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馬克思主義者對道德的批評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本文作者：曹喜博李丹丹工作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

1920年1月1日，發表了另一篇文章，即《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在這篇文章中，對綱常名教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批判。他認為，兩千多年來支撐中國人精神的儒家倫理，也就是所謂的綱常名教均是不平等、片面的道德觀念，都是損卑下以奉尊長，犧牲被統治者的個性以事奉統治者。儒家修、齊、家、治、平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以修身為本”，他們所講的修身，不是使人實現個性，而是使人犧牲個性。他說：犧牲個性始于盡“孝”。而“忠”則是對“孝”的放大，因為君主專制制度是以父權為中心的家族制度的放大體。至于夫婦關系，完全是片面的要求，只要求女子守貞操而男子卻可以三妻四妾；要求女子從一而終而男子卻從來不從一而終；要求女子夫死不能再嫁而男子卻可以再娶。還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三從”女德，對女子的束縛尤其嚴重?？偟膩砜矗寮业膫惱淼赖略诰缄P系上，只用一個“忠”字，便使臣的一方完全從屬和聽命于君；在父子關系上，只用一個“孝”字，便使子的一方完全從屬和聽命于父；在夫婦關系上，只用“順”、“從”、“貞節”的幾個道德，便使妻的一方完全從屬和聽命于夫。儒家倫理實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片面的倫理[2]435。這種對以“三綱”為核心的傳統倫理的批判與陳獨秀、魯迅、吳虞等人的思路大體一致，深刻揭露了儒家傳統倫理道德的不平等本質。但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進一步挖掘了儒家倫理道德的根源，他認為，孔子的學說之所以能支配中國人精神世界兩千多年，并不是因為他的學說本身有多大的權威，或者是永久不變的真理，適合做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它是中國兩千多年來農業經濟組織的產物，作為中國大家族制度的表層構造，儒家倫理有著它的經濟基礎[2]435。把大家族制度、農業經濟組織作為傳統倫理道德產生和存在的根源，這是歷史唯物論解釋歷史的基本思路。陳獨秀20世紀20年代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集中體現在他對泰戈爾學說的檢討上。在《泰戈爾與東方文化》一文中，陳獨秀對泰戈爾的觀點進行了逐一反駁。陳獨秀指出：第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是東洋固有的思想文化，現在還流行于社會，中國有很多軍閥官僚和圣人之徒都擁護它，這種思想并沒有消失，用不著通過泰戈爾來復活它。這種思想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來，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來，不但禁止男女同學，并須禁止男女同桌吃飯、男女同乘一輛火車或電車。第二，知足常樂、能忍自安是東方獨具特色的思想。泰戈爾以為這是一種很高妙的思想，超過了西洋的競爭理念，這其實是錯誤的。東方民族的退讓、不爭、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奴隸的和平思想，其導致的結果就是印度、馬來人還過著物質水平極其低下的生活，中國人還處在兵匪交迫的水深火熱之中，亞洲很多民族長期在英、美、荷、法等強權勢力壓制下忍氣自安。第三，在泰戈爾看來，重心靈輕物質也是東洋文化的特色之一。不客氣地說，中國當時物質文明的程度幾乎等于零，而那些提倡思想文化的人卻遍布全國；泰戈爾如果再加緊提倡，只好廢除輪船鐵路，大家依舊使用獨木舟和單輪車；只有廢除機器印刷所，再用木板或竹簡。泰戈爾所提倡復活的東方文化，如果只是抽象的空論，而不能社會進步提出具體的辦法所，還是不要高談闊論擾亂思想界。1924年4月，陳獨秀發表了《評泰戈爾在上海、杭州的演說》一文，站在被壓迫民族和勞苦大眾的立場為科學和物質文明辯護。他指出，現代產生的眾多惱悶來自于少數人控制物質文明的成果和弱勢民族物質文明的極不發達，于是造成了民族間的侵略和階級間的掠奪。然而，這些侵略和掠奪以及由此產生的惱悶，都不是科學和物質文明本身的罪惡?！叭羰俏覀冏约簝e幸有了物質文明的享樂，便忘了世界上還有無數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階級得不著物質的生活而困苦而惱悶，只管由著自己興趣，高談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靈愉快，什么討論思想，把這些生活奢侈品當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無數勞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質當做可有可無的奢侈品———鉆石，像這樣顛倒乖亂，簡直是個糊涂蟲，還配談什么‘愛’！”

以上議論，反映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陳獨秀的鮮明階級立場，他對泰戈爾思想的批評盡管有過激的成分，但不少是切中要害的。李達在《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一文中把儒學看作中國科學技術的不發達和社會發展遲滯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自從儒家學說在學術界乃至整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占據了核心地位之后，中國的學術就始終沒能跨越出儒家學說的范圍，難說有什么進步。因為統治者以儒家學說取士，而所謂士人便只能研習儒家學說，把自己造成為統治者所要拔取的人才。所以一切知識分子，自童年以至皓首，都去鉆研四書五經，希望在故紙堆中尋取“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統治者們樂不可支，說這班可慮的窮酸都入了牢籠，天下可以太平無事了。在儒家學說占據中心地位的歷史情境中，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從事于四書五經的研修，進行艱苦的靈魂修煉，面向自己的內心做著“存、養、省、察”的道德修養工夫，自然而然對于心外客觀世界的奧秘就很不在意了。事實上，儒學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想是沒有自由的，如果有人偶爾做起向外的格物工夫，涉及一些客觀世界的知識，就會被斥之為“奇技淫巧”或“離經叛道”，而為學術界、知識界所不齒。所以中國的科學之所以不發達，可以肯定地說是受了儒學的重大影響。儒家是從四書五經中討生活的。他們自比為君子，而被民眾那些“小人”所養活。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從來不治生產。他們以言“利”為最大忌諱，若說到提高生產技術、增高勞動生產性，那便涉及“利”的范圍，而成為孔子所指斥的樊遲那種“小人”了。所以儒家做官從政的時候，從不向政府貢獻促進社會經濟的方法。宋代王安石的變法，在儒林掀起了極大的波瀾，終于被所謂君子之儒打倒，新法也全遭廢棄了?？梢哉f，儒學是維護封建秩序的精神紐帶，是中國在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步履蹣跚的重要原因。此外，艾思奇、劉少奇、等人還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辯證地分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指出其作為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本質的同時，也肯定了其中所包含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因素，主張古為今用，批判繼承。比如，艾思奇在他的部分論著中就曾經闡明了共產主義者對中國傳統道德的批判繼承態度，他指出，中國的共產主義者能夠同時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而且本來也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優秀的子孫。共產主義者不但應該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而且已經在繼承和發揚著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不論是一般文化方面的，或僅僅是道德方面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許多珍貴的倫理思想，是完全可以在共產主義者身上體現出來并獲得新的發展的，無產階級的新道德，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單純否定舊道德，而是對傳統的精華加以提高和改造，從而使舊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得到發揚，這是共產主義者和一切道德相對主義者的不同之處。譬如忠、孝、節、義等傳統道德范疇，曾經是封建道德的行為規范，而共產主義者對于這些以及類似的規范，并不是絕對抹殺，在共產主義者的言行操作當中，這些規范的精華之處事實上是得到了重大發展。中國傳統道德當中的糟粕的部分自然是要去除的。比如，對于君主的忠，是絕對要拋棄的，然而共產主義者應該堅持對于國家、民族的忠。家庭內小范圍的孝，在當今的環境中是難以顧全的，就是在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但是在民族、國家、社會等條件允許的范圍內，共產主義者也還是注重對于父母的孝敬的。婦女的片面貞節，吃人一餐飯，一定要有所報答，這樣“有奶便是娘”的義氣，而不分敵我、不論是非，現在也應該拋棄，因為這是有害的、危險的。然而，共產主義者為民族、國家、人民、事業而斗爭時的那種堅貞不渝的節操，為民族利益而奉獻一切的義氣，才是節義精神的最高表現。以上這些對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精華的繼承和發揚，雖然不只是共產主義者才能做到，但是它在共產主義者身上有著多維度表現。

可以說，中國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包括倫理道德的批判是承繼了中國啟蒙思潮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精神，其中體現出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歷史唯物論的特色，即站在以中國無產階級為主體的勞苦大眾一邊，以他們的視域反思傳統倫理道德，挖掘了傳統倫理道德得以產生和存在的社會歷史根源包括經濟根源，并表明了對傳統倫理道德的辯證態度，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為我們當下進一步認知和理解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提供了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