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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從西部電視業以及文化產業的角度提出“西部電視特區”的概念，并分別從西方非均衡發展理論以及經濟特區和行政特區對其做了學理層面的淵源闡釋。

【關鍵詞】：西部電視特區文化產業西方非均衡發展理論經濟特區行政特區

西部豐富而深厚的文化資源，是西部文化建設的基本條件，更是西部電視業發展的資源優勢。但由于西部地區普遍存在經濟基礎薄弱、人口素質較低、自然環境惡劣等問題，以及西部電視的發展在全國電視業迅猛發展和中國加入WTO的環境中遭遇沖擊，使得西部電視的資源優勢難以發揮。電視業的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制訂戰略的依據不僅包括本國（地區）據以發展的各項因素和國際背景及世界傳媒業業已形成的格局與發展潮流，還必須有一套從內外部與之相適應并且是互相適應的戰略與文化價值觀。在理論分析和對策研究過程中，除了考慮國內傳媒業的競爭外，還必須考慮國際環境下西部電視的生存空間。西部電視的“自然（特別是地緣條件）、經濟、價值觀等弱自增長條件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種正如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儲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對投資產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資乘數效應的漏損效應”①。通過對西部電視發展之路的探尋，我們認為，不論從西部電視自身的發展，還是國家發展文化產業的角度，建立“西部電視特區”，進行更加宏觀的徹底的改革嘗試，不但是一條具有突破性與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電視抓住機遇和應對挑戰的必要舉措。

一、概念闡釋

面對國家體制創新、科技創新、知識創新、精神創新的時代，西部文化建設也要走創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殘守缺中陶醉，不能守著陳年老店茍延，而要在創新中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優秀民族之林，為人類文明作出新貢獻。電視業無疑是文化產業的主體，因此西部電視業需要解除觀念上的束縛，需要創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鑒經濟領域成功的發展經驗，像當年建立經濟特區一樣，建立“西部電視特區”。

“西部電視特區”，旨在為探索中國廣播電視業與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新道路，建設國家文化產業發展基地搭建一實驗平臺。其實質就在于：在承認經濟發展水平的根本制約作用前提下，摒棄庸俗、片面的經濟決定論，通過理念、體制方面的變革和資源的整合實現跨越式發展；通過在體制上政策上市場培育上得到的更多優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夠逐步發展成為國家文化產業發展基地。

傳媒區域擴張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過不停地跨區域、跨媒體、跨行業的擴張，才發展成今天這樣的規模，與政府隨著社會、產業的發展不斷修正、補充法律、扶持傳媒擴張有直接關系。法國、意大利、德國等歐洲國家分別頒布法律，取消了對廣電領域的國營壟斷，從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國新的電信法的出臺，為傳媒企業尤其是廣電集團的兼并和擴張提供了法律依據，引發了傳媒領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組的浪潮，以至產生了像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這樣的媒介巨人。西部電視特區即希望依靠國家行政力量克服現行我國媒介制度結構的矛盾，將西部電視作為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中給與相應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的轉變，將西部電視業發展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陽產業，以此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和中國電視業的全面發展。

二、淵源闡釋

在全國電視產業的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資使西部電視發展難以獲得有效推動。由經濟特區的啟示和行政特區的示范作用，我們提出建立“西部電視特區”。西部電視特區的理論設想淵于西方經濟學家的“非均衡理論”。特區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就在一個“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規則，特殊的辦事效率，使特區由此實現跨越式的騰飛。“西部電視特區”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特區”，在現實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經濟特區”和“政治特區（特別行政區）”的成功經驗為“電視特區”的發展指明了道路。

1、理論淵源——西方的非均衡發展理論

非均衡發展戰略是針對均衡發展戰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羅斯托等。與古典區域經濟增長中的“均衡”觀點相反，西方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辛格、羅斯托等均主張不平衡增長②。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地區)不具備全面增長的資本和資源，平衡增長是不現實的，投資只能有選擇地在若干部門進行，其它部門通過利用這些部門投資帶來的外部經濟而逐步得到發展。赫希曼認為，發展的歷程好比一條“不均衡”的鏈條，從主導部門通向其它部門，從一個產業通向另一個產業。經濟發展通常類似踩蹺板的推進形式，從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發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維持緊張、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發達地區取得經濟增長的最有效途徑是采取精心設計的不平衡增長戰略，首先選擇若干重點戰略部門、區域投資，當這些部門投資創造出新的投資機會時，就可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1957年，邁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模型也對“穩定”、“均衡”的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他認為，經濟不發達是一個循環累積的過程。在地區經濟發展中有三種效應在同時起作用，即極化效應、擴展效應和回程效應，它們共同制約著地區生產分布的集中與分散。極化效應作用的結果會使生產進一步向條件好的生產要素高密度地區集中，擴展效應則會使生產要素向周圍的低梯度地區擴散，回流效應的作用卻是會削弱低梯度地區，促成高梯度地區進一步發展。但是，回流效應和擴展效應在落后地區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區域發展存在兩個相關關系:同富國相比，窮國國內的地區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國的地區不平衡在縮小，而窮國的不平衡在擴大。這兩個相關關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個國家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擴展效應就越強，反之亦然。邁達爾還指出，一個已經陷入惡性循環的地區單靠自身的力量是難以實現經濟起飛的。區際貿易、資本流動、移民等經濟運動雖可促進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卻反過來對不發達地區產生強烈的“回流”效應。價值規律的作用，比較效益的驅動，使各種生產要素以不同的形式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而擴大區際發展的不均衡，亦即：區域經濟增長中總體效率和空間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變這種情況，縮小地區差別，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是加強國家的干預，通過種種政策手段使區域經濟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有目的地發展。

國內區域經濟學界自改革開放以來，將赫希曼、辛格、羅斯托等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內涵不同的區域經濟非均衡開發模式，如“梯度推移論”、“差異協調發展論”、“點一軸開發論”、“優區位開發論“等等。這些理論對我國特定時段的區域開發戰略起了重大指導作用。非均衡開發模式是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先富幫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內地戰略及“三步走”目標是這一理論的主要內涵。非均衡發展戰略是鄧小平在總結建國后經濟發展布局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

“西部電視特區”的思路更是直接來源于鄧小平非均衡發展戰略，及其“經濟特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思想。所謂非均衡發展戰略，具體應用于操作層面是指區域內某一地區由于區位優勢、政策優勢、資本優勢、人才優勢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區的速度發展，成為該地區經濟的增長極，并通過點——軸漸進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

非均衡發展戰略發展西部電視業的主要思路是先對西部部分地區在投資、開放和優惠政策上實行傾斜，以此促進其先發展，進而帶動整個地區的電視業發展，將西部電視業發展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陽產業，以此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西部電視尚處于欠發達階段，發展的技術、資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化資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政策資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區位優勢。我們認為，可以在整個西部地區或在西部選擇部分基礎較好的地區進行改革試驗，給予這些地區特殊的電視產業政策、靈活的管理措施和靈活的電視管理體制，以此推動地區電視業的迅速發展。

2、西部電視特區的現實淵源―――經濟特區的啟示和行政特區的示范作用

（1）、經濟特區的啟示

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對于中國這樣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大國來說并不稀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方面先后經歷了兩次戰略大轉變：一次發生在改革航船剛剛啟航的1980年，另一次發生在世紀之交。建國之初，國家制定和實施區域政策的主線是基于均衡發展戰略。國家在投資的地區分配和項目選點上，過分強調縮小地區差距，實行“向西大轉移”的方針：“三五”時期，全國基建投資達976億元，其中東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時期內地投資比重更占到57．5％。其結果是，雖然為中國內地工業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由于國家實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資使區域經濟發展難以獲得有效推動。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開始采用非均衡發展戰略，將效率原則和效益目標放在區域經濟布局和優先地位，“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并由此帶動全國的發展”的大思路，不僅使我國的投資布局開始向沿海地區傾斜，而且為特區的誕生助產。實踐證明，“特區”對中國經濟近20年來的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僅為推進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積累了寶貴經驗，而且使部分地區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益又吸納了大批中西部勞動力，提高了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

（2）、行政特區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在此背景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以后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在這個構想下，我國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別對香港、澳門順利地進行了交接儀式，相信不久的將來，臺灣也會回到祖國的懷抱。“一國兩制”及“特別行政區”構想已在香港成功實踐，并正在澳門實施。特別行政區保證了港澳地區的持續繁榮，并對內地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經濟特區和特別行政區都是用非常規的發展思路解決問題的典范，是中國傳統智慧與現代管理藝術的結晶。它們（特別是“經濟特區”）是鄧小平非均衡發展戰略的指導結果，鄧小平獨創性地把非均衡發展戰略運用到經濟領域，解決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均衡問題，促進了思想觀念的解放，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理論。

3、西部電視特區的應用

現在，我們再次把非均衡發展戰略運用在我們的文化產業、電視產業發展上面：設立“文化特區”、“電視特區”，政府給出政策，先行發展某一地區文化電視事業，利用地區的資源、財力、管理、技術、人才、對外開放等方面的優勢，使他們的發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過發展，對其他地區起一個示范和鼓舞作用，為中國的廣播電視產業的發展探索一條道路，最終帶動整個文化電視產業的發展進步。

在中國這樣有長期計劃經濟、而且有高度集中習慣意識背景的國家中，政策因素對區域經濟的差異與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別強的。深圳從一個小小的漁村崛起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圈”中的重鎮，浦東從一片窮荒之地崛起為“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東南沿海經濟起飛有五大因素：時代因素和地緣因素，港澳臺因素和華人因素，歷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區因素。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個因素而沒有后兩個因素，東南沿海經濟是不可能有現在這種局面的。”③實際上，特區因素歸根結底也屬于政策因素。改革開放以后，沿海一帶，廣東、深圳，一批新聞傳媒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有利條件，憑借經濟迅速強大的區位優勢，率先突破地區經營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財富的信息時代，伴隨著傳媒的經濟屬性、產業屬性在中國日益被人們認識和重視，傳媒開始直接介入國民經濟的主戰場，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經濟與政治、文化交織的重要角色，沿海媒體充分利用這一先機和中國傳統的新聞傳播政策給其媒體、帶來的巨大政策優勢，搶先發展——優先吸取全國各地的信息資源，也包括傳媒經濟資源，加快地方傳媒經濟資源往沿海傳媒的流動，也包括地方傳媒人才往沿海傳媒的流動，使沿海傳媒成熟并優先成長起來。

因此，作為政府主管部門來說，對于“特區”的探索要給予充分的政策寬容，在行業準入、信息、資本融通、運行體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嘗試與傳統媒體比較相對寬松和鼓勵創新的“特區”政策舉措，并允許在探索中暫時的挫折和局部的失敗。實踐已經證明，政府主管部門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將是“特區”建設最終取得成功的關鍵。

更具操作意義的是，西部地廣人稀，地處邊遠，在全國政治經濟生活中均落后于東部，改革縱有不太順利之處，對全局影響不大，而若有成功經驗的話，更易于推廣，所以西部電視媒介的改革，西部電視特區的設立是可行的。綜觀我國經濟、政治特區的設立，地域上均處于東部，那么，從考慮地域發展平衡性的角度上來看，我們認為，“文化（電視）特區”的設立應該在西部，以文化（電視）事業的超常規發展帶動整個西部發展，縮小東西差距，以求整個國家的協調發展。

我們有理由堅信：建立“西部電視特區”，發展西部電視產業，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之路，推進國家的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將是西部為中國的長遠發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注釋：

①黃汝德著《試論漏損現象及其克服途徑》，載《區域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頁

②劉吉端《國外二十種經濟發展學說介紹》，《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總第1304期，第17一180頁

③黃寅逵《長江流域滬蓉經濟合作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28頁

參考文獻：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飛譯：《區域經濟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

2、譚崇臺：《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徐逢賢：《跨世紀難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4、蔡尚偉、陳怡：《“西部衛視聯合體”—西部電視大發展的現實出路》，《南方電視學刊》，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