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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名山是我國旅游資源的重要寶庫，也是我國人文景觀中一道獨有的風景線，其形成源自于我國古代大山崇拜的心理背景，更由于名山本身客觀條件和特有的人文環境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求，同時名人雅士等在名山的修行授徒，使其蜚聲海內外，這些成為了旅游名山厚重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歷史文化淵源；精神需求；社會條件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每當我們登上武當山、廬山等名山，總會被山上寺觀的悠悠鐘聲所吸引，陶醉于身心俱靜的氛圍中；每當我們翻開中國歷史，尋找高僧名士的足跡，往往會聽見他們在名山古寺中的心靈對話。這些名山無疑是我國旅游資源的重要寶庫，也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文化景觀，蘊涵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古往今來引起過很多學者的興趣。這些名山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將從地理學、歷史等角度，就名山形成的淵源做一些粗淺的分析和探討。

1人文心理背景

在中國，天是被當作一個有形的實在的事物加以崇拜的。據古文獻記載，夏代已經“行天之罰”，征伐各方部落，殷商時已稱天為“帝”了。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從帝王將相到凡夫俗子都把天帝、天神看作是最高的神并對它頂禮膜拜，天空崇拜的另一種具體形式就是太陽崇拜。

中國各民族在原始時代就有崇日觀念和活動，如內蒙古陰山巖畫中有表現人合掌過頂跪拜日環的圖畫，廣西花山巖畫中有表現人們歡呼迎日儀禮的圖畫。在古史記載中也可以找到帝王們祭日的描述及祭壇的營造規模。如《尚書·堯》中有“賓日”于東，“餞日”于西的文字記載，《禮記·月令》言“立春之日，天資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日于東郊”。

由于太陽升起于東方，光明始于東方，因此古人的觀念中有產生了另一個內容：東方崇拜，這一點與山岳崇拜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中國獨有的“東方大山崇拜”。如據《尚書》記載，舜時就有五岳之名，泰山為“五岳”之尊，舜“五載一巡狩,禹遵之。”《文獻通考》謂“東岳，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始終之地，陰陽交泰之所，為眾之所宗主也。”因此歷代帝王祭五岳必先祭祀泰山。山岳崇拜的產生有以下原因：一是山峰具有高大雄偉和人們難以接近等神秘性;二是山林中為人們提供豐厚的獵物和其他重要的生產生活用品，為遠古乃至階級社會人們生存發展的重要依靠，因此導致人們賦予山以神靈觀念。

中國的山岳崇拜觀念有其獨特的豐富的文化內涵。中國的古代祭祀五岳實質上是日常生活中帝王祭天地活動在空間和形式上的延伸。如《史記·封禪書》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日常生活中帝王常修建宗教建筑如明堂、辟雍以祭天地，而在大規模出巡活動時則登山以祭天地。《史記》中記載了秦始皇、漢武帝在泰山舉行封禪活動的情形。由記載可知，中國帝王的祭山活動是以山岳為基礎，通過各種宗教建筑與禮儀活動來表現帝王對天地的崇敬和對權力的崇敬。這里山岳崇拜的觀念就是這種觀念的形式和基礎，天空崇拜、土地崇拜、社稷崇拜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力崇拜為其實質。而在中國的祭山活動中,天子往往在山上修建宗教建筑，這樣就直接將原始宗教與名山聯系起來，如泰山有祭天祭鬼的蒿里神祠，有政令和祭祖的明堂，有祭天祭神的玉帝觀、元君祠，為后來我國佛教道教寺觀選擇圣地開了先河，提供了借鑒。

2精神需求

我國大多數寺院選址在自然景觀優美，清幽寂靜的山林之中。山是美的化身，其表現可分為：“形象美、色彩美、音響美、線條美、動態美、靜態美、嗅覺美”等等，這種環境無疑給宗教信徒提供了極佳的物質條件。

泰山自古以來就是一座充滿宗教和政治色彩的名山，其山水之美也是中外皆知的。泰山之美首在雄偉，它主峰海拔1524m，大有通天拔地之勢，千里之外無能與之比肩者。登山遠眺則覺天地豁然通達，令人生豪情壯志。孔子曾言：泰山巖石，魯邦所瞻。泰山不僅雄偉而且景色秀美。如扇子崖峻峭高聳，其狀如扇，這里環境幽靜，風景秀麗，常年甘泉清澈。泰山因其高，氣候產生垂直變化，山下為暖溫帶，山頂則是中溫帶。山上云霧繚繞，不僅襯托泰山比天之高，而且能給人以“天界仙境”的種種遐想。

作為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的佛學中心之一的廬山，更是天生麗質，步步皆景,它以江湖、瀑泉，云霧、峰石著稱于世。李白的名作《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則全面地描繪了廬山之美。“廬山秀出南斗旁，屏風九疊云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落之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回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套匯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之霧，向稱天下奇觀，漫山遍野，飄渺虛無，山在云上漂，人在霧中游。試想，在這樣一個人間仙境里生活，修行從道，怎能不身心愉悅，神清而氣爽？一切煩惱皆順風而去，一切前惡舊怨、功名利祿之累皆拋于境外，難怪高僧慧遠“欲往羅浮山，及屈潯陽，見廬峰清靜，是以息心，始往龍泉精舍。”

我國古代寺廟書院往往選址于幽境,幽境，即超脫逸世之境。四面環山，如世外桃源，給人以安全感，也使人產生聚精會神、修心養性之感應。幽境植被繁茂，小氣候宜人，是宜居宜游的佳境。在這樣的環境中，有利于宗教信徒超脫遠離“紅塵”，潛心修煉，以達修煉的最高境界，如佛教的涅磐境界，即“智慧福德圓滿成就的，永恒寂靜的最安樂的境界”。道教比佛教更追求自然環境。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樸歸真為主旨，認為高山為神仙所居，于是上山采藥、煉丹、修身養性以求得道成仙。白云繚繞、幽深僻靜、脫修超塵的名山自然是道教理想的成仙修道環境，許多高山名岳如武當山、青城山等都曾為道教的圣地。

3弘法活動促進了名山的形成

自佛教產生于印度后，僧人“行萬里路”，參訪名師、訪求名山勝跡一直為僧俗所推崇和贊許。自漢明帝“白馬馱經”佛教東傳以來，不斷有來自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孤身遠游來中國譯經傳教，他們獻身于佛法事業，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宗教事業的發展，其中在名山的弘法活動往往擴大了名山在民眾中的影響。

達摩大師駐足河南嵩山少林寺講法釋經，在少室山面壁悟道，從而使嵩山和少林寺名揚天下；又如僧伽提婆、達摩多羅、羅什等均曾在廬山闡經釋典；來我國的高僧有安世高、安玄、支婁迦讖、竺佛朔、真諦、不空等，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這些大師在名山的棲身，吸引海內外的宗教信徒前來學習朝拜，因而名山名聲遐邇。隋唐以后，日本曾不斷派僧侶來我國留學，這些留學僧回國后積極傳播中國佛教文化，如日本圓仁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成尋的《參天臺五臺山記》等作品中直接宣傳了我國的某些佛教名山，使其宗教影響延伸至域外，無疑擴大了這些名山的宗教影響。

“一缽千家飯，孤僧萬里游。”佛教徒持之不懈的參方游道活動大興的結果是在唐末我國境內就形成了四個朝拜中心：一是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二是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大圣圣地；三是終南山———三階教圣地；四是陜西鳳翔法門寺———佛骨圣地。至南宋設有“五山十剎”為禪者游方朝拜之地，明代已形成參拜四大名山的傳統并一直延續至今。

得道高僧在某一名山的弘法業績對宗教名山的形成貢獻尤大。東晉高僧慧遠24歲即能講經，且能釋難經之疑。他在廬山建東林寺，悉心授徒講經，以他對佛學的虔誠、學識和機智與亂世之中的文官武將交往，以至殷仲堪，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飲慕風德，遙致師敬”。他的德行厚學令各方人士仰慕，這為維護廬山佛教活動的良好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慧遠曾廣求西域、印度梵文典籍，“蔥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茲士者，遠之力也。”慧遠還潛心于整理編撰佛經，并自撰《法勝論》等著作，以致西方高僧羅什見而嘆曰：“邊國人未有經，使暗與理合，豈不妙哉”。慧遠高居廬山36年，一心弘法，“風流天下聞”，以致四方僧俗不邀而至，其中既有慧觀、僧濟、法遇、曇微、曇邕等高足，也有慧安等同門師友，還有一些懷才傲物的文人名士等。在慧遠和眾多僧眾的苦心經營下，廬山佛徒數量大增，聲譽日隆，以致“外國眾僧，咸稱漢地有方乘道士，每至燒香拜佛，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慧遠由此幾乎成為廬山的象征，其創立的凈土宗為我國佛教十大宗派之一，遠播朝鮮、日本。從慧遠開始，廬山成為我國當時的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從而奠定了廬山在眾多佛教山林中的地位。

無庸置疑，宗教名山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積淀的過程，是眾多物質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發掘這些宗教名山的歷史文化內涵對保護和開發它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當然，誠如蘇軾看廬山“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如果我們從其他的角度去研究，還可以發現宗教名山形成的更多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