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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地理之于人類文明的發展，歷來有著重要意義；地理、交通的重要性也是許多經典論著的核心議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對運輸成本的影響；地理和交通因素不但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大的區域內經濟的聚集與分布；對世界經濟發展中許多重要的事實作出恰當的解釋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成本控制既是一個微觀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宏觀的制度結構決定與規劃問題、人類社會發展演進中各個重要階段的變化，無不與地理因素密切相關、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地理及交通因素始終與成本控制糾結在一起、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的極其便利，以及因之而來的低廉的商品價格、近海地區在減少運輸成本方面的重要性、運輸成本在決定集聚和分散力之間的平衡中起著重要作用、地理、交通問題的重要性，乃是因為與之相關的運輸成本等，具體請詳見。

成本控制既是一個微觀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宏觀的制度結構決定與規劃問題。通常關于成本控制的研究總是較多地集中在微觀組織（特別是企業）內部，從生產經營角度進行觀察。這是一種頗為狹隘的觀念。成本的最終決定，客觀上受著許多處于組織之外的環境因素的影響，成本控制也不只是唯有企業或其他微觀組織才要考慮的問題。在資源有限或稀缺的條件下，任何一個人類組織的生存與活動，都必然要面對成本控制問題。這種控制除了要求許多具體細致的努力之外，還必須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上進行。本文研究地理交通問題的成本控制意義，即是從一個廣闊的角度來進行有關成本問題的考察，從中可以就制度及組織結構設計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地理之于人類文明的發展，歷來有著重要意義。

人類社會發展演進中各個重要階段的變化，無不與地理因素密切相關；而交通的意義，更表現在極為廣闊的領域。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延續中穩定的結構體系，很大程度上與東臨大海、西據崇山、北被遼原，中原腹地物產豐富且交通給便的環境條件有著莫大關系。地中海沿岸地區溫潤的氣候與便利的交通條件，不但孕育了古代希臘和羅馬兩大文明，而且直接促成了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復興及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十五世紀海上通路的開辟打通了通往整個世界的通道，也敲開了美洲、澳洲、乃至亞洲千百年沉寂的大門，也因此而有了澳洲與南美的開發，北美的崛起。隨著19世紀蒸汽機車的發明、鐵路的建設與交通的長足進步，整個世界的格局一步步發生了巨大改變。進入20世紀之后，其影響更是一步步融入到企業組織結構之中，直接左右著跨國公司的經營戰略選擇?？鐕窘M織配置的核心，就是在整個世界范圍內以成本作為主要考慮因素來進行供、產、銷及科學研究、融投資等多種活動及資源的系統配置，最大限度地發揮規模經濟和跨國經營的成本與戰略優勢。這種配置反過來影響各有關國家的內外政策，影響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與經濟關系。二十世紀晚期網絡及通訊技術的發展，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小小的村落。道．R.漢森（DonR.Hansen）和M.M.莫溫（M.M.Mowen）在《成本管理：會計和控制》一書中談到，“交通和通訊系統的巨大改進為許多制造及服務企業提供了一個全球化的市場”。（DonR.Hansen，MaryanneM.Mowen，2003）實際上，全球化所產生的影響，并不僅限于市場一個方面。其對世界范圍內各個層次上成本安排及成本控制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地理及交通因素始終與成本控制糾結在一起，是成本控制問題研究中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國古代的大禹治水，從《尚書•禹貢》的資料來看，很大程度上是解決了國家管理體系建設及宏觀控制中的交通（包括信息溝通）問題。在此基礎上，才有國家體制的建立及貢賦的可行基礎。羅馬帝國鼎盛時期的內部交通網絡體系也是十分龐大的。其鋪石路面積達200萬平方英里，比同一時期中國漢朝的鋪石路面積（150萬平方英里）還要大。便利的交通網是它實施龐大帝國的內部統治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隨后之所以分裂成眾多處于相對孤立狀態的封建莊園，使歐洲社會經濟在封建時代處于極度低潮，除了政治及社會原因之外，交通的破壞也是一項重要誘因。中世紀末期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得益于陸上通路的開辟及海路的開通。威尼斯曾被描述為歷史上著名的、具有經營能力和有效行動的最有說服力的典型。威尼斯商業重要意義的最大奧妙及其成為東西方商品交流市場的原因，就在于它優越的地理位置。作為通往中歐的最近海港，德國商人在此最先到達?？?，地中海東部各國商人把貨物運到這里也比運到其他市場為近。（詹姆斯．W.湯普遜，1992）在世界歷史中，海上冒險家們探求海上通路的行為之所以被給予極高評價，主要因為商道的開通影響并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蒸汽機車及鐵道的影響，則為大機器生產準備了一項重要的基礎條件。沒有便利的鐵道運輸，就不可能以較低的成本將大批產品從產地運往各個消費地，送達消費者手中；也不可能使生產商的原材料供應得到充分保障，并使其成本大幅度降低。20世紀海上運輸、航空運輸的發展，運量的大幅度提高，運程的縮短及時效性的提高，有力地促進了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形成。九十年代之后互聯網的飛速發展，進一步為世界范圍內的溝通提供了便利，也極大地改變了生產、生活中的種種觀念。

（二）地理、交通的重要性也是許多經典論著的核心議題。

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夠將其勢力推廣到整個世界，是因為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的極其便利，以及因之而來的低廉的商品價格。這“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保R克思，1972）湯普遜則認為，“象近代史一樣，古代史很多是關于爭奪商路控制權的歷史?！保者d，1992）

亞當．斯密曾經很仔細地討論了交通運輸與分工的關系。他說：“通過水運，為每一種產業開辟了更加廣大的市場，這是陸運所不能單獨辦到的，因此，正是在海岸，以及在通航河道的兩岸，各種產業自然而然地開始分工，并得到改進。”（亞當．斯密，1972）究其原因，在于：與陸路運輸相比，水運具有很大的費用優勢。具體來講，一輛由兩人駕駛，八匹馬拉的貨運馬車，在大約六個星期內，可在倫敦和愛丁堡之間來回運送將近四噸貨物，而一艘由六個或八個人駕駛的輪船在同一時間內，可以在倫敦和利斯兩個港口之間來回運送200噸貨物。因此，用倫敦至愛丁堡最廉價的陸路所能運輸的200噸貨物，要開支100個人三星期的生活費以及與這種生活費大體相等的400匹馬和50部大車的損耗。而水路運載的同一數量的貨物，卻只需要開支六個人或八個人的生活費，載重200噸的一艘船只的損耗，以及保險費的差額，即陸運保險和海運保險之差。按照斯密的分析，如果兩地之間除了陸運以外沒有其他運輸方式，在世界各個遙遠地區之間，就不可能有多少商業，或者根本沒有任何的商業。正因為如此，“最先開化的國家就是那些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國家”，（亞當．斯密，1972）而這又根本上得益于它們得天獨厚的航運條件。[next]

威廉．配第分析荷蘭的比較優勢時，也對地理及交通運輸的功用作了極大肯定。這從其《政治算術》第一章標題就可見一斑：“一個領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國，由于它的位置、產業和政策優越，在財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遠為眾多、領土遠為遼闊的國家相抗衡。在這方面，特別是航海和水運的便利起著最顯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保ㄍ涞冢?978）配第認為，財富和力量增進的差異，是由各國的位置、產業和政策，特別是海運和水運的便利造成的。荷蘭以其極為狹小的地域，之所以能夠在海上貿易中一度稱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理位置及交通條件。荷蘭幾乎沒有一個工場或商業所在地離可通航的水面一英里遠，這就使得其產品的運輸成本極為低廉，因為，按當時的情況，水路運費一般只有陸路運費的十五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所以，配第認為，如果荷蘭的商業有法國那樣的繁榮，那么，荷蘭人由于在全部開銷方面少花十五分之十四的郵遞費和運費，他們的商品售價就會比法國的商品售價為低，而其銷路也自然會比法國商品銷路更大。

馬克．布洛赫在研究歐洲封建社會時認為，“如果說從現在觀察到的角度看，歐洲的封建文明有時似乎非常具有普遍性，有時又具有極端的特殊性，那么這種矛盾的主要根源則在于交通條件；這些交通條件有利于將非常普遍的潮流傳播到遠方，而在某個特殊地方，卻阻礙鄰近地區進行趨同性影響的交流。”（馬克．布洛赫，2004）這種影響遍及世界各地，見諸于各種文明之中。

（三）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對運輸成本的影響。

亞當．斯密曾指出近海地區在減少運輸成本方面的重要性。拉德勒特和薩克斯分析發現，深處內陸的發展中國家比沿海發展中國家平均多支付50%的運輸成本。他們還發現，雙向運輸成本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下降0.5個百分點。（馬克．布洛赫，2004）有學者發現，運輸成本在決定各國參與全球經濟的能力上舉足輕重。對于開展國際業務的企業而言，運輸成本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在更近的年代，地理是發展過程中決定性因素的觀點已經得到普遍承認。按照地理經濟學的觀點，自然地理是發展過程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主要爭議則是集中在運輸的作用上。許多大城市最初都是由于靠近便利的水道而得到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提供便捷而低廉的運輸。在現代經濟發展及跨國經營中，由地理和交通運輸問題而導致的成本考慮具有重要意義，而這時的成本也不再僅僅是運輸成本。S.布雷克曼等著《地理經濟學》中提供了有關這方面問題的兩個很好的說明性例證。一個是關于德國貿易與距離關系的分析，結論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到德國經濟中心的距離（代表運輸成本）每增加10%，德國對外的出口就會減少8.2%。另一個例證是在企業水平上關于計算機硬盤驅動器生產的分析，涉及的是生產的世界性分布。該例中所反映的事實對于研究現代跨國企業的成本控制無疑具有重要啟示。

（四）地理和交通因素不但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大的區域內經濟的聚集與分布，也決定一個微觀組織機構的體系架構。

正如現代地理經濟學的觀點，“制造活動的處所、這些處所之間的關系和其余的空間都是地理經濟學中的關鍵因素。要分析這種關系，就必須把運輸成本考慮在內，因為運輸成本在決定集聚和分散力之間的平衡中起著重要作用。”（S.布雷克曼等，2004）意大利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主編的《歐洲經濟史》第一卷中在談到中世紀歐洲居民的拓居模式時講道：“陸路運輸甚或逆水運輸的高昂費用限制那些不值錢而又笨重商品的遠距離販運?！保ㄆ娌ɡ?，1988）這一觀點，堪稱“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的中國古訓的現代翻版。不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歷史的觀察都會告訴我們，交通運輸的便利程度，以及與之直接相關的運輸成本高低，都是決定經濟范圍與發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交通運輸直接影響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生產力布局、產業的集聚程度、以及對外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它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組織的組織結構形式，影響企業產品生產成本以及最終利潤的實現。如同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由分散的家庭手工業向集中的手工工場以及隨后的大工廠發展中所發生的那樣，資本家之所以要冒著負擔固定人工及因固定資本而發生的費用風險建立集中的工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采用外包方式分散加工時巨大的運輸費用、損耗、時間的延誤、以及管理上的不便。在現代跨國公司的發展中，我們所看到的則是因為交通及通訊的巨大便利，一種產品的生產可以分散在若干不同的國家進行生產加工，以獲得人工、材料費用及其他資源方面最大的優勢。

（五）通過地理及交通因素，我們可以對世界經濟發展中許多重要的事實作出恰當的解釋。

這也是之所以把地理、交通問題拉入成本控制研究的根本原因。對成本控制而言，地理、交通問題的重要性，乃是因為與之相關的運輸成本。不論是對宏觀還是微觀經濟，運輸成本都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從而也成為研究成本控制及社會經濟演進時一項重要考慮。這與科斯將交易費用作為制度結構決定的解釋因子有著差不多相同的意義。

總體而言，任何時代的成本控制，都可能表現為基于一定環境條件的具有宏觀和微觀雙重意義的綜合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控制鏈條（控制通道）的長短及控制的幅度，總會成為現實的重要考量。轉變為實際的觀察，則是與社會（包括交易）成本相關的溝通問題。其中的關鍵因素，乃是交通運輸和通訊，地理問題則是決定交通通訊的最重要變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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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1972.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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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卡洛.M.奇波拉主編.1988.歐洲經濟史第一卷（中世紀時期）.商務印書館: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