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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校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中，存在著信息保密與開放利用、知情權保障與隱私權保護、檔案信息數字化與知識產權保護等三大倫理困境。為突破這些倫理困境，高校檔案管理部門應當著手制訂檔案信息的倫理規范守則，注意檔案立法中的倫理融入以及提升檔案管理者與利用者的倫理自律精神。

關鍵詞:高校檔案；信息倫理；倫理困境

高校檔案是指高等學校從事招生、教學、科研、管理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學生、學校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載體的歷史記錄。[1]隨著檔案信息化建設的發展，檔案管理和傳播活動的網絡化趨向日益明顯，而新的時空環境和方式方法更加使檔案工作凸顯出了一些倫理困境(EthicalDi-lemma)問題。分析高校倫理困境產生的原因及提出突破倫理困境的對策，對于做好高校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高校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中的三大倫理困境

(一)高校檔案信息保密要求與檔案開放利用的倫理困境檔案承載著大量的人類社會活動的原生信息，是一種寶貴的信息資源，它具有憑證價值與情報價值的二重性。檔案價值的二重性，決定了它存在開放性與保密性之間的矛盾關系。憑證價值決定了檔案形成者的資料與活動內容在一定的時限和范圍具有不公開性，即具有保密性。而情報價值意味著檔案需要適應社會利用檔案的要求，有向全社會開放的義務與責任。

在現代民主政治時代，檔案開放已經成為必然。美國學者史蒂文·盧巴(SrevenLubar)認為，“檔案是一種權力”，他援引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的話來加以證實:“失去對檔案的控制就等于失去了政治權力，民主的有效性通常用下面的標準來衡量:對檔案工作(包括檔案的構成和闡釋)的參與和對檔案的利用。”[2]基于檔案價值的二重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定，檔案管理部門要向社會開放檔案，以便廣泛地、充分地發揮檔案的作用；同時又規定了檔案保密期限，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它不宜開放的檔案控制使用，違者要承擔責任。《普通高等學校檔案管理辦法》也規定:凡持有合法證明的單位或個人，在說明利用檔案的目的和范圍后，均可查閱利用屬開放范圍的檔案，并可以摘錄或復制；同時又規定了“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的，涉及專利或技術秘密的，涉及個人隱私的，以及檔案形成部門規定限制利用的”的館藏檔案要控制性開放。

由此可見，對于高校來說，一方面要求發揮檔案室的職能作用，最大限度地開放檔案，公開會議文件、會議記錄、人事管理、基本建設、儀器設備、教學管理、科研管理、考務學籍等信息；另一方面又要根據具體的對象和內容對公開的程度和范圍有所限制。這就使高校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在具體操作中出現了開放性與保密性相沖突的倫理困境:當公開某一信息會對他人或單位造成消極影響或名譽及經濟損失時，是否能夠不加限制地公開?當學校或者師生的信息保護權與社會公眾的知情權發生沖突時，應該基于什么倫理標準進行研判?等等。

(二)知情權保障與隱私權保護的倫理困境知情權是公民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與權利，它既有憲法、行政法等公法領域的內容，又有私法的因素。

早在194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59號決議中，就強調“查情報自由原為基本人權之一”。隱私權則是公民個人所享有的依法維護私人生活安寧和私人信息秘密不受干擾的一種獨立的人格權。由于隱私權深入到人類社會生活和人們的內心世界來保護自然人的人格與精神狀態，所以隱私權還是一種高層次的人格權。

現在高校檔案部門，囿于傳統做法影響，在檔案開放范圍和開放程度方面，主觀封閉式的做法依然占主導地位，表現為:檔案開放的界限模糊、對象不清，在開放與不開放之間優先選擇不開放，檔案解密與開放時間經常被人為拖后，檔案開放、利用程序比較煩瑣，用戶被拒絕開放時缺少司法救濟制度等。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影響了師生和社會公眾的知情權的實現。而與此同時，隱私權保護在檔案開放利用中也出現了保障不力的情況。高校檔案信息作為歷史的記錄，含有大量的個人數據信息，許多涉及了個人隱私。由于高校檔案部門對隱私認定缺乏統一、具體的評判標準，在保密制度執行中又缺乏有效的機制，致使隱私權遭侵犯的情況在高校屢次發生。

上述這些反映了高校在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中存在隱私權與知情權相沖突的倫理困境。尤其在網絡環境下，檔案信息收集、整理、貯存、傳遞、利用的模式不斷更新之時，隱私權與知情權的兩相沖突成為人們不得不予以關注的倫理困境。

(三)加速檔案信息數字化進程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倫理困境檔案作為智力勞動者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產生的具有保存價值和利用價值的歷史原始記錄，從文件到檔案都凝聚著形成者的智慧，許多更屬于知識產權尤其是著作權保護的范疇。近年來，檔案部門頻頻接受官員、學者及其他社會著名人士的檔案捐贈；某些企事業單位或個人出于安全或保密考慮，也將本單位或個人活動中形成的檔案文件委托給高校檔案部門寄存或代管。檔案來源的多樣化導致了館藏檔案著作權狀態的多元化、復雜化，檔案部門在檔案信息的管理、利用過程中極可能引發著作權益糾紛。如轟動一時的1990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遺孀李淑賢狀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作者涉嫌違法利用檔案館中的捐贈資料一案就曾引發了國內關于檔案管理工作中著作權保護問題的探討。[3]在當前檔案信息數字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情況下，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顯得更為突出。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就代表著財富。而對檔案信息資源的利用開發，就是對館藏資料中既有的技術方案和技術成果進行再發明和再創新，使之成為《專利法》所保護的對象，并用專利技術為社會創造財富。所以，在高校檔案信息的開發和利用中，難免出現一些見利忘義的人違背倫理道德，盜用技術資料，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這就使高校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出現了檔案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倫理困境:如何在檔案信息數字化進程中妥善管理好檔案資料，如何在加快檔案信息數字化進程的同時，保護知識產權不受到侵犯?

二、高校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中突破倫理困境的思考為深度開發與利用檔案信息資源，加強檔案資源及信息化建設，提高高校檔案事業服務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與水平，必須從思想和實踐上解決上述三大倫理困境。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些道德沖突境況并不是必舍其一的兩難處境，而是采取有效措施就可以兼顧相融、妥善處理好的問題。筆者認為，當前高校檔案部門可以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措施來謀求倫理困境的突破:

(一)制訂檔案信息的倫理規范與守則現在，國內各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為做好檔案工作，都制定了較為完善的一些檔案管理的規章制度，如武漢大學就制定了檔案安全保密制度、檔案借閱利用制度、檔案庫房管理制度、檔案鑒定銷毀制度、工作人員守則、檔案館內設機構工作職責、聲像檔案管理辦法及名人檔案保管利用辦法等規章制度。但是國內高校基本上還都沒有制定關于檔案信息的倫理規范與守則。而檔案信息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且蘊涵著復雜的倫理問題。在存在倫理沖突的情況下，針對檔案的網絡化利用環境，提出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的倫理原則與具體的倫理規范，應當是高校檔案部門的重要責任。因此，應該加強檔案信息倫理規范的可操作性研究，提出和制定行之有效的倫理準則，為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構建合理的倫理空間。

例如，就保護和實現知情權而言，在高校現實的檔案工作中，雖然國家《檔案法》和《普通高等學校檔案管理辦法》里都要求檔案部門要為師生和社會公民提供開放服務，但實際情況卻往往是檔案部門以保護隱私、保密等各種借口推遲甚至拒絕對外開放和提供利用，從而人為地將大量檔案束之高閣，使師生和社會公眾的知情權難以實現。這就需要制訂針對性的、詳細的倫理規則，對檔案信息安全、知識產權、版權及隱私權等權益保護的必要性作出專門的說明、制定明確的道德規范，以找出一個合理的尺度來進行權利義務的配置，在保護隱私權的前提下使知情權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促使沖突的最佳解決。

(二)檔案立法中的倫理精神融入檔案信息立法是一種硬性的法律手段，它借助于國家強制力的威懾，不僅可以有效地打擊檔案信息領域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而且可以為檔案信息倫理的實施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在檔案信息法規建設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應當充分考慮網絡環境下檔案信息管理與傳播的特點、規律，結合網絡技術，給出相應的法律概念，對于無法確定的問題，應盡可能的給出上位概念，并在宏觀上加以規范；二是檔案法規應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與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保持很好的兼容性，應從維護網絡檔案信息資源正常傳播與合理使用的角度，維護檔案信息所有者、保管者與利用者的正當權益。

雖然現在檔案法規的形式化和國家化特征日益突出，但并未改變其倫理存在的性質，倫理道德仍然為人們的檔案行為活動提供著基本的價值理念和準則。因此檔案立法必須以基本的倫理標準作為基礎才能不失其存在的社會根基。如果檔案立法原則不能體現、反映高尚的倫理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要求，就不能成為良法，也就不能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更不能變為檔案活動中起作用的實際準則。所以在進行現實檔案立法的過程中，應該考慮到道德精神的融入，只有蘊含在立法原則中的價值理性才是檔案立法者創制法律的根本追求和終極理念，這在我們制定出符合共同需要的檔案法律過程中應起著極其重要的導向作用。

同時，高校應該通過正確的輿論導向，使人們形成義務與責任相互作用和交融的道德感，在學校和社會上形成一股貫穿檔案信息活動始終的良好道德風尚，為檔案信息法律的制定奠定廣泛而堅實的社會心理、道德習俗等方面的基礎，同時為檔案信息法律的實施提供社會公眾在道義上、輿論上的支持。

(三)提升檔案信息管理者和利用者的倫理自律精神道德層面的規范是靠行為者自身的自覺信念來維持的，是其自身的一種自我約束與調節。因而，高等院校應該利用其學科門類齊全與人才眾多的優勢，展開檔案制度與檔案倫理的普及教育以及檔案工作者的專門職業道德培訓，增強檔案信息管理者和利用者的道德觀念，使其能夠自覺認識和正確履行自己在檔案活動中的責任與義務。

1.要通過加強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檔案工作者自身的職業道德修養。職業道德建設是高校檔案信息倫理建設的主要內容。高校檔案工作職業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要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使檔案工作者形成“愛崗敬業、忠于職守；遵紀守法，嚴守機密；博學求進、公正服務”的良好職業道德品質，以良好的服務意識、服務態度、專業精神作為其檔案管理模式的價值取向，使檔案職業道德的原則和規范內化為檔案工作者的內心情感和信念，并付諸于檔案管理實踐。

2.要加強檔案信息道德教育，提升高校檔案管理者與使用者的道德自律精神。進行檔案信息道德的原則、規范、精神的教育，形成內在的約束機制，能夠使檔案信息倫理規范盡可能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并成為所有工作人員的基本行為準則。通過信息道德教育，高校可以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檔案管理者與使用者施加系統性的思想道德影響，使檔案職業道德要求內化為自身的行為準則和價值目標，培育檔案信息管理者和利用者的自律精神，從而充分發揮道德的自我調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