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小議公共投資為中心的財政支出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財政支出可分為形成資本的公共投資和不會形成資本的消費性公共支出。自從我國強調運用經濟手段調節(jié)宏觀經濟以來，財政支出政策一直是我國政府調節(jié)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為了充分發(fā)揮財政支出政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我們有必要對財政支出政策的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深入地研究。筆者認為，根據(jù)我國目前所處的特殊經濟環(huán)境，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我國仍將實行以公共投資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

一、公共投資對于經濟的長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國家的實踐

對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羅斯福“新政”，堪稱是政府運用財政支出政策調節(jié)經濟的成功范例。羅斯福“新政”的主要內容是實行以公共工程投資為中心的財政支出政策，通過興辦社會公共工程，來增加社會需求，并改善就業(yè)狀況。

二戰(zhàn)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國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調節(jié)經濟周期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為了促進高水平的需求和就業(yè)，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資為主的政策，轉而主要通過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轉移支付政策來調節(jié)經濟周期和促進國民收入的增長。這一時期，西方各國的消費性財政支出快速增長，并成為推動財政支出增長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業(yè)國家政府轉移支出和補貼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約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費性公共支出為中心的財政支出政策獲得了成功。然而，從7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國家步入了經濟增長緩慢，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失業(yè)率上升的尷尬境地。對于這一前后矛盾的結果，西方經濟學界有各種解釋，其中最為流行的觀點認為，與公共支出的乘數(shù)效應相對立的擠出效應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許多經濟學家對包括公共投資政策在內的財政支出政策作用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在西方國家的實際政策中得到體現(xiàn)，從70年代末開始，西方國家轉而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嚴格限制預算支出的增長。但由于消費性支出的剛性作用，主要工業(yè)國家政府轉移支出和補貼支出仍然出現(xiàn)增長，其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為1992年的21％，實際上公共投資成為緊縮財政的對象。

筆者認為，二戰(zhàn)后西方國家以消費性公共支出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時期內發(fā)揮作用，并帶來經濟的空前繁榮，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經濟狀況所決定的。眾所周知，除了美國以外的大多數(shù)工業(yè)國家，在二戰(zhàn)期間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戰(zhàn)爭的破壞，這些國家在戰(zhàn)后從低水平生產率中復蘇，其經濟發(fā)展?jié)摿艽蟆Ｒ虼耍?zhàn)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國以外的主要工業(yè)國家都出現(xiàn)了投資高潮。這一時期，這些國家國內總投資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這些國家以消費性公共支出為中心的財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高潮所形成的供給相適應。美國二戰(zhàn)后實行的以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為主的財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時期對包括基礎設施、教育等具有永久價值的公共工程項目的大量投入。當戰(zhàn)爭年代走向復蘇的經濟發(fā)展余地得到充分發(fā)揮，投資收益率便開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資本逐漸被發(fā)展了的經濟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隨之減弱甚至消失。可見，對于美國而言，二戰(zhàn)后與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時出現(xiàn)的經濟繁榮，實際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資對經濟推動作用的一種延續(xù)；對于美國以外的工業(yè)國家而言，二戰(zhàn)后與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經濟繁榮，實際上是這些國家在經歷戰(zhàn)爭重創(chuàng)后，經濟復蘇帶來的投資高潮形成的。一句話，二戰(zhàn)后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主要是投資因素在發(fā)揮作用，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則起了順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當時需求的同時，為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打下了基礎，而二戰(zhàn)后西方國家所實行的財政政策則只是在短期內發(fā)揮了積極作用。這說明了在經濟的長期增長方面，公共投資政策具有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所無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國“新經濟”再次印證了公共投資政策對于經濟長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一般認為，促成美國“新經濟”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著眼于長遠的政府投資”是促成“新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頓政府明確實行了有選擇的適度加強經濟干預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內容包括保證政府的科研與開發(fā)支出、增加政府對人力資源投資等方面的政府投資政策。

二、公共投資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理論基礎

凱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對經濟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研究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強調資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資政策與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選擇上，凱恩斯本人傾向于公共投資政策。然而，凱恩斯的投資乘數(shù)理論本身無法說明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公共投資將比消費性公共支出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凱恩斯本人也承認其關于公共投資重要性的認識，主要基于實際判斷，而非理論分析結果。新古典綜合派運用擴展的財政政策乘數(shù)模型說明了公共消費政策與公共投資對需求具有同樣的作用機制，并提出公共投資調節(jié)總需求具有效率低、時滯長的缺陷。他們認為在調節(jié)總需求方面公共消費政策較公共投資政策更為有效。

最新的經濟增長理論也支持凱恩斯關于強調公共投資的判斷。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注意到公共投資或者公共資本的生產性，并通過公共投資或者公共資本的生產性說明長期經濟增長。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從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資的作用，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拓寬了公共投資領域。傳統(tǒng)的投資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質資本的支出流量，相應地，公共投資主要指財政用于基礎設施的公共工程投資，即財政用于形成物質資本的開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學家更為關注勞動力素質提高和技術進步對未來產出的影響，并將它們視為廣義資本的組成部分，因此，在他們看來，任何可以帶來產出的開支都可以被視為投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將在傳統(tǒng)經濟增長理論中被視為外生的勞動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內生化，從而導入包含人力資本在內的廣義資本。并提出通過人力資本的作用避免物質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人力資本概念的提出，拓寬了公共投資領域。根據(jù)他們的分析，公共投資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即：財政用于形成物質資本的支出、財政用于提高勞動力素質即形成人力資本的公共支出、財政用于促進技術進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從資本持續(xù)積累的角度，也就是從供給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拓寬公共投資領域的同時，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論證了在實現(xiàn)資本積累方面，公共投資所發(fā)揮的作用將是消費性公共支出無法替代的，并進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資政策與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是不同的。巴羅認為，政府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力量，并將政府支出流量納入宏觀經濟生產函數(shù)，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公共資本具有生產性效應。阿羅和庫茲認為通過公共投資形成的公共資本存量具有生產性效應，他們最早將公共資本存量納入宏觀生產函數(shù)、考察公共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德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格雷納在運用巴羅所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時，接受了公共資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為重要的看法，認為公共投資對于私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的正效應主要是通過公共資本存量而產生的。這些分析說明了公共投資主要是通過生產性公共資本所形成，同時也提高了私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并克服了私人資本投資收益率下降趨勢，從而達到激發(fā)私人投資的效應。即公共投資必須通過其所形成的公共資本來發(fā)揮其乘數(shù)效應。

三、以公共投資資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一中國的現(xiàn)實政策選擇

利用財政支出政策調節(jié)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國的經濟運行基本處于短缺經濟狀態(tài)，供需矛盾主要體現(xiàn)為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投資饑渴癥”則是其主要癥狀之一。在這段時期，我國的宏觀調控目標主要是抑制總需求，財政支出政策成為抑制總需求增長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費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強的剛性，以及“投資饑渴癥”的存在，我國主要通過減少公共投資來控制總需求的增長。這一時期財政用于形成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絕對數(shù)量雖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卻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礎設施的國家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明顯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占當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這一時期財政用于教育和科學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現(xiàn)了逐年下降的趨勢。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支出占當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為1995年的1．85％；財政的科學研究支出占當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現(xiàn)象，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在相對長的時期，依賴削減公共投資來控制總需求膨脹，從而導致了公共投資不足、公共資本相對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資本收益率下降。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公共物質資本相對缺乏。改革后，政府預算用于基礎設施的投資大幅度下降，使我國的物質資本積累出現(xiàn)了非公共資本的長期快速增長與公共資本積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于經濟增長。據(jù)統(tǒng)計，至90年代末期，我國平均每平方公里國土面積擁有的公路不過0．12公里，國道平均車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車行駛的經濟水平。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現(xiàn)象與經濟周期長波理論所揭示的基礎設施長波是一致的。經濟周期的長波理論認為，經濟中基礎設施的大規(guī)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動和政府的資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個平穩(wěn)的速度來擴張經濟的基礎設施，經濟將存在基礎設施投資長波。其二，人力資本積累不足。改革后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落后于經濟發(fā)展，、我國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收益率水平擴大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研究表明，1995年我國人力資本收益率水平達到52％，比物質資本收益率高40個百分點。而在1978年，我國人力資本收益率只比物質資本收益率高出20個百分點。1948年和1969年美國的人力資本收益率只比物質資本收益率水平高4個百分點。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結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國的人力資本存量過低。人力資本積累與教育和科技進步密切聯(lián)系，由于教育和技術進步都具有積極外部性，市場對于存在積極外部性的產品供給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進技術進步，改善人力資本供給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政府投入。我國人力資本存量過低的狀況，與我國財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關。

要解決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實現(xiàn)經濟持續(xù)增長，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的經濟政策要點是在增加總需求的同時改善供給結構。而選擇以公共投資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是實現(xiàn)這雙重目標的保證。增加財政用于形成物質資本的基礎設施投資、用于形成人力資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將在增加社會總需求的同時，擴大公共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份額，相應促進資本積累，改善供給結構。許多經濟學家都認識到，近期我國經濟運行出現(xiàn)良好轉機，與供給的改善存在密切聯(lián)系。

在許多人看來，1998年確定的以擴大財政支出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成為以前的財政支出政策的一種延續(xù)，其主要目標仍然是調節(jié)需求總量，只不過由抑制總需求改變?yōu)樵黾涌傂枨蟆壬洕鲩L理論所揭示的財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給、促進經濟長期增長方面所能發(fā)揮的作用被忽視了。人們急切期待著乘數(shù)效應的產生，并試圖以短期內乘數(shù)效應的大小來判斷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階段，一些人對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懷疑。

生產性公共資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資必須通過其所形成的公共資本來發(fā)揮其乘數(shù)效應。因此，公共投資乘數(shù)效應的時間跨度可能比較長。一方面，公共投資開始產生乘數(shù)效應的時間可能比較長，這是因為通過公共投資形成生產性公共資本必須花費一定時間。另一方面，生產性公共資本發(fā)揮乘數(shù)效應的持續(xù)時間也是比較長的，這是由于乘數(shù)效應的產生不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時是由于公共資本存量增加所導致的私人資本邊際生產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國經濟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現(xiàn)為結構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業(yè)制造品存在過剩的同時，公共物品和高質量的消費品還處于短缺狀態(tài)。因此，我國應選擇以形成資本的公共投資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須通過公共投資將我國經濟導向具有知識經濟、世界經濟特征的現(xiàn)代經濟。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的公共投資應該包括改善基礎設施的公共工程投資、促進產業(yè)升級的高新技術投資、提高國民素質的人力資本投資等方面。當然，由于各種原因導致分配不公的現(xiàn)象在我國長期存在，實際上在我國存在著大量的無貨幣支付能力的潛在需求。這些潛在需求一旦轉化為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求，對于解決一般工業(yè)品的過剩問題將產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運用財政轉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會低收入階層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從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近三年來，財政支出政策正在由單純擴大投資，逐步向消費領域擴散，這種財政支出政策走向基本正確。問題是，促使財政支出政策由投資向消費擴散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公共投資的乘數(shù)效應不明顯的認識，其實質是仍然將財政支出政策作為增加需求總量的手段。由于在單純增加需求方面，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具有見效快、時滯短的特點，在短期內其乘數(shù)效應較公共投資明顯。若我們沒有保持一定的警醒，財政支出政策過度向消費領域擴散的危險隨時存在。而財政支出政策過度向消費領域擴散的局面一旦形成，有效供給不足問題的解決將面臨很大的困難。

“風物長宜放眼量”，公共投資政策的實施，是為了解決經濟的非均衡發(fā)展問題，而非均衡經濟中經濟短邊的存在，隨著公共投資政策對經濟短邊問題的逐步解決，公共投資的乘數(shù)效應也將逐步實現(xiàn)。因此，要實現(xiàn)經濟的長期增長，必須選擇以公共投資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