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專用性概念的提出

最早的資產專用性概念見于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1948年），書中提到：一些企業領導人對自己企業的人和事具備特殊的了解，這種了解是他們所專門擁有、與企業共依存、不可分離的資產，這類企業領導人對企業來說就是一種專用性人才資本。后來，邁克爾•波蘭尼等人的進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懷絕技、經驗豐富的工人實際上也是企業不可多得的專門財富，擁有這類專門資產的人將會與企業建立起更加固定的關系。這也是對資產專用性與合同方式選擇關系問題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資產專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縱向一體問題時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現實當中除了那些早已為人們熟悉的標準市場交易外，還存在大量人們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業內部交易，特許經營或縱向一體化，合同或契約等非市場化交易。對于這些大量存在的準市場化交易活動，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它們不是市場經濟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場失靈”或“壟斷”帶來的弊端。對此科斯雖持否定態度（Coase，1972），但進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將市場經濟中的各種交易方式還原為“合同”或“治理結構”，認為企業的“治理結構”與“資產專用性”密切相關。為此，他在企業縱向一體化研究中說明了資產專用性與交易成本節約之間的關系，相應建立了他的整個交易成本學說。

與資產專用性相關的若干理論問題

資產專用性與治理結構的選擇。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論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結構”并無本質區別?！爸卫斫Y構”主要劃分為四類：市場治理：此結構進行標準的市場交易；多方治理：通過簽訂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術機構、會計審核、法律顧問等，保證交易的完成；雙方治理：沒有第三方介入，交易雙方通過簽訂長期交易合同來維持交易；統一治理：即交易活動在一個統一的組織中按照事先的計劃安排來完成。威氏認為，上述四種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說哪種結構更合理。但具體交易究竟選擇哪種治理結構來完成，取決于三個因素：不確定性、交易頻率和資產專用性程度。不確定性是因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所致；交易頻率指一定時期內的交易次數，分為偶然和經常兩種情況；資產的專用性程度則分為非專用的、中等專用的和高度專用的三種；若排除不確定性，治理結構的選擇就取決于資產專用性程度和交易頻率。

據表1顯示，一項交易不涉及資產專用性時，無論交易頻率高低，都將以標準的市場治理結構來完成，原因是市場上有許多供貨商和需求者，供需雙方無需與任何人簽訂合同就能很容易地進行交易；當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資產專用性時，偶然的交易可能會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現，因為此時，資產一旦投入后就很難再改變用途。所以以某種相對固定的合同來對雙方的行為進行約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確保合同的執行；此時，經常的交易使雙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雙方治理的合同方式進行；當投資的資產具有高度專用性，無論是偶然的還是經常的交易，雙方都更愿意采取統一治理結構的方式，因為資產的專用性越強，其用途就越是單一，資產的沉沒性也就越大，交易過程中任何的波動和不確定性都將給交易雙方帶來重大損失，故只能采取一體化的治理方式了。統一治理是針對復雜的交易建立的高級治理結構，它必須按照嚴格的計劃來執行；市場治理是最簡單的治理結構，只需按照市場機制來完成；介于其間的是三方和雙方治理結構。此即威氏所言：不同的交易活動，必需建立不同的治理結構與之相適應，用復雜的治理結構來解決簡單的交易成本會太高，而用簡單的治理結構來解決復雜的交易問題則會使事情一團糟（威廉姆森，2002）。理想的治理結構應該是能夠節約交易成本的結構。

文獻回顧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資產專用性與資本結構的關系受到財務學界與管理學界的關注。主要是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視角出發，認為權益融資和債務融資不僅是兩種融資工具，而且是兩種治理結構[3]。KochharandHitt（1998）[11]認為對于一個執行多樣化戰略的公司而言，權益融資更合適。Brad⁃ley、JarrelandKim（1984）[12]以公司銷售及研發費用之和與銷售收入的比值度量資產專用性，發現資產專用性與負債水平顯著負相關。JonVilasusohandMinkler（2002）[13]在Williamson的研究基礎上，將公司資本結構動態演變的誘致因素歸納為資產專用性和成本兩個方面，并按照理論思路建立考慮資產專用性和成本因素的資本結構動態模型，通過對動態模型的數理特征分析和實證檢驗，得到結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產專用性程度與資本結構中的負債水平呈反比，與權益資本水平呈正比，隨著資產專用性程度提高，目標資本結構中債務資本水平不斷下降。Dijana（2001）[14]、程宏偉（2004）[15]、李青原、王永海（2006）[16]、劉仁賓、孫睿璐（2010）[17]等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結論。BalakrishnanandFox（1993）[18]利用295家采掘和制造業企業1979—1987年的樣本區間，發現公司資本結構變量的52%可以用其專有特征來進行解釋，專有特征包括R&D、廣告費、折舊、增長機會和風險等。TaylorandLowell（1995）[19]也認為專有特征是解釋資本結構變化的重要變量。Vicente-Lorente（2001）[20]按照R&D支出的來源不同區分為內部投入的R&D和外部購置的R&D，并且發現內部投入的R&D支出與負債水平顯著負相關，但外部購置的R&D支出與負債水平不存在相關關系。且以銷售費用與銷售收入之比衡量資產專用性時，發現資產專用性與負債水平正相關關系，錢春海、賀旭光、歐陽令南（2002）[21]和王永海、范明（2004）[22]的研究也證實了上述結論。不少學者基于債權人保護，研究了資本結構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認為債務契約是會計穩健性需求的主要原因[23]，而會計穩健性是保護債權人利益的重要手段[24-26]。JensenandMeckling（1976）[27]認為隨著公司債務比例的上升，管理層將傾向于過度投資，使得債務契約中的利益分配不對稱，加重債權人與股東的利益沖突，最終損害債權人的價值。而會計穩健性能夠減少信息不對稱程度，緩解利益沖突，從而債權人對會計穩健性的需求隨著債務比例的上升而提高[10，24，26，28]。劉運國、吳小蒙、蔣濤（2010）[29]以我國2002—2006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認為債務期限結構也是影響會計穩健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并指出短期負債比例較高的公司通常面臨著短期內大額還款付息的壓力，一旦現金流緊張，銀行收回貸款的風險就增加，而長期借款比列高的公司，一般是聲譽較好和具有“政治關系”的公司，貸款風險較小，因此銀行對短期借款比例高和長期借款比例低的公司要求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從現有文獻可以看出，資產專用性與資本結構之間、資本結構與會計穩健性之間都密切相關，然而，極少文獻對資產專用性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進行研究。而根據Williamson（1985）[30]提出的契約三個特征：價格、資產專用性和安全措施條款。資產專用性是契約的持久性和完備性的主要決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治理結構和相關的契約安排，會計穩健性是契約中的重要方面，它是解決契約不完備引起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試圖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考察資產專用性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企業是生產要素提供者之間一系列契約的聯接，契約關系是企業的本質[27]。那么，作為契約的集合體，契約的締結者就具有分享企業財產的權利，享有對企業收益的索取權，但由于現代企業組織形式的復雜性和契約的不完備性，使得契約的締結者在未來獲取的收益具有不確定性，財產仍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因此，為確保契約的有效性，促進經濟的發展，所有的契約都包括對支持他們執行的機制和制度安排，以保護財產和契約權利。而相應的機制和制度安排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產的專用性，這是因為資產專用性是契約的一個主要特征[30]。具體來說，在資產專用性較高時，契約各方的依賴性也較高，契約的持續時間變得比較重要，正如Palay（1984）[31]、Joskow（1987）[32]、Mastenetal.（1991）[33]、Shirley（1995）[34]指出資產專用性越強，契約關系的持續性越是重要，契約的持續時間也越長。在這種情況下，契約各方就會引入專用的措施以管理、調整和分享他們預期從契約中獲得的收益，保障財產和契約權利，即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管理和執行這些契約。且實際上，多數契約包含停滯的可能性，尤其是當包含很高的專用性資產和不可測量或者不可能預測時，這種風險顯著上升，輔助性的制度安排就顯得更加重要。而會計穩健性作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一個方面，屬于會計基本準則的內容，屬于部門規章，是企業會計準則體系的最高層次，是準則中的準則，是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求，屬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時，會計穩健性要求會計人員在進行會計處理時，保持謹慎、安全的態度，充分估計可能發生的風險和損失，使報表使用者提高警覺，以便應付外部環境的變化，把風險損失縮小或限定在極小的范圍。符合投資者特別是債權人謹慎的行為習慣，迎合其厭惡風險的偏好，與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致。因此會計穩健性作為適應當前環境的制度安排，在資產專用性水平較高時，對于維持契約有促進作用。一方面，穩健性作為私有信息溝通的方式，是一種承諾機制，有利于契約的簽訂、執行。管理層通過穩健會計政策的選擇，延遲了報酬的獲得，從而可靠地傳遞了其私有信息，傳達了企業未來業績良好、值得信賴的信號[35]；另一方面，穩健性作為監督機制，降低了各種契約違約的可能性。會計穩健性通過推遲收益、低估累積收益和凈資產，監督了管理層的報告行為，抵消了管理者不可觀察的樂觀盈余管理行為[36-37]，限制了管理者的機會主義支付行為，提高了企業的價值，這些增加的公司價值將由企業各利益相關者分享，進而降低各種契約的違約可能性?；诖耍疚奶岢觯篐1：會計穩健性作為特殊的制度安排，會計穩健性程度隨著資產專用性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交易成本視角下的公司融資理論認為，債務與權益屬于不同類型的“治理結構”，而這種治理結構的具體選擇又取決于公司資產專用性[3，18]。BalakrishnanandFox（1993）[18]指出，為提高產品的獨特性、擁有競爭優勢，公司會經常對專用性資產進行投資，如無形資產投資、而其價值難以計量和評價，且非流動性與重復使用能力又較差，從而使得債務的優先索賠權的價值降低，債權人為保護財產和契約權利，將采取比較嚴格的借貸限制，如要求更高的利息率，從而加大債務融資成本，這時股權融資則具有相對優勢，因此權益融資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專用性帶來的投資風險，更適合專用性程度較高的公司融資。而公司的資本結構、負債水平又是資金提供者評估投資風險的主要指標，債務水平越大，投資風險越高。當企業的債務比率大幅度提高時，投資風險和破產風險隨之加大，債權人為了有效監督債務人的財務狀況，緩解信息不對稱，就會要求企業采取更為穩健的會計政策以保護自身利益。根據債務期限結構理論，即債權人可以通過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保護自身利益，從而減少債務契約中的沖突，認為會計穩健性通過信號顯示機制，能夠傳遞較好地保護債權人的信號，降低債權人對違約風險的預期，有利于債務人獲得長期債務融資[38]。綜上所述，資本結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產專用性，而資本結構又是影響會計穩健性水平的重要方面，如果資產專用性也是會計穩健性需求的主要動因，那么，為進一步研究資產專用性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了解他們之間的影響路徑，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H2：資本結構是資產專用性與會計穩健性相關關系的中介變量，資本結構具有中介效應作用。具體地，資產專用性影響資本結構，進而影響會計穩健性水平。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本文選取2008—2010年的滬深兩市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依據CCER數據庫及與WIND數據庫對照得出最終控制人類型為國有而確定，并對原始樣本進行了以下篩選：①剔除金融類的上市公司，因為此類公司行業特征比較特殊；②剔除數據缺失的公司；③剔除當年首次發行股票的公司，因為此類公司當年的會計盈余和其他年份有較大差異。最后得到的樣本個數為2221個。（二）模型選擇與變量定義Basu（1997）[39]對會計穩健性的定義是：與管理層確認“壞消息”相比，對“好消息”的確認可驗證性要求更高。因此，穩健性要求會計人員對“好消息”的反應程度比“壞消息”小，對“壞消息”的確認比“好消息”的確認更加及時。根據此定義，他采用正的股票收益率作為“好消息”的變量，而用負的股票收益率作為“壞消息”的變量，由此Basu采用反向回歸方法計量會計穩健性，使用的模型如下：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ε（1）各個變量含義如下：epsit/pit-1：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價；retit：公司i在第t年的年股票收益率，具體計算為retit=[∏（1+rij）-1]-[∏(1+rmj)-1][39-41]，其中rij為個股月回報率；rmj市場月回報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it：虛擬變量，若retit小于零，取1，否則取0。該模型主要考察系數a3，該系數是會計穩健性的一種計量方法，若顯著大于零，說明會計盈余是穩健性的，若不顯著或者顯著為負，說明會計政策沒有表示出明顯的穩健性或者不穩健，顯示出了激進性。Basu模型是會計穩健性研究中應用比較廣泛的模型，不但可以用來檢驗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會計穩健性，還可以通過增加目的自變量來檢驗該因素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本文參照劉運國等（2010）[29]、朱茶芬等（2008）[40]、杜興強等（2009）[41]、Balletal（2005）[42]等采用的方法，在Basu模型中加入目的自變量及其交叉項，研究資產專用性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因此，為驗證假設1，在模型（1）的基礎上，增加資產專用性及其與其他變量的交叉項，由此構造模型（2）：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a4assit+a5retitassit+a6ditassit+a7ditretitassit+∑industry+∑year+ε（2）模型（2）中assit代表資產專用性，目前國內外文獻中有多種衡量資產專用性的指標，Bradleyetal（1984）[12]、Bal⁃akrishnanandFox（1993）[18]等都采用（研發費用+銷售費用）/營業收入指標反映資產專用性，該比率越高，資產專用性越高；CollisandMontgomery（1997）[43]則認為無形資產具有較強的專用性，因此無形資產/總資產也是度量資產專用性的一個較好替代指標。本文采用無形資產/總資產作為度量資產專用性的替代指標。其次，為進一步研究資產專用性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了解他們之間的影響路徑，檢驗資本結構中介效應的存在性，本文采用傳統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即依次檢驗回歸系數[44-45]。具體的檢驗步驟如下：①自變量與因變量顯著相關；②在①成立的前提下，將中介變量與自變量做回歸分析；③將自變量、中介變量與因變量做綜合回歸，若自變量及中介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則存在中介效應，若自變量回歸系數不顯著而中介變量回歸系數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效應；④若②③回歸系數至少一個顯著，則做SOBEL檢驗，若顯著則存在中介效應，反之，不存在中介效應。根據中介效應檢驗程序，本文依次構建以下模型：著，則資產專用性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是資本結構的完全中介效應造成的；若b1、r11只有一個顯著，則做SOBEL檢驗。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在資源方面的差異是企業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能夠獲取超額利潤的原因。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稱為戰略資源，資產專用性是很多戰略資源的重要特征之一。交易成本理論將債權融資和權權融資看作是兩種不同的治理結構，本文結合戰略管理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財務學理論，探討如何將融資方式與企業的戰略資源相配比，以充分發揮企業的持續競爭力。

一、戰略資源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由于各種原因，企業擁有的資源各不相同，具有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決定了企業競爭力的差異。凡是能潛在地或實際地影響企業價值（租金）創造的事項，都可以視為資源，但并不是所有資源的所有方面都可成為創造持續競爭優勢的戰略資源。企業在資源方面的差異是企業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能夠獲取經濟租金的原因。作為競爭優勢源泉的資源應當具備以下條件：價值性、稀缺性、不能完全被仿制、其他資源無法替代、以低于價值的價格為企業所取得。

Barney和Peteraf分別于1991年和1993年提出兩個廣為引用的產生持續競爭優勢的資源識別分析框架，Barney認為，并不是所有的資源都有助于企業獲得競爭優勢。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資源必須具備價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個特性。Peteraf總結了競爭優勢產生的基本條件，認為企業資源要產生持續競爭優勢必須符合四個條件：資源在企業間的不對稱分布、對租金的事后競爭限制、資源在企業間的不完全流動性、對資源獲取的事前競爭限制。Peteraf的資源識別分析框架實際上是Barney的延續。

企業異質性來源于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資源，簡稱戰略性資源。戰略性資源必須同時具備價值性、復制障礙和占有能力三個特性。價值性是指優勢資源必須能夠創造價值，因為獲取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最終目的是創造價值。復制障礙是指競爭對手無法復制企業的優勢資源，這一概念是資源基礎觀點的核心命題。里德和德菲里皮認為,隱性、復雜性和專用性構成了優勢資源的復制障礙；即使某種資源可以被清晰地鑒別與理解，然而由于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競爭對手也無法進行復制,如專利、商標、版權以及經營許可證等都受到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占有能力是指占有優勢資源及其所產生價值的能力。一般說來，顧客、供應商、員工、股東、債權人、政府均對企業創造的價值有要求權，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資源的產權都能夠被清晰地界定，所以誰將占有優勢資源就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蛟S企業能夠有效地使用資產負債表上的有形資產或金融資產，但對于等一些專用性非常強的戰略資源未必能充分發揮其優勢；如果能充分發揮其優勢，這種戰略性資源就將成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資產的專用性越強，如品牌、版權、知識資產等戰略資源，其被他人復制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容易成為企業持續競爭力的源泉。

二、資產專用性

資產專用性概念的提出

最早的資產專用性概念見于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1948年），書中提到：一些企業領導人對自己企業的人和事具備特殊的了解，這種了解是他們所專門擁有、與企業共依存、不可分離的資產，這類企業領導人對企業來說就是一種專用性人才資本。后來，邁克爾•波蘭尼等人的進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懷絕技、經驗豐富的工人實際上也是企業不可多得的專門財富，擁有這類專門資產的人將會與企業建立起更加固定的關系。這也是對資產專用性與合同方式選擇關系問題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資產專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縱向一體問題時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現實當中除了那些早已為人們熟悉的標準市場交易外，還存在大量人們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業內部交易，特許經營或縱向一體化，合同或契約等非市場化交易。對于這些大量存在的準市場化交易活動，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它們不是市場經濟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場失靈”或“壟斷”帶來的弊端。對此科斯雖持否定態度（Coase，1972），但進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將市場經濟中的各種交易方式還原為“合同”或“治理結構”，認為企業的“治理結構”與“資產專用性”密切相關。為此，他在企業縱向一體化研究中說明了資產專用性與交易成本節約之間的關系，相應建立了他的整個交易成本學說。

與資產專用性相關的若干理論問題

資產專用性與治理結構的選擇。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論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結構”并無本質區別?！爸卫斫Y構”主要劃分為四類：市場治理：此結構進行標準的市場交易；多方治理：通過簽訂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術機構、會計審核、法律顧問等，保證交易的完成；雙方治理：沒有第三方介入，交易雙方通過簽訂長期交易合同來維持交易；統一治理：即交易活動在一個統一的組織中按照事先的計劃安排來完成。威氏認為，上述四種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說哪種結構更合理。但具體交易究竟選擇哪種治理結構來完成，取決于三個因素：不確定性、交易頻率和資產專用性程度。不確定性是因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所致；交易頻率指一定時期內的交易次數，分為偶然和經常兩種情況；資產的專用性程度則分為非專用的、中等專用的和高度專用的三種；若排除不確定性，治理結構的選擇就取決于資產專用性程度和交易頻率。

據表1顯示，一項交易不涉及資產專用性時，無論交易頻率高低，都將以標準的市場治理結構來完成，原因是市場上有許多供貨商和需求者，供需雙方無需與任何人簽訂合同就能很容易地進行交易；當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資產專用性時，偶然的交易可能會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現，因為此時，資產一旦投入后就很難再改變用途。所以以某種相對固定的合同來對雙方的行為進行約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確保合同的執行；此時，經常的交易使雙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雙方治理的合同方式進行；當投資的資產具有高度專用性，無論是偶然的還是經常的交易，雙方都更愿意采取統一治理結構的方式，因為資產的專用性越強，其用途就越是單一，資產的沉沒性也就越大，交易過程中任何的波動和不確定性都將給交易雙方帶來重大損失，故只能采取一體化的治理方式了。統一治理是針對復雜的交易建立的高級治理結構，它必須按照嚴格的計劃來執行；市場治理是最簡單的治理結構，只需按照市場機制來完成；介于其間的是三方和雙方治理結構。此即威氏所言：不同的交易活動，必需建立不同的治理結構與之相適應，用復雜的治理結構來解決簡單的交易成本會太高，而用簡單的治理結構來解決復雜的交易問題則會使事情一團糟（威廉姆森，2002）。理想的治理結構應該是能夠節約交易成本的結構。

內容摘要：資產專用性是交易成本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它與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一起決定著交易成本的高低和治理結構的選擇。認真研究資產專用性概念的各種屬性，歸納和總結它與諸多環節的聯系，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和認識交易成本理論，并建立起正確的理解和評價觀。

關鍵詞：資產專用性交易成本治理結構

“資產專用性”（AssetSpecificity）是指“資產在沒有價值損失的前提下能夠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資場合的能力”（Wiliamson,1989）,“……沒有資產專用性概念，交易成本理論就沒有說服力”（Williamson，1985）。在交易成本理論中資產專用性概念經常被用來分析各類問題，但是這個概念本身并沒有被系統地加以解釋和說明過，以至造成了許多混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試圖通過歸納、分析和整理，從理論上對資產專用性概念進行梳理和解析，從而更好地學習和理解由此建立起來的一系列理論和學說。

資產專用性概念的提出

最早的資產專用性概念見于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1948年），書中提到：一些企業領導人對自己企業的人和事具備特殊的了解，這種了解是他們所專門擁有、與企業共依存、不可分離的資產，這類企業領導人對企業來說就是一種專用性人才資本。后來，邁克爾•波蘭尼等人的進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懷絕技、經驗豐富的工人實際上也是企業不可多得的專門財富，擁有這類專門資產的人將會與企業建立起更加固定的關系。這也是對資產專用性與合同方式選擇關系問題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資產專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縱向一體問題時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現實當中除了那些早已為人們熟悉的標準市場交易外，還存在大量人們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業內部交易，特許經營或縱向一體化，合同或契約等非市場化交易。對于這些大量存在的準市場化交易活動，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它們不是市場經濟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場失靈”或“壟斷”帶來的弊端。對此科斯雖持否定態度（Coase，1972），但進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將市場經濟中的各種交易方式還原為“合同”或“治理結構”，認為企業的“治理結構”與“資產專用性”密切相關。為此，他在企業縱向一體化研究中說明了資產專用性與交易成本節約之間的關系，相應建立了他的整個交易成本學說。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戰略資源；資產專用性；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比較；基于戰略資源和資產專用性的資本結構選擇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企業在資源方面的差異是企業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顧客、供應商、員工、股東、債權人、政府均對企業創造的價值有要求權、資源一般具有多種用途，其中以貨幣資金為最、有形資產的另一個特性是它的透明性、專用性投資使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產品和服務質量、差異化產品實現其戰略優勢、管理者的關鍵任務是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債券和股票除了作為通常認為的融資手段外，還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治理機制、將企業的資本結構與其戰略資源相配比等，具體請詳見。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在資源方面的差異是企業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能夠獲取超額利潤的原因。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稱為戰略資源，資產專用性是很多戰略資源的重要特征之一。交易成本理論將債權融資和權權融資看作是兩種不同的治理結構，本文結合戰略管理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財務學理論，探討如何將融資方式與企業的戰略資源相配比，以充分發揮企業的持續競爭力。

一、戰略資源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由于各種原因，企業擁有的資源各不相同，具有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決定了企業競爭力的差異。凡是能潛在地或實際地影響企業價值（租金）創造的事項，都可以視為資源，但并不是所有資源的所有方面都可成為創造持續競爭優勢的戰略資源。企業在資源方面的差異是企業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能夠獲取經濟租金的原因。作為競爭優勢源泉的資源應當具備以下條件：價值性、稀缺性、不能完全被仿制、其他資源無法替代、以低于價值的價格為企業所取得。

Barney和Peteraf分別于1991年和1993年提出兩個廣為引用的產生持續競爭優勢的資源識別分析框架，Barney認為，并不是所有的資源都有助于企業獲得競爭優勢。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資源必須具備價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個特性。Peteraf總結了競爭優勢產生的基本條件，認為企業資源要產生持續競爭優勢必須符合四個條件：資源在企業間的不對稱分布、對租金的事后競爭限制、資源在企業間的不完全流動性、對資源獲取的事前競爭限制。Peteraf的資源識別分析框架實際上是Barney的延續。

企業異質性來源于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資源，簡稱戰略性資源。戰略性資源必須同時具備價值性、復制障礙和占有能力三個特性。價值性是指優勢資源必須能夠創造價值，因為獲取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最終目的是創造價值。復制障礙是指競爭對手無法復制企業的優勢資源，這一概念是資源基礎觀點的核心命題。里德和德菲里皮認為,隱性、復雜性和專用性構成了優勢資源的復制障礙；即使某種資源可以被清晰地鑒別與理解，然而由于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競爭對手也無法進行復制,如專利、商標、版權以及經營許可證等都受到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占有能力是指占有優勢資源及其所產生價值的能力。一般說來，顧客、供應商、員工、股東、債權人、政府均對企業創造的價值有要求權，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資源的產權都能夠被清晰地界定，所以誰將占有優勢資源就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或許企業能夠有效地使用資產負債表上的有形資產或金融資產，但對于等一些專用性非常強的戰略資源未必能充分發揮其優勢；如果能充分發揮其優勢，這種戰略性資源就將成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資產的專用性越強，如品牌、版權、知識資產等戰略資源，其被他人復制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容易成為企業持續競爭力的源泉。

【摘要】本文利用制度經濟學理論闡釋了釋芝加哥產業組織理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對其在新經濟條件下的實用性進行探討，認為芝加哥產業組織理論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重視，對于產業升級、產業市場格局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制度經濟學；芝加哥產業理論；新經濟

產業組織理論主要有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哈佛學派的產業組織理論基礎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社會福利、理性人假定觀點，[1]關注市場結構對市場經濟行為和效果的影響。哈佛學派認為寡頭和壟斷的市場中，可能存在企業間的共謀行為，提高了壟斷程度，降低了競爭性，導致市場績效下降，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哈佛學派強調為了獲得理想的市場績效，政府應通過政策手段降低市場集中度和壟斷程度。芝加哥學派批評哈佛學派只關心競爭的激烈程度，而不重視市場效率問題。芝加哥學派繼承了奈特的自由經濟主義思想，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重視市場經濟中自由競爭機制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競爭結果，認為市場具有自我調節能力。因此，政府管制市場的重點是對卡特爾等企業間水平價格協調行為和分配市場的協調行為實行禁止和控制，[2]因為這些行為損害消費者福利，限制了產業發展，不能提高生產效率。上世紀80年代以來，芝加哥學派在產業經濟學中逐漸受到了重視，代表性案例是1998年5月，雖然美國司法部聯合各州提出針對微軟的反壟斷訴訟，要求拆分微軟公司，但是2001年6月，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駁回拆分微軟的判決。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政府對信息技術認識的提高，但是對產業經濟的新認識是不容忽視的原因?？肆诸D政府對芝加哥學派觀點的采納，催生了美國并購潮，比如美國得克薩斯公用事業收購英國能源集團，戴姆勒收購克萊斯勒，時代華納重組，艾克森收購美孚公司等。我們同樣可以利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來理解芝加哥產業組織理論的觀點。

一、新型經濟條件下企業的定義和邊界不斷豐富

制度經濟學運用交易費用對企業的性質以及企業與市場并存這一事實做出了解釋，市場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手段，企業也可以視為配置資源的手段，二者可相互轉化、相互替代。企業與市場的區別，也就是企業的邊界如何確定？科斯認為，企業中存在管理成本，所以企業的規模不能無限制地擴大，企業的邊界在于企業組織交易成本等與市場交易成本相同的規模。組織起因于資源相互依賴或企業專有性的概念是企業的邊界模糊了，不見了，將企業作為相互專用的資源而形成長期契約鏈接的解釋削弱了將企業作為基本單位的看法。企業是一個受契約關系約束的資源所有者的集合。企業邊界的模糊和消失在新型經濟條件下更有凸顯的趨勢，新型經濟通常指由新技術革命引起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以及經濟運行規則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帶領下，尤其是互聯網產業的突起，帶動美國經濟從傳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也稱為新經濟。這期間美國經濟出現了較長周期的高增長、低通脹，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計在內的話，美國2010年的消費品通脹率只有1.9％。在知識經濟時代，互聯網改變了企業資源和能力的獲取方式，借助信息技術企業內部交易費用迅速下降，特別是在電子渠道的支撐下，傳統的經營模式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學者ChrisAnderson在2004年提出“長尾理論”（TheLongTail），他系統研究了亞馬遜、Google、eBa等互聯網企業的銷售數據，他發現只要銷售渠道足夠廣闊，那些需求小、非主流的商品銷量也能夠和主流商品銷量相抗衡，因為冷門產品能夠涵蓋了所有人的需求，當有了需求從而使冷門產品不再冷門，這是對傳統“二八定律”的顛覆性認識。長尾理論引起我們對企業邊界新的思考，如果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企業的“長尾”將使企業的邊界更為寬廣，而寬廣的企業邊界又促進了長尾的延伸，能顯著提高企業收益。而大企業兼并、重組和合并將使企業的長尾邊界變得更長，客戶使用網絡技術對長尾的關注成本大大降低，關注“尾部”產生的總體效益甚至會超過“頭部”。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芝加哥產業理論不主張政府利用政策法規保護那些沒有效率、沒有競爭力的小廠商，他們認為規模大的企業比規模小的企業更有助于提高消費者福利有其合理之處：大企業能夠提供更長的“尾”，不但能夠促進消費福利的提高，也能促進企業運營效率的提高。

二、企業兼并重組降低了資產的專用性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交易費用的內涵探討；煤炭企業內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合理性分析；煤炭企業內部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市場運行是需要成本的，而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節約了市場的交易費用、使交易費用不能像在傳統經濟學中那樣被忽略、市場與企業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我國煤炭產業集中度低，企業規模普遍較小、減少交易費用就必須把資產專用性高的資產轉移到企業內部、我國煤炭企業發展循環經濟中采用內部模式還是是由我國的具體國情來決定的、煤炭企業應當采取積極措施來加以應對、煤炭企業自身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障礙頻頻出現等，具體請詳見。

一交易費用的內涵探討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o科斯在1937年發表了名為《企業的性質》的著名論文，開創了企業性質探討的新局面。他認為，市場運行是需要成本的，而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節約了市場的交易費用，其可以簡單的歸納為發現價格的成本以及談判、簽訂和執行合同的成本。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協調勞動分工的不同方式，當市場交易不存在交易費用或交易費用較低時，市場完全可以代替企業來發揮組織生產的作用。但人是有限理性的，同時信息的收集、處理以及傳遞都是需要成本的，這便使交易費用不能像在傳統經濟學中那樣被忽略，由此可得出企業存在的原因在于其對交易費用的節約，并且其規模的邊界線在于企業的邊際管理費用等于市場的邊際交易費用。奧利弗o威廉姆森進一步發展了交易成本理論，他提出了資產專用性的概念，資產專用性是指"當某項投資一旦形成某些資產就很難再作重新配置使用，除非它們在轉移配置中遭受重大的經濟損失"。他認為，在契約簽訂以前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一旦一方的投資轉變為固定資產，由于資產專用性的存在，另一方在有限理性的指引下便會產生對資產專用性方要求重新談判的傾向，從而重新分配本來屬于資產專用性方的利潤。因此，一定程度的資產專用性要求采用企業一體化的產權組織形式，長期契約有利于保證專用性資產的結合效率。阿爾欽和德姆塞茨反對科斯對于市場和企業的區分，他們認為市場與企業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企業只不過是為了減少團隊生產中的搭便車行為而形成的契約連接。張五常(1983)甚至認為，沒有必要存在"企業"這個概念。雖然學界對于企業的性質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他們都承認交易費用在企業、市場劃分中的重要作用，企業的出現最終還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

二煤炭企業內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合理性分析

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的簡稱。它是對傳統"資源--產品--廢棄物"單向流動發展模式轉變的結果，采用了全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即"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在此閉路環流系統下人們將逐漸改變過去只注重高消費，而對自然環境置之不理的觀念，通過廢棄物的循環使用，使資源效用得到最大化的發揮。

我國煤炭產業集中度低，企業規模普遍較小。我國煤炭企業規模較小的現狀必然導致行業內部的過度競爭，資源大量浪費，供給總量難以有效控制，經濟效益低下等弊端。而要解決此矛盾一方面要通過煤炭企業的資源整合,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則要鼓勵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實現內部經濟效益的提高。煤炭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企業自我發展，另一種是以循環產業園區為依托，具體到我國則主要采用前一種方式，這主要是由交易費用的節約程度決定的。

摘要:本文運用委托——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尋租經濟學的相關知識,力求從準租金和不完全契約的角度出發,探求商業銀行存在準租金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的新型定義、特點和本質特征,并給出相應的治理方案。

關鍵詞:公司治理;不完全契約;準租金

一、公司治理的經濟學解釋

1.公司治理的不同視角。

現代企業理論中,對企業性質的獨特認識導致了公司治理問題的不同探討:公司治理就是“安排各種手段以使公司資金的提供者可以以此保證自身能夠獲得投資收益”(Shlrifer&Vishny,1997)或者“公司治理的標準定義是指對股東利益的保護”(Tirole,2001)。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契約理論出發,公司是一組契約的聯結體。由于經濟行為人的行為具有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特征,所以這些契約不可能完全。因此,公司治理也可以理解為由交易雙方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完全契約(Alchian&Demsetz,1972;Jensen&Meckling,1976)。

摘要：當前學術界寄希望于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監督與約束作用，但是真正要發揮出他們的作用還有一段路要走。而這一段路中比較關鍵的環節就是要鋪設機構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渠道，這需要雙方都要進行關系投資。而這種投資是高度專用性的，只有這樣才能形成雙方之間長期的互利互惠關系。

關鍵詞：專用性資產；公司治理；內部資本市場

公司治理的關鍵取決于實現管理者與股東關系的協調與溝通，尤其是與機構投資者之間的協調與溝通尤其重要，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是本文致力于探討的問題。

一、傳統公司治理研究的弊端

傳統公司治理研究以股東利益為出發點，因此它至少會產生以下幾個問題：

(一)決策短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