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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碩士文憑的小王畢業于北京大學。在外交部工作幾年之后，仍然和同事擠在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內，每天和多人輪用一個廚房。最為尷尬的是，和女友感情篤深的小王始終不敢求婚。“一個月的薪水只有1000多元，按北京現行的商品房價格，一年的積蓄還買不到1平方米。”

小王告訴記者，盡管從小有著做外交官的夢想，現在的工資待遇卻讓他常常想要放棄 。“我的研究生同學畢業后進公司的，不算補助和福利，薪水都在8000元左右。”

“這幾年辭職的人多了，出去的人現在都有房有車。”小王一臉的羨慕。小王的困境在公務員中并不少見。人事部的統計顯示，6年來，我國共有2.2萬多人辭去公務員職位。

國家計委的一位官員認為，國外公務員工資是在經過廣泛市場調查的基礎上，參照大企業同資歷人員的工資標準制定的。一般來講，公務員與企業平均工資之比應維持在1.5：1～2：1的水平才算基本合理。在我國，遠遠低于這個比例。他認為，現在的公務員從招聘、錄用、任用到解聘都逐漸實現了市場化。參照市場情況決定公務員的薪資水平，將有利于留住人才，發揮他們的作用。

中華英才網“在線薪資調查”顯示，雖然公務員的薪資排名近期有所上升(從上次調查的倒數第一名變為本次的倒數第三)，平均薪資也有了大幅度的上漲(漲幅達到30%)，仍與企業平均薪水有一定差距。以碩士為例，目前平均年薪水平是60618元，而畢業于名牌大學的小王每年只能從政府手中領取不到2萬元的薪金，公務員與企業平均工資之比為1：3。

“香港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是我們的10倍。特首董建華年薪300多萬，是總理的100倍。”小王有些忿忿不平。

加薪計劃引來紛爭

但是，當公務員第四次加薪計劃傳出之后，在社會上卻引起了極大反響，一些學者和專家公開表示反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林家彬博士就曾對媒體表示，政府應該設法減輕財政負擔，而不應該繼續加薪。

雖然有數據顯示，政府在3年內裁減了50%的公務員，但其整體數量仍然龐大。截止2001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為528萬人，再加上200多萬的離退休干部，屬于加薪范圍內的公務員數量多達700多萬人。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幾乎沒有單獨給公務員加薪的歷史，搭上公務員順風車漲工資的還有其他機構。以每次和國家機關同步加薪的事業單位為例，其背后就有2800萬職工這個更為龐大的數字。“如果僅僅給公務員加薪，每人頭上增加100元，一年也不過增加幾十億。雖然有壓力，財政還不會過于吃緊，關鍵是我國需要財政供養的人員基數過于龐大。”一位專家指出，2001年政府加薪，全國直接受益的人有4500多萬人之巨。兩次加薪合計每人每月增加180元，當年共用972億。

而這項龐大的開支中相當一部分壓在了中央財政的頭上。以2001年的兩次加薪為例，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九省市自行負擔加薪經費外，其他地區全部由中央財政負擔。當年，財政部一共掏出700多億用以提高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工資。數據顯示，1999年以來本屆政府的三次加薪行動，財政累計支出4066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支出2333億元。

在2002年初的財政預算中，本屆政府做出了第四次加薪的安排。為此，中央財政將增加專項支出118億元，其中補助地方支出95億元。

計劃一經媒體透露，便遭到不少專家質疑。有專家認為，我國的財政赤字已經高達3000億。而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銀行的不良債權以及給弱勢群體增加收入等問題，比給公務員加薪更需要政府從財政上來解決。

加薪改為扶貧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增加工資通常是與經濟增長相對應的，如果人均GDP顯著增加，那么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應相應增加。但公務員工資屬于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它的來源主要是財政稅收，如果財政稅收有長期穩定的增加，公務員增加工資才具備經濟基礎。”專家分析說。

但是去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較前幾年大幅下降，1月到10月的增幅是近年來的最低水平。往年明顯帶動財政收入增長的關稅、證券交易印花稅等稅種，去年收入很不理想。

而財政支出的增幅卻明顯偏高。雖然在采取多項節支措施后，去年第三季度以來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略有減慢，但與收入增幅和全年預算安排相比，全國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一直顯得較快。去年國內財政赤字已高達3000億元以上。

與此同時，需要財政大力支持的扶貧問題也顯得日益緊迫。

根據民政部最新統計：截至2002年11月，中國3.2億非農業人口中，已經有1998萬城市居民極度貧困。低保對象每個月領到的低保金平均每人僅有61元。個別地區，低保對象一個月僅僅領到10元錢，一家三口每月就依靠30元低保金生活。

2002年，政府將為城市低保開支近105億人民幣，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但是民政部救災救濟司王振耀司長認為，低保資金還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缺口。他透露，如果要足額發放低保資金，解決低保對象的低保，需要120億到130億這樣一個數額。

“當收入差距問題變得非常尖銳，并引發社會矛盾時，為了緩和矛盾，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拿出部分公務員的工資分配給貧困人群。”該專家指出。而此間也有北京消息人士稱，國務院總理朱基決定將原來用于加薪的財政資金優先用于扶助貧困群眾等支出。

但是曾“舉雙手反對”2002年給公務員加薪的著名經濟學家戴園晨認為，人們不應該再糾葛于該不該給公務員加薪，加多少的問題。“真正面臨挑戰的是，改革我國公務員的加薪機制。”戴園晨說：“這樣，一旦財政形勢好轉，公務員加薪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時，我們才能從容應對。”

薪酬制度的改革理想

“公務員加薪遇到的第一個挑戰是，加薪的人數過多。”戴園晨認為，很多地方的精兵簡政工作并沒有落到實處。“公務員裁員的說法并不準確，應該說是‘分流’。”戴園晨指出，從機關“分出”的公務員大部分流進了事業單位，而這也是財政供養的主要對象。

我國歷史上需要財政供養的人與普通百姓之比有這樣一組數據：西漢1：7945，清康熙1：91，新中國成立之初1：600，目前是1：28。“幾十個老百姓就要養一個公務員，你說難不難？”

僧多粥少，還要平均分配，使加薪既不能解決“窮”公務員的實際困難，也不能起到激勵作用。因此有專家提議，把公務員剝離出來后再進行加薪，才能有的放矢。

“給公務員加薪還應該建立一個合理的、正常的年終晉級的制度。”戴園晨說：“不要都是一次性的調工資。”戴園晨把這種現象形象地比做趕公車。“也就是一大堆人等著，趕上這趟車就漲上了，趕不上這趟車就等下一趟。這一回是連續來了幾撥兒，當然沖擊就比較大，給財政收入造成的壓力也比較大。”

戴園晨認為，從長遠看，提高公務員待遇必然有利于社會的發展。但是，公務員加薪到底是采用普遍分級增加的形式，還是根據公務員個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業績和服務態度等較為客觀的指標分別給予不同程度的提高，哪一種形式更能促進效率提高，仍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