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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電視劇《國家孩子》圍繞20世紀60年代內蒙古牧民收養上海孤兒的文件進行敘事，將一場拯救生命的遷徙之路轉化成一部精彩的年代畫卷，使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懷與身份認同融入作品的敘述當中，成為反映民族和時代精神的藝術佳作。本文從電視劇《國家孩子》的敘事策略、視聽語言等角度對民族情懷與民族身份的建構問題進行深度挖掘，詮釋民族想象與家國認同的層次關系，通過獨特的影像敘事彰顯主旋律電視劇的藝術價值，幫助建構起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感及其共同體觀念。

【關鍵詞】《國家孩子》；民族情懷；民族認同；敘事線索

如何通過影像敘事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高各民族的文化認同感，是影視創作者亟待挖掘的重要內容。①電視劇《國家孩子》取材自真實的歷史事件，又立足于漢族與內蒙古少數民族人民的情感交流，通過講述一場拯救生命的遷徙之旅，充分探討人類生存與繁衍的偉大母題。電視劇一方面以代表漢文化的“上海孤兒”和內蒙古少數民族同胞作為敘事對象，拓寬了中國主旋律影視作品的表現空間；另一方面利用敘事主體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重塑少數民族文化想象的過程中，充分寄托了創作者的愛國主義情緒，利用獨特的影像敘事增強各民族的身份認同感。本文以電視劇《國家孩子》為例，從敘事策略、視聽語言等不同層面分析其文化認同和民族情懷的表達，以及通過邊疆敘事的合理想象建構起民族共同體的核心概念，進一步闡釋民族想象與身份認同的深層次關系，從而對電視劇的文化本質和精神內核具有更深入的思考價值。

一、電視劇中家國情懷與民族認同的重要意義

首先，家國情懷是培養愛國情懷的核心要素。在民族文化加速融合的時代背景下，將家國情懷融入作品的民族情懷之上，使影視創作者自覺承擔起對于本民族的文化表述和主題建構，也是民族精神從自我表達轉向集體表達的變化過程。培養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主旋律電視劇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的重要展現。②對于表現民族文化交流的作品而言，往往從民族平等的角度再現各地區的多樣化生存方式，關注各族人民的共同命運，對勤勞而善良的中國人民進行由衷歌頌。電視劇致力于從家國情懷上升到愛國主義精神，創作者也從基于個體化的民族想象拓寬到整個家國情懷的構建，利用獨特的影像敘事還原基層群眾真實的生活場景，也為中華各族人民描繪了一片宏偉藍圖，將抽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形象化展現。以《國家孩子》為代表的主旋律年代劇從某種程度上是對歷史的再現，電視劇從重要的歷史規律和現實視角出發，通過講述個體人物與民族命運的深層次關系，并將青少年的發展與民族和國家的發展聯系起來，充分激發電視劇觀眾的愛國情懷和憂患意識。其次，民族認同是構成家國認同的重要起點。從民族認同到文化認同、再到國家認同，共同構成了社會認同的關鍵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下，民族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而家國認同則是民族認同的最終目標。主旋律電視劇的意識形態輸出，首先應當以各民族的身份認同為前提，在提高民族身份認同感的過程中承認中華民族的統一。③由各族人民聚集起來的族群意識形成了中華民族統一的社會認同感，其間既有屬于各族人民獨一無二的民族精神，又從中凝練出具有普遍性的國家文化。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轉變，不僅體現著族群文化尋找精神依托的重要過程，也表現出少數民族同胞慷慨大方的團結精神。《國家孩子》在充滿民族風情的鏡頭語言之下，著力強調了該地區人民對地域文化的歸屬感，這種情感建構在敘事對象的日常生活當中，是對民族真實生活的全方位解讀，同時也飽含了創作者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賦予電視劇作品強烈的歷史厚重感和情感穿透力，真正意義上建構起民族文化，捍衛中華民族認同的統一。

二、從敘事策略層面建構民族身份認同

在敘事線索上，電視劇《國家孩子》圍繞即將送往內蒙古草原的四個上海孤兒展開敘事，將觀眾的視線重新帶回20世紀60年代，通過每一位少年兒童的成長經歷來反映時代的發展變化，集中體現了劇中人物的民族歸屬感。1960年，由于南方地區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上海大批孩童失去了自己的父母親人，連同朝魯、通嘎拉嘎、阿騰花和謝若水在內的3000多名上海孤兒被大愛無疆的內蒙古人民收養，在少數民族人民的深切關懷下幸福成長。在電視劇《國家孩子》中，兄長魯小忠更名“朝魯”，被牧民哈圖收養，從一開始想要逃離草原到回上海尋親，對故土家園的追求成了他堅持下去的動力；妹妹魯小魚更名“通嘎拉嘎”被保育員烏蘭收養，從生活到心理上都備受草原母親關愛，同時也獲得了家庭的溫暖；被草原人民收留的謝若水雖有幸與父母和親人相認，卻拒絕了親人的挽留，執意返回內蒙古，將個人理想投入草原母親的發展之上；被父母遺棄的孤兒阿騰花經過蘇書記的教育，也逐漸放下對家人的怨恨，真正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國家孩子》從這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敘事線索出發，通過描述他們大體相同的成長境遇，將個體的情感上升到民族的情感，從對草原的認同走向對家國的認同，在故事的具體走向中展現人物的內心追求，并從心理上實現對自我身份的確認，賦予作品較高的思想深度。在人物設定上，電視劇《國家孩子》集中塑造了富有草原精神的女性形象以及四位上海孤兒，通過展現他們與草原文化的聯系，充分彰顯劇中人物的民族情懷。首先，電視劇從四位不同的人物出發，將人物的性格特征與其成長經歷聯系起來考察。由于自小受到內蒙古父母的養育，主人公朝魯、通嘎拉嘎、阿騰花和謝若水養成了剛烈頑強的性格。哥哥朝魯對自己的人生有著明確的規劃，強烈希望加入民兵連，只要涉及原則的問題絕不妥協；妹妹通嘎拉嘎自小被溫柔敦厚的額吉收養，收獲幸福的童年也養成了正直善良的性格，主動將學醫的名額讓給阿騰花；成年后的謝若水不屑于官場名利，帶著養父的遺體重返草原故鄉的懷抱；阿騰花則在一次次的成長蛻變后放下對家人的恨意，與曾經的自己和解。這四位主人公身上都帶有鮮明的草原民族印記，在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現少年兒童的成長經歷，也在潛移默化中彰顯劇中人物的民族認同感。其次，作為貫穿全劇的核心人物，淳樸善良的“草原母親”烏蘭不僅成為四位上海孤兒改變命運的關鍵，在其身上也同樣流淌著大愛無疆的蒙古族血液。草原是烏蘭的家，其也在用草原牧民的精神滋養著這群少年兒童。為了照顧這群毫無血緣關系的“國家孩子”，烏蘭放棄了原本屬于自己的愛情和事業，毅然決然地投入照顧上海孤兒的理想追求當中，她用自己的世界觀教育這群少年兒童，又賦予他們深切的母愛關懷，才使得這群被親人拋棄的孩童找到了身份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作品用飽含激情的筆觸，著意于劇中人物的靈魂描寫，無論是剛強堅韌的男性形象還是溫柔敦厚的女性形象，都深入人物的潛意識層面，挖掘他們的民族意識，從角色身上滲透出來的民族情懷也給觀眾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敘事主題上，獨特的草原文化語境決定了電視劇作品的特殊表達方式，《國家孩子》用人物承載思想，靠故事表達主題，將作品的民族情感與其特有的人文關懷結合在一起，通過展現劇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繼而上升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充分實現了民族語言與歷史形象的耦合，刷新了人們對民族情懷和民族認同感的認知。首先，電視劇通過細致入微的親情展現，喚醒蒙古族人民的草原精神，深受草原文化洗禮的朝魯、通嘎拉嘎、謝若水和阿騰花四人，在養父母哈圖、烏蘭等人的培養和教育下，拉近了與蒙古族人民的聯系，也意味著漢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幫助建立起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其次，《國家孩子》又在具體的影像敘事中回歸真實人性，重新還原了一段特殊的歷史記憶。主人公最終選擇回歸蒙古草原，將個人理想與民族命運和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意味著人物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心路歷程，劇中幾位主要人物的成長經歷既得益于養父母的真切引導，又與國家的政策支持密切相關，人性在漢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情感交織過程中真正得到了升華，幫助理想青年還原最本真的生活狀態，也從中樹立起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

三、從視聽語言層面建構民族身份認同

電視劇《國家孩子》的民族身份建構，一方面是通過獨特的敘事策略來表現個體人物的成長經歷，進而上升到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則是經由創作者個性化的影像語言，在創造性的視覺表現中訴諸個體情感和族群意識，這也成為彰顯主旋律電視劇文化自覺的有效途徑。④《國家孩子》并不著意于表現上海孤兒的極致苦難，反而利用平實、真誠的鏡頭語言來展現新中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民族印記，充分發揮了視覺影像元素的獨特性敘事功能，試圖從視覺語言、聽覺語言等不同的層面建構起民族意識的主流話語地位，表現出作品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生動再現了觀眾印象中那段特殊的歷史記憶，并由衷贊美內蒙古少數民族人民的崇高信仰和民族精神，通過戲劇化的民族想象實現集體性的文化身份認同，并將這種全新塑造的民族文化進行全面推廣，在無形中豐富了作品的民族文化內涵，提高欣賞者的共情意識。在視覺畫面的展現上，電視劇《國家孩子》不僅注重對歷史真實事件的還原，也更加強調視覺語言的審美空間再現，電視劇在畫面的構圖以及鏡頭語言的表現上，都極力突出蒙古族獨特的草原文化風貌，進一步強化作品的民族烙印。為了讓作品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導演巴特爾極力追求詩化的現實主義手法，將濃郁的內蒙古元素充盈在作品的不同畫面敘事當中，力求對鏡頭語言的精準表達。在《國家孩子》的開篇部分，鏡頭就通過大量的遠景和全景拍攝，向觀眾展現出大草原宏偉而又遼闊的意境空間，并從遠景帶向了通往內蒙古地區的遷徙之路，逐漸將作品的拍攝內容從草原引向具體的敘事空間，表現出一種天地遼闊的藝術氛圍，讓作品的敘事畫面擁有更多的民族韻味。除此之外，導演始終堅持自建生活場景，無論是綠皮火車還是大草原蒙古包，都極力追求逼真，用自然的人物和自然的景色還原真實的歷史時空，多方位展現蒙古族人民的生活變化，譜寫出一篇波瀾壯闊的草原史詩，也讓觀眾再次感知內蒙古人民大愛無疆的奉獻精神，豐富了電視劇的語義表達。在聽覺語言層面，《國家孩子》致力于通過主題音樂和人物旁白吸引受眾的注意，發揮聲音語言對民族情感的塑造功能。一方面，《國家孩子》極力追求原生態的民族音樂，讓主題音樂作為敘事的主體，使聲音語言同故事主題緊密結合在一起，充分表達“國家孩子”的民族情感。由旦增尼瑪演唱的主題曲《永生不忘》，借細膩婉轉的歌詞表達對草原故鄉的眷戀，同時也飽含了蒙古族人民對生命的思考。旦增尼瑪用深情的歌喉將“馬蹄踏碎”“白云落腳”的草原意境演唱出來，讓民族情感以歌唱的形式熔鑄到電視劇的主題敘事當中，作為表現民族身份認同的聲音進行推廣和傳播。這種極富代表性的民族傳統音樂讓作品的民族情懷得到盡情釋放，對民族認同的建構產生著至關重要的作用。⑤另一方面，電視劇巧妙地融入了主觀敘述視角，經由敘述主體的旁白解說緩緩地引向內蒙古人民的收養歷史，這不僅是主人公一個人的成長記憶，更承載著各族人民的共同記憶，實現了聲音語言從藝術功能到文化功能、再到政治功能的敘事性轉化，幫助觀眾更好地反思民族文化，建構起民族身份認同。

電視劇《國家孩子》通過講述一場拯救生命的遷徙之旅，喚起一段特殊的歷史記憶。四位上海孤兒與少數民族人民的真情相處，已經成功地融入各民族人民的深切記憶中，并以此為前提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被演繹成具有家國情懷和愛國精神的集體性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存在于電視劇作品的敘事策略當中，也存在于視聽語言的包裝形式上，將抽象的意識形態以具象的影像美學展現出來，充分揭示了帶有民族文化的符號性語言，以此來詮釋電視劇作品的民族與時代精神。中國的歷史年代劇是眾多創作者對集體無意識的個性化表達，以民族敘事作品要想獲得發展，應當充分利用民族文化特點和民族精神風貌，將民族文化與漢文化緊密相連，繼而增強各族人民的民族認同感，并上升到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利用影像作品幫助推進中華民族的和諧發展。

作者:楊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