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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考入大學時，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的決議，并成立了憲法修改委員會。憲法修改開始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1983年6月，新憲法通過不久，我組織了一次公民憲法意識調查。雖然這次調查結果未能以文字的形式對外公布，但卻深深影響了我的學習和人生歷程。

由于整個大學四年的生活是在修改憲法與貫徹憲法的社會氛圍中度過的，憲法自然成為我最喜歡的課程。1987年報考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時，我就選擇了憲法專業，與憲法結下了不解之緣。1985年我在《法學評論》上發表了《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經過作用》的學術論文，并于1988年提出建立“違憲學”的設想，主張要研究違憲的概念、違憲的構成與違憲的責任等。

1990年至1991年我到日本留學，師從日本著名憲法學家阿部照哉教授。在日本學習期間，我的學術興趣轉向非西方憲政與憲法文化問題。我注意到憲政價值中蘊涵的文化傳統，力求從文化相對主義角度審視憲法世界。作為研究非西方憲政理論的第一步，我開始著手對亞洲立憲主義歷史的研究。1994年也以該論題為畢業論文，完成了博士學業。我認為，在憲法學研究中，學術界的精力過分集中于西方憲法，而對非西方的憲法缺乏必要的關注。立憲主義并不存在一個惟一的標準模式，憲法的價值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應允許不同民族基于憲政的普遍性價值而追求多樣化的憲政模式。我們不能以某一個特定的尺子去衡量這多元的憲法世界。199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專著《亞洲立憲主義研究》一書，榮獲教育部人文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之后又出版了《東亞法治的歷史與理念》、《韓國國會》。眼下正在撰寫《非西方國家憲政模式的比較研究》一書，對亞洲、非洲、拉美國家立憲主義歷史與現實進行宏觀比較，是試圖以另外一種視角來看待形形色色憲法世界的努力。

在我的憲法學思考中，人權，尤其是對人的尊嚴的維護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目標與追求。憲法學本質上是人學，它的最高價值和核心命題就是人的尊嚴。憲法學知識的科學性與憲法學者的良心深深凝聚在人的尊嚴的追求。1992年，我主持了國家社科《人權思想與人權立法》項目，發表了有關人權方面的幾篇論文。1993年，我與胡錦光教授合著出版了《當代人權保障制度》一書，雖然是十年前的著作，但現在看來書中的不少內容還沒有過時。2000年以后，我在研究基本權利一般理論的同時，注意結合憲法案例，分析具體基本權利類型。諸如基本權利效力、人的尊嚴與憲法價值、憲法與克隆人、生命權、財產權、受教育權等。另外，我還結合現代科技的發展，研究了科技對憲法及憲法學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認為，只有在具體環境中研究基本權利，研究其合理的界限，才能讓憲法學理論真正發揮其應有的價值。

以憲法歷史與事實來說明憲法理論已成為憲法學發展的重要趨勢。憲法史體現了一個民族探索正義與理性的精神與過程，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責任去了解的歷史事實。中國憲法史的研究也是我近年研究的一個重點領域。1999年，我主編了《新中國憲法發展史》。為了更系統地研究新中國憲法發展歷史，我從1999年開始收集有關1954年憲法的資料，對一些問題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2004年我編著了《1954年憲法與新中國憲政》，作為對1954年憲法頒布50周年的紀念。這本書以憲法文獻資料的分析為基礎，較系統地介紹了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誕生的過程與歷史地位。

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比較關注外國憲法的發展。域外的經驗是我國憲法發展必不可少的資源。某種程度上說，國內憲法學的發展也要有賴于外國憲法和比較憲法學的研究。2001年我主編的《外國憲法》，采用了憲法地域與文化的分類方法，在國內教材中第一次介紹了非洲的憲法，為人們了解多元化的憲法世界提供了資料與思路。2003年我主編了《比較憲法學》。當然，憲法學的國際化應與憲法學的中國化保持平衡，在兩者的協調中推動憲法學的發展。因為只有中國化的憲法學才能解決中國自身面臨的問題。我們需要將外來憲法學的合理因素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相結合，提倡憲法學在中國社會中的具體范式與具體運用，確立中國憲法學的主體性，建立中國的憲法學理論體系與學術風格。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憲法學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地位與使命，揭示憲法學價值與中國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系。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中國的憲法學應當把中國社會當作自己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建構解釋和反映中國社會現實并與憲政普遍性相結合的憲法學體系。

我主張憲法的社會化。憲法關懷人，愛護人。憲法需要得到民眾的信仰，需要得到切實的遵行。憲法需要走入社會生活當中，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讓憲法的愛、憲法的陽光無處不在。

憲法學是一門開放性和批判性的學問。憲法學的品位就在于批判。作為一個憲法學者，尤其需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保持其必要的中立性，保持其學術的操守。在憲法學的專業化與大眾化的關系上，我主張憲法學首先要實現專業化，要建立自己的學術邏輯與話語系統，沒有專業化的知識體系是脆弱的，憲法學大眾化只能在專業化基礎上才能獲得發展的基礎。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及我的學生。在我的憲法學研究中，學生們敏銳的思維、富有批評性的見解，始終是一種重要的學術資源。我的研究成果中的一些學術觀點直接來自于學生的學術智慧。由于我的學術背景、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原因，在研究前沿問題時，時常感到力不從心，有自己無法完成的學術理想。我希望我把自己的思想和想法告訴他們，讓他們自己去研究去發掘。我希望我學術上的一些抱負能在他們身上實現，我學術上的障礙盡量在他們身上減少。

做一個有學術良心的學者，做一個學生愛戴的好老師，這是我的追求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