量上，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存在本質差異。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門，但傳統體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給者是政府，這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只能是政府。中國由政府推動的經濟變革，其第一行動集團具有二元目標：既要通過變革擺脫經濟貧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又要維護現存體制的安全與穩定。二元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變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舊體制之后的體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現存體制內的調整，而只能是不威脅現存體制的增量經濟變革。該框架內的經濟變革，其制度創新過程一般表現為制度需求群體的自我滿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認可并給予合法地位后，依靠傳統的制度裝置[3]對創新制度加以推廣的過程，其中只有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不變動現有體制的制度變革才會生存、壯大和發展。

一、俄羅斯1990年代經濟轉軌的矛盾與結果

俄羅斯10年的改革從本質上改變了國家的性質和制度以及所有的經濟關系，可以說，如今的俄羅斯已經是另外一種國家了。這10年當中，經濟轉軌的目標和任務與實現機制經常發生矛盾。

1.經濟轉軌目標與實現手段的矛盾。關于經濟改革的目標，“休克療法”的設計者和擁護者們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那就是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以私有制和競爭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直到現在俄羅斯部導人為了取悅于西方仍要求使“經濟進一步自由化”。這種提法本身就混淆了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之間的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提高經濟績效，在現有的生產資源條件下生產出最多的物質產品來滿足社會的需要，這對任何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盡管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證明了它不能有效地實現這一目標，但也不能由此認為市場本身就是經濟改革的目標。此外，“休克療法”的實質是反危機，并非單純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措施，這是導致俄羅斯1990年代經濟災難的主要原因。

2.價格自由化的矛盾。把價格從各種形式的計劃管制當中解放出來被認為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奠基石，所以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出發點就是全面的自由化。自由價格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素，但這一要素是與另一要素——競爭有機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善的競爭制度下的自由價格才能不依賴于市場交易主體的意志，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看不見的手”。而在俄羅斯普遍存在壟斷，沒有建立有效的競爭機制之時，價格自由化實際上只是變成了生產者對自己商品任意規定價格的自由，結果使俄羅斯人民飽嘗物價飛漲和生產崩潰的惡果。

3.反通貨膨脹與貨幣政策的矛盾。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通貨膨脹一般總是貨幣現象”，所以反通脹措施一般總是貨幣政策問題。實際上，控制貨幣量遠不能解決問題，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價格水平之間的關系遠比貨幣主義者所想象的要復雜得多。俄羅斯通貨膨脹的根源應該是畸形的經濟結構，軍事工業惡性膨脹，原料部門和加工部門比例失衡，消費品生產嚴重落后并且殘缺不全，商品極度短缺。在這樣的經濟結構條件下，價格自由化只能導致價格螺旋上升，引發通貨膨脹，而控制貨幣量的結果也只能是生產的崩潰。

4.在私有化問題上，理論上的誤區造成了實踐上的失誤。俄羅斯變形的私有化在理論上沒有劃分清楚所有權的法律意義及其經濟實現之間的界限，實質上忽視了所有者對使用所有權的條件及其應負的責任問題。當人類社會走出小封建主的田園農莊，所有權與使用權、支配權、管理權等相分離成為可能。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人民作為一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使用的則很少，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如果所有者不能選擇有效的使用者或管理者，不能為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那么其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也就變成了一紙空文。而俄羅斯1990年代首先是從效益好的經濟部門放棄所有權的，正是最有利的生產部門成了首先私有化的對象，這與起初的假設相矛盾：國家應當退出它不能保障經濟績效的領域。同時，龐大的國有財產被少數人廉價地得到支配權，他們對如何有效地使用以及保護生態平衡和雇員的社會保障等問題不負任何責任。

現代社會競爭激烈，語文學習對素質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那么如何避免語文學習繼承和創新過程中的盲目性，并將傳統的成功做法與現論相結合去適應社會發展，語文“轉軌”就顯得十分重要。

我國傳統語文教學十分重視傳授知識和思想教育相結合，強調文道統一。這種思想使得傳統語文教學本身就具有濃重的教育氛圍，無論是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還是卷帙浩繁的學術典著，都記錄著民族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和斗爭歷史，表現著民族的思維方式、思想感情和精神氣質，其中蘊蓄的民族哲學觀、歷史觀、人生觀、倫理觀、文化觀和樸素辯證的思維方式，正是通過語文教學的一點一滴，逐步滲透到學生心中，影響著學生的一言一行的，這種文道合一的思想如今仍具有現實意義。但在現實語文教學中，由于受應試教育的干擾，也出現了令人憂慮的現狀：有部分人追求近期效果摒棄傳統教學的精華，不講涵詠、品味，而是靠喋喋不休的先入之見去誘導學生作機械的被動的理解、模仿，一篇課文下來，學生只記得幾個句式、修辭格，幾項文學常識，整個教學失去了應有的文化氛圍和藝術韻味。不但有違“為學之道，必本于思”的教學規律，而且與今天培養積極思維素質人才的要求也是相悖離的。傳統語文教學思想，有許多合理部分，最有價值的是“啟發性”原則。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要求學生自行閱讀、品味、領悟、熟記。老師“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后啟發為說之”，從而把握一篇文質兼美文章的真正意蘊和表現手法。

傳統語文教學非常重視語文能力的培養。如集中識字、強化閱讀、整體感悟、注重體驗、強調隅反、因文悟道、詞意并重、訓練偶對等都是寶貴的經驗。即在基礎階段重視學生對經典語言材料的積累，利用兒童記憶力好理解力較差的特點，讓學生大量閱讀、熟記課文，再反過來咀嚼、消化和吸收。提高階段重視對語文材料的自悟、熟讀、精思、博覽、多習作。這一教學思想與“死記硬背”有本質不同，它既符合學生年齡特點的遺忘規律，又有助于學生閱讀和寫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學生道德修養、文化素質的培養。“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就是這個道理。應當發揚這一傳統，課堂上少一些無的放矢、舍本求未的說教，多一些閱讀、熟記，讓學生在認真讀書上下功夫。

傳統語文教學還十分重視教學方法和技巧的研究，總結了許多有價值的經驗。如《學記》中提出的問答法、講解法、練習類比法等，我們從中可以領略到古人論述“教”與“學”的辯證關系。現今課堂教學中摒棄傳統“滿堂灌”的布道傳經是時代所需，但變“受之于魚”為“授之于漁”的精講是不能忽視的。今天談的“學法”問題，其立足點大多在教而不在學，有的談到學也是為了教或為教服務。而古人研究的“美讀、遵路、入境、悟文、勤筆的學法至今仍在生輝。

語文教學既有繼承性，又有時代性、通用性和個性特征。傳統教育是應試教育，壓抑創造性，抹掉了個性；傳統教學是封閉式教學，模式單一，多是灌輸與聆聽，磨滅了學生的自覺性、主體性。因此在借鑒傳統教育寶貴經驗，吸取精華，結合時代需要加以改造和發展的同時，迅速向素質型教育轉軌，即要有“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外延相等”的現代語文意識，積極開放，從課內走向課外，從課外回歸課內，注意教學模式的變通性和過程性，以學生為主體，“知行合一”。既訓練個體，又提高整體；既有教學指標，又有自學創造。要站在傳統與現代新舊契合點上去審視語文教學的走向，既不要視古人語感教學為至宗至本，一味強調模糊感知，混沌體驗，也不要照搬現代語言學或西方語言學理論，刻意模式的制定和操作。完全可以在古今、中外結合的基礎上繼承發展并加以構建。

我們在對改革過程的回顧中，通常注重從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國有經濟的規模、國民經濟的運行與調控方式等角度來分析。這些分析的主要著力點在于制度變遷的宏觀層面。不確定性是轉軌經濟中的一個基本特征。從宏觀層面來看，主要表現在目標的體制模式由于受到轉軌的初始條件與路徑等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不確定性；從微觀層面來看，由于經濟中的微觀個體難以預料未來的體制走向，從而難以對個人在將來可能發生的收支狀況做出準確的判斷。經濟轉軌過程中，中國的宏觀經濟雖仍保持了平穩的增長趨勢，沒有出現類似于俄羅斯、東歐的大起大落。但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大量職工下崗，收入水平下降；原有的社會福利政策被打破，新的社會保障體制尚欠完善。這就意味著對居民來說，經濟中的風險因素有所增強而不是減弱。

經濟體制的轉軌同時也就是對微觀主體經濟利益的調整，即個人收入與支出的相對增減。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導源于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漸進式的，由增量調整逐步過渡到存量調整。在增量調整時期，新的體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損的條件下產生的，新體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觸及原有的體制，也不對原體制覆蓋下的居民利益產生不利影響。新的體制對經濟效率的釋放在一定時期內幾乎可以提高經濟中所有個體的收入，這一過程表現出帕累拖改進特征。而存量調整階段，原有的某些體制逐步被淘汰，這就意味著原體制覆蓋下的個人的利益也逐步喪失。這一過程已不具備帕累拖改進性質。

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與支出范圍發生深刻變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貨幣化；為減輕企事業單位的社會負擔，原有的社會職能逐步剝離，導致職工原來所享有的暗中補貼等逐步取消，相關部分的隱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轉化為居民的支出內容。相應地，從居民收支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轉軌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特點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沒有減少，居民對收入的增加具有穩定的預期；在后一階段中，雖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體上仍在增加，但對收入的增加存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素，與此同時，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實際的支出項目和內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導致實際支出水平有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從收入的非預期性下降與支出的非預期性增加的角度來理解不確定性。本文將基于這種對不確定性的理解，以城鎮居民的收入支出狀況變化為依據，從居民這一微觀角度描述中國經濟轉軌中的不確定性的演變。本文的討論僅限于收入、就業、教育和醫療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總體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