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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問題提出

著名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認為隱性知識主要是源于經驗和技能［3］，野中郁次郎和竹內弘高提出了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轉化模型———“知識創新的螺旋模型”［4］。而知識場的最早討論在哲學領域，概念來源于物理學中“場”的概念，引入到知識管理領域，用以描述知識流動轉移的場效應。知識場雖不是有形的但是卻是客觀存在的，且有方向。其組成要素包括可以吸收也可以傳播知識的單元，以及知識元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力的關系。知識場對于組織有效的隱性知識管理具有引導和凝聚的綜合價值，通過對其概念的深入理解，聯系隱性知識理論需要，探索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新模式具有理論與實踐價值。

1.2研究現狀

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圖書館學界便開始對隱性知識管理進行研究。筆者對目前相關文獻進行了調查與分析。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中心上，以“隱性知識管理”、“圖書館隱性知識”等為關鍵詞，查詢圖書情報與數字圖書館學科相關文獻，經過參考文獻補充并逐一篩選去重，共得到“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相關主題文獻243篇，其數量情況如表1所示，不難發現，總論文基數較多，核心高質量研究偏少。研究主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隱性知識管理的實踐層面，大多的研究思路是分析圖書館內部館員與讀者的隱性知識及轉移途徑，進而研究共享平臺與激勵機制，最終結合相關障礙分析與對策。近兩年，隨著對該主題研究的深入，就隱性知識的挖掘、轉移與共享某一方面的深化研究在逐漸增多，包括文獻［5］［6］，尤其以共享機制的研究數量為多，據筆者統計該主題占到文獻總量的14%左右。第二，在隱性知識的識別與評價方法上，胡斌［7］、李超與周瑛［8］、管進［9］等學者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第三，在隱性知識管理的對策建議上，主要集中在文化塑造與觀念轉變、組織結構與制度改革以及知識管理技術工具運用［10］幾個方面。最后，在管理的經驗借鑒上，企業尤其是國外的隱性知識管理發展較早，實踐經驗豐富，在課題研究初期，就有學者嘗試將企業經驗引入，但由于其組織特征上的差別較大，適用程度低，明顯體現出借鑒不深。目前隱性知識管理的學術文獻還是以企業借鑒居多［11］［12］。從目前的研究數量和主題調查中發現，圖書館隱性知識的研究從最初的概念和觀念借鑒，已經進入到深化研究階段。尤其從近幾年核心期刊看出，均為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中的細節研究，其中通過引進心理學、思維科學等學科理論來輔助和深化研究也成為一大趨勢。但是，專門以圖書館管理中知識場為主題的研究還很少，目前涉及到的文獻只有［13］［14］，在知識場理論與圖書館管理的聯系與結合上還很不足，本文便立足于此，做重點探索。以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中知識場理論的運用和把握為重點，尤其針對數字圖書館的網絡空間知識場展開重點論述。

2隱性知識管理中的知識場理論

隱性知識的概念已經提出多年，其中標志性的人物包括波蘭尼、德魯克、野中郁次郎等，他們的理論論述奠定了隱性知識研究的基礎，在多個學科的研究中被廣泛引用。該部分深入分析隱性知識層次內涵，把握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中的知識場理論。

2.1隱性知識內涵層次

隱性知識以顯性知識為基礎。Tsoukas在論述顯性和隱性知識關系時指出，“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不是一個連續體的兩極，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個面，即使是最明確的顯性知識也是由隱性知識而來的”［15］。這種論斷得到了波蘭尼本人的認可，他強調，“顯性知識必須依靠被心照不宣地理解和應用”。在2010年哈里•柯林斯也在其著作《TacitandExplicitKnowledge》［16］中進一步指出，隱性知識的概念必須依賴于顯性知識。隱性知識內部有層次差別。根據性質和可選性不同，里貝羅與柯林斯在文獻［17］中將隱性知識劃分為三種類型，強隱性知識(strongertacitknowledge)、中等隱性知識(mediumtacitknowledge)及弱隱性知識(weaktacitknowledge)。其中，強隱性知識是指在人頭腦中的社會化的知識，與長期的社會規范有關，通常是暗示式的。而中等隱性知識柯林斯也將其稱為somatictacitknowledge，中國科學院武夷山教授在其學術博客中將其譯為“涉身隱性知識”［18］，柯林斯認為涉身隱性知識要具有一個有形的實體背景，必須借助于個人的身體和大腦的物質屬性，而且在原則上需要進一步闡述。同時，某些隱性知識的反應行為可以通過智能機器模仿。第三種弱隱性知識，或稱為關系型隱性知識，是指不能用約定俗成的規范和頭腦中積累的知識經驗來解釋的知識。他提出涉身隱性知識會轉變成身體的慣性動作，但是關系型隱性知識則是熟悉的社會關系，能夠轉變成社會或者組織的某種風格。

2.2隱性知識與知識場

美國學者丹•霍爾特休斯在其1998年的著作［19］中，對知識場與隱性知識的關系做過這樣的論述:“如果想知識場研究能夠進一步發展，有三個領域的研究應該優先進行，第一便是在越來越多的經濟和商業力量使得那些隱性知識存在和蓬勃發展的自然工作環境被破壞的背景下，研究隱性知識如何被挖掘和利用。”隨著學界研究的不斷深化，對隱性知識的內涵和價值的發現與挖掘，其突出價值也逐步顯現。結合知識轉化理論，野中郁次郎提出了經典的知識“場”概念［20］，他認為存在四種知識場，即隱性知識相互轉移場所的創出場、實現顯性化的對話場、顯性知識連結化的系統場以及顯性內化為隱性知識的實踐場。“場”是進行知識流轉和創造空間的形象概念。從宏觀角度上看，圖書館既是連接知識場中知識節點的渠道，又因其有一定的知識創造而成為知識源。從微觀角度上看，在圖書館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知識場，組織內部各團隊人員間知識流動組成的知識場，館員與讀者、專家等知識流動構成的知識場。這兩種知識場中都是以人為載體的隱性知識，該知識場的構建其社會化特征更加明顯，環境因素的影響力更強，涉及到更廣泛的學科內容。

2.3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與知識場

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簡而言之就是“管理誰，去與誰合作，做什么，做多久”。關于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內容問題，彭蓮好在《圖書館隱性知識的涵義、分類及特點》一文中將圖書館的隱性知識表現進行了總結，包括館員的經驗、技能、訣竅、直覺、靈感以及圖書館形象、組織經驗、辦事風格、團隊默契兩方面內容［21］。屠航創造性地總結出由基礎平臺、處理過程、促進機制、共享創新構成的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框架體系［22］。該體系側重于利于館員間知識傳播的學習型組織環境塑造，目標是提高知識尋找的效率。從圖書館隱性知識類別角度，莊善潔從擁有主體上將圖書館隱性知識分為個體、部門、集體和外部隱性知識四類［23］。何曉紅則從知識與心理活動角度將隱性知識劃分為易離性和黏滯隱性知識兩種［24］。筆者認為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包含促進隱性知識轉移共享、隱性與顯性知識轉化的所有管理要素。圖書情報界對知識場的理論研究開始于2004年，發表了第一篇關注知識場的研究文章［25］。圖書館的信息溝通網絡結構就是圖書館構建自身知識場的基礎。筆者認為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的知識場包括:圖書館綜合利用虛擬交流工具和平臺，進而形成的虛擬平臺氛圍和吸引力就成為隱性知識可以順暢表達的“創出場”;圖書館如若有效利用數字圖書館平臺的溝通渠道，對組織的文化信息進行傳播和反饋收集，則形成了最基本的“對話場”;圖書館以信息資源為對象的所有分類整序等綜合業務情境，便形成了“系統場”的雛形;便捷的互動交流，利用好讀者、館員培訓的機會所營造的學習與創造知識環境構造了圖書館的“創造場”。

總之，綜合運用制度、文化與技術的工具，加之隱性知識管理思想能夠有效構建圖書館的隱性知識場。反過來，在知識場中可以更準確地發現知識需求、更高效地完成知識尋找、更順暢地進行知識交流、更高水平地實現知識更新與創新，從而形成圖書館的核心競爭力，這對于圖書館的可持續高水平發展十分關鍵。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中知識場的構建涉及到的管理要素包括對內與對外兩大方向。一方面，對內的機制要素，首先離不開圖書館的觀念與機制創新，對隱性知識轉移與共享價值的認同，對隱性知識管理理念的明確是構建知識場的基礎。另外，落實到操作上，服務手段創新以及數字圖書館發展模式的與時俱進則是通道保障。最后在激勵機制上，對當前業務評價體系創新則是構建隱性知識場的重要動力。另一方面，對外的公關要素，其核心是營造友好的對話環境。一直以來，在數字圖書館的虛擬對話平臺上，圖書館是信息的者，在對話關系中占有明顯的優勢地位。這對于館員與讀者用戶之間的隱性知識轉移不利，構建隱性知識場需要充分釋放讀者的話語權，拿出勇氣與胸懷，并且最終形成以讀者為交流主體話語方的對話場。

3基于知識場理論的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

目前圖書館實行的崗位輪換、以老帶新、團隊合作、復合人才培養等機制都為圖書館隱性知識的轉移和共享創造了一定的制度條件。已開展的圖書館在線交流平臺及工具運用，實現了館員與讀者在線交流，這就是雙方隱性知識傳遞的“場”，構建專家導航，就是初步的隱性知識顯性化的“場”。而數字圖書館的平臺與工具如何塑造成隱性知識交流、共享，甚至知識創新的場，則需要全面地認識轉移環境、知識主體以及隱性知識流轉關系。

3.1塑造隱性知識易于生長和蓬勃的“場”

隱性知識管理的“場”是隱性知識流轉雙方相互作用的情景與媒介，同時又是相互作用的產物。文獻［26］給出了由知識存量、知識狀態和知識距離3個因素構成的模型(B=F(Sk，Sk，Dk))，用以描述知識場的結構。隱性知識由于本身性質的特殊性決定，其數量和質量測評困難，同時知識內容存在難編碼難序化的屏障，所以圖書館隱性知識場的塑造首先需要在知識距離上取得突破，而完成這一突破的有利條件就是數字圖書館。首先，交流平臺的搭建是最基本的。一方面滿足隱性知識轉移和共享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實現存儲和支持后續知識庫的開發。其次，這一交流平臺的功能須包括知識咨詢、服務、傳遞甚至創新幾個方面，既涵蓋了傳統圖書館的業務數字化，又能符合網絡運用與互動的新模式。雖然網上互動與面對面的信息傳輸相比，有根本的區別，但是精細的評估表明這其中有重要的相似之處。尤其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探索網絡空間的相關研究越來越多地發現證據，它為研究人員能提供一個獨特的機會，更具體地觀察、記錄和分析人的行為，在零散的大數據中挖掘，為實現隱性知識開發與利用創造可能。

3.2明確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的“靶”

在圖書館注重隱性知識管理最初階段，明確知識流動轉化的目標是前提。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的直接目標就是優化隱性知識轉移和發展的機會。細化到管理實踐中就包括更廣泛的內容，包括組織機制、文化氛圍、社會認可、個人發展、語言姿態、經濟與權力激勵等等。互聯網不重新發明社會規范，但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卻引導我們。網絡互動空間中自我的表現是真實的也是社會化的，互動是有意義的、可檢測的［27］，數字圖書館平臺的互動也同理。所以不能簡單以為數字圖書館的交流互動僅是手段的技術革新，而需要圖書館更好地融入到網絡環境，運用網絡互動技巧，實現館員與讀者之間、館員之間的隱性知識流轉。雖然各大圖書館網上服務的開展愈加豐富，但該領域的隱性知識管理卻成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匱乏區域。圖書館是知識管理的部門，顯性知識資源的整合流通固然重要，然隱性知識作為圖書館的核心競爭力，其流動與轉化更值得我們重視并加以研究。隱性知識流轉的互動目標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對于互動性不強的核心服務，在全面提高平臺服務質量的基礎上，保證反饋的及時性，并做好館員在規范工作中的靈感記錄，這對于核心服務的細節完善往往至關重要。具體服務內容有閱覽、外借、館際互借和書目檢索幾類。第二，對于互動性強的服務，一方面要做好激勵和氣氛營造，促進業務經驗的交流。另一方面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和互動技巧要進行深化培訓和學習。例如以用戶為中心的參考咨詢、文獻查檢及定題服務、文獻報道等，服務過程中館員的個人顯性和隱性知識都有充分展現，與讀者之間的互動也更為密切。第三，對館員隱性知識的運用以及知識創造能力要求較高的服務，包括讀者教育、分類整序、編目索引、學科導航、閱讀推廣等，需要打破閉門造車的創造環境，吸納不同身份、不同學科的讀者融入既增加客體需求了解又加強團隊合作。由于隱性知識涉及到科學學、思維科學、社會心理學等多個領域，所以實現管理“靶標”不能只靠本門理論指導，需要廣泛借鑒，拓寬視野，深化研究。

3.3探索運用符號互動論的網絡隱性知識交流

3.3.1網絡背景下的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論是心理學角度研究社會的理論流派，主要研究以符號作為傳播媒介的人際互動關系。社會學家G•H•米德認為符號是個體在社會情境中的自我實現，符號互動理論能夠解釋現實不同場景的人際互動。而網絡環境為符號互動理論提供了全新的生長環境，目前已有美國學者針對網絡互動行為研究符號互動論的延伸印證［28］。網絡媒介技術的革新，使得符號衍生的互動手段與途徑也發生相應變化。在網絡互動中更加強調人的主導作用，經過人思考、想象、感悟虛擬符號以后，結合自身頭腦中的隱性知識塑造一個觀念化的世界，完成一個符號互動過程。隱性知識的轉移過程就是一個互動過程。在數字圖書館的虛擬平臺，館員與讀者之間的符號互動符合其理論實質、對平臺語言互動效果的比較研究，對于推動隱性知識轉移、共享具有突出價值。

3.3.2符號互動論對隱性知識管理中知識場的價值

“場”的本質是相互溝通和交流。目前，讀者在數字圖書館平臺面臨著篩選、接受、消化符號增多的壓力，同時立體化信息的出現構建了全新的網絡情境，高校學生對于教師和圖書館的依賴程度隨著發展將會逐漸降到最低，以網絡為界面的全球互動信息共享系統將給予圖書館與讀者以全新的互動模式及互動觀念。數字圖書館所承擔的互動角色也將是復合型的，單一信息庫的角色定位也需要轉變。數字圖書館需要復合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傳媒者的多種身份，提供給數字圖書館用戶以高加工度的綜合知識。這其中不可少的成功要素就是館員隱性知識的挖掘與融入，利用符號互動理論研究圖書館平臺互動行為，將會為隱性知識的有效融入提供切入點，進而打開數字圖書館讀者與館員之間互動的新局面。在數字圖書館平臺中通過符號實現隱性知識轉移與共享。網絡虛擬情境中的每個自我都是與他人關系的產物，網絡傳播就是一個互動的建構過程，而這一互動建構過程中互動雙方通過數字化符號及其意義實現彼此交流，構建起虛擬關系。根據美國心理學家的理論，網絡互動的獨特之處在于主體更愿意分享并且表達真實的自己［29］，這無疑更利于有價值的隱性知識共享與轉移。與此同時，基于符號互動論也應該意識到網絡互動中的自我意識又是多變的，會受到互動方的影響。所以館員在與讀者網絡互動中要有意識地建構友好互動關系，注重自身角色的塑造，挖掘和表達真實想法，并經過長期積累營造出利于隱性知識交流的虛擬社區知識場，促進隱性知識在更廣范圍更深程度的轉移。

4小結

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的實踐要基于圖書館組織變革、技術應用和制度保障等多方面的配合，在實踐中還有很多配合性的條件沒有具備，我國的大多數圖書館由于其組織結構中遺留的歷史問題較多，其組織、人員、文化的先進性不足，造成隱性知識管理的實施與開展存在環境條件上的硬傷。而網絡提供了人類文化發展的新空間、延展了人們的交往領域，同時對于圖書館來說，在業務拓展的同時，其服務視野和服務觀念也應升級來適應網絡的知識提供和交流轉換方式，在虛擬關系的發展與物理空間共存的準則下，對服務方式、隱性知識挖掘和交流進行有力探索都將提升隱性知識管理水平。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用于實際工作的圖書館隱性知識管理需要一個長期培養和挖掘的過程，數字圖書館從服務到理念的轉型升級工作既亟需又意義深遠!（本文來自于《圖書館學研究》雜志。《圖書館學研究》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程實工作單位：東北大學圖書館