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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成年人保護法是指對未超過18周歲的人群，施以的最低程度上的保護行為，分為犯罪主體人權與被害人的保護，目前在刑法總則和分則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失。完善未成年刑法需要多措并舉：完善教育條款，完善兒童罪的立法，加強犯罪刑罰適用性，加強人才隊伍與司法保護機構設立，加強刑事訴訟程序機制的完善。

關鍵詞:刑法;未成年人;犯罪主體;人權;被害人

未成年人保護法是指對未超過18周歲的人群，施以的最低程度上的保護行為，分為犯罪主體人權與被害人的保護。我國未成年人刑法保護仍處于摸索性前進階段，刑事司法保護法律體系尚未完善，究其原因與理念缺失、專業組織缺乏、運行機制不優化等因素有關；對此，還需加強展開理論研究與人力保障等，從而形成立法科學體系，實現刑法的有效推廣、普及。

一、未成年人立法保護概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死刑適用對象的限制、一般累犯、適用條件、強奸罪、妨害公務罪、虐待罪、遺棄罪、拐騙兒童罪、聚眾淫亂罪、強迫他人吸毒罪、組織罪、協助組織罪等條例進行了明確界定。（一）保護犯罪主體人權。針對于14-18歲年齡段的未成年犯罪主體，在生理、心理的各方面雖然尚未成熟，但已經基本具備控制與辨別等能力，被成年人利用后，仍有感化與挽救的余地，以教育加懲罰的原則施以法律保護犯罪主體人權。《刑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懲罰為輔、教育為主的原則。刑法第十七條，將刑事責任年齡劃分成完全（16-18周歲）、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14-16周歲），以及小于14周歲不負刑事責任年齡。如持續發酵的校園暴力案件，不僅對受害教師、學生身心造成嚴重影響，也給社會造成了危害。美國校園槍擊案件發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14-17歲男性犯人殺人罪，聯邦調查局顯示，10-15歲青少年人中，每10萬人中，就有156名少年，送至再教育中心，以及管教所。美國在校園暴力案件立法上，虐待、侮辱他人的行為，判處酷刑折磨，嚴重者處罰1萬美元，并判處終身監禁。參與凌辱從犯，以同罪判處，所有涉案人員，均接受最高刑罰判處。可見對未成年人犯罪，矛盾根源主要體現在判處嚴重性上，即犯罪者處理手段的輕重。日本對待校園暴力案件，本著裁判所優先主義，本著同時保障受害、施害雙方利益的原則，要求各個家庭裁判所，需要附帶一所由內科或精神病科醫師、護士組成的診所，盡可能照顧其生長發育，降低對受害人二次傷害。（二）被害人保護。針對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刑法規定，如下所示：一是參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將未成年人作為犯罪對象的群體，將受到最重刑法判決。二是拐騙14周歲以下兒童，離開其監護場所，脫離監護人的，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施以拘役處罰。在《刑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中能體現出來，凡是拐賣兒童和收買被拐賣兒童的行為都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規定，以威脅暴力方法，阻礙國家機關解救被收買兒童婦女的,參照第二百七十七條，接受定罪處罰。三是參照第三百六十條，嫖宿十四周歲以下幼女的，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2012年，浙江永康縣，發生嫖宿學生事件，犯罪人員包括人大代表，以及企業家等人，“大規模”、“處女”、“嫖宿”、“官員”等字眼，更牽動了社會群眾神經。嫖宿幼女罪定罪，其主旨是為了懲治邪惡，加大幼女保護力度，但本身就涉及原罪，且在實踐中，這一法律體系的漏洞逐漸顯現，因為本身罪名就帶有降格之嫌，加之受到大眾道德約束，認為此法律體系為放縱權貴階層邪惡的免死金牌。“嫖宿幼女”事件不斷發酵，如2009年，貴州省習水縣，被爆出包含公職人員在內的嫖宿未成年人案件。公職人員包括教師，以及司法干部、政府官員等，嫖宿幼女案件，從來不缺權力，以及公職人員等官員的影子。最終5人定罪嫖宿幼女罪，判處7-14年。嫖宿幼女罪的起刑點為五年，而故意殺人罪，以及搶劫罪起刑點，起刑點均設定為三年。雖罪行設立初衷是好的，但威懾力與公信力相對較差。對此，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建議修改為嫖宿十四周歲以下幼女的，按照強奸罪論處。對此，罪名存廢也引起了社會群眾廣泛爭議。因為大眾對強奸罪，以及嫖宿幼女罪的輕重，存在較大爭議，導致嫖宿幼女罪遲遲未被取消。全國人大法工委在2010年表示，嫖宿奸淫幼女罪，無論是主觀意識，還是客觀行為，都存在一定差異；對此，嫖宿幼女罪，不應當與強奸罪相提并論。在2010年7月30日，最高法表示處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層面，還是處于法理層面，嫖宿幼女罪的取消，理論依據都相對充分。

二、刑法對未成年保護的缺失

（一）刑法總則方面。基于量刑角度分析，考慮到未成年保護，以及身心發育特征等方面的特殊性，對犯罪者執行刑罰時，都會本著刑法謙抑性原則從寬處理。由于刑法事實界定、原則缺失，導致量刑準則缺乏規范性。基于刑罰方式角度分析，針對于未成年犯罪者，其刑罰方式包括罰金、管制與牢刑等，前兩種刑罰方式居多，導致法律效力、規范能力不理想。我國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時，首先事前缺乏積極預防，家庭、班主任、學校預防過程中存在缺漏，其次缺乏專門犯罪立法，刑法從寬力度加大，還需加大相關司法解釋，提高特有犯罪處理體系的可行性與針對性，尤其是校園暴力方面的。最后缺乏后續安撫保障機構，導致安撫保障機構措施形式化，實踐行動相對滯后，導致受害人存在景勝，并留下了心理陰影，加上社會偏見，以出現負面心理與消極情緒。（二）刑法分則方面。首先是分則細化補充不完善，對未成年人侵害者的打擊力度較低。如黑龍江通河，13歲趙力寶，將同村14歲明芳強奸，法院判定被告人監護人，向受害人賠償九千余元后釋放。被告人頂不住心頭怒火，次日殺死了受害人母親，被告人被判處一年半勞教。雖然未成年人犯罪絕非偶然，與家庭教育和放縱有著直接關系，但法律對被告人的處罰懲治手段較輕。同時，兒童少年故意殺人，最輕判處9年。美國10歲女孩殺人案件，與英國兩個10歲男童殺人事件均被判刑。刑法分則的價值，是對相關法則的修補與補全，從而在犯罪事實中充分體現。其次是分立法則存在空白，如嬰幼兒的販賣、搶奪與偷盜；猥褻男性未成年；騙奸、誘奸女性未成年的犯罪刑罰應當加強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刑法的建議

（一）完善教育條款。教育權是未成年人應享有的權利，學校與社會各部門應當主動承擔職責義務，保護其受教育權力；對此，就應當加強教育設施完善，以及選擇教育方式等相關立法的完善。被告人李軼強奸案、王思琦虐待案、潘德峰猥褻案等案件，突顯了學校、家庭與社會在安全管理方面的缺失；對此，應加大性教育普及，以及宣教力度，增強兒童少年自我防護意識、能力。作為教師、家長更是要加強安全防范意識，提高校園安全管理水平，共建學生安全、健康、和諧生長環境。在其基礎上，完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制度，加大有性犯罪前科者監管力度，形成家庭校園與社會的三道防線，社區也需加強監管，盡可能的降低案件發生率。（二）完善兒童罪的立法。我國刑法對拐賣青少年的犯罪行為有著嚴格的規定，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條規定，拐騙十四周歲以下未成年人的,脫離家庭、監護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對此，應當加大保護力度，切實維護未成年合法權益，將法律保護范圍拓展到未滿十八周歲，實現刑法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全面覆蓋。如被告人盧曉旭拐騙兒童案，判處二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以任何手段形式，將兒童私自帶走，使其脫離家庭，或是監護人的行為，都是違法行為，將受到法律嚴懲。（三）加強犯罪刑罰適用性。針對于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責任追究，應當切實考慮到其成長特征，實現酌情處理。刑法中的無期徒刑、死刑的刑事處罰，與未成年人并不適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考慮到刑法的公正性，未成年人發展前景大，定罪無期徒刑，與刑法公正性不符。二是從社會治安穩定入手分析，政府對其晚年支持的經濟負擔加重，與國家長久發展理念不符。三是基于刑法權威性角度分析，犯罪者多為初犯，悔改意識強烈，處于無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在執行中會因為表現良好，而得到減刑等機會，這也是對法律權威性的一種挑戰。四是考慮到其未來發展，以及社會秩序穩定，假釋后的人員，對外界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等不了解，不能更好的融入生活中，不利于個人與社會的穩定發展。對此，在執行刑罰時，應當通過假釋、減刑等操作，真正做到從寬處理，增強刑事處置的合理性與人性化。刑法不僅保護未成年人，更為廣泛群眾服務，在本著公平公正原則的基礎上，應當加強人性化的融入，實現刑法法規的不斷完善。除此之外，還需加強完善“指定辯護”“法定人到場”與“不公開審理”等保護未成年人的條款。（四）加強人才隊伍與司法保護機構設立。政府機構方面，應當全面圍繞未成年人，加強案件偵查機構、法庭、檢查科的設立。社會機構層面，應當加強社區矯正機構設立，實現各結構的協作發展。在人才隊伍方面，加強對公益性社團、社會幫教機構內部人員的培訓，要求其掌握教育學，以及犯罪學和心理學等專業知識，從而提高對未成年人教育的意識與能力。（五）加強刑事訴訟程序機制的完善。首先加強附條件不起訴制，圍繞各需求、利益價值、社會危害性等因素，或是在走訪調查中，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環境、性格特征等，做出附條件不起訴條件。其次加強社會調查制度完善，圍繞司法實踐實際狀況，由社區矯正部門、公安機關、法院等聯合展開社會調查，要求社會調查員保持中立態度，并圍繞犯罪地等調查情況進行綜合評定。加強成年人參與制度完善，成年人介入時間、法律地位等明確規定，選任成年人時應當加強篩選，已釋放為成年人壓力。最后相關特別程序，要求刑事訴訟過程中，應加大對兒童少年的司法保護；對此，設立了監所檢察，施以刑罰執行監督機制，是防、訴、捕、監統一化工作機制的有效拓展。犯刑罰監督，包括監外、所內執行監察兩種。所內關押人員，加大分管分押管理力度，加強其教育改造與心理疏導。檢察部門在審查起訴、逮捕時，都選擇了符合其年齡特征的方式。然而，在實踐中仍存在諸多不足，如懲罰方式、量刑等方面的缺陷，還需加強對未成年刑法的完善，以實現法律保護范圍的拓展與延伸，帶動和諧社會穩定發展。補充未成年人刑法保護空白的同時，還需加強對《未成年人保護法》《未成年人刑事訴訟法》《未成年人刑法》等立法的完善，不斷拓寬社會各界對未成年人的權利保護，從而逐漸形成科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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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德緒 單位:山東省膠州市第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