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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肺炎疫情的蔓延改變了我國高校學生學習方式和生活方式，也考驗著大學生的意志及行為習慣；因此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要結合抗擊疫情的實踐，引導大學生全面學習傳染病防治之相關法律制度、開展法治精神教育、培養青年學生道德判斷力，以強化大學生思想品質與意志，塑造大學生的衛生法治思維。

關鍵詞：疫情背景；道德與法治教育；新樣態

“樣態”概念源于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康德在推動邏輯學從形式邏輯走向辯證邏輯的過程中所提出的新的范疇，一般是指既反映宏觀又體現微觀的真實外顯。從教育的角度來講，“新樣態”則指育人力避虛幻、而向生活回歸的進程中所體現出的新的特征與狀態。2003年，“我國內地24個省市區先后發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共波及266個縣和市（區）”[1]。2020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先后發生肺炎疫情，同時，肺炎病毒也在全球傳播，截至2020年12月19日，除中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肺炎確診病例已達7592.9萬。人類與病毒相生相克，病毒對人類的侵擾呈現不定時來臨的特點；病毒不經預期地傳播與蔓延,也易于攪亂青年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并對其思想及行為帶來相當大的困擾。故重大疫情背景下，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新的挑戰，這促使教育工作者在道德教育與法治教育主陣地里，需要結合先進人物事跡以努力發掘出教育新樣態，而其中的道德觀與法治觀的再塑造，對于純潔大學生思想觀念、培育其堅定的理性思維、養成其遵守規則的理性行為，更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引導學生明確道德與法律作為調控社會關系的兩種基本手段的相互關系，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道德與法律的相互關系

道德與法律是調整人們行為、協調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兩種基本手段，它們共同服務于一定的社會基礎，同屬社會規范的范疇。道德是人對自己的內在要求，它以善惡為評價方式，以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內心信念為運行方式，是一種由內向外對自己的約束力。法律是人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它以合法違法為評價方式，是國家制定或認可，并以國家做后盾來保證實施的運行方式，具有外在強制力。道德與法律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其一，道德是法律的支撐，法律只有蘊含道德的正當性，符合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內心的道德判斷與道德價值觀，才能獲得普遍認同，進而成為在社會生活中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并被普遍服從的社會規范。“法律的規則之治促進道德建設的關鍵在于法律能夠優化道德養成的邏輯起點——對社會規則的遵守”[2]。只有不斷完善法治實施環境，才能為社會帶來穩定的道德期待。道德所期待的崇高信念與美好品質，是“高線”，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法律所規定的則是“底線”，是每個社會成員必須遵守的。因此，法律所是道德的底線與紅線。其二，道德與法律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均包涵良好的秩序與普世的正義。美國著名的法理學家博登海默認為，“一個法律制度若要恰當地完成其職能，就不僅要力求實現正義，而且還須致力于創造秩序”[3]。秩序的構建是在人的“利己本能“與”合作本能“之間衡量、構建并持有均衡的狀態。道德通過善惡評價的方式來指導人們選擇行為模式，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善惡觀與榮辱觀以達到對正義與秩序的追求。從法律的層面來看，各司其職就是正義，它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為社會盡自己的責任，做好本職的事情，并且由此得到與其行為相適應的理性的公正的對待。

二、中國抗擊疫情中所蘊含的道德與法治教育元素

（一）抗擊疫情彰顯了愛國主義情懷

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愛國主義情懷所展示的是中國人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是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家園的認同與歸屬，是作為中國人的尊嚴感與榮譽感的統一；它的具體內容，包括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骨肉同胞、熱愛祖國的秀麗河山及熱愛祖國優秀的文化。武漢的醫務人員熱愛自己的骨肉同胞，他們冒著易感染的危險，堅守在抗擊疫情第一線，不當逃兵。他們說，“在我們的背后有我們的家庭，有我們的父老鄉親，我們不能退”。全國人民也把湖北武漢當做自己的家園，“截至2020年2月16日，全國各地累計已派出251支國家醫療隊、28752名醫護人員，軍隊也派出多個批次醫護人員共計4000余名支援武漢抗擊肺炎疫情”[4]。各方力量之所以能匯聚一處，是因為祖國是一個大家庭，湖北人民、武漢人民也是我們的家庭成員，我們愛自己的祖國，守望相助我們的家庭成員。

（二）抗擊疫情彰顯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

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社會中的人具有復合性，個體和集體是不可分割的關系。集體主義就是一切行為要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這是調整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關系的基本原則，它要求國家利益、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有機統一。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火神山醫院10天建成，建設總建筑面積3.39萬平方米、可容納1000張床位；雷神山醫院12天建成，建筑面積7.9萬平方米，可容納1500張病床；另外，在武漢還建成了多所供肺炎輕癥患者治療的方艙醫院。“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種動員”，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干事譚德賽在1月31日日內瓦舉行的會上說，“也許你正在關注的是中國將在10天之內建成的一家大醫院，但這不是他們正在采取的措施的唯一目標，我相信這些措施將扭轉(疫情)趨勢”[5]。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個人與集體是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社區作為社會集體的一個單元細胞，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線，也是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主戰場。肺炎疫情發生后，廣大社區工作者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廣泛動員，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全面落實聯防聯控措施，充分展示了國家利益、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有機統一。

（三）抗擊疫情彰顯了道德教育向生活的回歸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認為，“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6]。道德教育要從現實生活中取材，與現實生活交流對話，對社會生活的內容要作出判斷與選擇。截至2020年3月，在武漢抗擊疫情的有4.2萬多名白衣天使，他們不僅運用精湛的醫術治病救人，而且充分展示了大醫精誠的品質；不但治病，而且醫心，讓患者重拾生活的勇氣。武漢有一位個體老板因為肺炎住進了方艙醫院，當他對生命感到悲觀失望的時候，得到了一位江西護士的開導與鼓勵；當他康復的時候，卻只記得她來自江西，到處打聽，也沒有再聯系到她。對于醫護人員而言，很多患者是他們“流水作業”工作中的匆匆過客，而醫護人員醫者仁心的情懷，卻是患者人生的轉折點。為了抗擊疫情，有的護士剪掉留了20年的齊腰長發，有的在防護服上寫上“精忠報國”，有的寫著“小愛在蘇，大愛在武”，所展現的都是愛家愛國的情懷；有的寫著“周黑鴨”“熱干面”，用詼諧的武漢特色飲食文化給武漢的患者打氣；有的在防護服上寫著“戰勝疫情我娶你”，展示了戰地的最美愛情。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白衣天使展示了愛國愛家愛骨肉同胞的情懷，彰顯了大醫精誠的品質，昭示了面對病魔的樂觀勇敢，這些都深深地詮釋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當今時代的法治精神，而這點點滴滴的匯聚理當成為大學生德育教育生動的、具有震撼說服力的榜樣與素材。“生活由道德這一基本要素構成，道德為生活提供規則；道德如同空氣，生活如同生命，二者同呼吸，共命運。同時生活是大學對大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的基本場所，生活的過程亦是學生不斷養成道德品行的過程。”[7]

三、在抗擊疫情背景下高校道德教育與法治教育的新樣態

（一）提高學生在應對公共事件上的道德判斷能力，打造理性思維新樣態

我們身處網絡信息爆炸的時代，在這場疫情阻擊戰中，網絡既為青年學生關注國家時事、了解疫情、學習保護自己增加了多種渠道，同時其所呈現的一些負面消息、謠言也如瘟疫一般，給青年學生帶來相當大的困擾。國內外相關研究顯示，社會公眾在面對突發性重大危機事件時普遍會產生盲從的“羊群效應”行為。在突發性重大公共事件暴發之際，當紛繁復雜的信息撲面而來的時候，缺乏理性的人往往會通過觀察條件比較優越的他人行為而盲目跟隨，大學生作為一個年輕且涉世未深的群體也不例外。網絡謠言、假消息的傳播，易于造成青年學生的悲觀恐慌情緒，從而產生群體性的“謠言瘟疫”傳播共染現象。如何幫助青年學生去避免盲從的“羊群效應”？如何在撲面而來紛繁復雜的真假信息中明辨是非、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筆者認為培養青年學生的道德判斷力是道德教育的關鍵。道德判斷是一種價值判斷，是對權利與義務責任的判斷，通過培養正確的道德判斷力可以引導、促使人們采取正確的道德行為。高校青年學生的道德判斷力與其道德表現、道德情感、道德動機具有一致性，這說明高校青年學生在道德判斷力方面是可塑的。結合這次肺炎公共衛生事件，我們要教育學生要處理好盲從與理性的關系。作為有紀律的人要學會理性思考：在疫情過程中社會需要我做什么?如果違反紀律，自己的所作所為會不會給他人、給社會帶來不便與危害?會不會讓集體的努力毀于一旦?因此在疫情的背景下，只有通過理性的思考從而形成正確的道德判斷，才能孕育出正確的道德動機，凝聚正確的道德情感，方有正確的道德作為。

（二）加強法治精神教育，培育學生的疫情防控責任意識新樣態

法治精神內涵十分豐富，涵蓋了法律至上、公平正義、權力制約、保障人權、社會和諧等價值追求，法治精神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則表現為行為方面的社會責任感。在社會的舞臺上，每種角色往往意味著一種責任。新時代的法治精神要求青年學生不僅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他人負責、對社會負責。“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不僅是一種利益關系，也不僅是以利益為實證基礎的單純權利或法權關系，它在更高的意義上是一種彼此相互承擔著諸如義務、責任、道義和正當性的倫理關系。”[8]目前，肺炎疫情將個體與家庭成員、個體與他人、個體與社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每個個體的所作所為，都會影響疫情，都是戰勝災難的有效組成部分。因此，作為一個具備法治精神的青年學生，要主動維護公共秩序，展現自己的責任意識，群體意識。

（三）養成大學生德、法兼具素質，加強其傳染病防治法學習的新樣態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認為，“法律的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律難以規范的領域，道德可以發揮作用，而道德無力約束的行為，法律則可以懲戒”[9]。目前，我國已經頒布了相當數量的傳染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規，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傳染病信息報告工作管理規范》《傳染病監測信息網絡直報工作技術指南》等，然而在高校，過去的公共應急教育往往傾向于指導學生學習震災、水災、火災等自然災害的預防，對社會突發性疾病的應對與教育則涉獵尚少，重視不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發生比較嚴重的傳染病疫情時，可以對公民的人身自由權或者疫情爆發區域作出一定的限制與規制。例如防治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醫療機構發現甲類傳染病時，應當及時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對病人、病原攜帶者，予以隔離治療，隔離期限根據醫學檢查結果確定；二是對疑似病人，確診前在指定場所單獨隔離治療；……防治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甲類、乙類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報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決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區域部分或者全部為疫區；國務院可以決定并宣布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再比如防治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定，導致傳染病傳播、流行，給他人人身、財產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在突發疫情爆發的情況下，如果少數被感染的或疑似病例的社會成員無視集體道德要求，不接受隔離治療的，將會受到傳染病相關法律法規的懲戒。因此，通過對傳染病防治法律制度的學習，可以讓青年學生更加理解我國政府針對疫情采取的相關政策措施，理性對待肺炎疫情，主動參與到防范疫情的活動中去，從而取得抗擊疫情斗爭的全面勝利。

四、結語

我們生活在一個與病毒共存的星球上，現代社會也是高風險社會，沒有哪個國家敢夸口在傳染病面前可以高枕無憂，像肺炎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還有可能在人們防不勝防的時候出來肆虐。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梁，但由于生活閱歷所限，他們對世界形成清晰清醒的認識還需要一個過程，這就要求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要把對學生的道德教育與生活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把道德教育與法治教育緊密結合起來，推動青年學生心智成熟，塑造正確的道德判斷力。

作者：石慶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