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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結號》這部電影講述了主人公執著尋找組織，執著證明戰友們為烈士的故事。他執著的原因是身份認同，即他要找回丟失的身份，使社會他者認同符合自我認同。

關鍵詞《集結號》身份認同

在小說《官司》的結尾部分，營長面對谷子地的墳墓說到，“老谷本來是可以做許多大事情的，沒想卻一直在那件事上繞來繞去跳不出來。”這“那件事”就是在電影中谷子地千辛萬苦地找部隊，為證明犧牲的戰友為烈士而進行千辛萬苦的努力，也就是谷子地執著的進行身份認同。

電影可以分為三個大的場景：汶河戰場、朝鮮戰場和汶河戰場故地。在第一個場景中。谷子地作為九連的連長，接受了團里的阻擊命令，并且，“不管幾點鐘，以集結號為令，隨時準備撤退”，“聽不見號聲，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個人，也得給我接著打下去”。九連從中午守到了天黑，除了連長外，四十七個弟兄全部壯烈犧牲。我軍發現僥幸活了下來的谷子地時。他正穿著國民黨的制服，正是因為這敵兵的制服。使我黨整整十年都在懷疑他——懷疑他是先叛變國民黨軍隊，然后又被我軍俘虜。而觀眾們知道，他在戰爭中的表現足夠稱得上是盡忠職守。更糟糕的是“幾百萬人的部隊，打爛了整編，打勝了也整編”，他找不到自己的部隊了，找不到自己所屬部隊，他的戰士身份就不確定。就這樣，一名浴血奮戰的戰士了被“收留”在炮兵團里。同時，沒人能證明戰友是烈士。而只能確認他們為失蹤，戰友們也遭受了身份的丟失。

為什么身份認同如此重要，谷子地競放棄許多大事而執著于此呢?

簡單來說，身份認同就是回答“人(我)是誰?”(我是什么身份?)“人從何而來?到何而去?”的問題。人類自產生自我意識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糾纏著人類。因此，無論中外都有人類起源的神話，如中華民族的女媧造人，希伯來民族的上帝造人。這個問題的存在有其復雜的原因，其中一種，就是當回答了“人(我)是誰?”的時候，就可以回答人該怎樣活的問題。明確了人的身份，就確定了人在社會中的坐標、位置。身份的確立，就確立了作為特定社會角色的人的義務、責任、權利、忠誠對象等等。人作為社會的個體，喪失了身份，就喪失了“自我價值感，自我意義感”。谷子地找到組織以后，堅持說自己是“139團3營9團的谷子地”，拒絕承認自己屬于二斗所在的炮兵團，也不愿意提及自己是抗美援朝的二等功臣，這簡單的堅持向觀眾袒露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身份認同的自我期待，以及對自我價值意義的定位。

電影中，在汶河戰場故地，部隊分小米以撫恤解放軍家屬時，烈士家屬可以分得八百斤，而被確認為失蹤戰士的家屬只能分得兩百斤，這引起了失蹤戰士家屬的不滿——“這不公平”。這矛盾的實質就是身份認同區別。同樣，王金存的未婚妻孫桂琴告訴谷子地，家鄉的人說王金存是被自己人斃了，從而使婆婆抬不起頭來。因為同鄉們認為王金存在戰爭中的身份是一個畏戰的孬種，而不是在短暫的戰斗中成長起來的真正戰士。因此，無論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身份的確定對人存在的必要性可見一斑。

人是生物性、社會性與精神性的統一體，人的身份認同就可以簡略地分為自我認同和他者認同。自我認同是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對自身身份的建構，同時這種建構也有待于社會的承認或認可，主體就需要為了得到這種承認、認可進行一系列的努力。同時，由于社會權利的巨大或其他客觀原因，個體的人在自我身份建構上往往沒有話語權，其身份的建構無法收到主體的掌控，而受制于他人或社會的控制，即他者認同。這樣主體建構的身份“我是”就變成了他者建構的“他是”。讓谷子地受了十年委屈的是作為他者認同證據的國民黨制服，有趣的是，在朝鮮戰場中，李承晚盟軍的制服，讓谷子地一行人虎口脫險，因為美軍認同了其“戰友”身份。電影中，那些失蹤的戰士，其中肯定有一些是烈士，因為“犧牲、逃跑、被俘都有可能造成失蹤”。由于無法找到其人，從而他者(部隊)在建構其身份(以分小米為形式)時，無法給予其家屬烈士那樣的待遇。同時，王金存只是在當九連指導員之前才有其社會身份一因畏戰而要被軍法處置的士兵，阻擊戰后，因為生不見人，死不見尸，谷子地的證明又太虛弱，所以其新的、真實的身份是無法確認的，他仍然是個畏戰的士兵。無論原著小說中。還是電影中，谷子地所要做的就是使他者認同與符合自我認同。

阻擊戰中，排長焦大鵬和“老刺猬”聲稱聽見了集結號聲，而谷子地耳朵被震聾了，根本聽不到號聲，所以沒下達撤退的命令，直至全連兄弟全部犧牲。戰斗之后，谷子地一直陷入自責之中。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作為軍人，下級，他遵守了命令，沒有(不能也不可能)聽到號聲，沒有下達撤退命令，同時假如號聲真的響起，他就沒有遵守命令。就沒有履行連長對九連的責任。正是這種身份的職責意識和矛盾，讓其進行了一場精神上的磨難與行動上的自我救贖。在朝鮮戰場上，他為了大局著想，犧牲自己而去救踩到地雷的二斗。這與阻擊戰中的犧牲實質上都是犧牲自我。顧全大局。而后果是截然相反的。見到團長墓后，他想砸團長墓碑；他和二斗則成為親如兄弟的朋友。谷子地不怕犧牲，因為犧牲是軍人這種身份的職責一部分，后果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就是因為谷子地認為團長沒有履行作為團長的職責。首先是團長沒有吹號就是不尊重下屬的生命，其次。沒人證明九連犧牲的四十七個弟兄是烈士，“咱九連，四十七個弟兄，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了失蹤了呢?”。這句話道出了對團長的責備，道出了對失掉身份的委屈，也流露出對獲得身份認同的渴望。他為戰友們的證明就是在履行了連長的責任，義務，同時。他也通過履行這種責任義務來建構自我的身份，進行身份的自我認同。

他在找組織的過程中。看到一望無垠的無名烈士墓。知道了證明自己的身份困難重重，找到當年的部隊等于大海撈針。同時，從社會角度來講，個體的人以及多個個體都是可有可無的。用二斗的話說，人“頂多是那大河里的一滴水珠吧，誰在乎咱們從哪個泉眼里冒出來的”。但谷子地并沒有感到自己僅僅是社會這個大機器上的一顆小小的螺絲釘，在面對他者認同危機的時候，谷子地勇敢的堅持了自我存在的價值，“人家不在乎，咱們自己得在乎”。在他者與主體力量對比，差距如此強大的情況下，顯示了主體的弱小，而弱小者偏偏遭受磨難，電影給予觀眾的是悲哀：而在“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況下，谷子地的螞蟻撼大樹般的身份認同具有了悲壯的崇高性。影片的結局是大團圓式的，他找到組織，四十七名戰友被確認為烈士，錯位的他者認同與自我認同取得了一致。而其認同過程中，偶然幸運的因素過多，又多多少少導致了這種認同具有了悲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