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憲政民主發展途徑與模式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其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轉型模式被譽為“東亞模式”或“東亞經驗”。進入90年代，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政治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在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發生了令人矚目的政治轉型及民主化浪潮。與英美是以社會自由、經濟放任發展為主軸的常態憲政國家相比，東南亞的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和憲政改革經驗有著自己的路徑與發展模式，其憲政的路徑源于國際化與國內政治的互動，國內政治變遷深受國際化因素的影響，已經顯示的路徑、圖景與西方古典憲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值得探討的是:東南亞憲政主義具有哪些特質?其生成路徑有何獨特之處?其憲政發展實踐是否能夠構成一個有別于古典憲政發展的穩定模式?本文試圖就此做出若干淺析。

一、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特征及生成路徑分析

迄今為止，東南亞憲政主義成功發展的國家或地區都開始有了自由民主的某些特點，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基本上都有了政治自由和競爭性的選舉，以及廣泛的公民權；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監督；新聞傳媒也相對比較自由；多黨競爭型政治體制初步形成；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會開始發育成長。比較東南亞憲政主義和西方古典憲政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它具有的某些鮮明特質，而這些特質，又是與東南亞憲政主義生成路徑有莫大的關系，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時空的短暫與窘迫

近現代憲政是西方文明的產物。300年前，整個地球上幾乎都是君主制國家，西方憲政主義的興起和普及，則打破并改變了這一政治格局。和西方古典憲政模式耗時200多年的發展史相比，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發展歷程都比較短暫，除了菲律賓在戰后成功移植美國的憲政制度并發展出形式上的憲政民主體制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憲政改革歷時都比較短暫。

總體觀之，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發展缺乏自然緩慢的演變過程，不夠均衡和不易穩定。例如泰國的憲政改革經歷了民主抗爭的喋血街頭、血雨腥風政治動蕩不定的過程，而菲律賓的民主轉型雖然相對和平、成本不高，但仍然十分稚嫩，在后馬科斯時代，菲律賓雖然實現了民主化進程的回歸，但由于西方民主并沒有在菲律賓政治土壤里茁壯成長，相反，由于長期以來的封建因素導致經濟發展緩慢，國內政治動蕩不定，未來菲律賓的民主化進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迄今為止，在東南亞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轉型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其社會運行機制的深處和現實政治生活中，都還存在著一些盤根錯節的裙帶關系、法團主義、既得利益集團聯盟，傳統的崇尚權力、官尊民卑等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仍有一定市場，使得憲政改革為適應社會變化而進行的調整步履維艱，似乎不依賴政治強人或右傾就難以實現裂變。

(二)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相對分離。

經濟自由對政治集權有一個從依賴到揚棄的過程。東南亞憲政主義發展過程中政治和經濟的演化是不同步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相對分離，經濟發展先于自由民主發展的特點非常突出。按照西方憲政標準來看，長期以來，東南亞人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遠遠不能和他們所享有的經濟自由相提并論，政治自由嚴重滯后于經濟自由的發展。經驗表明，在東南亞經濟起飛的初期通常由一個強有力的集權政府來推行經濟市場化，主權在民僅僅是憲法表面的承諾，并無實際的體制和機制來兌現，政治上憲政化程度很低或幾乎不具憲政色彩。新加坡的經濟騰飛是依托于強勢政府的領導。而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也處于威權統治的陰影之下。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發展在民主轉型的前夜都曾經長期處與威權主義體制的統治之下。這種威權主義政治形態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市場經濟取向；二是國家凌駕于社會之上；三是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1](P54)東南亞的威權主義體制能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把“經濟自由”和政治集權比較和諧的連接在一起。但東南亞憲政主義發展的結果也證明:威權主義體制既是憲政轉型的必要中介，也是憲政轉型的破解對象。當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知識階層和企業家階層成長后，報禁、黨禁逐漸放開，原有的威權主義體制漸漸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經濟社會條件，于是民主轉型、憲政改革就應運而生。菲律賓的民主化進程、泰國的憲政改革都證明了這一點。這說明，憲政主義發展路徑并無一定之規，經濟自由化的起點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憲政化的終點之間，存在多元的憲政發展道路。

(三)憲政文化的缺失與憲政傳統的先天不足

西方古典憲政模式與西方的歷史、民族、文化、經濟以及宗教密不可分，源于自身內發的、穩固的法治歷史和政治傳統、成熟的公民文化、繁榮的自由經濟秩序等條件。若追根溯源，上述條件又是從一千多年前的西歐就已經開始出現的社會多元主義、市民社會、對契約以及法治的崇尚、代議制、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以及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堅持等要素演化發展而來，這些要素也許可以在東南亞憲政國家能找到相似的一個，但是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他們僅存在于西方論文的憲政之中，因而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發展一開始就面臨憲政傳統的先天不足、憲政實踐基礎十分薄弱的問題。例如法治的重要性在東南亞憲政主義發展過程中就遠不如西方古典憲政那么凸顯。有學者指出“幾十年來，亞洲經濟一直靠非正式規則而繁榮發展。對于絕大多數亞洲國家而言，正式法律只是作為一套底線規則而存在，決定行為的不是正式法律，而是基于關系的合同、網絡和族群團體的社會規范?！盵2](P10)如果剖析西方古典自由民主憲政的成長經驗，其憲政生長及其維持不但曲折，而且艱辛，那么，與之相比，傳統和基礎更為薄弱的東南亞憲政發展之成果，其得來本屬不易，其鞏固則更加艱難。東南亞憲政能否健康穩定地發展下去，還有待時間的考驗。

(四)國家至上、強化政府能力的理念比較突出，限制國家權力的理念并不鮮明

限制政府權力是西方憲政民主最為核心的內容，正如麥克爾文所說:“真正的立憲主義的本質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東西仍然與其肇端時幾乎一模一樣，即通過法律限制政府權力?！盵3](P5)有限政府、限政幾乎是西方憲政民主的代名詞。但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經驗對傳統的最小政府理論提出了挑戰，強大的政府能力、龐大的官僚政府與自由經濟似乎能一起共舞。這里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后發國家在現代化起飛階段對政治穩定和強國家能力的需求有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性；二是東南亞文化傳統中被統治者們習慣于服從威權和忍受等級的文化因子一方面有助于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威權主義體制的存續易于獲得自身的繼承基礎。因此，東南亞國家的憲政往往強調國家權威的重要性，市民社會的發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擠壓，不利于未來民主的鞏固。

(五)憲政的動力來源以外源型為主，國際環境因素持續作用于國內政治的變遷

西方古典憲政模式的動力來源是內發型的，憲政生成和發展呈現出自發的、自上而下的、緩慢的漸進變革和漸進積累的過程，是文化積累、思想啟蒙和社會、經濟共同推進的結果。在那個國家間競爭尚不激烈、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和人員交流并不頻繁的時代，國際環境的影響力并不明顯，文明轉型的示范效應尚不突出。而東南亞國家都有過被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過程(泰國除外)，其憲政主義的發展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下，社會受外力的沖擊，引起思想、政治、經濟領域的巨大變革，最終導致憲政改革和民主轉型。菲律賓戰后依照美國的模式建立了民主制度，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憲政變革都有十分明顯的國際環境影響背景，其外部因素的影響將持續作用與未來東南亞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二、東南亞憲政主義發展模式與進程探討

東南亞國家的憲政制度生成過程是一個集民族獨立與民主建設于一體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東南亞國家的立憲過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樣有一個自然成長的過程，而其選擇的憲政發展模式也有其獨特性。東南亞國家以立憲為核心的制度現代化過程是在西方沖擊下開始的，其憲政轉型普遍經歷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效仿的西方議會民主制向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調整與過渡；第二階段是從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調整與過渡。第一階段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至80年代基本結束，在這一階段，東南亞主要國家普遍放棄了效仿的西方議會民主，建立起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政府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第二階段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至今尚在進行中，其顯著標志是政治體制向適合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方向調整和過渡，政黨制度獲得完善和發展，選舉由具有較少競爭或沒有競爭開始過渡到具有較多的競爭；立法機構的作用得到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減弱，民眾和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開始活躍。

(一)從民族獨立走向威權主義

東南亞國家民族獨立后建立的政府處于貧困化的狀態之中，政府的貧困化意味著國家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停滯、維持社會生活安全、維護民族國家獨立。國家內部存在的深刻困境為寡頭獨裁提供了政治舞臺。在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與時代緊迫感的鼓動下，國家利用政治杠桿改組行政機構，通過威權政治來加速經濟增長和推行強制性的工業化戰略。[4](P188~189)東南亞國家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面對外部壓力和內部變革的挑戰，迫切需要一個能夠外抗列強，內治割據、凝聚民心的政府迅速振興民族經濟。對于它們而言，不論是軍人執政還是文官政府，不管是采取專制形式或是憲政形式，只要能夠發展經濟，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老百姓都能夠接受它。而脫胎于傳統集權體制的威權體制在東南亞一些國家得以盛行，與這種社會的經濟需求和民眾接受有關。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曾經針對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動蕩不安，提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5](P41)但這個辯解把歷史發展的客觀效果與威權主義體制的主觀愿望混為一談了，威權主義成為憲政破解的對象基本上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東南亞的民主轉型和憲政改革的實踐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由于東南亞國家人民渴望實現現代化，改善社會生活質量，捍衛國家的獨立與完整，為威權主義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存在空間。而且威權主義國家確實在一定的歷史緯度內推進了現代化進程。

(二)從威權向政治民主化轉型

威權政治的過渡性注定了其政治結構的脆弱性和政治功能的先天不足。威權政治曾經在東南亞國家造就了“亞洲式民主”的神話和“亞洲四小龍”的現代化奇跡，但是國家內部政治與經濟、個人與國家、自由與秩序等諸領域的沖突和矛盾只是被暫時壓制了，爾后，在亞洲金融危機這樣一次突發事件的沖擊下，其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的脆弱性即刻便暴露無遺。并引發政治動蕩、經濟危機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以菲律賓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開始了政治轉型。東南亞國家的憲政民主的發展方向已經開始出現。國家政治權力結構明顯向制度化方向發展。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公民權利的維護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注重平衡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國家與社會、個人與政府、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張力。[6](P12)東南亞國家要避免經濟和政治動蕩，就得向憲政民主國家轉換，從而厘清經濟與政治、政府與利益集團、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正如斯蒂芬·海格爾德(StephanHaggard)所說，“沒有任何理論上的理由認為，在解決與發展相聯系的集體行動層面，威權主義國家有獨特的能力。威權主義國家這種能力的缺乏，使人們開始希望，新興民主化國家將會發展出既有益于政治自由又有益于經濟增長的制度”。[7](P110~117)比較成功地實現民主轉型和憲政改革的東南亞國家，盡管他們轉型和改革的社會成本高低不一，社會成員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的自由度大小不同，但是這些國家的執政者能夠以國家利益為重，具有改革開放意識，尊重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實行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同時，成功地改造了傳統經濟關系，重視在市場機制條件下的經濟自由，注重培育市場和扶持企業，重視對民間資本進行合理扶持和利用。始終堅持國家穩定和社會有序的價值取向優于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價值取向。尊重和保留過去的傳統，并將其作為現代化起飛的現實起點，在維持傳統文化因子和引進西方現代政治文明之間尋求合適的平衡。

東南亞憲政主義發展的過程并不足以證明其憲政模式是一種成熟和穩定的憲政成長模式。因為，威權主義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并不是無條件的，更不是普遍有效的。事實上，如果放眼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是集權強勢政府，但并沒有出現超常規增長的經濟奇跡，相反，戰后絕大多數實行集權或威權體制的國家的經濟缺乏生機、停滯不前，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從根本上說，集權體制不具備使現代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機制，因為它以壟斷為基礎，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育；它動輒不顧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和現存的法律制度，強制推行其攫取財富的各種計劃和政策，壓制其他經濟成分的生產積極性，防礙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造成經濟的低效和浪費；由于缺乏監督和制衡機制，大權獨攬的統治者和官僚階層往往置國家利益和廣大民眾的生活于不顧，巧取豪奪，貪污腐化，昏庸低效，以至于矛盾激化，危機四伏，經濟秩序一片混亂，集權體制壓制民主，堵塞言路，踐踏人權。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就是如此?？傊?，威權主義體制在現實政治發展中的表現說明它只是通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過渡階段。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社會轉型的加速進行，威權主義將最終被民主政治所取代。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發展，終究是該地區的人民發現、比較和選擇的結果。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通過反思才慢慢步入民主轉型和憲政發展的道路。公務員之家

三、東南亞民主鞏固:前景與展望

自90年代以來，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軍政權和家族集團等權威主義統治紛紛垮臺，同時建立起了自由選舉、多黨角逐的多元民主體制。此后他們都面臨著民主體制的鞏固問題。政治轉型絕不意味著民主化就此完成，相反，一個更為艱辛的持久的鞏固民主的進程剛剛開始。對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而言，轉型后民主政權經歷磨難，風雨飄搖，在與各種不安定勢力的斗爭中搖搖晃晃地向前發展，其原因主要與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社會階層發育的程度以及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有關。因此，民主鞏固的具體路徑與結果也就存在明顯差異。未來東南亞地區國家的民主鞏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是比較平穩型。屬于這一類型的國家和地區在發生政治轉型時一般來說政治轉型的基本條件已經比較成熟。這主要包括:國內已經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經濟水平達到了較高的程度，出現了一個堪為中堅的中產階級，市民社會的發育也較為成熟。這種類型的政治轉型較為成功，轉型后民主政體可以繼續維持，民主政治可以不斷的深入社會生活，并促進了社會政治秩序的一體化進程。這種類型的典型代表是馬來西亞。

第二種類型是在民主的鞏固階段充滿了坎坷，社會危機深重，民主政權經常受到嚴峻的挑戰。這一類型的國家在發生政治轉型時的情況一般是社會經濟和市場化已經有所發展，但市場經濟未納入有序的制度化軌道，還不夠成熟；國內各種階級、集團勢力并存，新舊勢力的角逐還未分出勝負。但人民對舊的威權主義政權的高壓政策的不滿已經壓抑不住，政治轉型勢在必行。政治轉型是在人民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或抗議基礎上由反對黨通過選舉或強行奪權完成的。因此轉型后，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整個社會處于一種變革和不穩定的過程中。政府面臨著一大堆經濟和社會難題，如通貨膨脹惡化貧困與失業問題嚴重等，人民對民主體制改善經濟狀況的期望落空，對新政府的信任減弱，此時舊勢力就會進行反撲，甚至威權主義體制的復歸也有可能。這一類型的典型情況是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

因此，對于東南亞國家而言，各國雖然普遍建立了民主憲政框架，政府也通過定期的民主選舉產生，但東南亞國家的民主制度還遠未得以穩定和鞏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突顯了東南亞各國政治體制問題。在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地區各國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一些國家的權力結構發生分化、解體和改組，各國威權主義體制的信譽紛紛貶值乃至宣告破產。有些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在威權統治被推翻后出現了社會秩序崩潰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難度和復雜性。盡管民主化的進程沒有因此中斷，但是政治和社會基礎受到很大的沖擊。另一些國家如泰國、菲律賓，通過改憲、制憲以及選舉程序比較順利地實現了政權的順利交接，但后來的社會秩序仍然動蕩不定，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顯著改善。因此，對于處于轉型時期的東南亞國家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但隨著軍人退出政治權力中心，實現從軍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轉變；立法機構的作用加強，由突出行政集權向分權制衡的方向發展；反對黨的力量日益增長，由一黨獨大向競爭性多黨政治發展；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減弱，利益集團和民眾的政治參與變得活躍這四個方面趨勢的出現，昭示著東南亞民主鞏固進程進入了新的階段。

全球化把東南亞國家的憲政制度建構與發展納入了世界軌道，使得東南亞國家內部的政治變遷與國際化壓力處于互動之中。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憲政發展模式，是東南亞國家政治民主化發展的關鍵，由于國情和政治發展水平的差異，各國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并非是千篇一律的，也不可能套用某種固定的模式。東南亞國家的憲政發展實踐證明，一味地迷信西方民主思想，機械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并不能解決政治民主化問題，只能造成嚴重的政治后果，而探索本國政治改革之路才是正確選擇。

四、結論

走向憲政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是東南亞國家的必然選擇。東南亞國家的憲政的生成和發展是國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外誘型的政治變遷使得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制度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結構:即民主制度程序的外殼與非民主治理方式并存，因此，東南亞各國的憲政民主體制還很不成熟。從東南亞的歷史、深層結構和現狀看，東南亞的憲政民主必然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復雜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多樣性，一個是艱巨性。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尤其是民主化深深扎根于該國的歷史和長期的深刻的結構變化，歐美的憲政民主是其歷史和長期結構變化的產物和深層結構運動。東南亞各國的差異決定了其政治發展的進程。正如亨廷頓所說的:“在民主的水平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極高的相關性。”[8](P20)從東南亞各國的結構變化來看，除了菲律賓，幾乎所有東南亞國家都沒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歷史和政治傳統；從經濟結構看，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仍然是以農業為主；從社會結構來看，作為民主動力的現代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發育不成熟；就東南亞的現狀來看，已經走上憲政民主道路的菲律賓、泰國，面臨經濟困難和社會動蕩不定問題嚴重以及民主政治如何健全和有效發揮作用等難題。未來東南亞國家的憲政發展必須立足本國國情，探索適合本國發展的憲政模式，繼續推進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革。當前民主化進程已經開始，但威權主義政權在東南亞的統治并沒有完全結束，威權政治只是東南亞民主化轉型期的一段小插曲，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是現代化發展的趨勢和不可逆轉的潮流。我們期待未來東南亞地區將朝著更加民主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