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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賄賂”，是賄賂罪的犯罪對象，現行刑法將賄賂罪的內容僅限定為財物，但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遇到許多以非財物性利益為內容的賄賂犯罪案件，具有相當嚴重的社會危害，由于法律對此無明文規定，使這部分賄賂犯罪成為法律上的漏洞。筆者認為應擴大賄賂罪的內容范圍，以適應我國當前形勢所需，彌補法律漏洞。

關鍵詞：賄賂，現狀，構建

一、我國賄賂罪的立法現狀

關于賄賂罪，我國刑法僅規定了受賄、行賄、介紹賄賂等三種形式，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第三百八十九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子較大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以行賄論處。”第三百九十二條規定：“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p>

按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賄賂就是行為人收受或索取的財物，立法將賄賂罪的內容僅限定為財物，這是很明確的，這也是關于賄賂的財物說的觀點，其認為賄賂僅指金錢或可以用金錢計算的財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但對于僅規定財物是賄賂，刑法學界的多數人歷來認為不妥。[1]

二、我國賄賂罪的立法缺陷及危害

綜合關于“賄賂”的不同觀點，主要有財物說、物質利益說、需要說三種觀點。我國將賄賂罪的內容僅限于財物，排除了非物質性利益，必然造成立法的不完善，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遇到許多非財物性利益為內容的賄賂案件，也往往造成較嚴重的危害，卻由于法無明文規定，使之逃脫法律制裁。

索取或收受其他非物質性的利益，與索取、收受財物在本質上沒有差別，主觀上，都有犯罪的故意，都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公務行為的廉潔性這一客體，客觀上也造成嚴重的后果。索取、收受非物質性利益，有時可以直接轉化為財物或者比財物的價值更大，其社會危害性也更明顯。

與財物無關的非物質性利益，如升學就業，招工指標，提供職務，遷移戶口，提供女色等等，不能成為賄賂的對象，沒有全面反映賄賂犯罪的現實狀況。在我國由于法治環境不健全，以至賄賂罪廣泛蔓延，縱深擴展，不僅犯罪數額越來越大，人員越來越多，層次越來越高，而且賄賂的內容范圍也不斷擴大，手段越來越高明。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腐敗犯罪分子并不僅僅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而且越來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當前賄賂犯罪由權錢交易發展到權利交易，尤其是性賄賂成為當前賄賂犯罪的一種重要形式，在政治經濟的交易中顯得特別靈驗。在某些情況下，性賄賂可以得到財物賄賂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賄賂的危害，有時甚至遠遠超過財物賄賂。在司法實踐中，被揭露懲處的賄賂犯罪分子中，不少有性賄賂的問題。據報道，1999年廣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員貪污賄賂案件中，被查處的官員百分之百的包養“二奶”。

由于歷史、社會、個人等原因，目前，在我國性賄賂等非物質性利益賄賂犯罪具有廣闊的市場和極大的危害性，既破壞廉正建設，社會穩定，又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而且還腐蝕社會空氣。

把賄賂局限于財物，不僅阻礙了司法機關對賄賂罪的懲治與防范，而且極大的延緩了我國反腐敗的國際化進程。不利于懲治，控制和預防實際生活中的賄賂犯罪，不利于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是越來越多的人鉆法律的空子。有的人非法獲取他人提供的各種非物質利益，為他人謀取利益，卻因接受的不是財物而未受到應有的處罰，難以平民憤。

三、完善我國賄賂罪的必要性

（一）將賄賂范圍僅限于財物，與國際通行的立法慣例不符

賄賂犯罪一直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和急需有效治理的問題。國外許多國家在在擴大賄賂犯罪主體范圍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擴大了賄賂犯罪的內涵外延，即均將“非物質性利益”作為賄賂犯罪的內容。1915年，日本一法院判定，異性間的性交也可能成為賄賂罪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賄賂”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又如德國刑法典將受賄對象規定為“利益”，當然包括非物質性利益；丹麥刑法典規定為賄賂或其他利益；羅馬尼亞刑法典規定為金錢、有價物、其他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規定為金錢或其他利益；瑞士刑法典規定為賄賂或免費利益；泰國刑法典規定為財物或其他利益；加拿大、奧地利刑法典均將非物質性利益作為賄賂犯罪的內容，可見各國對“賄賂”既指財物性利益，也包括其他利益，即除財物外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們欲望的有形或無形利益。

在我國現行法律中也有這樣的立法先例，臺灣，香港對賄賂犯罪范圍規定也包括一切物質與非物質性利益，有形與無形利益，比我國刑法僅限財物的規定范圍廣泛得多。實際上，我國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就有“非財產性內容”的規定。其22條規定：“經營者采用財物或其他手段進行行賄……?！边@里的“其他手段”，應理解為不僅包括財物，而且也包括非財產性的利益、要求或欲望，等等。

我國刑法中規定的賄賂罪的內容排除了非物質性利益，將賄賂犯的對象限制在一個非常狹小的范圍內的做法，在當今世界各國的刑法中已很少見。因此，我國應順應世界打擊賄賂犯罪的立法趨勢，借鑒國內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將賄賂犯罪的內容擴大到“財物或非物質性利益”的范圍，彌補我國關于賄賂犯罪的立法缺陷。

（二）懲治非物質性賄賂犯罪符合刑法的謙抑性

所謂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盡量不用刑罰（而用其他的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說當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國家只有在運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時，才能運用刑法的方法，即通過刑事立法將其規定為犯罪，處以一定的刑罰，并進而通過相應的刑事司法活動加以解決。因此刑法的謙抑性要求刑法機制的運作要同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刑罰的不可避免性。首先，非物質性利益賄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例如性賄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為行賄者謀取不正當利益、多次危害社會的特征，在某些情況下，財物達不到的目的，性賄賂往往可以達到。性賄賂手段隱蔽，不留痕跡，導致權力變質，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性賄賂的社會危害性和持續性要超過財物賄賂。而且近年來性賄賂已經呈蔓延擴大趨勢。性賄賂行為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違法行為的范疇，已對整個社會秩序構成了嚴重的、現實的破環，是一種明顯、嚴重的蔑視社會秩序的行為。性賄賂等非物質性利益賄賂犯罪未納入刑法調整范圍，是刑法的遲鈍和無為的反映。其次，由于非物質性利益賄賂的隱蔽、不易證明性，普通的調查手段（紀檢、監察的調查方法）已無能為力。將其提升為犯罪從而可以動用刑事偵查手段來收集證據，就能夠較為容易的突破案件。非物質性利益賄賂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其它手段的調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發展，所以必須用刑法來加以調整。

（三）擴大賄賂罪內容是我國發展形勢所需

我國目前處于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新形勢下，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賄賂犯罪必然會出現各種新的形式新的特點。在古代“賄賂”確實是僅指金錢和財物的，但它同我國的其他文字一樣，是可以在歷史的發展中被賦予新的含義。如果我們固守陳念，仍認為賄賂只能指財物，就必然放縱許多狡猾的犯罪分子，讓其鉆法律的空子，不利于懲治遏制賄賂犯罪和打擊反腐敗。

時至今日，由于經濟的日益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也隨之發生變化，不會僅僅滿足于物質上的享受，而去追逐非物質性利益。正因如此，非物質性利益賄賂犯罪有極大的生存空間，目前，以提供性服務、高檔娛樂消費、出國旅游或給予高檔房屋居住權等等名目繁多的賄賂犯罪愈來愈多，這說明賄賂的內容外延及其對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物質、文化、精神生活的改變而改變并日益擴大，這種需求以多樣性和層次不斷變化性，也決定了賄賂內容手段方法的多樣性，復雜性和隱蔽性。以往那種以權錢交易為主的賄賂已被權利交易、權性交易等所取代，傳統的賄賂犯罪的內涵、外延上已無法涵蓋今天賄賂犯罪的眾多形式，賄賂罪對象僅限于財物，無法適應當今懲治打擊賄賂犯罪的需要了。

四、完善我國賄賂罪的立法構建

任何一種賄賂行為，不管其交易的對象是財物還是非物質性利益，也不管行為人在客觀方面是被動收受還是主動索取，都必然危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損害國家機關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威性，這才是賄賂罪的危害實質所在。非物質性利益為內容的賄賂犯罪行為其實質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應將其歸于賄賂罪的客觀對象范疇。

筆者認為我國刑法中賄賂的范圍應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綜合考慮。從理論上來說，賄賂的范圍應當與賄賂罪的性質保持一致。傳統觀念中賄賂的確指金錢和財物的，但它同我國的其他文字一樣，是可以在歷史的發展中被賦予新的含義。正如我國刑法界有人指出，不能把一般文字意義中的賄賂的含義固定化，絕對化。因此，應認為一切能滿足受賄人各種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財物、物質性利益和非物質性利益，都應認為是賄賂，把財物以外的其他不正當利益排除在賄賂的范圍外，確實與賄賂罪的性質矛盾，也不符合賄賂罪的實際。因此應將賄賂罪的內容擴大到非物質性利益。

比照我國刑法關于賄賂罪的規定，可將賄賂罪定義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利益或非法收受他人利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薄盀橹\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利益的，是行賄罪”。

將刑法中賄賂犯罪的對象“財物”擴至“利益”，雖然有的學者認為若賄賂罪的客觀對象包括“非物質性利益”，將存在諸如調查取證難，確定量刑標準難等執法問題，非物質性“其他不正當利益”與拉關系，走后門，一般性的以權謀私等不正當之風和一般違法行為無法劃清界限。就量刑來看，如果只有非物質性利益，沒有任何財物或可以折算成貨幣的物質性利益，也無法比照賄賂罪處罰。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在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屬于犯罪行為時，以這個行為的內容是否容易把握，是否難以取證，難以定罪量刑為標準，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在界定賄賂罪的對象范圍時，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是應該考慮的因素，但根本上還是要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將賄賂罪對象擴大到一切利益，雖然法律適用中會出現一些困難，但可借鑒國外的相關經驗得以解決。

當前形勢下，為加大對賄賂罪的打擊力度，將賄賂罪的內容擴大到“一切利益”是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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