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DDST篩查在農村兒童健康管理的應用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目的了解如東縣0～3歲兒童心理行為發育問題，探尋農村兒童心理行為篩查模式。方法2018年4月—2019年12月，對如東縣接受健康檢查的8、18、30月齡兒童進行丹佛發育篩查測驗（ddst），同時對預警征象篩查及行為發育指標篩查結果為陽性的兒童再次進行DDST篩查。分析兒童發育遲緩情況，并對篩查陽性兒童進行干預。結果共篩查13781名0～3歲兒童，DDST篩查陽性578例，陽性率4．19％；男童陽性篩查率（5．35％）高于女童（2．9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3．78，P＜0．05）；18、30月齡組可疑和異常篩出率（分別為4．50％、3．24％）明顯高于8月齡組（2．16％），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46．40、15．82，P值均＜0．05）。DDST篩查陽性兒童主要為語言能區發育遲緩（占39．80％），其次依次為大運動能區（29．78％）、精細動作－適應性能區（占19．51％）和個人－社交（占10．91％）。480例可疑兒童，經3周干預后復篩，轉正常407例（占84．79％）。結論DDST篩查能有效促進兒童早期發展；有條件的農村兒保門診可開展預警征象、行為發育指標、DDST聯合篩查。

關鍵詞：0～3歲兒童；丹佛發育篩查測驗（DDST）；早期干預

0～3歲是兒童神經發育最迅速時期，可塑性較強［1］，期間如果發現發育偏離或異常，及時給予早期干預和康復訓練，能最大限度降低智殘程度［2］。根據國家《兒童心理保健技術規范》及《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第三版）》工作要求，兒童健康檢查時需使用兒童預警征象、行為發育指標法進行兒童心理行為發育監測。本研究以丹佛發育篩查測驗（Denverde－velopmentscreentest，DDST）為工具，探討其在農村0～3歲兒童心理行為發育監測中的應用。

1材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2018年4月—2019年12月，對如東縣轄區常住人口（含流動）0～3歲兒童在8、18、30月齡健康檢查時常規進行DDST篩查，在3、6、12、24、36月齡健康檢查時，對“行為發育指標法”和／或“預警征象”陽性即可疑心理行為發育偏異兒童［3］進行DDST篩查。所有對象監護人均知情同意。

1．2研究方法

DDST篩查由104個項目組成，分為個人－社會、精細動作－適應性、語言、大運動等4個能區［4］。判斷標準：①異常：≥2個能區，有≥2項發育遲緩；1個能區有≥2項發育遲緩，同時另外≥1個能區有1項發育遲緩且同區年齡線切過的項目都未通過；②可疑：1個能區有≥2項發育遲緩；或≥1個能區有1項發育遲緩且同區年齡線切過的項目均未通過；③無法評判：不合作項目、無機會或條件項目過多者；④正常：無上述情況者。所有測試結果為可疑或異常判定為篩查陽性。

1．3陽性兒童干預

DDST篩查為異常的兒童，立即轉診至南通市婦幼保健院心理門診進行診斷評估；可疑兒童給予針對性指導；3周后復篩，復篩結果為異常或可疑者立即轉診至南通市婦幼保健院心理門診再次進行診斷評估。全縣各鎮兒保醫生對轉診兒童密切追蹤隨訪，每月上報DDST篩查統計報表，并及時反饋可疑和異常兒童的干預情況。

1．4質量控制

參加篩查的兒童保健醫生均參加統一培訓，由項目專家組定期督查、質控。

1．5統計分析

數據Excel2013錄入建立數據庫，采用SPSS20．0軟件統計分析，計數資料χ2檢驗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DDST陽性率

共有13781名0～3歲兒童接受DDST篩查（排除重復兒童），8、18、30月齡組共13511名，在3、6、12、24、36月齡健康檢查“行為發育指標法”和／或“預警征象”為陽性的兒童270名。DDST篩查為可疑480例、異常98例，陽性率4．19％（578／13781）；無法測定25名（占0．19％）

2．2不同性別、月齡兒童DDST篩查結果

男童7053名，篩查出可疑和異常共377例，陽性率5．35％；女童6728名，篩查出可疑和異常201例，陽性率2．9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3．78，P＜0．05）。8、18、30月齡組共篩查兒童13511名，篩出異常57例（占0．42％），可疑380例（占2．81％），陽性率為3．23％（437／13511）。其中，8、18、30月齡組分別篩查4764、4026、4721名，陽性率分別為2．16％、4．50％、3．24％，不同月齡組陽性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1．07，P＜0．05）；18和30月齡組陽性率（分別為4．50％、3．35％）明顯高于8月齡組（2．21％），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46．40和15．82，P值均＜0．05）。見表1。

2．3預警征象、行為發育指標初篩陽性兒童

DDST篩查情況對3、6、12、24、36月齡組進行預警征象、行為發育指標篩查，分別篩查陽性兒童46、35、71、74、44例，共270例，DDST篩查發現異常41例（占15．19％），可疑100例（占37．04％），DDST篩查陽性率52．22％，明顯高于8、18、30月齡組兒童篩查陽性率（3．23％）；主要為12和24月齡兒童，共查出可疑和異常兒童95例，占67．38％（95／141），DDST篩查陽性率65．52％。

2．4可疑和異常兒童發育遲緩情況578例

DDST陽性兒童存在1個能區發育遲緩444例（占76．82％），2個能區遲緩84例（占14．53％），3個能區遲緩33例（占5．71％），4個能區遲緩17例（占2．94％）。4個能區中，發育遲緩主要為語言能區（39．80％），其次為大運動能區（29．78％）、精細動作－適應性能區（19．38％）和個人－社交（11．04％）。見表2。

2．5可疑兒童干預及復篩情況

480例可疑兒童，經3周干預后復篩，407例轉為正常（占84．79％），14例轉為異常（占2．91％），59例仍為可疑（占12．30％）。復篩仍為異常及可疑兒童已及時轉診市級醫院進行進一步診斷評估。

3討論

如東縣0～3歲兒童DDST篩查可疑和異常篩出率4．19％，明顯低于本地2014年的調查結果［5］和2020年蘭州市民樂縣的報道［6］。男童可疑和異常率高于女童，與陸純［7］、鮑箏［8］等研究一致，提示男童較女童發育更易遲緩，一旦發現異常應及早干預。不同月齡兒童中：18、30月齡組可疑和異常率（4．50％、3．24％）明顯高于8月齡組（2．16％），表明對18、30月齡組開展DDST篩查非常必要，對及早發現可疑和異常兒童意義重大。另有270例通過預警征象、行為發育指標初篩出的陽性兒童，DDST篩查出可疑和異常兒童141例（占52．23％），且相對集中于12、24月齡組（占67．38％）；表明DDST篩查與預警征象、行為發育指標聯合監測，能更好地篩出幼兒潛在的發育問題［9］。建議加大投入，對12、24月齡組兒童健康體檢增加DDST篩查，及時發現嬰幼兒發育遲緩問題，保障兒童生長發育健康。本研究顯示，4大功能區中：語言能區發育遲緩占比最高（39．80％），與本地較多家長不重視兒童語言發育，受“貴人語遲”等錯誤觀念影響有關。語言發育不僅會影響兒童的社會交往能力，對其將來計算、閱讀、理解方面都有一定的影響，可能直接導致學習困難［10］。要加強健康宣教，引導家長重視嬰幼兒語言發育，指導家長鼓勵孩子多說、多讀書、多講故事等。大運動能區發育遲緩僅次于語言能區（占29．78％），這可能與家長過度溺愛、保護而導致嬰幼兒主動運動及戶外活動少有關。家庭環境因素與兒童行為問題密切相關，不正當的養育方式會直接影響兒童行為［11］。480例可疑兒童經3周干預后復篩，84．79％轉為正常，說明可疑兒童經有效干預后恢復成效顯著。DDST篩查結果異常兒童均已及時轉上級醫療機構進一步診療，經追蹤大部分異常兒童（如語言發育遲緩、運動發育落后、認知能力底下及孤獨癥等兒童）已轉至專業康復機構訓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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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劉冬梅，鄒時樸，龔俊，等．孤獨癥、全面發育遲緩及發育性語言延遲兒童早期語言發育特征［J］．中國兒童保健雜志，2020，28（3）：312－315．

［11］張孝義，閔思宇，楊琪．關愛對留守兒童家庭環境的影響研究［J］．中國特殊教育，2017（2）：49－53

作者：姚瀟 錢曉菊 張艷梅 袁姍姍 曉穎 吳春玫 張愛紅 單位：如東縣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 如東縣掘港衛生所 如東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