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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育工作中“身份強權”的類型

（一）教師教育職責及其工作習慣性的“強權”。對大學生而言，首先是來自專業授課教師、輔導員與其他相關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的“強權”管理，特別是“輔導員身份認同對于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影響”〔1〕。專業教師的德育“強權”源自其專業知識層面的“學高為師”，在專業領域內的權威教學中滲透著自己的“強權”德育；學校各級黨政部門的領導及其工作人員，對學生入黨、學業考核以及評優評先等方面進行階段性與畢業性定性評定，其中的德育評定學生幾乎無任何質疑的空間；輔導員作為大學生的直接管理責任人，幾乎掌握著事關大學生日常德育評定的“第一審”權力，其意見甚至對大學生來說是“終審”性的，是最常見的“身份強權”代表，在工作中單向性指令是其常態德育模式。（二）家長養育之恩及其法定義務性的“強權”。在中國“養育”子女的傳統觀念下，盡管大學生在法律上已經成年，但經濟上的家庭支持和依賴直接造就了家長源于“養育之恩”的德育“強權”，否則就是品質不好甚至不孝。雖然家長的付出和關愛是純粹的、真摯的、無私的，但因為家長對其寄托了太多的望子成龍與家族光宗耀祖的責任，從小就耳提面命地說教甚至“棍棒下出成績”的體罰，所以導致學生產生逆反、抵觸甚至仇恨的心理。于是，在家長與子女的交往中表現出諸如少交流、不交流、一說話就吵架等現象，也就不新鮮了。這也是很多學生在漫長的暑假寧愿待在學校，也不回家的原因之一。（三）職能部門管轄及其法定權力性的“強權”。對大學生德育具有教育職責的部門之一是校內部門，包括學校黨委、院系黨支部、學校各個部門以及院系部門如學校教務處、學生處等，因其不僅是國家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執行單位，而且也是學校相關制度的制定單位和執行單位，其從各自職能出發開展對大學生的行政管理權限內的德育工作。（四）德育活動組織部門及其參與強制性的“強權”。各種內容和形式的德育活動是對大學生開展德育的重要途徑之一。國家教育部、學校所在省市的教育廳（局）都根據國家或省市發展的形勢，制定了對全國、省市具有指導作用的規劃、計劃；高校在教育部與所在地教育廳（局）的相關文件指導下，也在制定高校自己的德育工作規劃、計劃，以指導校內各院系與全體老師的德育工作。常見的有德育講座、各種公益活動、親子活動與其他主題性的文藝活動等。大學生幾乎從小學就開始接受此教育，內容上大同小異，無非組織者、活動地點和活動主體會發生變化，新鮮感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逐漸消減，導致學生存在應付甚至反感的情緒。更關鍵的是，德育活動從組織、參與、內容、活動方式到學生角色等，學生都被“蒙”在鼓里。又因組織者或承辦者等德育工作單位或主體都是具有某種獎懲權限的部門，所以學生只能被動地接受，忍氣吞聲、強顏歡笑成為一種保護色。

二、“身份強權”對德育的反作用

在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展且日漸完善的時代，“身份強權”的德育只能造成教育者和學生的“兩敗俱傷”。（一）對德育教師身份權威的逆反性頂撞及其遵從偽裝。在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下，在持續的“公民意識教育”中，大學生對“自身公民身份和自身權利、義務”有了越來越清晰的確認，進而產生了“道德視域中的公民意識”〔2〕，使得民主、平等、法治與自由等理念深入其心。再者，盡管高校的德育學科教學者、管理者與道德水平評定者等德育主體也在積極地改進工作方式方法，與時俱進地更新內容，但在實際的教學和管理中，出于個人面子、學術地位與職稱榮譽等維護需要，還是不允許學生出現觀點質疑、理論辯駁等“身份權威”挑戰情況的。于是，在德育工作的事實上形成了對立：極個別學生冒著相關學科或某方面考核不合格的“風險”，敢于據理力爭甚至頂撞教師，成為“大逆不道”者；大多數學生則是比較隱忍，采取假裝的“言聽計從”和對德育老師的“虔誠”。（二）對家長身份權利的逆反性反抗以及不良的心理抵觸。在日常生活中，子女逆反和不良心理抵觸的情況有：首先，家長以“長者”自居，在和子女交流溝通時，不能以對方的角度了解其心理，而是以自己的情緒為主導，這樣致使家長和子女互相產生抵觸，不能和諧而有效地以“己德”影響孩子。其次，子女在新環境中產生的新的感悟也不及時、有效地和家長暢談，致使子女和家長之間的距離拉大，家長和子女之間不能建立和諧的關系，進而無法了解彼此內心的感受，家長和子女的關系僵化而相互抵觸。在日常的生活過程中，各種抵觸的學習現象比比皆是，需要進一步加強家長和子女之間的關系，創建和諧的家庭教育。在日常的交流中要時常用覺照的功夫，家長看到自己不好的東西，要通過深刻反省、懺悔、發愿等方式，讓它不要再出現。但很多時候家長無法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改不了愛情緒化的惡習，就是因為家長自己沒有進行深刻反省，究其根源是因為不明白“行為作用與反作用”的真理。家長的行為會反作用到子女身上，因此，家長需要以自己的行為作為模范影響子女的心理。這就是說，要從根本上改變子女的思想，家長必須先改變自己。（三）對行政權力德育管轄權及管理制度的正當性懷疑及其認知抵觸。在高校德育工作實踐中，德育工作就像“乾坤大挪移”一樣無所不包，幾乎每個人、每個部門、每個學科等關聯的任何主體，都可以對大學生進行“自以為是”的德育。特別是一些部門的工作人員打著培養學生某種能力的旗號，讓學生去做本該屬于他們自己分內職責的工作，學生做了會耽誤學習，不做則會被扣上“沒素質”或“不道德”的帽子，導致學生很是厭惡。從職責上看，學校及其所在地政府內有專門的德育部門、德育隊伍，一些部門越殂代皰甚至畫蛇添足的德育工作，看似積極、主動、計劃周密、目標明確、效果較好，卻因為非德育職責干了不專業的德育工作，而導致學生苦不堪言、苦不敢言，只能積累對德育工作的消極情緒與認知抵觸。由于現代新媒體的發達，尤其是自媒體的“無約束”生長，使得大學生很容易受各種“自由”言論的蠱惑，對高校德育工作及其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產生質疑。例如，在學生的評優評先等工作中，一些高校的學生干部加分制度很容易引發學生的吐槽；再如，近期暴露在媒體的學生會干部耍官威的現象，更讓學生們質疑學生會干部管理制度的正當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四）對德育活動內容的習慣性敷衍及其效果低下。德育活動作為一種道德品質生成性的實踐活動，但卻因為內容的老生常談而使學生很是無奈和倦怠。學生比較厭倦的內容有：首先，苦情德育活動。這種說教在親子活動與感恩教育中最為常見。在現代多媒體教學技術的支持下，教育者專門選擇各種辛苦的鏡頭加以放大，以各種感人的瞬間去引發學生對自己父母各種為自己奉獻的瞬間回憶，以激發學生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激和感動。但在全面決勝小康社會的時代，絕大部分家庭都實現了小康，用極個別的貧苦現象以偏概全地對學生加以教育，很容易因為和學生現實的生活差距太大而起不到持續性的教育效果，很多學生充其量也只是見到一種貧苦的生活狀態案例而已。其次，形式化的公益活動。在德育中，各種組織單位動輒就是組織捐款、到敬老院等單位打掃衛生、防疫公益宣傳與到農村和山區開展支教活動等。盡管在這些活動中大學生能受到良好的德育，卻因為方式、內容與服務形式太老套，特別是一些盈利性單位的廣告性參與，導致公益活動沾染上了商業宣傳的色彩，甚至大學生無形之中充當了義務的廣告人，大學生在活動中半途“逃跑”、收費服務，或采取各種方式逃避是常見現象，其德育效果可想而知。

三、德育工作中“身份強權”的矯正方式

解鈴還須系鈴人。對“身份強權”德育的矯正工作，既要采取針對性措施，也要修訂與完善相關的規章制度、政策甚至法律法規，才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意義。（一）學校建立新型師生關系，并創新平等型德育工作方式。建立新型師生關系既是現代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師生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首先，完善“政治性、物質性、精神性、學習性利益訴求”機制〔3〕。學校要依據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和各種行政主管部門的政策，在原有的各種制度的基礎上，增加或完善相關的權益訴求、意見發表以及建議提議等制度條款，讓學生能在法律法規、學校制度與紀律的框架內，自由、平等、公開透明地發表德育訴求、主張德育權益、參與德育設計等。其次，建設“教育主導性和管理服務‘共同體’”〔4〕。學校內的各德育相關主體，要轉變出發于法定職責的管制性工作方式，打造學校德育網絡教育服務和管制一體的德育共同體，讓學生在積極參與中去生成自己的道德品質，最終不斷提升道德水平。（二）家長與學生建立新型親子關系，并提升親情型交互工作方式。反思家長“身份強權”導致的單向德育績效低的情況，建設交互型的親子關系尤為必要且緊迫。首先，做求學型家長。家長自覺改變長期以來的管教姿態和習慣，秉持謙虛謹慎的精神，向學生請教新形勢下、新理論下的各種道德現象，并在傾聽、學習與交流中，逐漸改變親子之間無話可說、交流少甚至交流即爭吵的尷尬關系。例如，家長可以以了解校園貸的請教方式，向自己的子女問詢校園貸的借款和還款方式、消費目標與危害等，讓學生在對家長的“教育”中完成自我教育，可謂一舉多得。其次，做分享型家長。家長要學會與子女分享各種信息，如生活趣事、重大社會新聞、家鄉重大變化以及共同熟悉人的重大變故等，讓親子之間在各種信息的互動中反思自己、珍惜對方。（三）職能部門轉變行政權力壓制性工作方式，并提升服務意識和能力。學校內相關部門及其所在區域的政府及其行政部門等相關德育主體，要在反思“校園安全管理、學校文化、管教方式”等方面失職、失范的基礎上〔5〕，提升與不斷創新服務職能。首先，強化引導或指導性服務。各相關職能部門要從遵紀守法、傳承和踐行美德的積極結果層面，加強對學生物質上、精神上的激勵和引導。比如，運用關于學校班級或宿舍衛生評比的制度及其評比結果，鼓勵學生做好個人與團隊衛生，既能為自己創造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也可以獲得學校或院系的相關獎勵等。其次，強化問題學生甚至違紀違法學生的教化甚至改造服務。運用制度甚至法律、法規等剛性手段對問題學生開展強烈、刺激的矯正工作，是學校德育的重要工作之一。例如，某高校對不好好學習的學生采取本科降為專科的方式，既可以強力教育當事者本人，也可以有效地警示其他人。（四）按照學生實際需求開展德育活動，并追求切實提升的教育效果。在學校德育工作規劃與計劃的基礎上，根據學生的階段性與長期性的德育需求，去組織實施各種德育活動，以教育的針對性、內容主題吻合性與學生參與的主動性，追求德育活動的積累性的成果。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常規德育活動由學生自主組織。學校及其院系或科室等向全體學生公告國家、省市與學校的德育工作計劃，之后讓學生根據自己所屬專業、班級和年級等實際，自主組織具有教育針對性的德育活動。其次，重大社會事件背景下的德育活動應時組織。比如，根據近期出現的大學生莫名“失蹤”的現象，開展辨別傳銷和財富觀的情景劇表演活動；根據重慶公交事件組織學生到街頭、公交車上等地點，開展公交安全法治教育和安全應急技能教育等活動。其關鍵在于確保德育技能內容的實用性、德育主題內容的時效性。德育工作中的“身份強權”作為一種有利于被教育對象的附屬“產物”，并不會改變德育工作的必要性、積極性、利他性與奉獻性。但作為德育工作各相關主體，還是要加強研究，積極改進，把因此導致的教育績效低等問題徹底消除，為培養高道德品質的有志青年服務。

參考文獻：

〔1〕征春秀.社會認同理論視角下高校輔導員身份認同研究〔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8，（3）：88-90.

〔2〕馮蕓.論道德文明建設中的公民意識養成問題〔J〕.齊魯學刊，2016，（6）：69-74.

〔3〕吳松強.高校學生利益訴求表達現狀及對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6）：108-113.

〔4〕陳曉梅.角色理論視角下高校輔導員的困境和突圍〔J〕.教育與職業，2016，（22）：82-85.

〔5〕賀靜霞.參與與治理：論學校在反校園欺凌中的職能〔J〕.教育導刊（上半月），2018，（4）：32-37.

作者:張志超 單位:燕山大學電氣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