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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社會閑散青少年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形成了閑散青少年群體。一般認為，閑散青少年指的是處于失業、失學、失控狀態的16—25歲青少年，即所謂“有學不上，有家不歸，有工不做”的青少年群體。

閑散青少年群體與社會主流群體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社會距離和差異，也存在著明顯的心理隔離，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誘發閑散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重要因素。

一、社群隔離的概念及其類型

“社群隔離”一詞是社會群體隔離的簡稱，主要指由于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存在社會心理距離而導致社會群體間的隔閡和疏遠的現象。[1]23從經濟上看，貧富差別會導致城市居民空間分布上的不同選擇和客觀結果，從而形成富裕階層居住區、中等收入居住區和貧民居住區。從事相同經濟活動的人群也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不同職業人群的隔離分布。從文化角度看，同一文化傳統或同一文化層面的人群往往選擇居住在相同區域，例如國外的唐人街、北京的浙江村、城市新建的文化型居住區等。從社會心理角度看，相同社會階層的人相互更有認同感，更愿意選擇居住在同一區域。由于不同的社會群體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文化，他們之間客觀地存在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在人際關系上表現為冷漠、反感、疏遠和排斥，社群隔離就是這種距離的外顯。社會隔離一旦形成反過來又會加劇被隔離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加劇對這種同質聚居或交往方式的依賴，這樣又使社群隔離被強化。

社會學家和區位學家將社群隔離分為三種類型：區位性隔離、自愿性隔離、非自愿性隔離。區位性隔離以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Burgess)的同心圓理論學、哈里斯和烏內曼(HarrisandUllman)的多核心理論為代表，認為區位隔離是經濟因素造成的高地位群體與低地位群體的隔離，是人們迫于經濟壓力選擇的結果，其明顯特點是不同群體居住在不同環境和地域。梯姆斯(timms)認為自愿性隔離則是由于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影響下人們自覺自愿選擇的結果，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群體有共同的需要，面臨共同的問題，群體成員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滿足彼此的需要、處理共同的問題，并逐漸形成群體亞文化圈，文化同質性給他們的交往帶來安全感和人格平等感。非自愿性隔離是在人們不情愿的情況下產生的。當一個群體被法律或習俗指定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區域，就產生了非自愿隔離。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南非曾存在的“種族隔離制度”、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造成的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之分就是典型的非自愿性隔離。

一般而言，傳統的社會群體(如殘疾人群體)很少有自己聯系的紐帶，也很難形成強烈統一的群體認同，而社會轉型形成的群體則容易形成統一的心理認同。以閑散青少年群體為例，其成員來自于不同家庭、不同社區，但共同的學習生活遭遇、相似的職業、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較低的經濟收入，使得他們具有很強的共同意識和群體感，并且形成共同的目標，從而“自愿性”地與其他群體隔離。閑散青少年群體的形成，又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閑散青少年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意愿較強；另一方面，他們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也可能帶來更多的社會動蕩因素。從這個意義出發，本文研究主旨是閑散青少年群體在社群隔離中的邊緣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違法犯罪問題。

二、閑散青少年群體與社會主流群體的隔離表現

就整體而言，閑散青少年的人力資本較差，人力資本主要包括社會交往能力和就業能力。社會交往是其社會圈子成員構成的狀況；就業能力則包括就業觀念、就業信息獲取、技能培訓、社會關系等各個方面。閑散青少年的人力資本總體上呈現為一種弱能，這種弱能使得他們在社會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再加上社會歧視，形成污名化的身份認同，從而與社會主流群體形成隔離。

1.閑散青少年社會交往對象局限于閑散青少年內部

與主流群體的交往是閑散青少年消除與主流群體隔離的重要途徑，也是其積累社會資本，提高社會經濟地位的有效手段。但是，實際生活中大多數的閑散青少年并沒有建立起與主流群體的聯系。據浙江省團校課題組調查，閑散青少年社會交往對象，普通閑散青少年排在前四位的分別是：同學(或同事)(63.4％)；社會上的朋友(13.7％)；戀人(6.2％)和老鄉(5.6％)。在押青少年排在前四位的分別是：社會上的朋友(46.4％)；老鄉(17.4％)；戀人(16.4％)和同學(或同事)(14.3％)。由之可見，閑散青少年社會交往對象局限于閑散青少年內部，與其他社會群體的交往明顯不足，生活圈子相對比較封閉，同質化特點明顯。從個人角度講，交往群范圍的狹小，會使個人因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極度匱乏而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和途徑。

2.污名化效應影響閑散青少年對自身的身份認同

主流群體為了維護自己的優越地位和獨占資源，往往采取污名化的策略。污名化指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到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維持的過程。[3]155污名化將特定群體偏向負面的特征刻板化，成為該群體特征對應的一種代稱。閑散青少年群體人員構成復雜，所以人們使用這一術語想指什么，它就會指向什么。在主流群體看來，閑散青少年粗魯、低級趣味、品行惡劣、偷盜，其種種行為不符合現代文明的要求。這種污名化的敘事，把治安、犯罪等方面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歸結于閑散青少年，而且由于大多數新聞傳播媒體站在主流群體的立場看待閑散青少年問題，更多的是負面內容的報道，使得閑散青少年在各個方面不為主流群體所接納?！爸髁魃鐣洺Ｓ靡粋€普遍的話語體系去解釋社會弱勢群體，從而使這一群體被排斥，處于社會的底層”。[4]2閑散青少年常常因此陷入自我身份認同困境，形成本群體內部的一種內卷化的關系認同，成為于游離于主流群體外的邊緣人。

由于污名化身份認同，則難以形成對社會的歸屬感，形成過客心態。作為過客，閑散青少年只能在本群體中尋求認同和歸屬，這樣本來愿意融入主流社會的閑散青少年，被迫采取這種自愿性隔離策略，不僅逐步加深了不同群體之間的陌生感，也延緩了其正常社會化，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主流社會群體對他們的歧視與排斥。一個人一旦被貼上特殊的社會標簽，就減少了他們接近主流社會的機會，這無疑會促使他們轉向以非法手段去追求目標，使他們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而無法改變過來，形成惡性循環。因而，“污名化”是閑散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催化劑。

3.主流群體對閑散青少年存在明顯的社會歧視和排斥

我國是一個同質化程度比較高的社會，對標簽化的閑散青少年群體排斥力度比較強。老百姓歧視這些不在學、不就業的青少年，認為他們是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偷雞摸狗的不肖子弟，給他們貼上“渣子”、“沒出息”、“問題青少年”、“不良青少年”甚至罪犯的標簽。政府把他們列為違法犯罪的重點人群，以打擊和控制為基點進行管理，有的部門甚至以犧牲他們的權利為代價求得地方的安寧。閑散青少年與其他群體成員的互動中處于劣勢，一等公民與二等公民的社會架構明顯存在而沒有消弭。

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研究表明，在進城農民工所遭受的各種歧視中，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所受到的歧視，直接地傷害了進城農民工的人格和尊嚴，因而印象極為深刻，感受極為強烈。歧視到一定程度，被歧視者就會無法容忍，會以各種形式表示反抗。[5]26雖然目前對閑散青少年所受歧視方面的實證研究還不足，但李強先生的這一研究結論是值得重視的，對防控閑散青少年違法犯罪有直接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4.閑散青少年居于經濟福利和社會就業體系的底端與邊緣

用人單位在聘用青年員工時，一般以學歷和技能作為篩選和錄用的主要標準。閑散青少年基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大多數沒有上學或者僅僅具備了小學或者初中文化，幾乎沒有受到過什么正式教育，其文化素質、職業素質、能力素質明顯不高。尤其是勞動技能的缺乏限制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和待遇，不能適應經濟高速發展對勞動者提出的新要求。在就業市場上基本上處于邊緣地位，獲取就業資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做一些臟、累、險而薪酬又少的工作，甚至于打零工，這種境遇反過來又無形中增加了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同時，由于社會政策等因素的影響，閑散青少年難以享受到失業補助、住房、教育、醫療等福利待遇，同樣的生活環境、相形見絀的經濟收入，讓閑散青少年常常陷入生活的困境。這一生存的困境促使他們可能會鋌而走險，也就為他們陷入極端，做出過激行為提供了可能。

三、社群隔離對閑散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羅伯特?默頓的社會反常狀態論認為，在一個以成功為其主要社會目標，但其中許多社會成員又不能獲得作為成功標志的物質財富或社會地位的社會里，發生違法犯罪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中國社會的階層變化和不同社群之間的差異，擁有較多物質財富和較高社會地位并非每個人都可以平等的得到。閑散青少年的工作、職業、日常交往、行為方式、居住環境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區別于其他群體，使得閑散青少年難以獲得成功，從而產生強烈的疏離感和挫折感，所有這些都潛伏著群體矛盾和群體沖突的危機，很容易出現失范行為甚或走上犯罪道路。

1.經濟不公使閑散青少年產生相對剝奪感

社會學中的剝奪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是絕對剝奪，即客觀經濟的被剝奪狀態；另一方面是指相對剝奪，即被剝奪者在與其他社會地位較高、生活條件較好的群體相比較時，個人或群體所產生的一種需求得不到滿足的主觀心理狀態。在絕對剝奪方面，閑散青少年從事的大多都是重、臟、苦、累、險的活，拿的卻是很低的工資，沒有什么社會地位。在相對剝奪方面，閑散青少年把主流群體作為自己的參照群體，他們想和主流群體過上一樣的生活。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及生活水平、福利待遇、社會關系資源等方面與主流群體的巨大反差容易使閑散青少年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而這種反差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及社會政策等外在因素造成的，是他們通過個人努力很難改變的。這種狀況很容易使他們心態失衡，對社會產生不滿，甚至產生敵視、憎恨和報復心理，進而導致犯罪發生。

相對剝奪感的實質是社會公正問題。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是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中沒有能夠有效控制的一個社會問題，造成的社會隔離結構性缺損的不斷形成和加深。在社會發展中，任何個人、團體擺脫舊體制的束縛與失去舊體制的保護應該是同步的，但是我國社會現實卻是有的人擺脫了束縛卻仍享受著保護，有的人失去了保護卻仍受到束縛。這種不公平本身即是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和破壞，并且這種不公正必然引起社會公眾，包括閑散青少年的強烈不滿，并在社會底部積累了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大部分閑散青少年的家庭處于社會分層底部的工農群體，家庭經濟的困難又影響到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并進而影響到今后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貧困的代際傳遞，強化了社會不公。當閑散青少年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此時，往往會產生經濟學上的“水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水桶最短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閑散青少年身上爆發，從而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

2.亞文化影響下的價值選擇發生變異

相對剝奪感的產生，是閑散青少年對利益格局的否定結果，其背后往往具有某種倫理性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包含著他們對于基本的社會關系、社會秩序的倫理觀念。每個社會成員生活在一個由他自己的社會關系組成的社會網絡中，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在自己的社會網絡中得到相應的社會支持。由于社群隔離產生的消極影響以及傳統文化中強烈的親緣和地緣意識，就會衍生出強烈對抗主流文化的群體亞文化。這一亞文化圈能對閑散青少年進行群體的語言、行動、文化方面的社會化。以地緣、血緣為紐帶的初級組織就成為了閑散青少年的精神家園與心靈依托。共同的遭遇和心理感受使他們結成心理共同體，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念、行為標準。一方面以此來反抗主流社會的排斥和歧視，另一方面也以此來引起主流社會的重視，爭取他們應得的價值認同。

社群隔離常常意味著閑散青少年受不良文化的熏染并且被迫受到許多墮落行為的影響，產生反社會的思想，進而使之喪失維持進步的動力。不良亞文化往往導致主導的價值觀缺失，使閑散青少年缺乏一種主流文化向心力和價值認同感，在扭曲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影響下，犯罪是很容易發生的。亞文化的價值觀念對社會消極因素和一些犯罪現象所做出的合理化解釋，恰好迎合了閑散青少年群體的認同，為其行為找到合理化的理論支持，從而更加助長其越軌行為的發生。

3.社群隔離使閑散青少年產生逆反、封閉與拒絕的心理障礙

社群隔離本身就是二律背反現象。一方面不同社群的形成本身就是社會限制被打破，社會流動性的后果；另一方面社群對外又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群體。閑散青少年與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隔離，強化了其孤獨感，封閉自己與其他群體和文化的交流，而且這種封閉并不能消除閑散青少年必須經歷的文化變遷和社會流動中的不適應性。閑散青少年容易產生被歧視感和被遺棄感，當把自身狀況與其他參照群體比較時，產生極大的精神壓力，自我排斥感和社會排斥感更為強烈，導致對其他群體、對社會的抵觸情緒更為強烈，會誘發不同程度的認同危機和心理危機，從而形成一種強烈的反社會情緒和失范行為傾向。當這種危機達到一定程度時，會導致極端的反社會行為。

4.社群隔離導致青少年社會化進程的阻滯與中斷

青少年的社會化是指青少年在一定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下，通過與社會的交互作用來逐漸接受社會的同化，使自己成長為能夠遵守社會規范、履行一定社會角色行為的社會人的過程。“青少年社會化的成功與否對青少年的未來發展有著重要聯系，因為青少年社會化不充分，容易造成其自我控制能力低的后果。”[6]89閑散青少年群體與其他社群之間的隔離，一方面削弱了他們同傳統社會控制因素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又時刻受到群體亞文化的不良影響，從而使其社會交往偏離了正常社會化軌道。在社群隔離背景下，閑散青少年難以將一定的社會規范與社會責任內化，對自身社會角色產生認同；也難以通過在社會組織中學習社會分工合作，學習遵守社會規范，形成責任意識，其結果是閑散青少年只能在本群體中學習。薩瑟蘭認為：“犯罪是在交往過程中，通過與他人的相互作用習得的。對犯罪行為學習的主要部分發生在親密的群體中。這種群體的主要成員是犯罪人所熟悉的伙伴、朋友等。犯罪學習的主要內容包括兩項內容：一是犯罪的技術；二是犯罪動機、驅動力、合理化和態度等特定方向?！盵7]63從這個意義講，犯罪是閑散青少年正常社會化阻滯與中斷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