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兼顧民主注重效率管理政治交易成本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導論；交易成本概念及政治行為中的交易成本；正常與非常時期危機應急決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實際案例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世界范圍內非傳統威脅逐漸增多、目前學界對于政治決策成本的研究大致分為兩種思路、公共選擇理論主張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過程、正常時期政治決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常見的決策成本包括協商談判的時間成本、投票的管理成本、非常時期危機應急決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危機時期的情況明顯地有別于正常時期、加劇后的危機往往又需要更大規模的救援方案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政治交易與市場交易一樣,同樣存在交易成本。一項政治交易的成本是其外在成本和決策成本的疊加。在對決策成本的核算上,正常時期的普通決策與非常時期的危機應急決策有所區別。這一區別主要體現在危機應急決策外在成本的變化趨勢上。危機時期,隨著決策參與人數的增加,外在成本不降反升,由此導致政治交易總成本的成倍增加,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引起危機遞增漩渦的出現。因此,在危機時期制定應急方案時應當在兼顧民主的同時更加注重效率。

[關鍵詞]交易成本外在成本決策成本危機遞增漩渦

一、導論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世界范圍內非傳統威脅逐漸增多。傳染病的擴散、金融危機的傳導、恐怖襲擊的發生等非傳統威脅,都能在短時期內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加之對自然的認識尚有不足,地震、颶風、洪水、海嘯等自然災害也經常給人類的生產生活造成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失。在災害發生后的非常時期,各國政府作為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決策制定者,在保障本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傳統威脅與非傳統威脅交織,災害發生頻仍的背景下,對政府非常時期危機應急過程中的政治決策成本進行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學界對于政治決策成本的研究大致分為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將討論的背景限定在常態時期的政治決策過程里,因而研究者能夠有的放矢地對自己關切的概念或問題進行清晰地闡述,但該思路也因無法將非常態下的政治決策過程包含進來而失去了理論分析的完整性;第二種思路盡管能夠兼顧討論的完整性,使自身的討論觸及到常態和非常態兩類不同情形,然而卻因為沒有清晰的概念分析做理論支撐而略顯蒼白,并且,由于按這一思路展開的研究通常著眼較高,往往在非常時期的政治決策成本問題上只是一帶而過,并未做太多深入的探討。

為此,筆者立意于非常時期應急決策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希冀通過概念梳理,邏輯推演和案例分析,對非常時期危機應急決策中的成本結構和影響機理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交易成本概念及政治行為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又稱交易費用,最早是由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提出的。這一概念指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人們自愿交往、彼此合作達成交易所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關系成本。它與一般的生產成本(“人—自然界”關系成本)是對應的概念。從本質上說,哪里有人類交往互換活動,哪里就會有交易成本,它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公共選擇理論主張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過程。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交易成本的概念就可以在政治決策領域內得到拓展。任何的政治決策行為,如同任何的市場決策行為一樣,必然要發生一定的成本費用。因此可以說,交易成本不僅存在于市場活動之中,同時也存在于政治活動之中。

三、正常與非常時期危機應急決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1.正常時期政治決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具體而言,政治決策中的交易成本分為外在成本和決策成本兩類。

外在成本指的是一項政治決策給外界造成的利益損失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成本。可以想象,在正常時期的一項政治決策中,隨著參與決策的人數增加,各種觀點的碰撞就會越充分,該項決策對各方利益的平衡效果也就越好。因此,正常時期的外在成本函數是一個隨參與決策人數增加而遞減的函數(如圖1-a所示)。

決策成本指的是為使集體決策得到通過而花費的成本。一般而言,在正常時期的一次政治決策中,常見的決策成本包括協商談判的時間成本、投票的管理成本等等。不難想見,個人獨裁的決策成本是最低的,而隨著政治決策參與的人數不斷增加,決策成本不可避免地要隨之增長。因此,正常時期的決策成本函數是一個隨參與決策人數增加而遞增的函數(如圖1-b所示)。

綜上,一項政治決策的總交易成本就是其耗費的外在成本與決策成本之和。反映在圖中,就是外在成本同決策成本的縱向疊加(如圖1-c所示)。

2.非常時期危機應急決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危機時期的情況明顯地有別于正常時期。在正常時期,決策過程中的充分民主是必要的。因為作為利益平衡機制的民主決策程序,只有讓代表各種利益階層的觀點相互碰撞,才能最終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決策方案,也有助于控制決策的外在成本。而且,由于各國政治立法制度的約束,一項決策的參與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達成一致,否則提案即有可能被推延到下次表決。這客觀上刺激了政治決策參與方,使之主動控制決策的時間成本,力爭盡快使提案得到通過。所以,正常時期的政治決策,完全可能實現外在成本與決策成本間的兼顧。

然而,危機時期與正常時期不同。危機時期,往往是社會政治經濟局勢發生劇烈波動、人民生產生活遭受重大損失的時期。危機發生時,民眾最大意愿就是早日結束危機、盡快地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因此,政府在危機出現后的應急決策中也必須最大程度地兼顧時效,迅速出臺相應政策,早日結束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所以此時,一方面,決策成本曲線的走向不變,依然隨參與決策人數的增加而上升(如圖2-b);但另一方面,決策的外在成本曲線,卻一改正常時期遞減函數的特點,明顯地隨著參與決策人數的增加而上升(如圖2-a)。這是因為,危機時期參與決策的人數越多,需要平衡的利益也就越多,為此需付出的時間成本也就必然越多。而在分秒必爭的危機救援過程中,時間的流逝直接意味著外在成本的上升。

不僅如此,這一政治決策耗費的時間成本越多,也就意味著當前危機加劇和蔓延為新的、更大的危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時,一個經過完備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并再三斟酌的救援方案或許能夠有效地降低其實施后的外在成本,然而“完備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和再三斟酌”所耗費的時間卻足以使危機加劇,加劇后的危機往往又需要更大規模的救援方案。而如果下一個救援方案又繼續“完備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和再三斟酌”的話,那么一個可怕的循環往復就會出現:危機不斷加大,人們用于救援的“空頭支票”也將越開越大,而真正意義上有效的救援方案將永遠無法成型,從而陷入“危機遞增漩渦”之中,這樣一來,有效的救援就徹底地成為了一句空話。

四、實際案例

1.卡特里娜颶風

2005年8月末,卡特里娜颶風襲擊了美國南部地區,共造成1330人死亡,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產生如此巨大的損失,除了颶風本身來勢兇猛之外,相關法律程序過于復雜,掣肘決策時效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雖然美國《聯邦反應計劃》的存在給災害的應對省去了臨時立法的決策成本,然而應當看到,整個救援行動中,由于法律程序障礙過多、聯邦與州及地方法律關系過于復雜,嚴重遲滯了應急力量的部署調動。各級政府和救援人員在原本需要靈活處置的環境下仍不得不嚴格遵照法條按部就班,在出現一些復雜局面的時候,往往出現跨部門協調程序復雜、決策遲滯等情形,這極大地耗費了決策成本,導致了死亡人數和災民財產損失的增加,從而也直接地推高了整個應急決策的總成本。

例如,在災害發生后,美國聯邦緊急情況署請求陸軍某裝甲兵團開赴災區進行救援時,后者卻要苦苦等待國防部的批準。就在災區需要大量救援人力的時候,周邊各州的國民警衛隊本來可以相互馳援,結果卻受到1878年PosseComitarus法的限制。該法條中規定:“各州國民警衛隊可以在該州境內授州長指揮進行執法活動,但開赴其他州則等同于聯邦武裝力量,須經聯邦政府批準方可。”這使得受災地區周邊各州的國民警衛隊無法按時開赴災區,加之颶風導致電力系統癱瘓,在災難發生后72小時的黃金救援時段內,救援力量的主力并沒有能夠開赴災害的核心區開展施救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