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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證據規則”）中關于超過舉證期限提交的證據，不是新的證據，人民法院不組織質證，在案件審理時不予采納的規定（下稱“證據失權規定”）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表現為以下三點：

一、科學性地采納證據問題

證據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對于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同時，第四十三條第一款又規定，“當事人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不是新的證據，人民法院不予采納”。眾所周知，人民法院組織質證，除對證據的內容即對案情的證明力進行質證外，還要對證據的形式，包括證據來源、產生的時間、證人的資格等合法性進行質證，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逾期提交的證據不組織質證，試問不組織質證，如何能知曉該證據是否為“新證據”？可能有觀點會說，規則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二款對新證據的種類進行了界定，根據界定的范圍可確定是否為新證據。但是，不組織質證如何知道該證據是否為舉證期屆滿后新發現的證據，又怎么知道當事人在有期限內舉證不能的客觀原因呢？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兩難命題，即一方面所有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由當事人質證后才能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要求先審后定；一方面又要求法庭對部分證據未經質證即予以剔除，不作證據采納，要求未審先定。

二、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問題

原告遲延舉證，可以通過撤訴尋求救濟，被告如何補救，訴訟權利是否失衡？實踐中，原告舉證期限內既沒提交證據，又沒有申請延期舉證，為了避免對自己不利的后果，可以選擇撤回起訴后重新起訴，其損失不過是有限的訴訟費及相關費用。但一旦被告在舉證期限內未舉證而且未提出延期申請，且其證據又不屬新證據時，該如何尋求同等程度的法律救濟呢？從證據規則的規定來看，是沒有的。但從權利衡平原則來講，又是應該存在。這說明制度的設置，在此一點上存在缺陷，因為規則本身的目的是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平等，確保程序公平。

三、訴訟效率與實體公正的平衡問題

（一）證據失權的范圍應有其妥當界限，而不應無限擴張。綜觀證據規則，對遲延舉證而致的證據失權，只有一個例外，即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提出延期舉證申請，獲得人民法院準許后，在準許的期限內仍不能舉證但有客觀原因的，證據為新證據。但對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沒有提交證據，也沒有提出延期申請的情形如何處理沒有規定，按照規則的明示和可推知的意思，其法律效果是證據失權。筆者認為，此規定，超出了證據規則提高訴訟效率的妥當界限，證據失權的范圍無限擴張，沒有顧及到訴訟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意外、不可抗力的情形。當事人對其訴訟行為承擔了嚴格責任，不符合制度設置的寬容屬性。民訴法對未到庭的當事人尚且考慮其有無正當理由即客觀原因，允許其在開庭后就此向法庭作出說明。證據規則也應該設置同樣的程序，其期限屆滿前沒提出延期申請或提交證據的，允許在一定期限內提出申請，根據其申請，就有無客觀原因進行質證，并由對方當事人對此作出陳述后，決定是否準許延期，是否對期滿后提交的證據組織質證，作證據采納。

（二）證據失權所致責任也應有其妥當界限，不應無限延伸。證據規則規定，因遲延舉證導致證據失權后，其失權的結果直至本案二審。能否以此推理，其失權結果直至該案而生的申訴和再審程序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申訴或再審程序中因該證據被采納，將引起另一次訴訟，無論其結果是否改變，當事人的爭議都會因再審而暫處于待決狀態，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欲速則不達。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將導致這樣一個判斷，即放棄訴訟權利，將直接導致放棄實體權利，訴訟效率將完全取代訴訟公正。在借貸糾紛案件中，如果一方當事人對訴訟時效證據因疏忽大意未如期舉證，將直接導致其失去債權或承擔已過訴訟時效的債務，且無法補救。在離婚案件中，被告一方未能在舉證期限內提出感情尚未破裂的證據，也未能提交延期舉證的申請的話，將永遠失去其本可挽救的家庭，這無疑喪失了法律的公正性。即使借用刑法理論中的罪責自負的原理也無法圓其說，因為其過失畢竟是訴訟中的行為過失，而非民事活動中的行為過錯，讓當事人因訴訟中的過失行為承擔民事活動的責任，有違公平原則。因為責任與行為無對價性，不相當。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目前證據規則中的證據失權規定存在其片面性和制度設置缺陷。建議設置遲延舉證的審查程序和制裁措施，對逾期提交的證據和延期申請進行審查，確定其是否為新的證據。對屬于新的證據應予以采納，不屬新證據的，審查其遲延原因。對因客觀原因所致的遲延行為，比照規則第四十六條的規定，由遲延一方承擔差旅、誤工、證人出庭作證、訴訟等合理費用以及由此擴大的直接損失。將無客觀原因的遲延行為界定為惡意訴訟的情形，除以上費用以外，另行給予制裁，或者承擔證據失權的責任。這樣設置程序，更為合理，更能達到訴訟中的程序公平，并最終達到實體公正，這才是審判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